共和國眼中的台灣問題：1949-2022_風聞

我感到目前廣大愛國人士在台灣問題上的很多焦躁情緒很大程度上都源自於對共和國對外博弈傳統的缺乏理解，尤其是對台灣問題工作傳統的缺乏理解。因此我想簡單梳理一下共和國歷史上處理台灣問題的不同階段。

我把1949以來的台灣工作分為了十個階段， 分階段的主要標準是對台工作的首要目標之變化。對台工作能有什麼樣的目標呢？大家不難想到無非就是這麼幾個： 1 實現祖國統一，2 反對台灣分裂，3 維護國家安全，4  和外部大國進行（不以統獨為最主要目標的）博弈，5 從台灣獲取經濟技術資源。

在每個階段都存在一個誰是首要目標的問題。 中共是很講究抓主要矛盾和分析主要矛盾的。因此我從首要目標的轉化來進行對台工作的分段。

**第一階段，1949-1950年。這段時間的首要目標就是完成祖國統一，消滅蔣家政權。**雖然一開始有金門戰役這樣的失敗，但彼時應該確實是在積極準備渡海作戰的。解放海南也提升了我方信心。即使不是要立刻完成，也是在策劃進行軍事準備之後一擊拿下。台灣方面的滲透工作也有相當的基礎（當然後來不幸被蔣家政權給清除了）。 但這個階段到了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和美國海空軍開始保衞台灣後就終結了。

**第二階段，1950年開始到朝鮮戰爭結束。**這個階段的中國大陸明白自己在可預見將來已經不可能再把祖國統一作為對台工作的首要目標了， 因為我們和美國海空軍差距實在是太大太大了。那此時對台工作的首要目標是什麼呢？是維護大陸的安全，包括但不限於：防止老蔣反攻大陸，減輕對岸海空軍對我沿海地區的破壞，防備台灣派遣力量到朝鮮半島與我作戰等等。

當然了，在國家安全這個領域，由於朝鮮戰爭正在進行，台灣方面的壓力再大最多也只能算是第二重要的國家安全方向。

第三階段，從朝鮮戰爭結束到五十年代後期。這一段我認為是對台工作首要目標不明確但總體上依然偏向於維護國家安全的階段。

台灣對大陸的安全威脅依然有，但威脅程度已經下降，尤其是朝鮮戰爭的戰績使我國的國防安全自信大幅度提高。在所有的地緣方向中，或許我們可以説台海方向是當時安全壓力最大的方向，但這總體上已經是中共近三十年間安全壓力最低的時候。

另一方面，與美國海空軍差距過大的客觀條件並沒有改變，要把祖國統一作為首要目標確實依然是不現實的，國家的主要任務也已經轉向經濟社會發展。蔣家政權客觀上也獲得了鞏固統治的時間，在台灣穩住陣腳了。

按照正常人的博弈思維，那這個時候大陸和台灣之間差不多就可以大體消停了，可能最多圍繞着沿海航線航空線的爭奪而發生一些摩擦，或者圍繞一些島嶼發生一些小戰鬥。這些行為也的確有，但是大陸創造性地想出了一個新的選項，即用台灣作為棋子和美蘇下大棋搞低烈度動態博弈。這就將對台工作帶入下一階段。

在第三階段，大陸還做好了一些夯實基礎的事情，比如建成具有戰略意義的鷹廈鐵路以及首次海陸空協同作戰拿下一江山島。這些練內功打基礎的工作為下一階段搞大博弈奠定了堅實基礎。

**第四階段，1958年開始，以炮擊金門為主要標誌性事件，對台工作形成新的明確的首要目標：利用台灣問題和美蘇做博弈。**這裏面的分析很多人都比較清楚了。雖然在台海地區軍事上美強中弱，但從美國全球戰略看台灣是一塊次要方向的突出部。於是一方面可以利用台灣不斷主動製造軍事壓力牽制美國（比如以此種手段來政治聲援中東），另一方面利用美國對華情報工作極為困難的特點通過炮擊金門來使美蘇之間產生猜疑（比如説美國經常懷疑炮擊金門是蘇聯背後指使或者至少默許的）。

注意：博弈的主要目標並非是處理統獨問題，而是**確保中國在沒有朝鮮戰爭這樣的軍事大舞台且經濟份額太低的情況下依然保有國際事務中的重要棋手之政治地位以及儘量阻撓蘇聯與美國以中國為代價搞緩和。**當然了，實現這個目標不僅僅靠對台工作，對台工作只是服務於這個大目標的一個部分。

第五階段，至遲從六十年代中期開始，台灣問題又有變化，總的説來台灣重要性明顯下降。

本來從五十年代末的形勢看，台灣問題可以成為中國與美國下大棋的頭號棋子。但沒想到五十年代初佈下的一枚閒棋熱度急劇上升，那就是越南。

隨着美國取代法國進入越南並且介入程度大大加深， 越南一舉擠掉台灣成為了中美博弈的頭號棋子。 再加上美國逐漸適應了炮擊金門這個遊戲的節奏，台灣的博弈重要性明顯下降。 與此同時，隨着大陸軍力的增長特別是防空能力增強，台灣對大陸沿海和領空的威脅也下降了， **有了核武器之後台灣反攻的風險基本上沒有了。而統一依然遙不可及。**總之，這個階段台灣又變得不太重要了，也説不清楚是不是存在一個絕對核心的首要目標，再加上大陸內部的混亂對決策層精力的拖累，對台工作實際是在維持現狀。

這裏我談談棋子的選擇問題。中國與美國搞地緣博弈有三個棋子：朝鮮，台灣，越南。朝鮮方向一度是最激烈的，但停戰後這個方向已經死棋了：誰也沒有意志再開戰火，畢竟停戰前的極限測試已經測出了雙方防守工事和能力的強大性， 再開戰很容易搞成絞肉機。中國不喜歡這種靜態戰略對峙，這是美蘇擅長的或者説適應的，他們在歐洲方向反正早就已經是這樣了。靜態戰略對峙時間長了就容易使現有秩序固化，這不符合中國的抱負也不符合中共要把握鬥爭宏觀主動權的傳統。我覺得中國一度基本退出朝鮮半島大棋局（以志願軍全部撤出為標誌）或許也有這方面考慮。台灣方向在金門炮戰後至少一段時間內是被中國帶起了節奏， 很符合我黨的把握主動權的鬥爭哲學，不過有一個缺點：烈度偏低。中國在台灣方向的博弈能讓美國煩躁但不能給美國放血。要放血還得看越南。越南方向上博弈對中國消耗也不小，但在當時對中國而言，這是兼顧中國國力，中國所承受風險和美國受損度這三個要素的最好選擇了。越南的情況應該並非是50年代中前期就給美國設局的結果，而是順勢而為與時俱進的過程中展開政治想象力所推動的。當然前提是之前有燒冷灶布閒子的覺悟，仔細想想這樣的冷灶閒子還有一些（比如非洲）。

第六階段，從七十年代初開始，隨着中美蘇大三角關係調整特別是美國尋求同中國建立正常關係，台灣的重要性又急劇上升。

中美博弈的頭號棋子原本是越南， 但到了這個階段美國已經決定設法從越南體面退出而中國也有意不在此大力為難美國，所以台灣的排位就上前了。 而中國利用美國政治上比中國更加焦躁的特點，在中美走近的過程中，把台灣作為美國向中國做重大政治讓步的最重要環節。

我要提醒大家，在剝去道義外衣赤裸裸觀察進退的視角下，作為中美關係基礎的1972上海公報並不是一個平等的公報或者平等的條約。 美國在台灣方面是做了重大的實質性政治讓步的。上海公報裏説，美方聲明：美國認識到“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箇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美確認最終從台灣撤走其全部軍隊和軍事設施。與此同時，中國沒有對美國做任何對等政治讓步， 因為台灣問題聲明是上海公報裏唯二的乾貨 （另一個乾貨是完全平等的中美承認制度不同但互相尊重主權倡導和平解決問題從而強烈暗示了建交可能）。

這個就是中國基於實力地位與美國談判佔到了上風。只不過這個實力主要不是中國的依然遠弱於美國的硬實力，而是中國的博弈實力。

台灣作為大陸的長期棋子此時終於到了貢獻果實的階段。 請注意，大陸長期的戰略定力加有所作為使得初期美國好像在台灣居於上風但後期不得不在政治上退讓。 這件事情在廣大東亞東南亞“美國盟友”心中投下了巨大的陰影， 中國在東亞東南亞的大威立起來了（對越南可能除外）。

順便説一下，我在以前的鍵政文中提過，這一次也是美國給在台灣的“中華民國”人做了深刻的思想工作，基本上廢掉了“中華民國人”的精神意志底牌。

從基辛格來華到中美建交大概有近八年時間。 **這八年內處理台灣工作的首要目標事實上都是以台灣作為和美國談判的棋子。使用該棋子不是為了解決統獨問題（毛本人也大氣地講統一問題可以等很久之類的話），而是為了在大國關係調整中獲得儘量高的政治地位。**此輪博弈階段性地完成於1979中美建交公報，在其中美國承認一箇中國以及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第七階段，從1979年開始。1979年初發生了幾件大事：對台“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的正式提出（告台灣同胞書），中美建交，領導人訪美，中國對越開戰。還要加上不久前宣佈改革開放。所以1979年初是一個非常明確的時間節點。從這個時候開始，對台工作的首要目標就不再是國家安全或者對美國搞博弈，而是獲取台灣極為寶貴的經濟，技術，管理方面的經驗以及投資。

中國要對外開放，不僅需要改變自己的體制，還要學習外國的玩法並和外國進行接軌。這個過程中，迫切需要有經驗的人帶一帶。 在帶一帶大陸的過程中發揮作用最突出的就是香港人、台灣人和新加坡人，尤其是港台人。再加上彼時台灣也開始逐漸發財了，大陸預期他在輸入資本方面也會有相當的助力。所以這段時間內，雖然在口號上提了和平統一，但實現統一並不是首要目標（領導人也不會幼稚到認為短期就能政治統一），經濟才是首要目標。

“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長期看佔據大義名分而短期看與這個首要目標配合的緩兵之計，統一問題實際上是留給後代解決的。 網上盛傳的“只要承認一箇中國什麼問題都可以談”的説法，甚至可以談“改國號，不駐軍”之類的説法，我不知真假。但就算是真的，本質上也是緩兵之計。

如果台灣來談，則很可能是被大陸拖成一場（可能不少於一代人時間的）馬拉松談判以避免政治讓步過大，然後在這個過程中繼續搞經濟接軌。 大陸在力量對比不太有利政治分歧太大的情況下很有定力搞這種馬拉松談判，大家不妨想想中美從50年代的日內瓦接觸（度過朝鮮戰爭時代最激烈鬥爭階段）到1979政治建交，再想想中蘇從60年代末急剎車（周恩來柯西金會面）度過最激烈鬥爭階段再到1989戈爾巴喬夫訪華。

如果台灣不來談，政治壓力就主要在台灣一邊。“中華民國作為中國正統”這個政治神話在第六階段後已經受到根本性的打擊。

從長期看只要兩岸軍事壓力持續緩解並且80年代那種中美政治關係長期維持，再加上本土派勢必崛起的背景，國民黨在意識形態敍事崩盤後很容易陷入內外交困政治局面。而另一方面由於其掌控經濟接軌的通道以及歷史上的國共合作經驗，很難想象國民黨可以長期堅持不對大陸搞緩和以及從大陸獲得政治力量。也就是説，在大棋局中，中共不需要尋求國民黨政治支持以穩固在大陸的執政， 但國民黨必然有很大的獲得大陸政治支持的需求，這一點不是蔣經國本人拖延一下就能改變的。雖然後來國際局勢劇變打破了80年代我方的各種規劃，但對兩岸政治勢力的需求性的判斷依然是對的，後來（21世紀前十幾年）國民黨也的確走到了這條路上。

此外，對台緩和對於開展對美外交，鞏固對蘇大包圍圈以及政治解決香港問題也都有非常積極的意義。

第八階段，從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開始，對台工作進入了下一個階段，這個階段存在着首要目標不明確的問題。這一階段終結於1996年台海危機。

這個時期內，一方面經濟上的接軌依然在發生， 但另外一方面**國際上的大氣候和島內小氣候都發生了鉅變，這使中國對外工作（不僅僅限於對台工作）短時間內出現了大困難。**具體到台灣問題，李登輝這一系強勢崛起並大大改變民意，還有力操弄美國勢力在台海挑事，恐怕是超出了北京的預期的。

再加上北京在其他對外方向上有太多優先級遠高於兩岸關係的重大調整任務，因此這段時間內確實是在對台工作上陷入了被動，連應該最穩的對港工作都出現了很多不利。

美國方面很可能也難以掌握台灣島內形勢的快速變化，而且和中國一樣，美國也有太多優先級高得多的其他方向上工作。綜合起來看，中美都有比較強的維持台海現狀的意願。但李登輝另有想法。

從歷史上看，兩個大國做巨大調整的時期，交鋒邊緣處的暫時不被大國重點關注的小政權會有釋放出超過自身硬實力之博弈能量的機會。 這段時間是台灣戰略主動性最高的時期，李登輝基本上已經有了做棋手之勢了。島內獨勢力令人猝不及防的崛起，1995-1996挑動中美對抗，這些都是他主動調動民粹和大國政治力量的厲害表現。 最終他迫使中美兩個大國都不得不把政治焦點又放到台灣身上。

第九階段，從1995-1996台海危機開始，台灣方面的首要工作目標就清晰了：防止台獨勢力搞分裂。注意這是反分裂第一次成為對台工作的首要目標。

**還要注意反分裂和促統一是相差非常大的兩個目標，**工作思路極為不同的。當時中國只能顧得上反分裂，而反分裂又一定程度上和國家安全掛上了鈎， 因為存在着美國軍事介入的風險。

1995-1996年我國處理台海危機的方式是示強性示弱。即從最宏觀的尺度上講，這是一種示弱：對美國的示弱。 示弱中傳遞的信息是：我知道美國你比我強，我認了你在東亞的高於我的安全主導權。 但是示弱的方式是以示強而進行的，這個示強一部分是對台灣一部分也是對美國。簡要的信息就是：雖然美國的強勢我承認，但是把我逼急了也説不好我會幹出什麼雙輸或者三輸的事情來。 這個示強性示弱總體上達到了目標，即台灣安全局勢在克林頓任期沒有進一步惡化， 而同時美國也沒有因此而大大加強對中國的防備， 反倒是在經濟開放領域對中國越來越寬鬆。 這裏操作的空間是不大的，但中國領導人做到了。

1996年後大陸博弈成功的一個標誌就是1999年台海局勢的相對輕鬆。1999年李登輝首次提出兩國論，這件事在政治上遠比1995-1996李登輝的行為惡劣得多（相比之下後者導火索是訪美而已），但遠沒有造成1996那麼大的壓力。美國也基本沒有接招，反倒是同年中國入世談判取得關鍵突破（美國政治上不放行是不可能做到的）。

1999年7月李登輝拋出兩國論的時機很可能和5月中國大使館被美國轟炸有關，他可能覺得自己又嗅到機會了。但如上所述這次沒有攪起大事，再加上他快要下台了，台灣的戰略主動權開始被大國收回。李登輝的在大國交鋒邊緣作政治上獨立自主的棋手之夢要破滅了（正式破滅還有待陳水扁的失敗）。

在此之後，**隨着陳水扁上台以及美國在伊拉克初期取得軍事神話，局勢又一次惡化。這就是陳水扁時代著名的正名制憲，入聯公投，兩顆子彈，背棄“四不一沒有”承諾，終止國統綱領等等問題。**任何一條拿出來都遠超近幾年蔡英文的所謂“挑釁”（相比之下蔡英文可以説是個超級乖乖女了）。這一次中國採取的是經典的弱勢威懾策略。簡單的説就是對強者美國在分身乏術之際施加超預期的威脅以迫使美國反過頭去壓自己的小弟。 中國的標誌性措施是身份特殊人士的西安以東發言以及通過反分裂法。這次弱勢威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標誌是2006年陳水扁弊案在任期內爆發並且2008年下台後受到殘酷政治清算。美國可以保他但不保，這本身就很説明問題了。

這一次中國壓制台獨是軍事和政治雙壓制。  軍事方面就不説了，西安以東的核表態都出來了。政治方面就是台獨傾向的政治人物驚心了，對美國人寒心了。他們知道，如果他們推動台獨到了一定程度，那麼陳水扁的下場可能就在向他們招手而與此同時“台獨大業”可能依然很遙遠。 對這件事情的這種解讀是台灣的公開性政治中忌諱的，但明眼人應該能夠看得出來。

多年後回看發現，其實至此中國反分裂的歷史任務就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之後就能以低成本維持這一勝利成果。

第十階段，2008年以後，中國對台工作的首要目標再次發生了改變：又變為與美國下大棋博弈了。當然了，過渡可能不是一蹴而就的，從超過十年的精神緊張地反台獨轉向用台灣下大棋，很多人的思想不會一步到位。這個也是大家存在深刻誤解的原因之一。不過有的人思想到現在都還沒有轉過來就真的是有點後知後覺了。

事實上，2008年當年國際大氣候和島內小氣候就已經有鉅變。國際大氣候的鉅變是新保守主義在美國的失勢和美國金融危機。島內小氣候的鉅變就是馬英九上台實施緩和路線。 在2008年以後的相當一段時間內，分裂的現實威脅已經是極低了（馬英九反正也不走分裂路線）。 當然蔡英文上台的時候還需要再研判一下形勢，但彼時中國的反分裂威懾能力比起八年前又有很大提升。事實證明蔡英文上台也做不了什麼。因此，從2008年以後一直到現在，不管主觀上執行者是怎麼想的，客觀上執行的效果相當於將以台灣為棋子進行對美博弈作為首要目標。

不然呢？首要目標還能是什麼？反分裂幾乎不需要大陸專門做什麼，只要政治上不改口和實力不斷膨脹就行了。這個階段既不願意主動用武力統一（這是對的），在和平條件下又遠沒有到台灣民意由獨轉統的臨界點， 故而如果以實現統一為首要目標則缺乏工作抓手。 至於以國家安全或者獲取經濟好處作為對台工作首要目標那也未免太高看台灣了。

**這個階段內，以台灣為棋子和美國博弈的這一目標的首要性不需要由決策者刻意規劃推動， 歷史進程會自然把大家帶到這一步。**這兩年美國在台海的焦慮其實就是這麼來的。就算沒有大陸軍機繞台這類的活動，難道美國的巨大焦慮就能消除嗎？還是那句話，只要政治上不改口和相對實力在接近美國之時依然不斷膨脹，大陸幾乎不需要專門做什麼就事實上實現了用台灣牽制美國並置美國於戰略性的兩難，更何況還可以用不斷亮肌肉以及與南海的巨大突破相互配合的方式加大對美壓力。

美國海空軍近些年拼命在台海南海維持存在感，代價很大，但既不能挑起某些美國國內派別想挑起的台海大事，也不能在對華談判中獲得某些人幻想的籌碼，還不能阻止東亞東南亞經濟大局繼續邁向以大陸為中心。

這就叫躺贏，這就是善戰者無赫赫之功，這是前人的審時度勢有所作為和戰略定力綜合作用的結果。

眼下的對台工作實際上已經進入可以“靜待天時”的境界。最近幾年，甚至連對台政治工作都已經簡單化了，基本上不需要搞什麼重大的政治統戰工作了。國民黨從馬英九後期開始統戰價值斷崖式下墜，而對民進黨搞大統戰的時機尚未到來（要等到後蔡英文時代可能出現的民進黨派系大分裂）。蔡英文時代的實踐也表明，即使沒有像樣的政治統戰，反分裂的任務也可以輕易完成。在政治統戰工作重要性暫時鋭減的情況下，經濟工作可以比較放得開的在商言商了。這幾年台灣對大陸逆差高的事情建議大家也從在商言商的角度看好了，既不要悲觀於“惠”得太狠（實在想不通可以看看美國通過逆差“惠”大陸的數字），也不要沉醉於這是對台灣下大棋的政治安排（已經沒有必要為了統戰而讓利了，雖然不排除局部上有政策慣性）。

眼下我們還處在這個階段，在短期內多半也依然會處在這個階段，直到國際大氣候再次大變，這就是上文所説之“天時”。

最後，結合歷史回顧我再説一下我對實現統一之目標的看法。

實現統一和反分裂是差別極大的兩個目標，後者已經基本完成。 **我上面的回顧認為，除了1949-1950年之外，在其他時間段，其他目標（而非實現統一）佔據了首要的位置。第二階段到第九階段客觀上無法把實現統一作為首要目標。**當然在政治大義上可以講實現統一是首要目標， 但具體的工作安排沒有辦法圍繞實現不了的目標來合理展開。第十階段開始逐漸有機會了，但要配合抓住我國戰略機遇期加快發展的大局，所以還是要等。 難道就不想統一了嗎？不是的。我的判斷是，如果毛鄧以來（不限於台灣問題）的若干偉大博弈傳統被有效傳承了，那應該還是有所作為和戰略定力雙管齊下，準備長期博弈後收穫果實，將統一的實現作為對美國進行世紀馬拉松博弈取得勝利的“戰利品”而輕鬆拿下。這個“輕鬆”可能是輕鬆和統也可能是輕鬆武統，這個“輕鬆”不僅是過程實施的輕鬆也應該是下戰略決心時的輕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