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革命的密碼被找錯了_風聞

　　對於文一教授的書及他自己的相關問答，我已經寫了《中國版的輝格史觀解答不好李約瑟問題》（為方便，以下引用該文一律用“之前文章”指代），把他的事實、邏輯、哲學錯誤都分析過了，我認為，錯誤的根源是中國版輝格史觀——剪裁中外歷史為我們自己的今天服務。這種錯誤，我在《我們很多主流學者，潛意識裏存在中國版輝格史觀》一文裏也指出了，犯錯者還包括很多我們的主流學者，其中也包括張維為教授。

　　這次，見到張維為教授的《這就是中國》第132期：科學革命的密碼（https://www.guancha.cn/ZhangWeiWei/2022_02_13_625982_s.shtml），可以説讓這個錯誤更清晰化了。前面針對文一教授的東西，這裏我基本不再特別去重複，針對這期節目，我再補充分析一些東西。

　　關於戰爭，我之前的文章已經分析過，那是科學發展的外因，這一點又被張教授開篇就當內因提及，這本身就是錯的。不僅如此，張教授還只針對中世紀後期到近代幾百年的歷史去説事，而事實上，我們的文明歷史比西方兩倍還長，而且，在文藝復興之前，西方文明是自己浪費了黑暗的近千年的時光的，我們有充足的時間、資源和機會去更快發展，但在這數千年裏，我們就是能被遠遠落後的對手所反超，原因竟然只是幾百年裏西方有了一次機會。李約瑟之問，問的是長期歷史問題，張、文二位教授，用幾百年歷史中的戰爭、金融及中國一個王朝的問題去解釋，這個解釋，無論如何都不是客觀看待歷史，也不可能有最終説服力。

　　這種反超的真正內因，我在之前文章裏已經指出：西方在發生革命之前的實踐（他們自己的實踐和與其他文明的交流）和認識積累與我們不一樣，他們搶來並普及氾濫的理性認識，我們根本沒有，在鴉片戰爭之前也始終絕不接受。以張教授的學識，根本不可能看不到我這個普通人能看到的事實，他違背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不去認識這個真正內因，除了出於中國版的輝格史觀，我找不到其它可能解釋。

　　對這種戰爭驅動論，我要問張、文二位教授一個問題：我們這數千年裏，如果沒有犯過足以讓我們落後捱打的致命錯誤，那麼我們該怎麼才能不落後捱打？是必須自己搞西方那樣的侵略戰爭，還是必須等一次被侵略的戰爭？

　　我之前文章中已經指出過，“從自發演化到不斷加強的自主進化，按反自然根本方向發展，是文明的唯一可行的出路”，也就是説，如果始終離不開靠外來刺激去發展，這樣的文明最終一定不會有出路，這才是文明發展真正的密碼，也是科學發展的真正密碼。不管西方是主動還是被動找到了這個密碼，我們在更有利的條件下沒找到這樣的密碼，甚至，現在還不夠認同這樣的密碼，這是我們自己的問題。

　　解釋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用“言必稱希臘”的方式肯定不對，因為希臘只代表認識上的最早突破，而科學和工業革命則是包含了所有的認識突破和實踐進步，必須用所有的內、外因去解釋才行。但針對李約瑟問題，即為什麼西方有而中國沒有，認識上的差別就是繞不開的關鍵，“古希臘思想”是無論如何都必須説的，只是該怎麼説，西方人的説法未必正確。

　　這個節目裏，列舉了一些應該是西方的觀點，比如“不尋求實用目的的自由思想和功利主義文化”、“一神教的經院哲學的思辨”、“完全擁抱古希臘-古羅馬文明的核心要素”等等，這些內容，我之前的文章正文裏未曾針對去分析，但其後的回覆裏是涉及過了的，這裏再彙總和分析一下。

　　１、實用問題。

　　追求實用本身不是錯誤，極端化追求實用才是。中國人對實用的態度，一直是極端化的，尤其不重視甚至無視一般性、抽象性、本質性的理性認識，這才是真正可怕之處。西方人往往是站在另一極端上指責我們的，但我們卻站在相反極端回擊，這是把真理關在場外的堂吉訶德對風車。這種爭鬥，至少絕不是對我們自己無害的。

　　而所謂“自由思想”，西方絕大多數“自由思想”顯然都有害，這是無可辯駁的事實。但的確有一小部分是有益的，它們打着“自由思想”的旗號，但卻不是真完全沒有用處，而是可能對將來有用。我們連後者也一起反對，才是我們出錯的原因——過分專注於正在進行的實踐，恰恰是我們的缺陷。反擊對手和反思自己，我們必須同時做才行。

　　２、一神教和經院哲學

　　宗教從來都是科學發展的巨大障礙。在西方，科學從最早的萌芽開始，就一直被宗教壓制和歪曲，如果沒有宗教，科學肯定更順暢發展。但是，正因為西方從一開始就是一神教的宗教主導的社會，所以任何事都與宗教撇不開關係，這一點恰恰被很多人用來騙人，説科學的產生是與一神教分不開的。事實上，理性思維才是產生可持續發展科學體系的最早突破點，這也就是古希臘思想所做的事。理性思維與宗教根本就是兩回事，只是宗教在早期接受和利用了當時的理性思維，並在中世紀氾濫成真正誤國的空談——經院哲學。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在大量負面後果之外，經院哲學也同時有普及了理性思維的正面作用，而這點正面作用，古代的我們是從來都沒有的。

　　對一神教和經院哲學，關鍵是正確區分理性思維和宗教。而後來，隨着科學進步，宗教的桎梏和濫用早已超出理性思維的容忍範圍，所以二者當然要分道揚鑣，並且，脱離宗教束縛後的理性思維與科學，發展得更快和更健康。

　　西方對宗教和科學產生有密切關係的表述，則顯然是在歪曲事實。

　　３、關於完全擁抱。

　　我們接受的是馬克思主義思想，是古希臘思想更新換代好幾代之後的東西，我們為什麼還要“完全擁抱”那些有巨大缺陷的古董？而即使對馬克思主義，我們的態度也是接受並繼續發展，也不能嚴格説是“完全擁抱”。不過，我也必須同時指出，中國人接受馬克思主義，事實上除了發展之外，也有相當多的“中國式誤讀”——這種誤讀，是表面上和口頭上接受，實踐中卻在歪曲和違背。用當前實踐替換掉永恆實踐，就是一種這樣的誤讀。

　　綜上３點，可以看出，面對李約瑟問題，西方觀點本身大多是有問題的，文一教授駁斥他們當然可以，但因為這些有問題的觀點往往同時也包含一些正確的東西，所以完全打倒則不是應有態度，該反思自己的必須反思，該接受的必須接受，這才正確。

　　但可惜的是，文一教授的邏輯，在我看來，就是用自己帶有另一極端錯誤的觀點徹底打倒相反極端的對手。這個邏輯與態度，是不科學的。

　　對文一教授關於具體科學是怎麼因戰爭而發展的事實性的引證，我要説的是，如果我們作為“天朝大國”而沒有被鴉片戰爭所打倒，我們面臨同樣外部戰爭威脅的情況下，沒有理性思維的普及（甚至，我們從上到下乾脆就抵制），我們能同樣發展科學和工業嗎？事實是，即使經歷了鴉片戰爭，我們在一百多年裏依舊步履艱難，我們先後接受了好多西方先進的東西，但在馬克思主義傳入和毛澤東思想產生這兩個認識性的東西出現之前，我們一直是失敗的。有外來東西可學尚且如此，沒有可學的時候，我們要完全自主完成科學和工業革命，比西方更大的障礙是什麼？要多花多少年才可能完成？

　　時至今日，就是有太多的人依舊拒絕承認認識上的差距是巨大社會問題，而只簡單地把我們的成功歸因於實踐能力超過別人。這種看法，是與歷史事實完全不相符的。對應的，大家也可以去參照一下穆斯林世界，他們的社會，現代化障礙是什麼？別人的現在，雖然也有不同，但與過去的我們也是有相似之處的。

　　對於張、文二位教授的“即使沒有古希臘這些東西，1500年之後也會產生這些公理體系”、“黎曼幾何，……愛因斯坦本人或者其他人也可以把它重新創造出來”，我不得不説，文科學者的認識有時還是有缺陷的，這是個不顧社會發展基礎的後人的“拍腦袋思維”。

　　我是個學物理出身的，我的思維基礎卻是數學，這在學物理的人中很少見。因為這個，我能看清楚相當多物理學家思維與數學家的不同之處：物理學家更多隻管發現，不管邏輯嚴謹性——其實大多數嚴謹性的工作，是數學家們事後給物理學家們“搽屁股”，一些學科，比如量子力學，甚至可説“屁股都沒有完全搽乾淨”。這個問題，其實是兩類思維不同的人造成的：一味向前走而不顧身後的那類人，失去體系嚴謹性構建，其自身是走不了太遠的，因為體系嚴謹性是繼續創新的基礎。而最初的體系嚴謹性的創造者，也就是古希臘人。

　　回到前面“黎曼幾何”的問題，愛因斯坦儘管偉大，但他這樣的思維類型，恐怕是終生都沒有興趣與能力去車到山前再創造“黎曼幾何”。物理學能發展，正是因為有與大多數物理學家思維不同的數學家很早之前就進行過大量“看不到應用目標”的工作。

　　不僅如此，更重要的是，那一大批進行“看不到應用目標”工作的人，他們必須很早就存在，但他們的存在本身，卻又需要更早時期的社會環境能夠容忍，這可又是要花費人類進化的大量時間才行的——事實上，數千年裏我們的社會一直是不容忍這樣的人存在的；而西方，也是花了中世紀前面大部分時間才讓理性思維被普遍接受的。換句話説，古希臘思想晚產生1500年，科學革命要想照樣產生，肯定會缺社會實踐基礎，這是痴人説夢。

　　這裏，還有一個重要事實，被張教授説錯了，那就是，古希臘思想從未在歐洲“躺在圖書館裏”，它始終實實在在活在中世紀歐洲社會當中。也許，兩位教授都把科技文獻當成是古希臘思想本身了，但其實它主要是一種認識和思維方式。文獻需要從阿拉伯人那裏找回來，實踐需要的時候才派上用場，這之前必須“躺在圖書館裏”，但理性思維這種認識和思維方式，是一直通過宗教和教育的方式在中世紀歐洲傳播和普及的，它不需要從阿拉伯人那裏找回來，阿拉伯人也可能沒做同樣的普及工作（這一點我不太確信，需要專業學術考證）。這種傳播和普及，才是西方人在革命前夜與我們最不同的實踐和認識積累，這也是西方能完成革命而我們不能的最關鍵內因所在。實踐上的變化被兩位教授當事實看待，但認識上不同的事實則沒有被同等對待，這也是有“中國傳統特色”的思維造成的。

【以上這段是後編輯加進去，感謝“劍由心勝”網友對我的回覆，儘管他的回覆是歪曲性的】

　　建國後的事，我覺得張教授的説法有些離譜。

　　説“兩彈一星”是朝鮮戰爭刺激的，這至少太低估毛澤東的戰略思維水平了：廣島和長崎的例子本身就足夠了。朝鮮戰爭，頂多讓更多的人能認同他的戰略構想。

　　炸使館竟然還能改變我們軍事戰略，這一點，我是事後很久才從網上知道的。在這之前，我是完全相信我們黨和政府一定能把軍事發展問題處理好的——從“當今世界的主題是和平與發展”這個論斷一產生我就是不認同的，但我當時認為它只是個宣傳和努力的目標而已，背後的工作肯定能做好。但知道我們曾因炸使館、撞飛機而改變軍事發展之後，我改變了看法，我覺得之前我們的戰略判斷是真有問題的，這是個錯誤。發現有這樣的錯誤，是我後來認識中國人哲學上一直有問題的根據之一。張教授把這樣的錯誤拿來做外因驅動論的理由，這麼近的親身經歷歷史，我覺得很離譜。

　　最後，總結一下。

　　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的產生，實際上有兩個階段。

　　其一，是從無到有的突破和質變，它產生了用更少實踐獲得更多更正確認識的可能。當然可能要變為現實，需要實踐積累基礎，也需要客觀條件成熟。這階段，當然是少數人的先知先覺——任何社會進步都少不了這個階段。這個階段可以説是最艱難的，因為除了早已滅絕的古希臘，這個地球上沒有其他文明能做到，包括我們在內，很多文明的實踐都足夠豐富，但就是沒有自主產生突破性的認識。

　　其二，是從少到多加速發展的過程，科學和工業革命就是這樣的過程，這個過程，就是事實上產生更多認識和用這樣的認識改造世界。這階段，必須有全社會的人去參與進去，規模本身就是推動力。但這個階段，相比於第一階段更容易，後來者也可能比先行者更快。

　　馬克思的墓誌銘是，“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這句話本是有針對性去説的，不過，我發現這句話在中國，卻總有不同的“中國式解讀”。事實上，認識世界需要花的時間更長，最終失敗的可能更大。

　　這裏，張、文二位教授的“戰爭驅動”錯誤論斷，其實就是中國人不重視理性認識錯誤的直接體現。這種哲學錯誤，在當前形勢下的確很難動搖我們崛起復興本身，畢竟對手不是一般的糟糕。但問題在於我們領先之後，甚至哪怕是永久領先之後，我們還能不能最終讓文明有出路——有出路的文明，人民有美好生活肯定不夠，文明還要可持續加速發展和進化，這不是超越美國這個對手這麼簡單。現在反思和改正錯誤，我認為是最佳和代價最低的時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