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平台難逃公共議題_風聞

作者 | 夏天         編輯 | 範志輝

最近，Spotify深陷於其獨家播客節目《Joe Rogan Experience》引發的持續爭議和股價下跌引發的股東質疑之中。

1月24日，Neil Young為了抗議Joe Rogan在其播客節目《Joe Rogan Experience》中傳播的關於COVID-19疫苗的誤導性信息，在個人網站上向Spotify喊話，要求其在下架Joe Rogan的節目和刪除自己的音樂中二選一。

遺憾的是，Spotify最終選擇保留Joe Rogan的節目，這一做法引發了連鎖反應，Joni Mitchell、Graham Nash等多位音樂人公開表示退出Spotify。與此同時，Apple Music等競爭對手順勢在主頁推出Neil Young專題拉攏人心，Spotify股價也應聲下跌。

事實上，Spotify一直試圖在這件事上保持中立的態度，在面對華爾街日報的採訪時表示：“我們希望Spotify用户可以使用世界上所有的音樂和音頻內容，當然，平衡聽眾安全和創作者自由的也是一個巨大責任”，“我們對Neil Young決定從Spotify中刪除他的音樂感到遺憾，但我們隨時歡迎他回來。”

然而，很多情況下，沒有選擇A便會被視為選擇B，Spotify的爭議選擇使得不少網友在社交媒體上對其進行公開抵制。

對於音樂平台而言，因為公共議題而非自身的業務能力被抵制似乎很無奈。但作為聚集海量用户的公眾平台，音樂平台所面臨的早已不只是曲庫量、歌手、價格等自身在產品和服務上的競爭，健康、人權、平等等公共議題上的立場也是用户在選擇音樂平台時的重要考量。

要播客還是要音樂？

播客爭議事態的擴大，源於Neil Young在個人網站上發佈的一封現已刪除的公開信。

他在公開信中提到，“在 Spotify 上聽到不真實、誤導和虛假的 COVID- 19疫苗信息的大多數聽眾都是 24 歲，容易受到影響，並且很容易轉向錯誤的一面。這些年輕人相信 Spotify 永遠不會提供完全不真實的信息，不幸的是，他們錯了。我知道，我必須嘗試指出這一點。”

同時，“Spotify有責任減少在其平台上傳播的錯誤信息，儘管該公司目前沒有關於錯誤信息的處理政策。”Neil Young直指“Spotify已經成為威脅生命的COVID錯誤信息的發源地”，並呼籲“其他藝人和唱片公司離開Spotify平台”。

事實上，早在1月13日，就有270名醫療專業人士聯名寫信要求Spotify對Joe Rogan播客節目中的誤導性信息進行管理，阻止其進一步傳播。但當時Spotify並未對此進行任何回應。

為什麼沒有在第一時間做出回應？這與平台的內容戰略有關。

早在2020年5月，Spotify就以1億美元的天價拿下播客《Joe Rogan Experience》的獨家版權。數據顯示，《Joe Rogan Experience》平均每集為Spotify帶來1100萬聽眾，近期Spotify在播客領域的脱穎而出，很大程度上就得益於Joe Rogan這樣的獨家頭部主播。

或是考慮到Joe Rogan在Spotify播客領域的強大號召力，又或是出於維護自身的管理規則，Spotify在Joe Rogan和Neil Young之間選擇了前者。

Spotify在這一事件上的爭議性做法，讓競爭對手有了機會。

1月27日，衞星廣播平台SiriusXM迅速採取行動，重新啓動了《Neil Young Radio》，當天SiriusXM股票上漲超過3%，Spotify股票下跌約1.2%。緊接着，Apple Music向用户發送關於Neil Young音樂歌單的消息推送，並稱自己為“Home of Neil Young”，而Apple Music和Tidal都在他們的主頁上突出顯示了與Neil Young相關的歌單。

與此同時，社交媒體上有大量網友加入了#ByeByeSpotify#，分享他們取消Spotify賬户的截圖。

競爭對手們在社交媒體上對Neil young的一系列聲援，無疑籠絡了不少在社交媒體上參加#ByeByeSpotify活動的人。

眼看事態的發展越來越不利，1月30日，Spotify創始人Daniel Ek公開表示，“我們在支持創作者表達與用户安全之間有着重要責任，接下來將發佈針對音頻內容的長期平台規則，併為所有討論COVID-19的播客中添加免責聲明。”

對於Spotify的這一舉措，白宮新聞新聞秘書Jen Psaki表示，“免責聲明是一個積極的步驟，但我們希望每個平台都能做更多的事情來指出錯誤和虛假的信息，提高信息準確度。”

而事件的另一個當事人Joe Rogan，也於1月30日在Spotify上發佈的播客聲明公開回應稱自己只是想傳遞不同的觀點，同時也表達了對Neil Young和Joni Mitchell兩位知名音樂人作品的熱愛，以及對他們所做出的決定的理解，並承諾將盡最大努力在COVID-19觀點的激烈度與主流接受度之間保持平衡。

不過，Joe Rogan的這一回應卻遭到了Neil Young前樂隊成員Graham Nash的抨擊：“對一個問題的不同觀點持開放態度，跟故意傳播虛假信息之間是有區別的。”

除了在播客中發表關於COVID-19的不當言論，Joe Rogan最近還因為使用帶有種族歧視色彩的語言再次陷入爭議。

對於此時的Spotify而言，放棄Joe Rogan意味着播客用户量將受到影響，繼續堅持又不得不面臨網友在社交媒體上的抵制和股東對其內容審核機制的質疑，甚至不得不在播客和音樂之間做選擇。

音樂平台難逃公共議題

為什麼音樂平台總是逃不了公共議題的拷問？

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平台角色的多重性讓其不得不面臨來自組織和公眾的更多監督。隨着播客業務的發展，Spotify逐漸成為了極具影響力的公共信息分發渠道，當然更重要的是其龐大的用户量帶來了大眾更多的審視。

事實上，這也並非Spotify第一次因為自身的產品內容而遭到外界質疑。

2021年3月底，Spotify試圖將一項可以通過分析聽眾的聲音以及背景噪音，然後推薦相應曲目的專利技術應用於其軟件。然而，數字權利非營利組織“為未來而戰”（Fight for the Future）與音樂家和聯合工人聯盟（UMAW）很快在一項名為“停止Spotify監控”的運動要求Spotify公開放棄這項專利，並承諾不對聽眾使用侵入性監控技術。

反對者表示，“試想，當音樂是基於監視而不是藝術性來進行推廣時，會對獨立藝術家和創作者產生什麼樣的影響？這是很可怕的。”迫於壓力，Spotify全球事務主管在公開信中回應道：“Spotify從未在我們的任何產品中實施專利中描述的技術，我們也沒有計劃這樣做。”

像這樣因為產品可能威脅到用户隱私安全，平台被要求放棄使用某項技術的事情時有發生。由於文化環境的不同，美國大眾對公共議題的關注度和參與度很高，參與方式也更為主動，經常以罷工、遊行等有組織性的活動傳達自己在公共議題中的立場。

在這樣的環境下，音樂平台也會主動或被動地參與到公共議題中。

比如，2020年6月，為了抗議警察暴力和種族主義，紀念死於白人警察之手的喬治·弗洛伊。國外社交媒體上掀起了一場“Black Out Tuesday”活動，Spotify、Apple Music、Amazon Music和YouTube Music等主要音樂流媒體服務都通過暫停媒體服務、設置默哀時刻、建立基金會等方式加入了這場抗議活動。

當時，不少網友在社交媒體上督促各平台趕緊表態，並對各音樂平台和唱片公司在活動期間做出的承諾的履行情況進行跟蹤調查。

另外，雖然美國沒有像中國這樣專門設立對包括音樂流媒體在內的文娛行業監管部門，但並不代表相關從業者就能完全不受約束，其廣泛設立的各類行業協會、基金會等非營利組織實質上代替了政府的監管職能。而音樂平台在公共議題上的不當舉動，很快就會遭到各類協會和非營利組織的討伐。

可見，如何適時地參與到公共議題的討論和行動中，並自如應對大眾的監督和審視，是所有音樂平台都繞不開的話題。

逃不掉的站隊，音樂平台怎麼辦？

那麼，面對公共議題時，怎麼做才是音樂平台的“政治正確”？

毋庸置疑，保持中立是音樂平台面對公共議題討論的最佳選擇。但在現實中，平台往往不得不在主動和被動的站隊中二選一。與其被動站錯隊後花費大量資源和精力進行公關，主動站隊去表明態度以掌握主動權，才是平台在處理公共議題時的穩妥之策。

比如，在抗議警察暴力和種族主義的“Black Out Tuesday”活動中。Spotify將其Logo設置為灰色，為某些播客添加了8分46秒的沉默，並策劃了“Black Lives Matter”歌單。數據顯示，這個歌單的訂閲用户在之後的兩天內從45000飆升至450000，增長1000%。也就是説，音樂平台對於公共事件及時明確的表態，除了滿足用户的情感需求，也能有效獲取用户的好感。

不過，就當下國內的音樂平台而言，因為公共議題而與用户產生爭議的可能性要比國外的音樂平台小得多。

一方面，由於各自文化大環境的不同，國內網民更習慣在社交媒體上發表言論的方式參與到公共議題討論，自發聚集起來以組織的形式向政府和商業機構遊行示威、罷工抗議的情形在國內並不常見；另一方面，是因為大家還是更樂於通過公眾號、微博等渠道交流探討性別平權、老齡化等公共議題，相比之下，音樂平台在公共信息傳播中的參與度有限，輿情風險也隨之降低。

不過，這並不代表公共議題對於國內的音樂平台而言不是一個重要的內容。首先，在用户信息安全、心理健康等方面，用户和平台雙方之間都有着很大的自由討論度，之前“網抑雲”的梗引發熱議的時候，網易雲音樂後續在平台頁面的細節調整還是在用户心裏刷了一波好感。

其次，音樂作為重要的情感表達方式，以音樂的方式參與到公共議題的方式一直存在，比如各大音樂平台上都能輕易找到不少關於抗擊疫情、歷史紀念日、奧運會等與公共議題直接相關的音樂歌單，在歌單下面的留言中也能感受到聽眾對這些議題的熱切討論。

在不同站隊之間，音樂平台的細微選擇，其結果很可能就是失之毫釐、謬以千里。

而要求音樂平台在公共事件上表態，似乎是一個過分的要求，一切彷彿又回到了那個古老而永恆的話題，即藝術究竟是否應該具有政治立場？藝術應該服務於道德還是獨立於道德之外？

排版 | 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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