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大慶：當人口拐點到來，未來二十年的中國應如何改變？_風聞

**毛大慶，**CCG 常務理事，UR WORK（優客工場）創始人、董事長

1月17日，國家統計局發佈2021年中國經濟數據。年末全國人口14.126億，比上年末增加48萬人。

根據《中國統計年鑑2021》的數據，2018-2020年的人口增量分別是530萬、467萬、204萬，延續到2021年的48萬增量。

毫無疑問，2022年將是中國人口史上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年份，這一年，中國人口很大概率上將首次進入人口負增長的下降通道。

中國上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人口統計年份出現在10年前。2012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進入峯值區間後進入下降通道。三年後，中央首次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意味着人口結構對於經濟結構的影響已經顯現。

人口數據對於經濟數據的影響往往滯後，如果我們只關注眼前的數據，而忽略了數據背後正在潛移默化地發生着的經濟結構和產業機會遷移，對於未來而言，則充滿着太多的不確定性。

那麼，從2022年這個總人口拐點之年算起，我們必須要至少明確以下幾個問題，才能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着眼未來、應對危機、儘快佈局。

20年後，中國的老齡人口到底有多少？

人口學界一般以65歲以及人口占比超過7%、14%和20%分別作為界定老齡化社會、深度老齡化社會和超老齡化社會的標準。

2000年，中國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超過7%，正式進入老齡化社會。

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20年，我國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達到13.5%。聯合國中等變量預計，2025年，中國將進入深度老齡化社會，2040年進入超老齡化社會。

儘管中國早已進入老齡化社會，但人們對於未來中國的人口老齡化程度依然缺乏比較直觀和感性的認識。

以最新的中國人口自然增長率為預測趨勢，到2025年，中國老齡人口占比將超過14%，到2040年，中國老齡人口的佔比將超過20%，正式進入超老齡化社會，這也意味着，每五個中國人中就有一位65歲以上的老年人。

如何釋放輕度老齡人口的勞動力？

今天的中國，即將進入深老化社會。時間緊迫，我們要把老齡化的應對措施一分為二。

一方面是老有所養，我們依然要堅持儘快佈局養老服務的相關產業，保證已經或即將進入深度老齡階段的老年人獲得高質量的養老服務；

另一方面是老有所為。隨着中國人整體健康水平的持續提升，進入65歲之後的輕度老齡人口依然具有一定的工作能力，他們中的很多人依然有較強的工作意願。如何針對輕老化人羣，打開適老化勞動力市場，是擺在老齡化中國面前的一個重要課題。

在這個問題上，日本的經驗值得我們借鑑。

去過日本的朋友對於該國出租車司機的老齡化應該印象深刻。老年人擔任司機的優勢在於心態平和，安全意識更強。日本很多城市的出租車行業對於老齡人口比較友好，甚至在行業規範中強制要求引進一定比例的老齡人口。

日本曾針對老年人最想從事的工作進行調查，排名第一的是文案、前台等事務性工作，第二是打包分揀等輕體力勞動，第三是需要資格證書的專業技術工種，再往後，日本老年人認可的工作包括保潔、護理、講師、超市收銀員、廚師、物流配送、安保。

可以看出，這些工作在今天的中國，大部分依然由中青年勞動者佔據，但隨着人口老齡化的加深，無論是國家政策、還是企業招工原則上，都應當適當放寬年齡，向輕度老齡化人羣提供更友好的工作機會。

一些中國企業已經開始關注到輕老化人羣的用工需求了。

前不久，中國一家連鎖便利店發佈了“買菜體驗官”的招聘啓示，招聘條件裏明確要求年齡“60+”，“20年超市買菜經驗”，還要有社交屬性，“廣場舞C位，居委會成員優先”。

未來，中國企業應當針對輕老化人羣進行更多的有益嘗試。

其實，對於輕度老齡人口而言，最適合他們的工作往往都是熟練工種或輕體力勞動，與時俱進並不適用於這個年齡層的勞動者。老有所為，在未來深度老齡化的社會中依然可以憑藉自己的能力享受健康人生，才應該是老齡化中國的政策關注度。

已有的鼓勵生育政策到底有沒有效果？

從2013年開始，中國的人口政策出現了轉變。先是施行單獨二孩政策，到2015年開始全面二孩，2020年開始三孩政策以及一系列的輔助刺激生育政策。

然而，從實際效果上看，在單獨二孩政策施行的第二年，即2014年，新增人口僅出現小幅上漲，到了2015年，即回落到單獨二孩政策發佈年的類似水平。

在全面二孩政策施行後，次年新增人口數量有了一個比較明顯的增長（2016年生育人口1786萬），而這一年，也成為新世紀以來的生育人口峯值，此後，中國年生育人口數量進入了極速下降的通道，直到2021年，這個數字已經降到了1062萬人。

從這些直觀數據的反饋看，很顯然，已有的鼓勵生育政策並未收到預期中的效果。

那麼，到底是什麼因素，讓中國的育齡人羣如此抗拒生育？

首先，我們要看到中國育齡婦女的年齡結構的不利因素，20—45歲的中國女性人口在2020年後同樣進入了逐年減少的下降通道。

更重要的是，對於當代中國家庭而言，生育決策的制定已經不再像計劃生育政策出台前那樣隨意了。

以前的中國家庭，結婚生子是一種缺乏計劃性、近乎自然性的結果。

今天，一個家庭在決定生育前，要考量的因素太多又太複雜，最重要的決策點是成本收益之間的權衡。

在養育收益層面，中國家庭每生育一個子女，在情感上有助於婚姻關係的維繫，同時有一定的養老保障。

但與此同時，養育一個子女的成本又是巨大的：從女性在懷孕和生產期間所承受的身體、精神負擔及相關經濟成本開始，在生育後女性需要放棄或部分放棄工作而減少的家庭收入，直到教育子女的巨大開支……

綜合考量，**對於普通中國家庭而言，**很顯然，如果按照現有體制和社會運行法則，生育一個孩子，家庭的成本收益是失衡的。

歸根結底，這才是各種鼓勵刺激生育政策失靈的根源所在。

當一個家庭在準備生育子女前，如果發現新增家庭成員為這個原生家庭帶來的負擔過於沉重，以至於大幅度影響到原有生活質量時，從正常思維模式來考量，這個家庭很難做出積極的生育決策。

如果想要解決生育率持續低迷的問題，同樣可以從成本收益的角度入手，減輕家庭在生育決策中的顧慮因素。

比如，轉變目前的家庭養老模式為社會養老體制，減輕家庭教育支出負擔，減輕家庭房產成本負擔，為女性提供更寬鬆的就業環境。

未來十年的新增勞動力人口有多少？

按照七普數據，到2020年末，10—14歲人口約8525.6萬，15—19歲人口約7268萬，這兩個人口區間內的人羣，將在2030年內陸續成為中國新一代勞動力人口。

目前20—24歲、25—29歲的人口分別約為7494萬、9184萬人。

而再看低齡人口的分佈，中國0—4歲、5—9歲的人口分別僅為7788萬、9024萬人。

將三個年代的人羣數量對比就能看出，中國至少在2030年前，在青年勞動力人口的層面上還不會出現太大缺口，不過到了2040年，缺口將出現迅速擴大。

這也就意味着，中國可能還有至多十年的人口紅利期！

往好的方面説，我們稱之為紅利，悲觀一點，這是中國最後的窗口期，十年之後，如果生育率和人口趨勢沒有發生質變，那麼，窗口關閉，一個深度老齡化的中國社會，將面臨巨大的養老壓力、創新動力不足、勞動力緊缺，從而帶來一系列的經濟發展問題。

面對可以預見到的未來，我們必須要有所行動，尤其是政府決策層，必須要拿出一些儘量提升紅利使用效率的產業政策和人才培訓政策，讓人盡其才，物盡其用。

在西方發達國家，人口衰減同樣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在職業教育體系的搭建上，德國經驗非常值得我們借鑑。

中國現實的教育結構是，大學教育的出口扁平化，缺乏立體化的職業教育規範。

這種教育結構所帶來的結果是，大學生在本科畢業後面臨着巨大的就業壓力，而一些亟需專業技術崗位的用人單位卻持續出現用人荒。

同時，社會財富在企業用工分配上出現了嚴重不均衡，最簡單的例證就是，同樣是本科畢業生，選擇大型互聯網企業、證券公司、房地產公司為職業起點，或選擇製造業企業為職業起點，二者的起薪點差距過大，直接導致中國家庭在引導子女選擇學科方向時的傾向性。

如果中國沒有人口老齡化的危機，那麼職業發展對於社會經濟的影響還沒有這麼大。而在當前的人口形勢下，中國有必要採用政策手段，強化工程師文化、技術型人才的打造和專業技能培訓體系的搭建。

寫在最後

中國正在變老，這是一個無法改變的現實，且將是未來相當長的時期內的大趨勢。

誠然，老齡化的問題是一個社會問題，如何應對與解決，更多的是國家層面、政策層面的宏觀決策問題。

但是，老齡化的細枝末節就是發生在我們身邊，甚至就是發生在你我身上的變化。

中國人在一天天的變老，我們的父輩已經成為深度老齡化羣體，我們即將或正在步入老齡化羣體，我們的子女在不遠的將來，也將成為老齡人口的一部分。

沒有人能避免衰老，因此，也就沒有人有資格和權力逃避老齡化社會的治理話題，這是一個屬於整個中國社會的全民命題，所有人既是命題者，同時也有義務成為破題者。

我們終將變老，我們不懼怕變老，怕的是沒有為變老做好充足的技能準備、心理準備以及社會組織準備。

文章選自微信公眾號“毛大慶”，2022年1月19日

CCG 圖書

● 出版 | 中信出版集團 

● 作者 |  王輝耀，苗綠

圖書介紹

《我向世界説中國》是由全球化智庫（CCG）主任王輝耀和秘書長苗綠基於“世界新格局下的中國對外敍事及話語權重塑”問題研究的重要成果，由中信出版集團出版。據悉，該書講述了全球化智庫近年來立足芒克辯論會、慕尼黑安全會議、巴黎和平論壇、達沃斯論壇等知名國際舞台，與各國政商學界知名人士暢談國際時局與未來趨勢，回應各方對於中國的關切和質疑，詮釋中國的發展模式，降低外界對中國的誤解，通過多層次、多主體、多元化、多渠道國際交流及傳播，以全球視野講述時代中國，積極塑造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的生動故事。同時，本書立足國際形勢變化和全球傳播新格局，針對中國應當如何開展對外交流和傳播工作、如何創新外宣方式講好中國故事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淺出的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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