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縣城特別容易產生“陰謀論”？_風聞

文 | 燕志華

近日，又一起縣城輿情引發了全網焦點關注，我們就此談談，縣城輿情的應對現狀和應對方式。

縣城輿情背後的政治社會特殊性

縣一級行政單位，在中國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存在。一方面，縣城是保守主義的大本營，另一方面，又是網絡輿情爆發更為集中的層級。因此，縣城政治非常值得關注和研究。

為什麼説縣城在中國現實社會中處於一個較為特殊的地位？

從精神文化方面看，在於過去20多年迅猛的城市化浪潮中，鄉村勞動力被抽血，鄉村走上了慢慢淪亡的進程，**但是縣城卻幾乎保持了精神文化完整性。雖然大樓也開始矗立起來，但是民風民俗、精神世界基本未變，構成了中國人精神意義上的故鄉和後花園。**縣城的不少年輕人大學畢業後留在大城市，但更多的年輕人因為濃厚的社會關係、熟人關係，往往進入體制，温飽不愁，不做房奴，成為消費水平頗高的“小鎮青年”羣體。

從經濟發展方面看，中國在傳統的城鄉二元社會之外，其實還有一個“三元社會”，那就是大城市和縣城的二元對立。縣城一方面對大城市心存嚮往，另一方面又充滿不安。**一個優秀的縣城年輕人進入大城市，雖然前途看好，可是一旦安家落户，一個首付就能掏空縣城中產家庭，淪為大城市吸血的犧牲品。**這個現象的本質，是快速發展的大城市對於小城市生產力要素的虹吸和盤剝。這反過來又固化了縣城人羣的文化和精神的保守主義傾向，成為城市化浪潮中城鄉之間的一個孤島。

這帶來的一個後果就是，縣城人羣在面對新媒體時代的亂象的時候，一方面容易爆發傳統道德的憤怒，另一方面，他們的權利意識隨着物質財富的改善也在提升，面對地方政府的不作為、亂作為，他們又尋求網絡幫助，引爆輿情。

從政治特點方面看，縣級政府看起來承上啓下，其實具有強烈的自成一體的封閉性特點，更具有強烈的“文化墮距”特點，也就是在社會快速發展的時候，政府和地方官員看待世界的觀點、立場具有明顯的落後於時代一步的特點。表現在輿情意識和輿情應對方式上，具有較強的壓制傾向。如果主政者缺乏網絡時代的開明開放的意識，很容易指使手下做出違背輿情傳播規律的事情，從而引爆次生輿情，給地方帶來更大網絡生態災害。

理解了縣城的政治特點，也就理解了今天很多地方爆發輿情的時候，為何常常導致更大的輿情，“陰謀論”和謠言滿天飛。

縣城的輿情應對操作常常導致更大風險

縣城爆發的輿情，大體上分為兩種：涉官輿情和社會性輿情。

縣城是個關係的社會，只有和體制搭上關係，才能獲得資源，走向成功，這也導致地方官氣濃厚。這在地方小社會眼裏，不是什麼問題，潛規則也是規則，但是一旦被大城市的媒體報道或者某個大V曝出某個事件的背後涉及到政府官員，往往就搞出大輿情，給縣城整個小社會一個突然襲擊。

但是縣城的特殊性在於，地方文化和當代流行文化或者主流文化，存在一個較大的文化墮距問題，**一旦通過網絡社會和現代社會發生聯繫，傳統文化中的落後甚至醜陋的一面就暴露了，比如虐待殘疾人、買妻、拐賣兒童、欺壓外來人口等等，一旦鬧出人命或者人倫悲劇，常常引爆激烈輿情。**縣城之下，是地域廣闊的縣域，轄區內任何一個鄉村的事件，最後都可以歸結為縣城輿情，成為地方政府尾大不掉的麻煩。

問題是，地方政府如何看待這樣的社會性輿情？因為他們的看法，常常決定了應對輿情的方式，並影響網民對於地方的觀感。

一般而言，合理的做法應該是這樣的：如果是涉官輿情，地方需要嚴肅地對待，畢竟官員涉及體制，具有系統性的影響，必須做好切割並消除影響，這需要非常謹慎。但是如果是社會性輿情，也就是和官員、權力缺乏原生性牽連的輿情，僅僅是社會新聞或者文化領域的輿情，那就簡單多了。

地方政府只要秉持公平正義和法治的立場，進行嚴肅查處，通過正式渠道向社會公佈真相，往往就能獲得不錯的效果。這個過程，地方政府處理態度愈是嚴肅，力度愈大，效果愈佳。

但是現實情況卻是異常複雜的，更為常見的情形是，地方政府的路徑選擇不光是錯誤的，而且常常給地方帶來深遠的負面影響，形成嚴重的次生輿情災害。

縣城傾向於將縣域內所有事務進行“承包責任制”，將整個地域的形象和美譽度視為一種會被上級關注的指標來看待。這本是無可厚非的事情，但是走到了一個極端。不光正面宣傳要搞，還要將所有的負面輿情也視作“家醜”，視作自己社會治理的失敗，為了避免地方形象惡化，就只能層層包裹起來，不僅對內隱瞞，對外還驅趕媒體，結果不光令紙包不住火，也常常引火燒身，導致更大的輿情。

從地方宣傳部門的慣常做法，常常可以窺見一斑。

作為地方和外界打交道的縣級政府的“先遣隊”宣傳部門，常常根據情況扮演三種角色。

**一是撒花。**將地方做出的政績通過各種宣傳渠道向外傳播，提升地方的美譽度；

**二是滅火。**地方出了負面新聞，滅火就成了宣傳部門責無旁貸的事情。這個責任其實非常重大，也常常做不好。兄弟單位惹的火，常常讓宣傳部門來滅火，這不公平，也常常做不好；

**三是粉飾。**這經常是第二個功能的延伸，就是為了地方保護主義或者狹隘的利益，會對外講述虛假的故事，將真相隱瞞，或者為錯誤行為狡辯，甚至不惜走上枉法的路子。

2020年，河南原陽縣4名兒童在建築工地被埋身亡，為了掩蓋這個負面輿情，地方不光阻攔前來採訪的外地記者，還進行了暴力對待，並組織地方網評員在新聞下面進行歪曲事實的留言跟帖，總之一系列操作不光沒有挽回形象，還導致惡評如潮。

**還有一些地方也爆發了醜聞，雖然沒有如同原陽那樣進行粗暴，但是回覆的方式也是大打折扣的，**比如沒有深入的調查、沒有針對網友的關切痛點等，導致事態熱度持續升高。

縣城輿情應對更為有效的路徑是什麼？

縣城輿情一旦爆發，往往都會宿命般地走過這樣的環節：

引爆輿情——地方敷衍回應——引發“陰謀論”和謠言，再推高熱度——高層介入，倒逼縣級嚴肅對待——聯手上級部門，發佈更詳細調查報告——輿情回落。

縣城跳不開這個輿情應對的週期律怪圈，在於地方保護主義思維模式，以及地方主政者缺乏輿情意識，因此總是會引爆次生輿情，結果引發上級部門震怒，倒逼真相調查出台。

但是我們會注意到，一旦縣城爆發負面輿情，即便縣一級部門進行了調查，發佈了結果，往往也不會平復輿情，甚至激起更大浪潮。背後根源是縣一級部門普遍缺乏公信力，掉入了“塔西佗陷阱”，導致説啥都不能令人信服。

也就是説，縣城輿情應對常常失敗，根源在於公信力不足，甚至是公信力破產。

網民基本不會相信作為一個輿情爆發地的縣城能給出一個真相。過往的很多事件已經教育了網民。如果一個地方以往已經出現了未能處理好的輿情，留下了病根，如今再次爆發輿情，縣城即便給出再好的説辭，網民也不會再相信。這就是公信力的破產，也是一種代價。

**因此，當一個縣域爆發了重大輿情的時候，我們的建議是“借位”充實公信力。**就是向上面具有更高社會地位和公信力的層級，借來具有權威性的機構或者專家，共同參與事件的調查和發佈，這樣發佈的東西往往能取得網民的信任或諒解，實現輿情儘快的降温。

尤其是那些激發起網民道德憤怒的事件、引發全網關注的重大事件，必須要採取這樣的辦法，因為一旦在第一時間不能取信於民，那就可能導致謠言的出爐和“陰謀論”的傳播，導致更大的憤怒浪潮。

對於更高一級的管理部門來説，縣城一旦爆發重大輿情，必須進行密切關注，因為縣城的輿情，也常常鬧大成為所在城市和所在省份的輿情。上級有理由進行指導，並派出專家隊伍進行研判和指導。因為從過去的教訓看，縣城有可能會將上一層級的宣傳和網信部門拉在一起，抱成地方利益共同體，沿着他們設想的路徑前進，導致更大的問題。

藉助權威的第三方來充實公信力，其實這本身就是一種輿情意識。但是遺憾的是，很多縣城的主政者缺乏這樣的素養，在事件爆發的第一時間，常常不能意識到事件的可能後果，沒有輿情研判的意識，敷衍應對甚至漠然處之，一旦發覺網民憤怒情緒如潮水撲來，再想認真應對，已經晚了，因為老百姓已經變成“老不信”了。

因此，在今天的新媒體時代，需要學習輿情規律、提升輿情意識的，不再僅僅是各級管理者和宣傳部門，更是地方主政者的必修課，是一種新的執政素養。因為主政者的素養意識強弱，直接決定了一個輿情事件的走向，直接影響了事件對地方聲譽形象的傷害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