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千你我, 匯成一個家”: 冬奧主題曲背後的中國世界秩序觀 | 文化縱橫_風聞

✪ 強世功 | 北京大學法學院

【導讀】在前不久舉行的2022年北京冬奧會開幕式上，百餘名兒童演唱的主題歌《雪花》讓許多人印象深刻。據媒體報道，開幕式音樂總監趙麟向30多位作曲家發出了創作邀請時，轉達了總導演張藝謀的想法，給出了“一朵雪花”“人類命運共同體”“天下一家”這三個關鍵詞。而《雪花》的歌詞“萬千你我，匯聚成一個家”，簡約而有力地傳達了“天下一家”的精神。事實上，“天下一家”也是新時代中國的世界秩序觀的凝練表達。

新世紀以來，信息技術推動新一波全球化——“深度全球化”快速發展，“地球村”成為現實，全人類成為真正的命運共同體。但美國為鞏固冷戰成果，不斷強化世界帝國建設。“深度全球化”的歷史大勢與世界帝國的治理模式出現前所未有的矛盾：帝國的經濟壟斷阻礙全球經濟增長，“美國優先”無法應對命運共同體背景下的全球風險，“歷史終結”的意識形態無益於不同文明的平等對話。面對“深度全球化”遭遇世界帝國而產生的全球治理困局，作者指出，中國應繼承並超越“五四”精神，積極推進全球民主治理，探索全球治理的新科學，復興“天下一家”的全球治理理念。

**本文原載《東方學刊》2021年冬季刊（總第14期），原題為《“天下一家”vs世界帝國：“深度全球化”與全球治理的未來》，**特此編髮，供諸君思考。

“天下一家”vs 世界帝國：****“深度全球化”與全球治理的未來

席捲全球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簡稱“新冠疫情”）無疑對全球格局產生深遠影響。不同學者基於不同的理論範式開始分析後疫情時代的全球格局。歐洲有學者將新冠疫情比作歐洲中世紀的黑死病，分析其對人類行為習慣以及政治秩序產生的深遠影響。而美國《外交政策》雜誌預測新冠疫情會成為壓垮經濟全球化的最後一根稻草，世界不可能回到 21 世紀初那種互利共贏的全球化狀態，民族主義將加重大國對抗、戰略脱鈎的趨勢，導致國際權力結構重新洗牌，中美戰略博弈成為重心。然而，要真正理解中美博弈的性質，不能簡單地陷入國際現實主義的理論視角，將中美之間的較量簡單看作大國之間實力的較量，從而簡單地歸結為“修昔底德陷阱”。相反，我們需要將理論視角從基於主權國家思考的國際關係範式轉向基於全球秩序的帝國範式，從而充分認識美國所建構的世界帝國體系。今天的中美關係乃是世界帝國體系的設計者和主導者與世界帝國體系的參與者和反抗者之間的矛盾。

正是基於全球秩序的思考，我們必須意識到**“深度全球化”的歷史趨勢與當前美國主導的世界帝國體系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尖鋭。這次疫情將這種長期矛盾以極端的形式展現了出來。**疫情意味着全球化的推進必須依賴相互合作，人類已結成了更為緊密的休慼相關的命運共同體，需要一種新的國際主義思潮來克服民族主義、民粹主義、霸權主義。而美國建構的服務於美國利益的世界帝國體系不斷挑起國家之間的衝突和仇恨，撕裂大國合作和全球合作。因此，當前的狀況特別類似於 19 世紀晚期和 20 世紀初期的國際秩序大變革時期的歷史情境。在那場全球化遭遇逆全球化的震盪中，最終是共產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的兩種全球化理論敍事將歐洲乃至全球從門羅主義、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種族主義乃至納粹主義等種種逆全球化的主張中解放出來。因此，我們今天討論中美關係，不能簡單地陷入現實主義思路下大國博弈的實力較量，而要從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角度來關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特別是冷戰結束以來）奠定的全球治理體系及其面臨的問題。

▍ 世界帝國的法秩序

一部全球史實際上是一部帝國爭霸並不斷演變的歷史，是從區域性文明帝國邁向世界帝國的歷史。**即使在近代歐洲推動形成的主權國家時代，歐洲列強都是以主權國家的面目呈現出來的現代殖民帝國，因為這些主權國家的背後是大量被佔領的殖民地。如果我們只看到歐洲國家的主權建構的表面，而忽略其殖民帝國的背面，不僅不能理解歐洲主權國家崛起以來的全球歷史，更不能理解今天中美貿易戰中中國所面臨的現實問題。**比如，為什麼中美之間展開貿易戰，卻是加拿大扣押中國華為公司的孟晚舟？為什麼中美之間展開貿易戰，卻是歐盟跟隨美國來污衊中國新疆棉花並對中國施加相應的制裁？我們唯有從帝國秩序的理論和歷史視角，才能真正把握今天的中美關係，即中國與美國的關係並不是簡單的兩個實力不同的主權國家之間的關係，而是中國與一個世界帝國的關係，無論是美國不斷強化的“印太戰略”，還是拜登上台之後重新與英國簽署的《大西洋憲章》與強化的 G7“民主聯盟”，這些國際關係表面的變化恰恰反映了美國所建構起的世界帝國的本質，即將現代帝國的建構隱藏在國際條約背後，用形式化、法律化的主權國家平等的法律關係來掩蓋帝國中心對邊緣的附庸國或隱形殖民地的支配。

關於美國建構的世界帝國秩序，西方學者已有大量的討論，但這些討論都從專業化的學科視角出發，集中在對某些具體特徵的描述上，而缺乏對整個體系的完整認識。事實上，美國建構的世界帝國已經成了一個複雜的多面體，而能夠將這些多面體有效建構在一起的是一些根本性的力量，這些力量的組合構成了世界帝國的法秩序，從而呈現出三個維度。

1. 經濟領域：貿易-科技-金融相互支撐的世界體系

目前，學術界已大量採用“信息帝國”“貿易帝國”“商業帝國”“金融帝國”等概念來描述世界帝國在經濟領域中的特徵。如伊曼紐爾·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採用中心-邊緣結構的“世界體系”概念來概括全球經濟秩序。貿易促進分工不斷擴大，將全球捲入一個相互交往、彼此滿足不同需要的體系中。隨着貿易物品從自然出產物轉向工業製造品，西方列強採取重商主義和保護主義戰略，導致全球貿易中西方與非西方地區、工業化國家與農業國家之間的貿易不平等持續擴大，以至於工業革命之後，全球貿易產品形成從自然出產的原材料到不同科技含量的工業品之間的一個等級鏈條。這就是我們今天所説的“產業鏈”。根據科技含量不同形成的產業鏈意味着商業貿易利潤的分配不同，恰恰是這種利潤和財富的分配不同導致人類在聯為一體的過程中，在全球地理空間內形成了富裕-貧困、強者-弱者、中心-邊緣的帝國等級支配關係。“世界體系”這個概念雖然用來強調經濟力量的不同，但這恰恰構成強者支配弱者的世界帝國秩序基礎。因此，世界帝國秩序始終圍繞貿易問題展開，重商主義與自由貿易、自由貿易與公平貿易、貨物貿易與服務貿易之間的各種爭論實際上都是圍繞世界帝國秩序內部的利益分配而展開的。

然而，貿易利潤的不平等説到底是科技實力的不平等。世界體系中的中心-邊緣結構實際上建立在科學和技術推動的產業發展的基礎之上——這是近代歐洲崛起並建構帝國的阿基米德點。一個科技強國也很容易成為貿易強國，由此世界帝國的中心也往往隨着科技創新中心和貿易中心在全球地理空間中的轉移而轉移。科技是推動人類歷史發展的根本動力。科技力量一方面讓人類從分散在地球的各個角落凝聚為共同體，但另一方面掌握科技力量的民族或國家很容易藉助這種力量建構起帝國，使分散在地球上的傳統文明帝國邁向現代的世界帝國。美國之所以能夠建立起世界帝國，核心在於其引領全球的科技發展，其已成為全球科技創新和產業轉化的引領者，從而使其在全球產業鏈的分工中始終壟斷着高利潤行業，而且這種科技優勢會迅速轉化為軍事優勢。

如果説科技是推動貿易發展的力量，那麼貿易無疑需要一種作為交易中介的貨幣，**貿易強國無疑擁有提供基準貨幣的最大可能性。因為任何國家想要和這個國家展開貿易活動，就必須採用這個國家的貨幣。當全球商業活動逐漸形成一種全球通用的世界貨幣時，世界帝國的經濟秩序基礎就已經形成了。在關於世界體系的爭論中，一種意見主張將明清時期中國的朝貢貿易體系看作唯一的世界體系，就在於全球形成了將非洲的黑奴販賣到美洲挖掘白銀的貿易線，以便滿足中國對白銀的需求，在這個意義上，白銀就是圍繞中國的朝貢體系形成的全球通用貨幣。在此後幾百年的發展中，基於黃金本位制的英鎊取代白銀成為全球商業貿易的通用貨幣。而在二戰後的佈雷頓森林體系中，美元與黃金掛鈎的制度設計直接賦予美元作為世界貨幣的特權。雖然在 1970年代黃金與美元脱鈎，但隨着“石油美元”機制的形成，特別是隨着美元跨境結算的電子化，美元的國際貨幣職能被進一步強化，這使任何國家和跨國公司一旦脱離美元支付體系，就成為被排斥在世界體系之外的孤島。**而作為國際貨幣的美元的發行以及美元與其他主權國家貨幣的匯率變化，直接影響着全球貿易和全球經濟的發展。

然而，**國際貨幣自身可以在交換中不斷進行自我升值，甚至嚴重脱離其所代表的體現為使用價值的全球實際財富，由此引發週期性的金融危機。**在這個意義上，作為“上層資本主義”的全球金融活動實際上控制着、影響着全球經濟的發展。由此，**美國可以利用美元作為國際貨幣的霸權優勢來強化其科技產業發展和貿易優勢。**例如，美國面對日本製造業在全球貿易中的挑戰，通過簽署《廣場協議》來強迫日元兑美元的匯率大幅升值，導致日本工業品出口價格大幅上漲。再如，在 2021 年，美國又通過大規模超發美元引發全球通貨膨脹來掠奪全球財富。

2. 政治領域：暴力-盟友-規則相互支撐的帝國霸權

政治秩序的形成、維持和改變往往通過暴力的方式展現出來。戰爭和暴力創造了最根本的法，即對統治支配的領土邊界進行劃分。而這種暴力征服不斷推動小共同體合併為更大的共同體，甚至推動全球不同地理空間中形成幾個長期穩定的區域型文明帝國。**隨着地理大發現，暴力也隨着貿易而向全球擴張，歐洲貿易推動的市場擴張和爭奪通常不是通過市場競爭這隻“看不見的手”完成的，而是通過軍事戰爭和掠奪完成的。**沒有炮艦征服，西方列強就無法通過貿易打開東方的大門，那並不是因為東方帝國閉關鎖國，而是東方貿易規則是建立在朝貢貿易體系之上的，完全不同於西方資本主義的私人貿易體系。這種資本主義私人貿易體系的擴張推動了西方現代主權國家這種特殊的組織形態的興起。當這種貿易與市場、戰爭、金融緊密結合在一起時便推動了“軍事-財政國家”的崛起。從此，人類歷史上的戰爭形態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即戰爭隨着爭奪市場和利益而常態化，圍繞經濟利益形成貿易戰、產業戰、科技戰、金融戰和軍事戰交織在一起的“混合戰爭”，軍事戰爭變成了“政治的延伸”。

**正是這種混合戰爭的興起，使傳統暴力戰爭有了一個更為温和、日常且中性的名字——“競爭”或“鬥爭”。**商業市場上私人與私人的“競爭”，推動政治生活中黨派與黨派的“鬥爭”，最終演變為將私人高度組織在主權國家這個“權力容器”中，展開國家與國家的“鬥爭”。**鬥爭或戰爭是資本主義秩序的常態，和平則是戰爭征服之後的間歇期。**如此一來，我們才能理解近代歐洲崛起過程中頻繁發生的各種類型的戰爭。這些戰爭推動了帝國的興衰和轉型。正是採取了這種混合戰，大英帝國摧毀了印度的棉紡織業，從而確立起英國在全球棉紡織業的中心地位，由此建立起“自由貿易的帝國”，即能夠用貿易打敗的就不用軍事，不能用貿易打敗的才需要發起軍事戰爭。全球海洋貿易的背後始終是海軍和海權，資本主義的貿易始終需要軍事暴力的護佑，如果不能在貿易中佔據優勢地位，那就直接通過暴力征服、割地賠款來掠奪，由此形成了現代的殖民帝國體系。

因此，**經濟領域中的中心-邊緣結構的世界體系是依靠這種經濟與暴力的混合戰爭建立起來的，那麼打破這種結構也無疑需要藉助於經濟與暴力的混合戰爭。**兩次世界大戰實際上就是圍繞貿易利潤分配、為爭奪世界體系的主導地位而展開的鬥爭，從而導致世界體系的中心從英國向美國轉移，由英國主導的世界帝國轉向了由美國主導的世界體系。因此，**世界帝國體系從來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人為努力的結果。歐洲的工業革命也不是技術和資源累積的自然發展過程，而是軍事-財政國家在激烈競爭中，基於暴力戰爭爭奪貿易利益的產物。**在重商主義和工業革命的背後，乃是歐洲帝國在全球殘酷的殖民主義和你死我活的漫長戰爭。

**美國建國實際上就是歐洲殖民帝國之間一系列爭霸戰爭的產物。**在與英國全球爭霸中失敗的法國，作為報復而支持北美分裂脱離大英帝國。在這場反對殖民帝國、爭取獨立的戰爭中獲勝的美國也迅速加入法國大革命的行列。因此，美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帶來了一種新的政治秩序，即摧毀舊歐洲君主世襲下的殖民帝國，以自由、平等為政治原則來建立新的國家。資本主義商業貿易的全球化仍在不斷推進，殖民主義的帝國爭霸依然在繼續，但一種新的政治秩序在美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的基礎上開始奠基，那就是基於主權國家平等而形成的國際法秩序，從而將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從歐洲公法推向了國際法。在這個意義上，**美國崛起在全球政治中始終具有兩面性，一方面是在現實中繼承了歐洲舊秩序中殖民主義的遺產，另一方面則是在理念上反對歐洲的殖民主義。**無論是美國向西進行領土擴張還是通過戰爭兼併墨西哥領土以及向拉丁美洲的勢力擴張，始終伴隨着軍事暴力，因此美國自詡“危險的國家”。美國人始終生活在戰爭中，最近的就是兩次世界大戰、冷戰、冷戰結束以來的“反恐戰爭”以及今天針對中國崛起發出的戰爭威脅。**艾森豪威爾曾經在總統告別演説中提出要警惕美國的“軍工聯合體”，而這個“軍工聯合體”不過是歐洲歷史上“軍事-財政國家”的翻版。**在這個意義上，一方面，美國所締造的世界帝國秩序繼承了歐洲歷史上的殖民主義帝國秩序的遺產，而這種帝國秩序始終以歐洲基督教文明秩序作為其意識形態的基礎；另一方面，美國的帝國秩序又包含非常強的革命性，這種革命性實際上源於歐洲歷史上的共和主義和世界主義的遺產，即用共和主義民主政治原則來建立世界帝國，從而實現永久和平。這種思想遺產也同樣深刻地影響了歐洲的共產主義思潮。可以説，正是威爾遜的永久和平的世界主義理念和列寧的共產主義理念，共同摧毀了舊歐洲所建立的殖民主義體系，從而推動了民族解放運動，而這兩種政治力量攜手合作的成果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建立的聯合國體制。

因此，二戰之後，美國和蘇聯崛起，整個歐洲殖民主義體系瓦解，基於主權國家平等的聯合國體制建立起來。然而，在“冷戰”中，無論是蘇聯還是美國，都放棄了聯合國體制而轉向歐洲歷史上的帝國爭霸格局。**但是，無論是蘇聯帝國還是美利堅帝國，至少都宣稱自己是建立在主權國家平等的法律原則上，基於政治理念和利益而結成盟友體系。因此，盟友體系成為殖民體系的翻版。如果説殖民體系是一種直接的控制，那麼盟友體系必須藉助國際法規則建構。**比如，美國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石油美元協議、瓦森納協定以及各種自由貿易區的協議等控制了全球經濟，通過北約組織、《美日安保條約》及與很多國家和地區簽訂的各種駐軍協議等，將歐洲、日韓等國家作為“附庸國”納入其帝國體系的控制之下，美其名曰“盟友體系”。不同的是，蘇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對盟友的控制只能藉助暴力和政治上的直接統治手段，其途徑更為原始和粗暴。這種帝國統治與其宣稱的政治原則相違背，很容易遭到抵制和反抗。然而，美國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對其盟友的控制固然有軍事上和政治上的直接統治，但更多的是通過經濟、金融、法律和意識形態等“看不見的手”進行間接控制，從而其帝國色彩比較淡，帝國的統治手段更為現代和精緻。

因此，當我們把蘇聯的這種直接控制模式稱為“帝國”的時候，美國的這種間接控制模式則往往被稱為“霸權”，即一種基於認可和同意基礎上的支配。相較蘇聯的“帝國”，“霸權”反而是褒義詞。二戰後美國從不避諱自己建立的霸權秩序，甚至自豪地稱為“自由主義的霸權秩序”或“自由主義的利維坦”。**直到“9·11”之後，美國差不多支配了整個世界，才暴露出其世界帝國的真面目。國際政治學界批評美國的“單邊行動”，恰恰是因為美國拋開了聯合國體系甚至盟友體系，將入侵其他主權國家的侵略行為解釋為世界帝國內部的治安執法行動。**事實上，美國也並不避諱自己要建成統治世界的“新羅馬帝國”的意圖。美國建構的世界帝國以全球軍事暴力作為後盾，表面上保留了主權國家的法律形式，卻通過各種條約體系和美國國內法體系維持對全球貿易-科技-金融體系的控制，從而利用這種經濟和法律的控制力量將其他國家變成其“準殖民地”或“附庸國”。

3. 文化領域：基督教-英語-人權相互促進的歷史終結意識形態

**政治秩序意味着支配，而政治支配的穩固需要奠定正當性基礎。**用韋伯的理論來説，**單純的暴力支配只能擁有“權力”，而唯有獲得意識形態正當性的支配才擁有“權威”。因此，帝國秩序的建構始終以文教體系的建構作為最高境界。**古典帝國秩序往往需要宗教思想為其提供正當性支撐。基督教讓崩潰中的羅馬帝國延續了上千年，從而演變為羅馬-基督教帝國。然而，隨着地理大發現和歐洲主權國家的崛起，世俗權力與宗教權力的爭奪越來越激烈。歐洲基督教帝國秩序受到來自這些世俗主權國家的挑戰，其中最激烈、最持久的就是宗教改革引發的新教國家對羅馬天主教秩序的系統性反叛。**新教革命原本是基督教帝國內部的一場革命，然而它不僅摧毀了歐洲基督教帝國上千年的秩序，更是開啓了一個全新的帝國時代，一個在新教基礎上形成的以自由、科學的啓蒙思想來奠定正當性權威基礎的帝國時代。**從此之後，不僅歐洲基督教帝國秩序衰落了，任何基於宗教奠定正當性權威的古典區域文明帝國秩序也因此瓦解了。

可以説，全球資本主義商業貿易、宗教改革、啓蒙運動、工業革命以及現代主權國家和殖民帝國的崛起等一系列全球重大歷史事件共同摧毀了全球的區域性文明帝國秩序，並將這些帝國的碎片整合到一個全新的帝國秩序中，這就是 19 世紀大英帝國在巔峯時期所建構起來的“自由貿易”的世界帝國秩序。我們之所以將這個帝國秩序稱為“世界帝國”，不僅是因為其基于海洋貿易和科技發展將全球經濟和社會生活連接為一體，只有少數內陸地區未能整合在這一全球經濟秩序中，但這些地方不過是整個經濟全球化時代的一些微不足道的孤島而已；更重要的是，世界帝國的正當性基礎已經獲得了普遍的認可——基於科學理性、工業化、自由民主的現代“文明”與前現代社會的“野蠻”形成了明顯的對照，而這種文明與野蠻的劃分又潛在地包含宗教和種族主義的色彩，從而打上了基督教（新教）-白人種族至上的烙印，這就是美國建構過程中所呈現出來的美國白人新教徒（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WASP）。正是在這種文教秩序的影響下，東方古老的區域性文明帝國受到歐洲帝國的外部衝擊，但更重要的是其內部爆發了挑戰帝國秩序正當性的文教革命。

**現代秩序雖然以激烈的反傳統的形式出現，然而現代秩序在西方的顯現無疑具有其歷史文化根源，這個根源就是基督教的新教革命。**新教革命徹底粉碎了彼岸世界與此岸世界的紐帶，將人拋在一個無意義的物化的世界中，迫使人以一種“驅魔”的眼光來看待周遭的世界，以一種冷靜的、不含有情感的、科學的眼光看世界，於是世界就成為有待於人類征服並服務於人類的對象化的客體。這種觀念孕育了現代科學技術，但也導致了工業革命以來人類對世界的不斷征服，而形成對照的就是古老的區域性文明帝國囿於宗教“文明”而約束了科學的發展和技術的運用，導致成為“停滯的帝國”。同樣，正是在新教的觀念中，才有上帝創造人類從而使人人平等的人權概念，才會有自然權利、社會契約、憲制民主之類的一切關於人類政治生活正當性權威的觀念。

正是在這種新教的觀念下，美國將其立國看作建立“山巔之城”，向全球推廣基督教的價值觀念、建立人人自由平等的政權成為其歷史使命。由此，建立世界帝國乃是“昭昭天命”，一如帝國詩人約瑟夫·吉卜林（Joseph Kipling）把帝國擴張看作將野蠻人帶入文明世界的“白人的負重”。這種關於政治秩序正當性的觀念隨着歐洲帝國的全球擴張而被推廣，特別是在大英帝國到美利堅帝國的過渡過程中，它們一起打敗了法蘭西帝國、德意志帝國和蘇聯帝國，實際上將這種意識形態與英語在全球的推廣聯繫在一起，並在冷戰結束後達到高潮。從此，自由人權成為所謂的“普適價值”，英語成為國際通用語言，基督教成為現代自由民主理念的精神支柱，基於人權理念的“顏色革命”和人道主義干涉成為世界帝國擴張的理由，由此世界帝國也往往被稱為“人權帝國”或“民主帝國”。**從世界帝國建構的角度看，關於政治統治的正當性問題在哲學層面上已經獲得瞭解決，形成了“歷史終結”的意識形態；而所謂的“文明衝突”始終在“政治”層面上，無法上升到哲學層面。**因此，“歷史終結”和“文明衝突”這兩種衝突的政治理念共同服務於美國建構的世界帝國的“內”與“外”：帝國的內部已經實現了“歷史終結”，而在帝國的外部則存在“文明的衝突”；可以説，世界帝國的建構是通過“文明衝突”推動實現“歷史終結”的。

▍ “深度全球化”與世界帝國的內在矛盾

從 20世紀初美國進入亞洲並邁向世界歷史舞台開始，整個 20世紀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説是“美國世紀”（American Century），美國經過百年努力建立起統治全球的世界帝國。**進入21世紀之後，互聯網、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的運用推動新一波全球化，我們可以稱之為“深度全球化”。**信息傳播和人員流動使全球化從商業經濟領域發展到個人情感交流和生活深度體驗，“地球村”不再是一個比喻，而是成為現實。“世界主義”不再是基於理性反思的抽象概念或遙遠的政治理想，而是越來越具有現實情感和生活體驗基礎，從而使全人類真正走向“天下一家”，成為命運共同體。**然而，21世紀的美國為了鞏固“冷戰”勝利成果，不斷強化世界帝國的建設。**特別是“9·11”之後，美國針對恐怖主義展開了世界帝國治理下的全球治安清剿行動。這種清剿行動不僅反映在傳統的地面戰爭領域，更是通過互聯網和大數據對全球信息流動的全面審查和監控，通過司法層面的“長臂管轄”對全球經濟活動進行全面的監管。美國建構的世界帝國的治理模式與這種“深度全球化”所推動的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歷史發展趨勢背道而馳。這就是為什麼冷戰結束以來，全世界對美國的感受正日益從昨天世界的“解放者”變成了今日世界的“霸凌者”。“深度全球化”的歷史發展趨勢與世界帝國體系的治理模式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矛盾。

1. 帝國的經濟壟斷與全球經濟增長的矛盾

“深度全球化”不斷推動全球經濟聯為一體，並促進全球經濟持續增長，然而世界帝國的金融壟斷和霸權所製造的不平等阻礙了全球經濟的增長。“深度全球化”導致全球經濟形成了比較優勢下的全球分工體系，而這個分工體系需要由“看不見的手”來調節，從而推動其不斷變化。然而，比較優勢並非僅僅侷限於自然條件和資源稟賦的天然差異，隨着工業化的發展以及後工業化時代的來臨，尤其在知識經濟時代，比較優勢往往取決於後天的學習和努力，這就意味着後天的學習和創造能力完全可以改變先天的比較優勢。**如果説世界體系的中心-邊緣秩序是基於科技優勢和產業優勢分工所形成的，而這種分工的基礎是比較優勢，那就意味着隨着比較優勢的改變，世界體系中的中心-邊緣的空間佈局處於不斷的調整和變動之中。這種調整和改變無疑是有效率的，能夠為全人類帶來普遍的福利。在這個意義上，世界體系的中心-邊緣位置不斷變化，恰恰是在鼓勵通過合理的政策來強化後天的學習和創造能力，從而推動經濟發展，為全人類創造更多、更好的財富。**這無疑是源於亞當·斯密的古典自由主義的思想精髓，即整體國民的財富和福利應當優先於工商業壟斷階級的財富和福利，全球的財富和福利應當優先於某些強國的壟斷財富和福利。

今天，導致美國下層勞動階層失業的所謂“製造業空心化”問題，恰恰起源於 1970 年代美國金融資本依靠軍事和政治力量形成的壟斷，不斷通過金融手段來掠奪全球財富，從而推動美國從實體經濟轉向虛擬經濟。**美國利用世界帝國的優勢維持了美國社會整體的高福利，以至於美國社會在繁華盛世中養尊處優，早已喪失了學習能力和創造能力，喪失了韋伯當年所欣賞的新教倫理支撐下的勞動精神，只能依靠移民來吸引全球優秀的、具有創造力的頭腦，並吸引下層移民進入美國從事體力勞動。在這種背景下，製造業向中國等發展中國家轉移恰恰是全球比較優勢所推動的自然歷史進程。**如果美國試圖恢復其製造業，那也應該大規模吸引中國政府和企業家投資美國，利用彼此的比較優勢推動兩國和全球的經濟合作，就像美國總統奧巴馬支持拍攝的《美國工廠》所反映的那樣。**然而，美國卻利用其世界帝國優勢，以“美國優先”的理由揮舞制裁大棒，用各種手段來阻止世界分工體系的合理化調整，甚至不惜推動“中美脱鈎”，遏制高新技術、資金和知識向後發達國家流動和轉移，通過打壓中國經濟發展來推動製造業向美國迴流。**在新冠疫情肆虐期間，美國又動用量化寬鬆的金融槓桿，推出一系列振興美國經濟的計劃，而這種思路無疑是以扼制全球經濟增長為代價的。因此，美國建構的世界帝國體系已經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最大障礙，甚至是全人類共同福利的障礙。

從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來看，無論是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還是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的依附理論，對西方資本主義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不平等問題上。然而，**重要的不在於不平等，經濟發展的比較優勢所形成的中心-邊緣結構仍是人類歷史的必然。問題在於人類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改變這種結構，從而讓中心-邊緣結構處於一種與人類的文化商業活動相適應的變動狀態。一旦這種結構被固定之後，人類就會陷入一種命定的局面，成為這個世界帝國體系的奴隸而不是主人。**過去 500 年漫長的歷史正是給了人們一種命定的錯覺，以至於西方左翼認為所有總體化反抗只能是失敗或者帶來異化，“帝國”秩序乃是全球化時代不可克服的“鐵牢籠”，反抗不可能在政治經濟上以一種總體化的方案來顛覆世界帝國秩序，而只能在帝國內部通過各種後現代的方略，尤其是文化手段來修正世界帝國發展方向，從而更關注臨時化、片段化、場景化、戲劇化和日常生活化的反抗。這種對世界帝國牢籠般的命運的理解顯然是對過去 500 年曆史的誤讀。世界體系的中心-邊緣結構表面上是經濟，而實際上是政治，經濟不平等僅僅是表象，政治不平等、暴力支配的不平等才是實質。西方主導的世界帝國體系利用軍事、政治、金融和法律等一切壟斷性的政治力量，支配並扭曲了全球的經濟和文化思想的自由流動，從而將這種不平等支配關係經濟化、意識形態化，並由此固定化甚至永恆化。因此，**後發達國家要改變被支配的命運，就不得不從關注發展的經濟領域轉向關注支配和鬥爭的政治領域，最終要從政治上去顛覆這種世界帝國體系。**這就意味着必須認真對待政治問題，既要嚴肅對待文化政治中的敵我劃分問題，又要嚴肅對待利益政治中的暴力支配問題。唯有如此嚴肅地對待政治問題，階級劃分、人民主體、政黨組織、政治領導、政治教育、政治動員、暴力革命以及統一戰線等主題才會重新成為世界政治的主題。

事實上，**世界帝國的力量並不僅僅在暴力、經濟和政治方面來體現，最關鍵的依然是思想觀念上塑造的“西方主導世界”的命定的意識形態。**西方左派不能擺脱對這種帝國結構的命定力量的恐懼，就不可能從“諸眾”變成“人民”，就不可能從輕飄飄的“逃逸”轉向面臨死亡考驗的真正“反抗”。後發達國家若不能擺脱對這種命定論的恐懼，就無法團結起來，凝聚成真正的國際政治力量。**在這個意義上，唯有全世界左翼力量團結起來，尤其是“第三世界”國家團結起來，重新凝聚為一種去中心化的力量，才有可能摧毀世界帝國體系，基於人類命運共同體來建構公平合理的世界新秩序。**這恰恰是當年共產主義運動從歐洲到亞洲、從蘇聯到中國，在經歷勝利和失敗的教訓中保留下來的最可貴的遺產。這也是古老的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崛起的歷史意義和使命。**因此，在理論上復興社會主義運動的政治遺產，復興中國古典的“天下一家”的理想乃是思考人類命運、反抗世界帝國秩序、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前提條件之一。**在這個意義上，中美貿易戰和新冠疫情肆虐引發的“去全球化”或“逆全球化”的興起，不過是為下一波全球化運動提供動力。唯有在面臨黑暗和災難之後，人們才會拋棄過往的常識而尋找真理，世界由此才有可能閃現出新的曙光。在“深度全球化”的時代，亞當·斯密通過自由貿易實現全人類財富增長的理想已經臨近實現，唯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才能將亞當·斯密的理想變成現實。

2. 帝國的“美國優先”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矛盾

“深度全球化”引發全球風險，需要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在應對全球危機中發揮更大的作用，然而世界帝國結構基於民族國家的“美國優先”與全人類的公共利益之間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矛盾。“美國世紀”建構世界帝國的百年，也是人類全球化加速發展的百年。面對“深度全球化”的發展，人類已經進入“全球風險社會”，不僅原來分散在世界各地相互隔絕的威脅迅速向全球擴散和傳播，更為重要的是，全人類的深度交往和經濟發展的加速會產生全新的問題，諸如環境問題、氣候變化、病毒傳播、金融風險、網絡風險、太空風險、核武器擴散、恐怖主義等，需要全人類共同應對。因此，**隨着經濟全球化的加深，必然要加快政治全球化，以便使公共政治生活從以主權國家為中心的政治結構轉向以國際政治為中心的政治建構，進而推動國際政治從聯合國向世界政府目標邁進。**在這個意義上，歐洲漫長思想歷史上的“世界主義”以及馬克思的“共產主義”與中國文化傳統中的“天下大同”和“天下一家”理念有着共同的思想和政治淵源。

然而，人類為什麼未能走向“天下大同”“天下一家”的道路，反而始終面臨不斷的衝突、分裂和戰爭呢？在歐洲歷史上，不少思想家都在思考這個問題。從政教分離的主權國家理論到世界主義、永久和平的政治構想，都是思考這個問題的產物，所有這些思考都是基於主權國家理論展開，從而提供了三種探索思路。

**第一種思路是法治主義。一方面在主權國家內部用分權和憲法來約束主權者權力；另一方面是主權國家在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中通過平等的協商和談判形成國際法，從而用國際法來約束主權國家。**這種國內法治和國際法治相結合的法治主義思路就形成了後來非常流行的“共和政府”（後稱“民主政府”）之間不發生戰爭的“永久和平”理論。這種法治主義的思路包含非常強的理想主義的規範色彩，但在現實中面臨着幾種困境。其一，國際法對於主權國家的約束力非常有限，若沒有建立世界政府，國際法不可能真正發揮作用。其二，這種理想主義的規範色彩為戰爭提供了正當性理由，即通過戰爭來推動主權國家內部的革命，並將其改造為民主共和國。對外戰爭與輸出革命始終交織在一起，從拿破崙戰爭到蘇聯的輸出革命，再到美國在中東以戰爭與和平演變相結合的方式推動的“大中東民主改造計劃”都是遵循這種法治主義的邏輯，其結果非但未能實現世界和平，反而將世界帶入長期的動盪中。其三，這種自由民主國家之間不發生戰爭的理想主義論述往往根據結果來推定國家是否屬於自由民主政體。若兩國發生戰爭，那其中至少有一個國家不屬於自由民主政體，這就導致與自由民主政體捆綁在一起的正義戰爭事實上覆活了歐洲歷史上古老的宗教戰爭，將戰爭正當化，導致衝突永遠無法和解。可見，這種法治主義的理想思路非但不能奠定永久和平，反而會造成更大的戰爭和衝突。

**第二種思路是建構聯邦主義的新帝國，即主權國家之間建立起聯盟或聯邦而形成帝國，從而克服內部的分歧和衝突。**如果説法治主義思路帶有理想主義的規範色彩，那麼這種聯邦主義的新帝國思路無疑是一種現實主義的可行方案。然而，聯邦主義在歐洲歷史上的實踐始終處於分分合合的不穩定狀態，直到美國聯邦主義的出現，才真正為主權國家之間結束戰爭、衝突甚至貿易的猜忌提供了有益的探索，即將聯邦政府建構為主權國家之上的超級主權政府。聯邦主義在美國的成功不僅是由於美國建國者基於對歐洲聯邦主義歷史的經驗教訓的總結，並以此始終致力於增強聯邦政府的權力；更重要的是，美國所處的相對於原來歐洲強國的獨特地緣環境促進了美國聯邦政府的不斷成長。這種聯邦主義的新帝國思路不僅影響到後來的“蘇聯”，即通過蘇維埃共和國以聯邦的模式形成帝國聯盟。更重要的是，二戰之後隨着世界格局的變化，歐洲國家之間終於結束了上千年的戰爭，並在聯邦主義的思路下成長為今天的歐盟。**然而，這種聯邦主義的現實主義思路恰恰缺少實現永久和平的現實可行條件，原因就在於，由於國家主權的存在，國家之間永恆的較量不可避免。實力相當的大國相互競爭，難以結成聯邦，而聯邦主義思路往往在於推動形成兩個聯邦帝國之間的較量。**古希臘時代的雅典帝國和斯巴達帝國就是例子。歐洲歷史上列強之間的縱橫捭闔也往往形成類似同盟國與協約國之間的全球對抗局面。美國和蘇聯不可能聯合起來，反而形成兩個聯盟陣營。如果從這個角度看，永久和平永遠不可能實現，只能通過實力和戰爭來實現短暫的和平，並要通過不斷的戰爭來維持這種和平。

**第三種思路是在殖民帝國的基礎上建構世界帝國。**歐洲主權國家之間的戰爭往往是由於爭奪海外商業貿易和殖民地引發的。在這個過程中，歐洲主權國家雖然在政治理論的正當性上否定了“帝國”，實踐中卻在殖民主義的框架下復活了“帝國”。

在這種殖民帝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世界帝國體系主要通過貿易、科技和金融等隱蔽的底層經濟秩序來控制世界，從而大大弱化了傳統帝國通過暴力征服所建立起來的政治法律控制手段。由此，**我們看到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底層之上建立起了眾多至少在形式上平等的主權國家。**這些國家在表面的法律形式上都擁有平等的主權，**然而在底層的全球經濟秩序中，其中少數國家佔據着世界體系的中心地位，而其他絕大多數國家處在半邊緣或邊緣的地位上。**這些少數國家通過對全球經濟的直接控制獲得對全球政治的間接控制，從而構成世界帝國，就像曾經的英國和現在的美國。從法律形式上看，這些國家都是和其他國家一樣的主權國家，然而，這些國家因為控制着全球經濟從而差不多控制着整個世界。**這種法律上的主權國家通過控制世界體系從而控制整個世界構成了這個獨特的世界帝國的憲制模式。**如果説英國作為世界帝國的萌芽形態是在殖民帝國基礎上形成的，那麼美國基本上放棄了殖民帝國的模式，而是通過在主權國家之間簽訂大量的國際條約並建立國際組織的模式控制着世界經濟和世界政治。正因為美國放棄了傳統的帝國模式，既沒有采取古典區域性文明帝國的領土佔領與擴張模式，也沒有采取殖民帝國的殖民地治理模式，而是以主權國家之間平等的反帝國模式建立起隱形的帝國，可以被稱為“沒有帝國的帝國”。

而**這種從殖民帝國向世界帝國的轉型恰恰在於世界帝國攫取利潤的方式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即不需要通過直接的殖民控制來掠奪財富，而只需要通過跨國公司的投資、知識產權貿易和金融控制來榨取利潤。**如果説殖民帝國時代帝國對殖民地赤裸裸的經濟榨取和資源掠奪缺乏正當性，並最終要被推翻，那麼這種世界帝國模式隱蔽的利潤榨取方式實際上是一種新殖民主義，但這種新殖民主義卻在主權國家平等簽署國際協議的國際法層面上獲得了正當性，即法律實證主義模式下的國際法體系僅僅將國際秩序的正當性建立在缺乏實質內容的形式主義的基礎上，恰恰是這種形式主義的國際法治的合法性理論，掩蓋甚至論證了世界帝國的新殖民主義的正當性。**其結果就是：美國在事實上作為世界帝國控制着整個世界，然而美國卻可以輕鬆地用法律形式上的主權國家為理由，推卸對整個世界的道德責任和法律責任。**由此，當全球經濟出現危機的時候，美國可以以主權國家的名義呼籲“美國優先”，從而不斷退出各種國際組織，拋棄作為世界帝國本應該承擔的責任，或者以主權國家的名義大規模發行貨幣，而完全忽略美元作為全球通用貨幣給其他國家帶來的災難性後果。如果説歷史上的帝國必須承擔起對邊緣地區的道德責任和治理責任，甚至連大英帝國在撤退時也要標榜帝國責任，然而，美國控制全球，並通過“顏色革命”顛覆他國國家政權，從而讓這些國家陷入政治衰敗，甚至成為“失敗國家”，卻從來不認為自己對於整個世界、對被佔領的國家負有責任。這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美國從阿富汗潰退，卻將責任推給阿富汗政府。

因此，在這個隱蔽的世界帝國體系中，處於中心控制地位的美國一方面通過世界帝國體系來榨取資源，以推動美國這個主權國家的不斷繁榮和強大；另一方面當世界帝國的邊緣地帶出現災難或者整個世界經濟出現危機的時候，美國卻以主權國家的説辭要求邊緣地帶的主權國家獨自承擔起責任，而美國對整個世界面臨的災難甚至不承擔道義上的責任。換句話説，**隨着“深度全球化”的快速發展，這種世界帝國的全球治理模式已經與全球共同利益之間產生了前所未有的矛盾，即世界帝國體系僅僅是美國榨取利潤的工具，美國擁有控制世界的權力並利用世界帝國體系來獲取利益，然而卻不需要對整個世界承擔責任。**這就是為什麼過去 500 年來，西方塑造的全球秩序從主權國家-殖民帝國體系發展到主權國家-世界帝國體系，始終未能解決西方與非西方的不平等問題，並且不斷將這種不平等固定化甚至永久化，其根源就在於這種資本主義的世界帝國體系在帝國權力與帝國責任之間的巨大落差。因此，不分析這個隱蔽的世界帝國結構，就不能找到問題的根源所在。

3. 歷史終結與文明共存對話的矛盾

“深度全球化”亟須展開“文明對話”，而世界帝國的“歷史終結”意識形態阻礙着這種對話，加劇了人類文明之間的隔閡和衝突。**“深度全球化”推動全人類以前所未有的廣度、深度進行密集的文化交流，這就意味着原來分割在全球地理空間中的不同民族、文化、宗教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進行各種各樣的交流，從歷史上彼此陌生的“相望於江湖”到不斷產生日常摩擦的“相濡以沫”。由此，“深度全球化”必然也引發民族、文明和宗教之間的緊張和衝突。**尤其是北非、中東的移民大規模地進入歐洲，導致伊斯蘭教與基督教之間的各種衝突不斷，伊斯蘭極端主義的恐怖事件不斷髮生，而歐洲保守主義力量不斷增長，甚至法西斯主義也開始抬頭。美國也同樣因大規模移民導致其內部的文化認同發生分裂，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在文化領域中的分歧已經演變為政治領域的分歧。全球的政治利益的分化無不以文化作為凝聚力量和政治動員的口號，以至於“文明衝突”已經成為當今世界面臨的重大政治問題。如果所謂的“文明衝突”一旦變成宗教的衝突，尤其是歷史上伊斯蘭教與基督教之間那種你死我活的宗教戰爭，那麼人類歷史只能退回到永恆的戰爭征服、永遠無法共存的悲慘局面。

因此，“深度全球化”必然需要推動在各種層次上展開廣泛的文明對話，讓每一種宗教和文明反思其自身的侷限性，從而尋求共識，共同建構多元文化共存、相互學習借鑑的“人類大家庭”。然而，美國建構的世界帝國始終秉持“歷史終結”的意識形態，在意識形態的“冷戰”結束之後，美國就以“文明衝突”的方式來推進“歷史終結”，不僅以反恐戰爭為藉口，對伊斯蘭世界發起“新十字軍東征”，而且以“冷戰”意識形態和“文明衝突”的姿態對中國發起全面的打壓，甚至試圖復活“高加索人”這種 19 世紀催生法西斯主義的種族主義論調來針對中國。如果説每個民族國家都有自己的文明基礎，那麼建構世界帝國的主權國家必然按照自己的文明來理解整個世界和建構世界帝國，並利用世界帝國在全球推廣這種文明。事實上，歷史上的區域性文明帝國也是按照這種方式建立起來的。然而，歷史上文明帝國的建立往往由一個強勢文明來同化周邊的弱小文明，因此出現的趨勢往往是文明的擴張，而不是文明的衝突。而這種強勢文明之所以強勢，並不一定在於其軍事力量，而在於其認識到了人類自身的優秀思想，這就是為什麼“軸心時代”在不同地域空間中的人類文明在思想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從而塑造了地域空間中的文明形態。

然而，地理大發現以來西方的崛起在摧毀區域性文明帝國的同時，也在摧毀古典的文明形態，並建構起新的文明形態，這就是我們經常所説的現代性或者現代文明。由於現代文明是在古典文明基礎上生長起來的，那就意味着每一個區域性文明都應該找到與自己的文明形態相匹配的現代化道路，從而呈現出“多元現代性”。然而，美國建構的世界帝國始終以在西方基督教文明中成長起來的自由民主體制作為現代文明的唯一樣板，將其他任何文明對現代性的探索都看作離經叛道的敵人，甚至包括同樣在西方基督教文明中成長起來的共產主義理論。因此，美國建構的世界帝國並不是超越不同宗教和思想之上的秩序建構，而是將自己與基督教緊密聯繫在一起，基於宗教的文明衝突問題就變成對美國主導的世界帝國的反抗問題。在這個意義上，美蘇冷戰、恐怖主義與美國的新戰爭，以及今天愈演愈烈的中美之間的全面競爭都可以理解為文明的衝突，但又可以理解為世界帝國的征伐與反抗民族之間的鬥爭。在這個意義上，要從“文明衝突”轉向“文明對話”，不僅要拋棄基於基督教的理論所形成的“歷史終結”的意識形態，更重要的是，要推翻西方建構的世界帝國體系，讓宗教脱離政治的爭奪，真正面向真理展開對話。如果從這個角度看，在所有古典的區域性文明帝國中，唯有古典中國的帝國文明沒有依賴宗教，而是依靠人文主義和理想主義的儒家哲學建立起來的，因此它成功地解決了宗教衝突的問題，能夠讓不同的宗教在社會生活中和諧共處。

美國建構的世界帝國雖然面臨內在矛盾，尤其與“深度全球化”的歷史發展趨勢相違背，但美國建構的世界帝國依然具有其內在的生命力和實力。世界帝國的衰落是一個長期的歷史趨勢，就像我們通常將 1840 年看作清朝衰落的開始，直到甲午戰敗和八國聯軍侵華，清朝才真正退出歷史舞台，這中間有大約 60 年，即一個甲子的時間。因此，帝國興衰強調的是一個歷史趨勢，雖然晚清有短暫的“同治中興”，但衰落是一個必然的過程。同樣，在今天的中美競爭中，美國作為世界帝國依然具有相對於中國的巨大優勢，因此中國始終反對搞“全面脱鈎”的“新冷戰”，始終保持“不脱鈎”的戰略定力，並以更大的動力來推動全球化，在“你中有我”和“我中有你”的相互纏鬥中推動雙方力量的此消彼長。在這個意義上，只要中國保持面對全球、致力於推動現代化和全球化的戰略，那麼時間始終站在“天下一家”這一邊。因此，美國衰落的速度有多快，取決於中國崛起的速度有多快。與歐洲幾百年來建構世界帝國秩序的歷史經驗相比，中國依然缺乏建構世界秩序的歷史經驗、政治能量和知識儲備。這也註定美國主導的世界帝國的衰落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 “天下一家”：繼承並超越“五四”

**在聯合國體系陷入困境而世界帝國體系缺乏公共性的背景下，未來全球治理將面臨前所未有的困難，世界歷史將會進入世界秩序的動盪期和全球治理的混亂期。**在美國內部，雖然自由派和保守派在兩黨政治中處於你死我活的鬥爭中，但兩黨的分歧僅僅是關於世界帝國治理方略的分歧——是採取特朗普式的單邊經濟政治暴力，還是採取民主黨主張的雙邊盟友戰略。在針對世界帝國的領導權和統治權的問題上，美國的兩黨高度一致。為了維持美國主導的世界帝國，就必須全面打壓中國的發展，最終將中國納入美國主導的世界帝國體系中。在這個意義上，美國推動的“中美脱鈎”進程必然會加速，目前中美在文化教育領域的科技脱鈎已經開始啓動，而拜登政府團結盟友在意識形態上全面抹黑中國也已經開始，這似乎在為美國推動的“中美脱鈎”做準備。因此，**世界格局表面上會圍繞中美的“脱鈎”與“反脱鈎”鬥爭展開，但實際上是圍繞世界帝國的征服與反抗展開。**由此，世界上將會形成以美國為首的擁護世界帝國與以中國為首的反抗世界帝國並支持聯合國民主體制的兩大陣營，一如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法西斯陣營和反法西斯陣營。由此一切致力於推動全球經濟平等和民主進步的力量，一切致力於推動多元文化和文明對話的力量，都會成為反抗以美國為首的世界帝國體系的正義力量。**在這場“脱鈎”與“反脱鈎”的鬥爭中，全球化進程並不會發生“逆轉”，而可能出現“分叉”，呈現出相互交融的“區塊化”結構。**美國正試圖逆轉“深度全球化”的歷史潮流，試圖與其盟友構建“更緊密的半全球化”，塑造“沒有中國的全球化”，而中國則致力於推進更為包容的全球化。隨着反抗世界帝國的歷史進程的推進，全球化會邁向更加深入，各種反抗世界帝國的力量將會形成更為緊密團結的全球進步力量，推動全球化進一步邁向“天下一家”。

面對“深度全球化”遭遇世界帝國所帶來的全球治理困局，一如20世紀初所面臨的問題：“怎麼辦”？而這個問題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面對全球格局變化引發“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爭論中國之世界的重要主題。我們今天討論這個問題，既要繼承“五四”傳統，發揚“五四”精神，更要超越“五四”，探索全球治理的未來。中國崛起和中華文明的復興必然要求中國在“天下一家”的時代裏，承擔起完善全球治理體系的使命和責任。

1. 繼承“五四”民主精神，積極推進全球民主治理

“五四”運動起因於反抗“巴黎和會”所代表的歐洲列強在全球建立的殖民帝國體系。剛好這個時期社會主義的俄國和經歷了“進步時代”的美國登上世界舞台，兩者都是作為歐洲列強所締造的舊世界的批判者和終結者登上歷史舞台的，因此天然地成為中國推動民主革命的政治盟友。根據美國地緣政治學家阿爾弗雷德·馬漢（Alfred Mahan）向美國政府提出的地緣國策，美國要登上世界舞台的最後機會就在亞洲，而亞洲的重心就在中國，保持中國獨立和“門户開放”有利於抵消北方俄國和南方英國的勢力擴張，從而能最大限度地保護美國的利益。在此基礎上，美國應當以日本作為模範生，致力於推動文化上同化中國。在這種國策的影響下，美國提出了公共外交或者民間外交國策，通過工商界和文化知識分子對中國進行政治宣傳，從而立刻獲得了“五四”一代中國知識分子對美國天然的好感和支持。可以説，美國和中國都是“巴黎和會”的參加者，而且都是這種殖民主義舊體制的反抗者和終結者。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團結一致，共同致力於推翻舊歐洲的殖民帝國體系以及終結由此引發的帝國主義戰爭，共同推動聯合國這種全球民主新體制的形成。

2. 繼承“五四”科學精神，探索全球治理的新科學

歐洲在推動全球化的過程中，產生了不少關於全球治理的理論構想。而在過去一百多年的“美國世紀”裏，美國推動了全球治理的科學發展，其核心就在於推動國際法治，即建立一個基於規則治理的世界，從而極大地推進了全球化的歷史進程。“五四”新文化運動從西方引入了科學和民主的理念，這裏所謂的“科學”，不僅侷限於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而且包括社會治理、國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科學。中國要積極參與全球治理，為人類作出更大的貢獻，就必須全面吸收過往全球治理的歷史經驗和優秀成果，其中包括歷史上偉大帝國的治理經驗，也包括歐洲殖民帝國的治理經驗，尤其是美國建構世界帝國的歷史經驗。在以主權國家為主體的聯合國體制中，通過談判確立規則並執行規則無疑是現實可行的道路，由此形成尊重規則、崇尚法治的傳統無疑有利於積極推進並完善依規則治理的世界。事實上，在中美競爭較量的同時，中美貿易談判就是圍繞規則展開的談判。**中美或許可以通過規則談判來建構一個相互競爭但同時合作的世界，為全球治理提供新的規則和經驗。**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尤其需要虛心學習美國建構世界帝國的技藝——法治，只有在明確的規則預期基礎之上才能將不同的民族、文化和文明團結起來。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需要逐漸落實到法治上來，既要立足中國實際，又要吸收其他國家的經驗，建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然而，我們也要認識到，美國締造的世界帝國及其規則治理始終“以資本為中心”，而中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則須構建“以人民為中心”的規則體系。**這次全球抗疫生動地展現歐美“以資本為中心”與中國“以人民為中心”的兩種不同治理景象和兩種不同的全球圖景。因此，隨着“深度全球化”的進一步發展，未來全球治理無疑要“以人民為主體”，以法律規則和技術規則為用，積極建構全球治理的新科學。

3. 超越“五四”，復興“天下一家”的全球治理理念

“五四”運動採取了激烈的反傳統立場，拋棄了中國古老的天下傳統，致力於將中國建構為一個主權國家，從而加入全球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這個歷史任務一直到 1949 年新中國成立才得以完成。此後，中國又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身份，從而成為威斯特法利亞體系中的重要成員。新中國在聯合國中團結一切進步力量，尤其是第三世界國家，始終致力於反對霸權主義和殖民主義，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全球繁榮。而今天，隨着中國的崛起並積極參與全球治理，我們需要以更大的“文化自信”來激活中國古典的天下主義傳統，“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中國人民經過艱苦奮鬥，積累了從站起來到富起來並邁向強起來的歷史經驗，因此中國有責任推動後發達國家探索符合自己歷史文化傳統的現代化道路，共同反對美國建構的世界帝國體系。**這就意味着中國古典的天下主義必須和西方思想中的世界主義傳統和共產主義傳統相互促進，共同探尋反對世界帝國體系、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所面臨的各種挑戰的出路。**面對“深度全球化”的歷史趨勢，中國人應當秉持“天下一家”的古老信念，堅持“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西方人的天下，更不是美國人的天下。世界上每個國家、每個文明都有探索自己發展道路的權利，發展道路的多樣性植根於文明的多樣性。中國人民應當與世界人民一道，共建“天下一家”，共享“天下大同”。

**本文原載《東方學刊》2021年冬季刊（總第14期），原題為《“天下一家”vs 世界帝國：“深度全球化”與全球治理的未來》。**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