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紅軍為什麼又窮又開心？原因超出你的想象_風聞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的感覺，明明現在生活比小時候好多了，但我們卻並沒有變得更加快樂。相反，我們焦慮、易怒、冷漠、抑鬱、孤獨、迷茫、沮喪

但是，在中國大地上，卻有一羣年輕人，他們買不起房子甚至吃不飽飯，他們背井離鄉甚至與家人失聯，他們忙碌不休甚至為事業犧牲生命，和北漂、滬漂一樣，他們也有一個共同的名字——延漂。

今天我想和各位聊一聊，為什麼那羣延漂青年從來不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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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的開局，是一個破產重組的創業團隊……

1936年12月的中共剛剛損失了百分之九十的根據地，但是面對這張只得了10分的考卷，有人看見了黑夜，有人卻看見了星光。

毛主席總結道“這只是暫時的和局部的失敗，不是永遠的和全部的失敗。”、只“用一個延安”也能“換取全中國”。

此時的延安之於中華有志青年，便有如耶路撒冷之於西方，斯大林格勒之於蘇聯，海南三亞之於黑吉遼。

有人因為看見而相信，有人則因為相信而看見。

無數革命志士，冒着危險“爬也要爬到延安城”參加革命，一時間，英雄好漢來相會，四海豪傑聚延安。

曾經的小資派詩人何其芳，到了延安後是這麼描寫的：“延安的城門成天開着，成天有從各個方向走過來的青年，揹着行李，燃燒着希望，走進這城門。學習，歌唱，過着緊張的快活的日子。”

快活這個詞，離我們的生活太遠，像江湖裏的俠客，海闊天高，替天行道，瀟灑、坦蕩。

果然，不出毛主席所料，長征後七零八落的紅軍，僅用14年就從三萬人的火種變成百萬雄師。

此時的延安就好比北上廣的大廠，從全國各地吸走了最優秀的人才。

但是延安這個廠牌的待遇怎麼樣呢？是不是也五險一金、年薪百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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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就請跟着我一起走進廠牌延安，這是總裁辦公室——純天然窯洞，讓你時刻感受到泥土的芬芳；

這是員工培訓基地——抗大校園，讓你感受到什麼才叫寶劍鋒從磨礪出；

這是延安商業街——延河路，讓你感受到有錢也沒處花的苦惱。

為什麼這個財務狀況非常穩定安全，小偷來了也要抹把淚的初創公司，能吸引到這麼多年輕人呢？為什麼年輕人在這裏工作非常快樂呢？

因為，延安做對了兩件事：

一、終身義務教育，免費入職培訓

陝甘寧根據地建立後，提出“要把廣大民眾從文盲中解放出來”。

要解放民眾，先解放軍隊中的文盲，戰士們大多數來自農村，論打仗是沒得説，但文化程度雖不是能文能武但也算得上是四肢發達頭腦簡單了。

於是掃盲運動率先在軍中展開。

雖然只是夜校，但是師資陣營卻非常豪華，有前四川大學校長吳玉章、延安財政部長林伯渠等人。

而如此豪華的培訓班，才只是第一步，從這裏合格畢業的學生還要進入“抗大”學習深造。

“抗大”全稱是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這個大學一直到現在還存在，它就是“國防大學”，百年之後的抗大仍是人民解放軍的最高學府。

大學創辦之初的學員都是些軍事長官，但是第一期開辦之後，全國青年慕名而來，招生人數達到2700餘人。

為什麼有這麼多人報考“抗大”這個雙非軍校呢？

大家熟知的張召忠、劉亞洲、金一南等大佬，都是21世紀抗大的教授，請問這樣的學校你心動嗎？

而能超越21世紀抗大師資力量的，只有20世紀的抗大：

國防動員專業羣眾動員方向講師——毛澤東

軍事理論專業陸軍指揮方向講師——劉伯承

政治工作專業政治發展方向講師——鄧小平

連體育老師都是開國上將劉亞樓，這樣的師資配置，不能説是頂配，也可以説是絕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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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共享健身房，組織文體團建

“身體是革命的本錢”一直是延安廠牌的企業文化。

延安籃球隊隊長——賀龍同志提出：“通過打球促進軍民凝聚力，增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鼓舞戰士們樂觀主義精神。”除此之外，賀龍還是賽馬好手。

乒乓球隊隊長——毛澤東同志，因地制宜、變換打法，在國際乒壇率先使用沒有膠面的球拍。

朱德同志則身兼足球隊和排球隊雙料隊長，他認為“每個國民都應具備強健的體魄，才能更好地肩負抗戰和建國的工作”。

除此之外，延安的文體活動還有田徑、爬山、擊劍、木馬、單雙槓等。

戰士們最稀罕競賽，他們能得到筆記本、鉛筆、鋼筆和書之類的獎勵。

我覺得那個年代，鋼筆絕對算值錢的物件，有了鋼筆，就有了學知識學文化的更多便利，也就有了獲得更大進步的可能。

少有人知的是，中國人的“國球”基因，上個世紀就已經在延安覺醒。

斯諾記載，在列寧室有一張長桌，既是飯桌又是球桌，每當大夥吃飯的時候，總有四五個人拿着球拍和球網等在旁邊，催他們搞快點。每一個連隊都有打乒乓球的高手，斯諾跟他們切磋之後發現，根本不是他們的對手。

戰士們在延安的日常安排可以理解為，早上5點起牀，起牀後運動1小時，然後吃早餐。

早餐後，進行2小時軍事操練+2小時的政治學習及討論；然後吃午餐。

午餐後，休息1小時；午休後參加2小時識字班+2小時的遊戲及娛樂；然後吃晚餐。

晚餐後，是唱歌和聚會，晚上9點吹熄燈號。

看看，是不是有點像校園生活？

**從領袖到士兵，都是同志，都是平等的，**人人有飯吃有衣穿，有安穩地方睡覺，有正經事情去做，沒有辱罵毒打，讓那些從沒有機會獲得教育的勞苦大眾強健身體，開闊眼界，讓他們真正獲得了尊重和認同。

換成是我，我也願意去。

差點忘記説，食堂還有一塊“BBS”小黑板，比如説我對某個炊事員把粥煮得半生不熟不滿，寫下來；炊事員對我總嫌飯菜不好吃不滿，也寫下來。

這種批評和建議非但沒影響戰友情誼，還促進了內部伙食的改善和軍隊團結。

延安的年輕人是那樣熱愛學文學、學英文、學醫學、學軍事，他們明白，共產黨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每一個人的幸福生活。

他們沒有“996”，甚至還有星期天。

他們的壁報欄更新速度總是很快，內容有時事通報、文學投稿、新歌曲譜等。

你沒看錯，哪怕是在最艱苦的地方，“文青”也無處不在。

試想一下百年前，那些從黑暗中走出來的青年，當來到紅軍這樣的集體中，過上這樣的生活，真的很苦嗎？

我想，物質上來説，可能是。但身體和精神上，絕對不是。

生而為人，當在人格上被充分尊重，在精神追求上被極大滿足，在體魄上得以健康發育，能夠享有學習與成長的機會，能夠和萬千人一起為一個光明燦爛的目標而奮力前進，生命的莊嚴感必然會噴薄而出。

在那樣的環境下，可以成長出真正覺醒了的人。

據斯諾記載，當他到達延安時曾在路邊歇腳，看見有幾個孩童在一旁玩耍，便讓這幾個“小鬼”去幫自己拿些水來。誰知這幾個小孩卻好像沒聽見一般，經同行人提醒，斯諾才知道要稱呼孩子們為“同志”。

這幾個孩子也很快為斯諾取來了水，並且認真地告訴斯諾：“我們不是小鬼，我們是同志！”

還有一個十四五歲叫“季伯”的孩子，他是斯諾口中“最漂亮的士兵”，連毛主席站在他身邊都像個“江湖浪人”。

有一天，季伯來找斯諾：“斯諾同志，我的名字叫「季伯」而不是「雞巴」，這兩者是完全不同的。”他還鄭重的在紙條上寫下了自己的名字，認真地對斯諾説：我希望當你在外國報上寫到我的時候，不要寫錯了我的名字。要是外國同志們以為一個紅軍士兵名叫「雞巴」，這會給他們一個壞印象的。”

據斯諾本人的説法，本來他沒想要特別記錄這個小戰士的名字，這下，不得不寫下來了。

斯諾也曾問過孩子們什麼叫資本家。一個孩子説：“資本家自己不幹活，卻讓別人給他幹活。”

斯諾又問：“這裏有地主和資本家嗎？”孩子説：“沒有，他們都逃跑了！”“逃跑了？為什麼？”孩子説道：“怕我們的紅軍！”

斯諾筆下的這羣紅軍戰士，根本不是傳聞中的土匪，而是普通的青年，他們平均年齡只有19歲。

他們和你我一樣，笨拙而又倔強地學習；

他們和你我一樣，愛打籃球愛運動健身；

他們和你我一樣，對資本家和侵略者咬牙切齒；

他們知道，他們每一天都是在為了家人、為了祖國、為了理想而戰鬥。

但當我們所有的努力只是為了老闆能過上他想要的生活，當我們的十分耕耘得不到一分收穫；低慾望和躺平就成了當代年輕人的必然選擇。

前幾天我去打劇本殺，六人局，除我之外，一個人在考研，另外四個人都在考編。

我不禁想，當年輕人的追求只剩了考編，那曾經的理想、曾經的熱血、曾經的書生意氣、曾經的壯志豪情，還到何處尋？

這枚小吊墜，木條上的字是ONE For All，我為人人。紅心上的英文Live loNg CP.是拼寫錯誤，應該是Long live CP.——“共產黨萬歲”。

這是一個叫餘祖勝的年輕工人寫的。餘祖勝十七歲參加革命，二十歲的時候，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在他入黨不到八個月的時候，就因叛徒的出賣而被捕入獄，即使在獄中，他也不忘學習英語，他説等革命成功了他想出國學習，回來建設自己的國家。

當餘祖勝聽説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後，在幾天裏，不眠不休地雕刻了一百多個五角星，期盼着出獄後將這些五角星分給戰友們、同志們，但是就在1949年的11月27日，在渣滓洞監獄解放前的72小時，這個在紅心上雕刻“Live loNg CP”的男孩被國民黨殺害了。

他倒在了黎明前的黑暗中，他的理想卻化身為清晨的第一縷曙光照亮了我們。

最後，我想用一段魯迅先生的話來結尾：

願中國青年都擺脱冷氣，只是向上走，不必聽自暴自棄者流的話。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

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就令螢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裏發一點光，不必等候炬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