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縣女事件的媒體觀察：從媒體拋棄到拋棄媒體_風聞

傳統媒體專業力量強大，卻幾乎拋棄了對豐縣“鐵鏈女”的真相報道，自媒體作為“業餘選手”卻挺身而出，在追問真相上幾乎是前赴後繼。

事件被持續關注的時間，從年前到年後，至今温度不減。前者對事件的麻木與冷落，與後者的“韌性追問”形成了鮮明對比。

豐縣女事件，激起了人們巨大的共情心和同理心。前者的失語在受眾心理上，進一步意味着媒介權力對他們的傲慢，也意味着他們的關注不被關注，他們被拋棄。

當然，他們也會拋棄“拋棄他們”的媒體。因為，這是對等的。

媒體是有力量的，這是一個常識。教科書把媒體的力量通常比喻性地稱為第四權力，與立法、司法、行政三大權力並列。

而在普通人的社會性認知裏，媒介的這種力量，通常都被他們賦予各個層級的、職業化的傳統媒體，而不是作為“業餘選手”的新生性自媒體。

恰恰因為這種權力，他們對職業媒體給予了高度的信賴和期待心理。當然這種信賴，更已成為各類別、各層級媒體安身立命的、至高無上的最寶貴資源。

可是，在豐縣這一件熱得發燙、並不複雜、一個深度報道就可以講清楚並能平復社會情緒的社會熱點事件上，專門“吃媒體飯”的多層級職業媒體，近乎集體失聲、失語的時間卻是如此之長！

無疑，這種失聲、失語意味着媒體的自殺，當然更會失去無數人對媒體發自內心的信賴。

試想一下，媒體如若喪失了社會的信賴，是不是很大程度上意味着自己宣告自己的專業死亡呢？

退一步講，媒體即使沒有發生物理性的“軀體死亡”即倒閉破產，那它也意味着變成了人們眼睛裏的某種行屍走肉。

作為社會大多數的圍觀者，也會在內心深處無聲地宣佈為其職業上的“靈魂死亡”。

至今為止，在自媒體對江蘇豐縣鐵鏈女真相的持續倒逼下，地方權力部門關於事實調查的所謂權威通告，已經進行到了第四個版本。

後一個權威通報，無疑在否定着前一個“權威”的權威。

這非常像電視連續劇。自媒體的質疑聲音，依然如鄭州夏日的暴雨，不停止地傾盆而下。前天，有一篇文章的標題乾脆這樣直白地寫道：“豐縣事件：編劇都不敢這樣編”。

人們無法預測，在洶湧而至的質疑波浪裏，是不是包裹着令人難以預測的黑天鵝或者灰犀牛？如果真有的話，算不算職業媒體的“信息預警”和輿論疏導的失職？

在這這種狀態下，人們眼睜睜地看着媒體形成了兩道截然不同的風景：

一是強大主流媒體的默不作聲，宣佈着自我的邊緣化，二是自媒體以近乎單打獨鬥的“執拗”挖掘真相，意味着邊緣媒體的悄然“主流化”。

再做一下社會心理學的延展性分析，可以看出，主流媒體對令人不敢注視10秒的鐵鏈女在報道上的集體性拋棄，除了是拋棄命運無常的作為“這一個”的豐縣女性外，受眾在對傳統媒體的“媒介依賴”和“媒介期待”想象性的慣性信賴的失望下，同樣意味着作為公權力的傳統媒體也拋棄了社會大多數。

作為社會的大多數，他們與豐縣女有着正義上的、想象中的道德和命運關聯感。意味着他們關心的不僅僅一個具體的人，也是在關心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以及一個未來的自己。

另外，在共情心和同理心作用下，羣居的社會人都是“關係人”。人與人之間，既會產生“遷怒”的情緒，也會產生“共歡”的情緒。

對於豐縣女事件真相，假如專業媒體以深度報道的方式，第一時間坦誠地告知大眾，那麼就能在事件發展的上游，截斷社會“遷怒”式情緒的發酵與蔓延。

事情的發展恰恰不是這樣。豐縣女事件本身已經是一個災害，而職業媒體的失語，卻進一步醖釀出了大於災害本身多得多的次生災害。

如果説前者是單一災害的話，而作為次生災害的後者，則構成了大面積的社會心理傷害，更導致公權力資源的合理性流失和不信任感的強化。

專業媒體冷冰冰的拋卻關注豐縣女事件，其中原因，除了媒介生態的複雜變化之外，與專業媒體人的“專業冷卻”相關。

他們除了僵化的順從和麻木的卑微之外，似乎只有不堪忍受的、內卷化極強的媒體創收了。所以，其在熱點事件中拋棄悲憫的情懷，反過來遭到受眾的拋棄，自然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近期與北方和南方兩個市級電視台朋友聊天所瞭解到的內容，一定程度上例證了上述情況。原話概述如下。

北方某電視台：一是電視台每個人都創收，包括技術人員也有六七萬元的任務。二是工資低，完不成任務每月只有兩三千元的生活費。三是各個欄目、科室、各個人，為完成創收任務進行嚴重的內卷、內耗。四是電視人已經不是媒體人，也不是生意人，成了既殘忍內耗又疲於奔命的人。為什麼説不是生意人呢？因為真正的生意人還要講究公平、正義、契約和規則呢，但電視人卻幾乎一點兒也沒有了。

長三角某省的城市台：一，確實大部分人在創收。二，工資相對來説確實不高，普通記者也就相當於國企普通員工。三，內卷是非常厲害，各部門、各頻道之間常常為了某個部門的資源傾巢出動，一個小活動，可能有三四台機器拍。四，確實，既不算媒體人，也不算生意人，成了怪胎。

所以，從媒體拋棄到拋棄媒體，事情的轉化往往只有一步之遙。這足以引起行內行外人士的深度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