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俄紅軍的中國軍團之謎（二十五）——歸宿：穿過百年曆史迷霧（上）_風聞

在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下，蘇俄紅軍於1922年10月擊敗了本國領土上最後一股反動派軍隊。內戰結束後，國家轉入和平建設時期。為適應經濟建設需要，蘇俄紅軍大批覆員。

1920年秋，蘇俄紅軍總兵力高達550萬。1924—1925年，米哈伊爾·伏龍芝領導特別委員會組織實施軍事改革。通過改革，蘇聯採用了正規軍與民兵相結合的武裝力量體制，保留並建立了一支50餘萬人的精幹紅軍。隨着大規模裁軍，絕大多數紅軍官兵轉業到地方，成為社會主義建設大軍的一員。

參加蘇俄紅軍作戰的中國國際主義戰士中，為數不少的人與“英雄團長”任輔臣一樣，壯烈犧牲在異國戰場，他們中絕大多數人甚至連姓名都沒有留下，如流星墜入茫茫宇宙一樣，無聲無息離開了人世。我曾試圖搞清楚究竟有多少華人戰士犧牲，但很快就明白這是不可能的。

20世紀20年代的莫斯科

那麼，那些幸運生存下來的人，命運究竟如何呢？其實，從包其三、孫福元、孫繼五、李富清等人的故事中，已經可窺見一二。為了讓脈絡清晰，我嘗試着對他們後來的人生征途和去向進行大致分類梳理。

脱下軍裝，踏上祖國土地

隨着大規模裁軍，退伍的中國戰士踏上了回國旅途。他們有的直接回國，有的在蘇聯工作一段時間後離開。可以説，這是絕大多數人的歸宿。

1959年蘇聯軍事出版社出版的《血脈相連的友誼—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和蘇俄內戰的參與者》一書中，一批迴到中國的老戰士講述了旅俄、參戰和復員回國經歷。參加保衞烏克蘭戰鬥的陳立德這樣描述復員後的生活：

1922年，我病重，不得不復員。復員後，指揮部發給我一張免費的旅行車票。我先到了赤塔，然後在符拉迪沃斯託克工作了10多年。1936年，當許多華人回國時，我來到上海，靠修鞋維持生計。解放後，我開始在中蘇友好協會上海分會工作。

《血脈相連的友誼》封面

1958年11月，蘇籍華裔歷史學家劉永安曾在中國會見了幾位蘇俄內戰參加者，東北退休工人張之林是其中之一。張之林出生在離北京不遠的一户貧農家庭，1916年在瀋陽應募到俄羅斯做工。1918年，他輾轉來到莫斯科，在這裏報名參加紅軍。起初擔任政府機關的保衞工作，後來被編入坦波夫一三七團第六連（中國連）。他參加過很多地區的戰鬥，還一度在包其三部隊當過狙擊手。他曾有一個經典説法，**“打仗已經成了脾氣”。**內戰結束後，他和很多同志們一起回到祖國。起初在瀋陽建築部門工作，後來在哈爾濱渡輪上當輪機工。新中國成立後在交通部門工作，直到1957年退休。

留在蘇聯，參加當地建設

包其三中國部隊老戰士李振東，是幾萬名浴血保衞蘇維埃政權的中國國際主義者中的一位。

李振東出生於中國東北農村，一戰時隨着包工頭招募的勞工隊來到俄國。他下過礦、幹過伐木工，1917年在彼得格勒感受到革命的力量。內戰結束後，他選擇留在弗拉季高加索附近一個叫納爾奇克的小城。

之所以選擇留在北高加索，完全是由於李振東在伐木期間結識的工友——巴蒂爾貝克。在伐木場，做工的不僅有中國人，還有俄羅斯人、卡累利阿人和高加索人。其中，李振東同一位身材高大、肩膀寬闊、性格開朗的北奧賽梯人巴蒂爾貝克關係非常好。十月革命後，回國無望的李振東意外在彼得格勒街頭碰到了老友。得知李振東無處可去，巴蒂爾貝克熱情邀請他與自己一起回北高加索，“我們那裏離大海很近，你可以走海路回中國……”。到了北奧賽梯，李振東不僅陶醉在弗拉季高加索周圍的羣山美景，高加索人的熱情好客更讓他感動。不久後，李振東加入了包其三的隊伍。

20世紀50年代的北高加索城市納爾奇克

1919年夏，李振東在阿馬維爾附近負傷。當他傷愈出院時，沒有人知道老部隊在哪裏戰鬥，隨後被派往其他部隊到烏克蘭作戰。內戰結束後，李振東從紅軍第七烏克蘭騎兵師退役，不久後去了頓巴斯礦山。至於戰後沒有回國的原因，李振東説主要是擔心國內親人因為他曾在蘇俄紅軍服役而受牽連。1929年，他加入聯共（布）。後來他搬到了高加索，在納爾奇克的一家機器製造廠工作直至退休。

不知是什麼原因，李振東的烏克蘭朋友們都叫他伊萬·李。戰後，蘇聯政府給他的證件是伊萬·伊萬諾維奇·莫森科，李振東對此並不介意，如果蘇聯人記起來更容易些，也沒有什麼不好。

20世紀50年代，蘇聯作家諾沃格魯茨基和杜納耶夫斯基“沿着包其三的足跡”，找到了這位成為普通人的退休老人。而隨着《中國戰士同志》《沿着包其三的足跡》兩本書的問世，李振東及其戰友在蘇聯和中國變得有名了。

20世紀50年代，蘇聯作家格爾採利·諾沃格魯茨基和亞歷山大·杜納耶夫斯基與蘇俄紅軍中國老戰士李振東等人座談

繼續服役，搭建友誼橋樑

還記得包其三部隊裏的季壽山嗎？他屬於這類人的代表。當然，這類情況並不是很多。

季壽山是山東省平度人，1924年2月加入聯共(布)。他1916年5月到摩爾曼斯克修鐵路，十月革命爆發後參加赤衞隊，1918年3月加入紅軍。一路追隨包其三，季壽山在弗拉季高加索、格羅茲尼、頓河畔羅斯托夫等地經歷無數次戰鬥。蘇聯國內大規模的反革命叛亂被基本平息後，季壽山先後被派到北高加索革命委員會、民警局等地工作，承擔肅清小股土匪的任務。1929年7月，他第二次應徵入伍，在紅軍擔任翻譯。1930年，他被派往哈巴羅夫斯克共產主義大學學習，畢業後在符拉迪沃斯託克鐵路局、船舶管理局任政治指導員。1944年7月，他第三次應徵入伍，被調任哈巴羅夫斯克海軍紅旗艦隊司令部偵察處翻譯。1945年，他隨蘇聯紅軍一起，參加了消滅日本關東軍、解放中國東北的戰役。此後，季壽山一直在蘇聯海軍和遠東邊防軍服役。蘇俄內戰、偉大衞國戰爭和戰後建設時期，他多次立功受獎。

《高加索的烽火》封面

1954年11月，季壽山被批准回祖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曾在國務院出國工人管理局、國家科委計量局等單位工作。他曾激動地回憶説，回到了親愛的祖國，這是一個光輝燦爛、前途無限的國家，一個充滿着生機活力、快步邁向社會主義社會的國家，“我要用我晚年的經歷，在這個偉大的激流裏揚起一星浪花”。

**季壽山的經歷，得到中蘇兩國政府和人民的肯定，成為架設中蘇兩國友誼的橋樑。1957年，他曾隨毛主席赴莫斯科參加慶祝十月革命40週年紀念活動。**1960年，《中國青年報》曾派專人將他在蘇俄內戰和偉大衞國戰爭中的戰鬥經歷整理成《高加索的烽火》一書。蘇聯《真理報》稱讚他是一位出色的國際主義戰士，《蘇聯婦女》曾刊登《季壽山也曾叫她媽媽》的長篇文章，用大量真實感人的事例，報道他的英雄事蹟和與蘇聯人民結成的深厚友誼。

1982年9月1日，86歲的季壽山在北京逝世。《人民日報》、新華社刊登和刊發了這位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國際主義戰士逝世的消息，對他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的一生給予高度評價。

《彼爾姆的中國人：歷史與文化》一書中，20世紀20年代中國國際支隊的紅軍（左上）和紅軍中國戰士穆新山的身份證（右下）

在《中國軍團》一書中，烏克蘭歷史學家卡爾彭科對蘇俄內戰後留下來的紅色中國人做過一段歸納性描述：

紅軍中的中國人不想復員。有些繼續在軍隊服役，有些去警察部門工作。但大部分前紅軍士兵都返回了他們的工廠。到1925年，有3000名中國人再次在頓巴斯礦區工作……很多人娶了當地姑娘，成家立業。中國人在警察和生產部門工作得都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