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事”不小：三十年積怨，三天化了_風聞

    “早上好，羅鄉長。有關前天的小事，我考慮後想與你進一步溝通一下。村民擴大墾植打破村裏的土地與農場職工房前屋後菜園的原有路界，引發口角和肢體衝突。衝突一方農場老職工，78歲，對方村婦，59歲。當天上午，我和兩位民警前往該村村部辦公樓協商，解決了部分問題。”

    虎年正月十八即2月18日一大早，我以直截了當的開場白髮出了這條長長的信息，接收人就是金華市經濟開發區下派至轄區蘇孟鄉的幹部“羅鄉長”。我和“羅鄉長”在一個月前偶然見過。那一面之緣是在一個寒冷的晚上。那晚，有4人叩門來訪，自稱鄉里來村居巡查環境的工作人員，“羅鄉長”就在其中。我請他們進屋一敍。談話中，我得知“羅鄉長”是新來的年輕幹部，他次日一早要去疫情防控隔離點值守，白天忙於案頭，只能抽晚上時間到村居摸排情況。臨走時，“羅鄉長”留下他的聯繫方式，請我隨時對他們的工作提意見，促整改。

    時隔月餘聯繫他時，我竟連他的名字和職務尚不清楚。總之，“羅鄉長”的稱呼大方向不會錯，調處鄉里突發的糾紛找他也錯不了。這條信息的後半段如下：

    “我提出兩點。第一，衝突雙方都有責任，造成彼此扭打‘內傷’各自負責。年老一方外傷明顯：口角破皮流血，牙套碎裂。修補牙套費用，涉事村婦至少賠償一半。後又同去牙醫處詢問，按中等材料計價4000元，村婦則當出2000元。從不肯賠償到拿出賠償，也費了我不少口舌。

    事發在正月，農村習俗正月都是過年。事發一方是另一方的父母輩，如此扭打成一團，社會影響不好。村幹部知情卻未及時阻止村婦‘越界’開墾，應承擔一定的責任。所以，我當場提出了第二點，請村幹部攜村婦上門向受傷老人賠個不是。昨天（17日），我請民警就此予以再協調，未果。俗話説，冤家易結不易解。日後雙方低頭不見抬頭見。大家應該注重及時化解矛盾和心結，營造友善氣氛。上門賠個不是，慰問一下老人傷情，也是德行佳話。”

    上述的農場老人與村婦“扭打”之事，就發生在正月十六（16日）上午8時左右，當時我剛從農場的菜市返回家準備吃飯，我母親隔壁的一位老阿姨十萬火急地打電話來告訴我，附近村民打了農場老人。

    我快速吃了飯又回去了。查看老人的傷情後，我先是撥打了“110”，然後分別向蘇孟鄉和石門農墾場有關負責人提供了簡要情況。“羅鄉長”就是我當時聯繫的人之一。

    16日上午，“羅鄉長”收到我的信息，半小時之內作了回覆：“我馬上請相關部門落實。”

    當我和兩位民警小哥到達那個村的村部辦公大樓，鄉里來的國土執法人員先在事發糾紛點勘察後也趕來了村部，與村幹部和村婦確認情況。

    據我所知，在這個小小的區域，農場職工與該村的涉地糾紛矛盾至少存在了30年，“簡單”問題又是十分複雜。長期維持的“現狀”是，職工在房前屋後開墾零星土地種菜，菜地與村裏的地緊挨着。該村一向主張，農場職工的菜地屬於村裏；而農場一方則認為，職工自墾的菜地根本不在該村土地的範圍之內，反而是村裏近十年不斷擴大開墾，已經“越界”，挑起爭端。

    雙方各執一詞，僵持不下。我最近才得知，前些年，該村村民擅自將農場職工栽種在“農場一側”地上的百餘棵樹苗悉數砍掉，雙方曾發生激烈爭吵，最後不了了之。

（事發現場）

    我現場看到，村民的這次再擴大開墾，將原有的灌溉渠路基都挖了一半，統統收攏到自家的“新地”裏，而職工的菜地在路基與灌溉渠之間狹窄一溜的斜坡上。在新的一年，村民準備在新擴大的地裏栽種更多的綠化苗木獲利，這似乎也可以理解。土地上的爭食爭利不是歷來如此嗎。

    在事發的田間，我問兩位看起來剛參加工作不久的民警小哥：“現在你們有沒有專門的農村土地糾紛調解機制？”民警小哥雖然戴着口罩，我還是從他們的眼神中看到了一絲訝異。民警小哥坦誠地回道“沒聽説過”，接着又説，“農村土地糾紛倒是挺多的，主要是涉及宅基地方面的，很多都是由國土執法部門去處置。”

    2009年——2010年，我曾專門調研過有關農村土地糾紛趨增現象及各地創新調解工作，一些地方的做法和經驗受到了國家高度重視，原國土部還專門向全國推行過一陣。

    在16日，“羅鄉長”還發了幾條信息給我，其中有説：“與農場的土地糾紛問題，我們今年也會重視起來的，但由於歷史原因，土地糾紛處理起來也有難度，也請理解。”

    我表示理解，也讚賞“羅鄉長”積極介入、主動作為的態度。所以，我才在18日一大早向他發去進一步溝通的想法，相信基層政府是有能力化解基層的糾紛矛盾。基層許多陳年糾紛難以解決，很大一個原因是基層幹部過去下的工夫不夠，有的糾紛越鬧越大直至釀成大範圍影響社會和諧的問題。

    “羅鄉長”果然是贊同我的想法，他即刻回覆道：“我們出面調解一下。”沒過多久，他又來電具體詢問16日當天我和村幹部交涉的細節。

    考慮到可能存在的複雜情況，我回復了一條信息：“我之前從未與該村幹部打過交道，是民警聯繫了村幹部，後來又來了兩位村幹部。總之，那天我以一當多吧。”

    “我想與你進一步溝通的主要原因是，有人已經在傳説該村幹部認為我爭到2000元的補償還不會善罷甘休的。可能是誤會了吧。那天他們那麼多張嘴都鬥不過我，可能是我太能戰鬥了，給他們造成心理陰影。我希望鄉里跟村裏溝通時要申明一點，事情沒他們想得那麼可怕。”

（蘇孟鄉街景）

    為了證明我是否“可怕”，我還舉了幾個例子自證清白。

    例子之一：“就鄉長所言“高級”談一點個人看法。人的真實素質高低，文化文憑的高低不起決定作用。人的心性素養才更重要。我在過去工作中經常與欠薪務工者和失地農民打交道，替他們討回公道同時也注重他們的心理疏導，發現他們認識問題的水平都較高。”

    我要讓基層幹部放心。“羅鄉長”大概也出於安慰我的工作目的，事發當天他曾一個勁地誇我是“高級人士”。看得出來，“羅鄉長”是位在工作中講藝術的人。

    18日下午，我向“羅鄉長”補充了一點想法：“午飯時，我內人提醒，要一個村婦拿2000元會不會造成她一時的生活困難。我早有想過。煩請鄉長轉告，當場要這個賠償只為先安撫老人情緒。等村民上面賠個不是之後，我打算把錢退還給村民。老人新牙套的費用我來承擔。”

    “羅鄉長”立刻給我回複道：“感謝大計”，“我已經在村裏協調落實”。三小時後，又有信息傳來：“村書記要帶人上門道歉，大計”。

    比起“大記者”那樣的虛名，我更喜歡“大計”這個新稱呼。“記”者，更多的是提醒筆尖要避免“一己之私”，而“計”者，則鼓勵多為國計民生出謀劃策。

    矛盾的冰釋永遠都差一次有效的調解。村支書帶人到隔壁農場當面向受傷老人誠懇致歉，而老人大度地給予諒解。那樣的場面我雖未能及時趕去見證，但是我想象得到三天前還撕打在一起的雙手如今温暖相握，四目相視而笑的畫面。

    “小事”不小。我也可以想見，連長相都記不清的那位“羅鄉長”在三天之內一定做了不少協調的細緻工作，化解三十年的積怨不用説都是一樁既費時間又考驗智慧的繁瑣事，我看到的最後的結果既意外又在意料之中。希望這僅僅是一個新好的開端。

    在大步奔向共富的道路上，民以食為天，更以和為貴。促和諧，才能更好促共富。

（金華市區婺江兩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