軒講：面對奧密克戎，香港是怎麼“破防”的？_風聞

大家好，我是在觀網陪你看中國的谷智軒。最近，香港暴發了第五波新冠疫情，單日新增確診人數破千。兩個多月來，累計報告13380例本地感染病例，相當於過去兩年的感染總數之和。香港這波疫情，開始的時間和天津差不多，但天津早就實現了清零。我們都知道，香港經濟發達，有世界領先的醫療資源，以及高效的公務員系統，港府也一直在實行“動態清零”的政策，並沒有“躺平”，可謂是有着理想的防疫條件。本期《軒講》就來聊聊，面對奧密克戎毒株，香港是如何“破防”的，又該如何重新站起來。

首先，過去兩年來，香港先後經歷五波疫情，“大風浪”都在2020年。去年這個時候，第三波疫情餘波未盡，但單日最高確診，不到150例，很快就壓下來了。去年全年，德爾塔與奧密克戎毒株在歐美多國肆虐，香港基本風平浪靜，並未受到太大沖擊。這樣的經驗，加上抗疫的持久態勢，令全港上下都滋生麻痹心理，讓奧密克戎鑽了空子。

結合公開報道，香港的這一輪疫情，出現了多個破口，其中三個案例最具代表性，剛好對應香港社會的幾個深層次問題，我們就來簡單分析分析。

首先，是航空公司鑽防疫空子，機組成員“帶毒”進港。去年年底，兩名國泰航空的機艙服務員，從美國飛回香港後，在居家隔離期間，違規出門。結果兩人均檢出陽性，並把奧密克戎毒株，首次帶進香港本地。有人會質疑，這隔離程序是兒戲嗎？長期以來，特區政府只要求落地的民航客機機組隔離，貨機機組則豁免檢疫。這倒不難理解，空乘要與大量旅客打交道，感染風險更高。貨機成員則不同。香港作為重要的國際交通樞紐，航空貨運業務，是疫情下維持經濟的“生命線”，特區政府也就“網開一面”。而國泰卻抓住了政策漏洞，去年下半年，一直在搞“客機去、貨機返”的模式。空乘人員飛出香港後，搖身一變，作為“貨機機組”返港，免受強制隔離。事實上，香港的五波疫情，三波都與這批“套皮”空乘有關。明知這是重大防疫隱患，而國泰作為一家商業航空公司，眼裏只有股價：一邊向特區政府“哭窮”，一邊聯合政商人士，想方設法降低或繞開防疫門檻。疫情暴發以來，國泰客運業務鋭減，許多空乘人員降薪四到六成。2020年，股東虧損了216億港元。反觀去年的貨運業務，已經恢復到疫情前的65%，成為國泰最主要收入來源。不管是公司還是空乘，全指望從貨運業務中撈金，彌補損失。資本為了逐利不擇手段，港府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事後才亡羊補牢。現在這代價，輪到全香港來承擔了。

第二個破口，是葵涌村公屋的社區感染。所謂公屋，就是公共租住房屋區，經常看港片的小夥伴，應該不陌生。葵涌村住户約3.5萬人，是香港最大、最古老的公共屋村之一。早期為了安置移民，宗教團體在這建了平房。1960年由港英政府擴建，統一改造成七層樓大廈，租給各種移民、災民，甚至外籍“黑工”。長期以來，葵涌村居住環境擁擠，住客三教九流，衞生、治安條件差。42座樓裏，39座是黑道“山頭”，黃賭毒橫行，政府也懶得管，“賽博朋克”味濃厚。直到1991年，政府才拆遷，保留了16座樓，又加高樓層，擴大公共空間，還安裝了獨衞和電梯。即便如此，葵涌村人口密度依然爆表，平均單套面積不到50平米。至今，這裏的住客，主要是低收入人羣，從事保安、維修工、家政傭人等服務業，很多人工資日結，每天都要為生計奔波，封樓等於要他們的命。此外，公屋居民疫苗接種率不高，人口流動性強，十分容易被病毒“盯上”。去年12月，一名確診外籍女子，在隔離酒店八次檢測呈陰性後，返回社區。但隨後其家人卻被感染，在拾荒擺賣的過程中，將奧密克戎帶到了葵涌村，迅速形成社區傳播，使得葵涌村，成為香港本輪疫情的頭號重災區。而特區政府的處置，屬實是差點意思。

直到1月21號，暴發疫情的逸葵樓才被封鎖。單這一棟樓的確診，就佔了整個葵涌村的三分之二。樓內約2700人，全部要求在家隔離5天，統一接受核酸檢測，可執行過程卻混亂連連。比如，相關部門沒有安排分流檢測，一次性通知整棟樓的人下來，增加了交叉感染風險。有人在現場苦等10個小時，卻等不來檢測人員。港府承諾給老人安排上門檢測，不少住客又反映無人上門。另一棟大樓傳出確診後被封，結果鬧出烏龍，第二天早上突然“解封”一個多小時，居民又紛紛前往超市、餐館等人流密集的地方。隨着時間推移，整個葵涌村，已有10棟大樓相繼傳出確診，明顯進入了社區感染的階段。特區政府呢，不搞全面封鎖，理由是影響三萬多人的民生，而且人手有限。結果哪棟樓確診了，就封哪棟，永遠在病毒後面“陪跑”。整個公屋區域，事實上是“門户洞開”。我們上面分析了，公屋居民其實十分排斥封樓，不配合甚至對抗檢疫。而特區政府決心不夠、資源有限，一開始未能採取果斷措施，錯過了扼殺疫情的最佳時期。結果就是，防疫規定在層層加碼，但葵涌村的疫情，卻一路呈現“幾何式暴發”，始終壓不下來。再加上春節期間，許多人聚餐走親戚，傳播鏈早已鋪開。九龍、新界都出現了源頭不明的確診患者。

在全國人民歡度春節之際，香港長期潛伏的疫情，開始“爆發性”增長。2月6號，香港新增確診300例，打破兩年來紀錄，3天后確診人數破千。15號，全港統計到新增4285例確診，99%是本土病例。其實這個數字，已經不足以反映香港疫情的全貌。一方面，民眾自行檢測初步陽性的，另有7000例，需要官方複核後，才能算進正式確診。最關鍵的是，香港至今沒有實行全民核酸檢測，依然維持自願原則，而且每天能處理的樣本數量，最多10萬份。特區政府從一開始，就無力查清源頭。到這一步，疫情已經在香港“全面開花”，港府的防疫顧問、港大教授袁國勇承認，香港目前醫院和隔離點已經飽和，特區政府已經“獨力難支”，只有向中央求援。

香港本輪疫情的最後一個破口，是去年最後一天，一場100多人蔘加的生日派對。參加的人士中，包括15名特區政府高官，和一眾商界名流。結果兩人後來確診。當時的香港，正因奧密克戎入侵，而人心惶惶。港府曾呼籲，不要參與多人聚集的高風險活動，雖然這場派對從程序上講，沒有違反相關規定，但政府高官未能以身作則，造成了惡劣的影響，並且自己要接受隔離，耽誤各項工作。事後，參加派對的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引咎辭職。

我們在以前的節目裏講過，一個地方能不能做好防疫工作，要從“能不能”和“願不願”兩方面來看。先説“能不能”。我們開頭説過，香港醫療資源豐富，特區政府的效率和執行能力，都是比較好的。但是，這只是面上的情況，具體到細節，香港的防疫能力還存在不少短板。

首先，香港雖然經濟發達，但貧富差距巨大、階層嚴重分化。而疫情對不同階層的影響是不一樣的。香港經濟的支柱產業是服務業，但服務業裏頭，有“高低”之分。那些原本坐辦公室裏金領、白領，疫情之下，大多不過是換到了自己住的house、apartment裏辦公，通過網絡，就可以解決大部分工作，哪怕績效有所下滑，維持有“高級感”的生活，總是沒有問題的。對他們的防疫管理，相對是比較容易的。但那些“低端服務業”的從業人士，就不一樣了。

剛才講過，香港這波疫情裏面，“破防”一個關鍵節點，發生在逸葵樓。而香港有大約三分之一的人，都住在像這樣的公共屋村裏。特區政府對公租房入住家庭的資產上限，有嚴格的規定，會定期把“超標”的住户“請”出去。所以，這兩百多萬人，可以認為是中低收入羣體，疫情對他們的衝擊，就要嚴重許多。這些人不但沒法“居家辦公”，很多人也沒有穩定的勞動關係，被隔離等同於失業。他們沒有多少積蓄，一旦失業，連基本的生計都難以維持。而他們的生活狀態、居住環境、防疫意識，恰恰又讓其成為感染風險最高的羣體。這就導致，對於這些高危人羣，使用最嚴格防疫措施的成本是最高的，效率也比較低。由此，數量龐大的公共屋村，就成了防疫網上的無數個薄弱環節。

其次，香港的醫療資源雖然比較豐富，但分配非常不均衡。香港的醫療系統，有公立、私立兩套體系，相互獨立運轉。雖然公立醫院的醫生，只佔全港醫生總數約一半，但約九成本地病人，都使用公營住院服務。接治新冠患者的任務，基本全由公立醫院承擔，醫院常常不堪重負，不得不把其他的一些醫療服務，由特區政府出錢，轉包給私立醫院。這波疫情來勢兇猛，大批醫護人員中招，就連負責管理公立醫院的香港醫管局，一天就有103名醫護人員和文職人員感染。早已飽和的公立醫療系統，更加人手不足，病房像戰場，到處鋪滿臨時病牀，還有很多感染者只能待在醫院外，靠保温毯抵禦寒風，等候病毒複檢及入院。醫管局沒辦法，只能“招聘”私營醫療機構的醫護，過來“兼職”。收治新冠患者，基本是賠錢買賣，公立醫院捉襟見肘，私立醫院的資源，花大價錢還不一定用得上，香港能用在疫情上的醫療資源，遠沒有我們想象中那麼多。

再説這行政能力。特區政府的防疫能力到底怎麼樣？我舉兩個例子，大家就明白了。“動態清零”的一個重要手段，是快速進行病毒溯源。可這次疫情的重點，香港的防疫部門一開始就撲錯了。還記得1月中旬時，香港撲殺了兩千多隻倉鼠的事嗎？當時是寵物店員工核酸陽性，並發現有15只倉鼠感染，毒株為德爾塔。相關部門認為這就是疫情源頭，以為撲殺倉鼠後就能轉危為安。可隨後，疫情依舊大規模暴發了，而且毒株並不是德爾塔，而是奧密克戎。溯源工作走了歪路，錯過了時機，導致找不到源頭的病例越來越多。

再來看負責追查感染傳播鏈的“個案追蹤辦公室”，具體是怎麼工作的。一羣“漢弗萊”們，人手一張A4紙大小的表格，一邊打電話，一邊手寫記筆記，然後再交由另一同事，輸入電腦裏的Excel表格。問題是，香港警方明明有一套“重大事件調查及災難支援系統”(MIIDSS)，俗稱“超級電腦”，可以通過追蹤定位和大數據分析，來協助“流調”。這套系統在非典期間就已經“一戰成名”，2020年新冠疫情初期，也成功協助香港衞生署切斷了傳播鏈。可這一次，病毒傳播如此迅速、傳播鏈如此複雜，有關部門卻沒有啓動“超級電腦”，還在用“電話溝通、手寫輸入、表格彙總”的原始方法進行流調，哪怕“007”不休，也跟不上疫情的進展。因為涉及的人數實在太多，香港衞生部門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竟然都不清楚疫情到底有多嚴重。

第二個例子，是近日網傳的一段香港市民求助衞生部門的錄音。錄音裏邊，該市民的傭人感染了病毒，發燒39度，按照防疫要求，必須就醫。他問了兩個問題，一個是：感染者需要點對點運送，急診室要求病人自行離開，怎麼保證不擴散病毒？另一個是：如果感染者到他家暫時安頓，如何保證他家人的安全。你猜衞生部門的接線員怎麼回答的？概括一下，就是不歸我管，去找別人問，別人不上班，那我也沒辦法了。你能想象，這話居然是從一個防疫部門的工作人員嘴裏説出來的嗎？

經濟和社會中存在的結構性矛盾，以及醫療和行政體制中的弊病，毫無疑問，讓香港的防疫能力大打折扣。

再説另一方面，香港的防疫意願到底如何呢？新冠疫情大流行已經兩年多了，但受到外部勢力的影響，香港社會目前對於“動態清零”、“全民接種”，仍然沒有形成共識，不但疫苗接種推進緩慢，時至今日，仍然有一些所謂的“專家”，高舉“共存”的大旗，不斷抨擊港府的“清零政策”，還揚言“清零”是在把外資嚇出香港，讓香港經濟進一步惡化。

我們開頭提到的，這波疫情的兩個“破防”點，一個是來港航班機組成員的隔離漏洞，另一個是特區政府高官不以身作則。兩者無一不是因為所謂的“社會精英”，為了自身利益，人為地在疫情防線上，撕開了缺口。而香港的大眾呢？前年8月，香港在中央的支持下開展全民核算檢測，由於“反對派”的抵制，和港府沒有全力推進，結果只測了不到三分之一的人，導致後來的疫情反彈。內地早就普及的健康碼，在香港一直爭議不斷，直到去年12月才搞起來，1月初開通人數只有70多萬，這波疫情裏還派不上大用處。由香港求助、內地援建的亞博館防疫隔離設施，這次要用上的時候，竟然發現已經被拆了。至於那1000多張牀位和醫療器械被拆去了哪，答案是“不知道”。而港府呢？眼下疫情都火燒眉毛了，還在研究要於“下月”推行全民檢測。“精英”使絆子、捅婁子，老百姓不配合，港府支支吾吾、拖拖拉拉，“破防”能算意外嗎？

最後，我們再講點私貨。決定防疫做得好不好的，不是所謂的“優勢”，而是“短板”。香港這波疫情，反映出來的，遠不止是公共衞生上的短板，而是更深層次的經濟、社會問題。這些問題歸根結底，是政治問題、是人心問題。香港迴歸已經25年了，還是沒有做好準備，接受內地這套體系，哪怕實踐證明了它的成功。香港的一部分精英始終認為，歐美才是先進和文明的，民眾呢，在精英打造的信息繭房中，仍然找不準自己的定位。時至今日，香港依然沒有擺脱“後殖民社會”的陰影，現代的社會主義文化沒有深深地紮根。在這種基本面下，許多香港民眾聽不懂什麼叫“眾志成城”、什麼叫“舍小家、為大家”，對內地的防疫模式有本能的排斥，並不奇怪。

我看到有一些網友，對於香港當下的困境，表現出隔岸觀火的態度，説香港來的人是“投毒”，更反對向香港伸出援手，不要“熱臉去貼冷屁股”。其實，內地與香港製度、文化不同，有誤解很正常。香港現在是中國的香港，真正在乎全體港人的，只有我們的人民政府。大災大難面前，無論是出於同胞之情，還是人道主義關懷，我們都不能拋棄香港。

當然，我們的援助，也要實事求是、量力而行。內地的醫護和邊檢人員，冒着巨大風險，為保護香港、保護大家戰鬥。去支援可以，但請香港的官員和民眾，一定要善待他們、尊重他們，不要讓極端分子釋放冷箭，用冷漠的言行、自私的態度，傷了逆行者們的心。畢竟，體諒不代表溺愛。沒出事的時候，不能管我，出了事，救我是應該的——這種巨嬰心態，該治一治了。這次的疫情，也給我們敲響了警鐘，必須正視香港深層的政治問題。“一國兩制”剛剛迎來“2.0升級”，“黑暴”分子不再為禍香港，但疫情又是一次大考。為了香港的長治久安，是時候直面香港社會的深層矛盾了。而這場“收心”的工作，才剛剛開始。

對於疫情，中央已經做出重要指示，希望香港特區政府“切實負起主體責任”，把儘快穩控疫情作為當前“壓倒一切”的任務。為此，必須要動員一切力量和資源，採取一切必要措施。這份講話意義重大，既透露出中央對香港的真誠關切，也實際上講明瞭期待：“躺平”與“共存”，絕對不能成為香港的抗疫選項。相信在中央和全國人民的支持下，香港一定能戰勝這波疫情，重新站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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