軒講:面對奧密克戎,香港是怎麼“破防”的?_風聞
real谷智轩-观察者网原创视频栏目-2022-02-19 14:41
大家好,我是在觀網陪你看中國的谷智軒。最近,香港暴發了第五波新冠疫情,單日新增確診人數破千。兩個多月來,累計報告13380例本地感染病例,相當於過去兩年的感染總數之和。香港這波疫情,開始的時間和天津差不多,但天津早就實現了清零。我們都知道,香港經濟發達,有世界領先的醫療資源,以及高效的公務員系統,港府也一直在實行“動態清零”的政策,並沒有“躺平”,可謂是有着理想的防疫條件。本期《軒講》就來聊聊,面對奧密克戎毒株,香港是如何“破防”的,又該如何重新站起來。
首先,過去兩年來,香港先後經歷五波疫情,“大風浪”都在2020年。去年這個時候,第三波疫情餘波未盡,但單日最高確診,不到150例,很快就壓下來了。去年全年,德爾塔與奧密克戎毒株在歐美多國肆虐,香港基本風平浪靜,並未受到太大沖擊。這樣的經驗,加上抗疫的持久態勢,令全港上下都滋生麻痹心理,讓奧密克戎鑽了空子。
結合公開報道,香港的這一輪疫情,出現了多個破口,其中三個案例最具代表性,剛好對應香港社會的幾個深層次問題,我們就來簡單分析分析。
首先,是航空公司鑽防疫空子,機組成員“帶毒”進港。去年年底,兩名國泰航空的機艙服務員,從美國飛回香港後,在居家隔離期間,違規出門。結果兩人均檢出陽性,並把奧密克戎毒株,首次帶進香港本地。有人會質疑,這隔離程序是兒戲嗎?長期以來,特區政府只要求落地的民航客機機組隔離,貨機機組則豁免檢疫。這倒不難理解,空乘要與大量旅客打交道,感染風險更高。貨機成員則不同。香港作為重要的國際交通樞紐,航空貨運業務,是疫情下維持經濟的“生命線”,特區政府也就“網開一面”。而國泰卻抓住了政策漏洞,去年下半年,一直在搞“客機去、貨機返”的模式。空乘人員飛出香港後,搖身一變,作為“貨機機組”返港,免受強制隔離。事實上,香港的五波疫情,三波都與這批“套皮”空乘有關。明知這是重大防疫隱患,而國泰作為一家商業航空公司,眼裏只有股價:一邊向特區政府“哭窮”,一邊聯合政商人士,想方設法降低或繞開防疫門檻。疫情暴發以來,國泰客運業務鋭減,許多空乘人員降薪四到六成。2020年,股東虧損了216億港元。反觀去年的貨運業務,已經恢復到疫情前的65%,成為國泰最主要收入來源。不管是公司還是空乘,全指望從貨運業務中撈金,彌補損失。資本為了逐利不擇手段,港府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事後才亡羊補牢。現在這代價,輪到全香港來承擔了。
第二個破口,是葵涌村公屋的社區感染。所謂公屋,就是公共租住房屋區,經常看港片的小夥伴,應該不陌生。葵涌村住户約3.5萬人,是香港最大、最古老的公共屋村之一。早期為了安置移民,宗教團體在這建了平房。1960年由港英政府擴建,統一改造成七層樓大廈,租給各種移民、災民,甚至外籍“黑工”。長期以來,葵涌村居住環境擁擠,住客三教九流,衞生、治安條件差。42座樓裏,39座是黑道“山頭”,黃賭毒橫行,政府也懶得管,“賽博朋克”味濃厚。直到1991年,政府才拆遷,保留了16座樓,又加高樓層,擴大公共空間,還安裝了獨衞和電梯。即便如此,葵涌村人口密度依然爆表,平均單套面積不到50平米。至今,這裏的住客,主要是低收入人羣,從事保安、維修工、家政傭人等服務業,很多人工資日結,每天都要為生計奔波,封樓等於要他們的命。此外,公屋居民疫苗接種率不高,人口流動性強,十分容易被病毒“盯上”。去年12月,一名確診外籍女子,在隔離酒店八次檢測呈陰性後,返回社區。但隨後其家人卻被感染,在拾荒擺賣的過程中,將奧密克戎帶到了葵涌村,迅速形成社區傳播,使得葵涌村,成為香港本輪疫情的頭號重災區。而特區政府的處置,屬實是差點意思。
直到1月21號,暴發疫情的逸葵樓才被封鎖。單這一棟樓的確診,就佔了整個葵涌村的三分之二。樓內約2700人,全部要求在家隔離5天,統一接受核酸檢測,可執行過程卻混亂連連。比如,相關部門沒有安排分流檢測,一次性通知整棟樓的人下來,增加了交叉感染風險。有人在現場苦等10個小時,卻等不來檢測人員。港府承諾給老人安排上門檢測,不少住客又反映無人上門。另一棟大樓傳出確診後被封,結果鬧出烏龍,第二天早上突然“解封”一個多小時,居民又紛紛前往超市、餐館等人流密集的地方。隨着時間推移,整個葵涌村,已有10棟大樓相繼傳出確診,明顯進入了社區感染的階段。特區政府呢,不搞全面封鎖,理由是影響三萬多人的民生,而且人手有限。結果哪棟樓確診了,就封哪棟,永遠在病毒後面“陪跑”。整個公屋區域,事實上是“門户洞開”。我們上面分析了,公屋居民其實十分排斥封樓,不配合甚至對抗檢疫。而特區政府決心不夠、資源有限,一開始未能採取果斷措施,錯過了扼殺疫情的最佳時期。結果就是,防疫規定在層層加碼,但葵涌村的疫情,卻一路呈現“幾何式暴發”,始終壓不下來。再加上春節期間,許多人聚餐走親戚,傳播鏈早已鋪開。九龍、新界都出現了源頭不明的確診患者。
在全國人民歡度春節之際,香港長期潛伏的疫情,開始“爆發性”增長。2月6號,香港新增確診300例,打破兩年來紀錄,3天后確診人數破千。15號,全港統計到新增4285例確診,99%是本土病例。其實這個數字,已經不足以反映香港疫情的全貌。一方面,民眾自行檢測初步陽性的,另有7000例,需要官方複核後,才能算進正式確診。最關鍵的是,香港至今沒有實行全民核酸檢測,依然維持自願原則,而且每天能處理的樣本數量,最多10萬份。特區政府從一開始,就無力查清源頭。到這一步,疫情已經在香港“全面開花”,港府的防疫顧問、港大教授袁國勇承認,香港目前醫院和隔離點已經飽和,特區政府已經“獨力難支”,只有向中央求援。
香港本輪疫情的最後一個破口,是去年最後一天,一場100多人蔘加的生日派對。參加的人士中,包括15名特區政府高官,和一眾商界名流。結果兩人後來確診。當時的香港,正因奧密克戎入侵,而人心惶惶。港府曾呼籲,不要參與多人聚集的高風險活動,雖然這場派對從程序上講,沒有違反相關規定,但政府高官未能以身作則,造成了惡劣的影響,並且自己要接受隔離,耽誤各項工作。事後,參加派對的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引咎辭職。
我們在以前的節目裏講過,一個地方能不能做好防疫工作,要從“能不能”和“願不願”兩方面來看。先説“能不能”。我們開頭説過,香港醫療資源豐富,特區政府的效率和執行能力,都是比較好的。但是,這只是面上的情況,具體到細節,香港的防疫能力還存在不少短板。
首先,香港雖然經濟發達,但貧富差距巨大、階層嚴重分化。而疫情對不同階層的影響是不一樣的。香港經濟的支柱產業是服務業,但服務業裏頭,有“高低”之分。那些原本坐辦公室裏金領、白領,疫情之下,大多不過是換到了自己住的house、apartment裏辦公,通過網絡,就可以解決大部分工作,哪怕績效有所下滑,維持有“高級感”的生活,總是沒有問題的。對他們的防疫管理,相對是比較容易的。但那些“低端服務業”的從業人士,就不一樣了。
剛才講過,香港這波疫情裏面,“破防”一個關鍵節點,發生在逸葵樓。而香港有大約三分之一的人,都住在像這樣的公共屋村裏。特區政府對公租房入住家庭的資產上限,有嚴格的規定,會定期把“超標”的住户“請”出去。所以,這兩百多萬人,可以認為是中低收入羣體,疫情對他們的衝擊,就要嚴重許多。這些人不但沒法“居家辦公”,很多人也沒有穩定的勞動關係,被隔離等同於失業。他們沒有多少積蓄,一旦失業,連基本的生計都難以維持。而他們的生活狀態、居住環境、防疫意識,恰恰又讓其成為感染風險最高的羣體。這就導致,對於這些高危人羣,使用最嚴格防疫措施的成本是最高的,效率也比較低。由此,數量龐大的公共屋村,就成了防疫網上的無數個薄弱環節。
其次,香港的醫療資源雖然比較豐富,但分配非常不均衡。香港的醫療系統,有公立、私立兩套體系,相互獨立運轉。雖然公立醫院的醫生,只佔全港醫生總數約一半,但約九成本地病人,都使用公營住院服務。接治新冠患者的任務,基本全由公立醫院承擔,醫院常常不堪重負,不得不把其他的一些醫療服務,由特區政府出錢,轉包給私立醫院。這波疫情來勢兇猛,大批醫護人員中招,就連負責管理公立醫院的香港醫管局,一天就有103名醫護人員和文職人員感染。早已飽和的公立醫療系統,更加人手不足,病房像戰場,到處鋪滿臨時病牀,還有很多感染者只能待在醫院外,靠保温毯抵禦寒風,等候病毒複檢及入院。醫管局沒辦法,只能“招聘”私營醫療機構的醫護,過來“兼職”。收治新冠患者,基本是賠錢買賣,公立醫院捉襟見肘,私立醫院的資源,花大價錢還不一定用得上,香港能用在疫情上的醫療資源,遠沒有我們想象中那麼多。
再説這行政能力。特區政府的防疫能力到底怎麼樣?我舉兩個例子,大家就明白了。“動態清零”的一個重要手段,是快速進行病毒溯源。可這次疫情的重點,香港的防疫部門一開始就撲錯了。還記得1月中旬時,香港撲殺了兩千多隻倉鼠的事嗎?當時是寵物店員工核酸陽性,並發現有15只倉鼠感染,毒株為德爾塔。相關部門認為這就是疫情源頭,以為撲殺倉鼠後就能轉危為安。可隨後,疫情依舊大規模暴發了,而且毒株並不是德爾塔,而是奧密克戎。溯源工作走了歪路,錯過了時機,導致找不到源頭的病例越來越多。
再來看負責追查感染傳播鏈的“個案追蹤辦公室”,具體是怎麼工作的。一羣“漢弗萊”們,人手一張A4紙大小的表格,一邊打電話,一邊手寫記筆記,然後再交由另一同事,輸入電腦裏的Excel表格。問題是,香港警方明明有一套“重大事件調查及災難支援系統”(MIIDSS),俗稱“超級電腦”,可以通過追蹤定位和大數據分析,來協助“流調”。這套系統在非典期間就已經“一戰成名”,2020年新冠疫情初期,也成功協助香港衞生署切斷了傳播鏈。可這一次,病毒傳播如此迅速、傳播鏈如此複雜,有關部門卻沒有啓動“超級電腦”,還在用“電話溝通、手寫輸入、表格彙總”的原始方法進行流調,哪怕“007”不休,也跟不上疫情的進展。因為涉及的人數實在太多,香港衞生部門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竟然都不清楚疫情到底有多嚴重。
第二個例子,是近日網傳的一段香港市民求助衞生部門的錄音。錄音裏邊,該市民的傭人感染了病毒,發燒39度,按照防疫要求,必須就醫。他問了兩個問題,一個是:感染者需要點對點運送,急診室要求病人自行離開,怎麼保證不擴散病毒?另一個是:如果感染者到他家暫時安頓,如何保證他家人的安全。你猜衞生部門的接線員怎麼回答的?概括一下,就是不歸我管,去找別人問,別人不上班,那我也沒辦法了。你能想象,這話居然是從一個防疫部門的工作人員嘴裏説出來的嗎?
經濟和社會中存在的結構性矛盾,以及醫療和行政體制中的弊病,毫無疑問,讓香港的防疫能力大打折扣。
再説另一方面,香港的防疫意願到底如何呢?新冠疫情大流行已經兩年多了,但受到外部勢力的影響,香港社會目前對於“動態清零”、“全民接種”,仍然沒有形成共識,不但疫苗接種推進緩慢,時至今日,仍然有一些所謂的“專家”,高舉“共存”的大旗,不斷抨擊港府的“清零政策”,還揚言“清零”是在把外資嚇出香港,讓香港經濟進一步惡化。
我們開頭提到的,這波疫情的兩個“破防”點,一個是來港航班機組成員的隔離漏洞,另一個是特區政府高官不以身作則。兩者無一不是因為所謂的“社會精英”,為了自身利益,人為地在疫情防線上,撕開了缺口。而香港的大眾呢?前年8月,香港在中央的支持下開展全民核算檢測,由於“反對派”的抵制,和港府沒有全力推進,結果只測了不到三分之一的人,導致後來的疫情反彈。內地早就普及的健康碼,在香港一直爭議不斷,直到去年12月才搞起來,1月初開通人數只有70多萬,這波疫情裏還派不上大用處。由香港求助、內地援建的亞博館防疫隔離設施,這次要用上的時候,竟然發現已經被拆了。至於那1000多張牀位和醫療器械被拆去了哪,答案是“不知道”。而港府呢?眼下疫情都火燒眉毛了,還在研究要於“下月”推行全民檢測。“精英”使絆子、捅婁子,老百姓不配合,港府支支吾吾、拖拖拉拉,“破防”能算意外嗎?
最後,我們再講點私貨。決定防疫做得好不好的,不是所謂的“優勢”,而是“短板”。香港這波疫情,反映出來的,遠不止是公共衞生上的短板,而是更深層次的經濟、社會問題。這些問題歸根結底,是政治問題、是人心問題。香港迴歸已經25年了,還是沒有做好準備,接受內地這套體系,哪怕實踐證明了它的成功。香港的一部分精英始終認為,歐美才是先進和文明的,民眾呢,在精英打造的信息繭房中,仍然找不準自己的定位。時至今日,香港依然沒有擺脱“後殖民社會”的陰影,現代的社會主義文化沒有深深地紮根。在這種基本面下,許多香港民眾聽不懂什麼叫“眾志成城”、什麼叫“舍小家、為大家”,對內地的防疫模式有本能的排斥,並不奇怪。
我看到有一些網友,對於香港當下的困境,表現出隔岸觀火的態度,説香港來的人是“投毒”,更反對向香港伸出援手,不要“熱臉去貼冷屁股”。其實,內地與香港製度、文化不同,有誤解很正常。香港現在是中國的香港,真正在乎全體港人的,只有我們的人民政府。大災大難面前,無論是出於同胞之情,還是人道主義關懷,我們都不能拋棄香港。
當然,我們的援助,也要實事求是、量力而行。內地的醫護和邊檢人員,冒着巨大風險,為保護香港、保護大家戰鬥。去支援可以,但請香港的官員和民眾,一定要善待他們、尊重他們,不要讓極端分子釋放冷箭,用冷漠的言行、自私的態度,傷了逆行者們的心。畢竟,體諒不代表溺愛。沒出事的時候,不能管我,出了事,救我是應該的——這種巨嬰心態,該治一治了。這次的疫情,也給我們敲響了警鐘,必須正視香港深層的政治問題。“一國兩制”剛剛迎來“2.0升級”,“黑暴”分子不再為禍香港,但疫情又是一次大考。為了香港的長治久安,是時候直面香港社會的深層矛盾了。而這場“收心”的工作,才剛剛開始。
對於疫情,中央已經做出重要指示,希望香港特區政府“切實負起主體責任”,把儘快穩控疫情作為當前“壓倒一切”的任務。為此,必須要動員一切力量和資源,採取一切必要措施。這份講話意義重大,既透露出中央對香港的真誠關切,也實際上講明瞭期待:“躺平”與“共存”,絕對不能成為香港的抗疫選項。相信在中央和全國人民的支持下,香港一定能戰勝這波疫情,重新站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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