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高層史無前例大調整, 對華指向耐人尋味｜文化縱橫_風聞

趙衞華

  復旦大學國際關係學院

【導讀】虎年大年初一中國男足1:3告負越南男足，激起輿論強烈反應。足球之外，人們也越發注意越南之變。自1986年提出“革新開放”政策後，越南似乎長期在政經體制上模仿中國，也實現了經濟增長，以至於近年來不時有“越南將接替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的言論。但現實中，越南體制究竟如何運作？當前越南政局變化有何影響？

本文指出，2021年是越南換屆之年，從越共十三大到國會選舉，短短半年裏，越南高層權力結構經歷多項史無前例的調整。越南高層重回由總書記、主席、總理、國會主席組成的“四駕馬車”，以“四駕馬車”、越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三層構成的權力體系得到鞏固。在“四駕馬車”層面，完全突破了長期以來南北人員對等和權力對等的慣例和默契，出現明顯的權力失衡態勢；在政治局層面，則呈現前所未有的南北均衡，接班人梯隊中，南方佔據絕對優勢；在中央委員會層面，軍方勢力急劇上升，這是本輪權力調整又一個非常突出的特點。

作者認為，越南此次高層權力結構調整，雖在不同層級出現向某一部分傾斜的現象，但總體上依然保持大致平衡。不同層級的權力失衡現象，體現了越共高層對政策優先程度的判斷（敵對勢力破壞>海上主權>黨的內部演化）。

作者指出，這種新權力結構既有促進中越關係穩定的積極因素，也有諸多不和諧的潛流**。越南時刻都沒有停止對中國在兩國交往中底線的試探，未來也必將繼續借中美競爭之機向中國索要更多戰略利益。**

**本文原載《戰略決策研究》2021年第10期，原題為《越南高層權力結構調整對中越關係的影響》，**文章僅代表作者點，供諸君思考。

越南高層權力結構調整

對中越關係的影響

2021年是越南高層的選舉換屆之年。從1月份十三大召開完成黨內換屆，到6月中旬國會選舉揭曉，徹底完成本屆最高領導層的更新換屆，**在短短的半年時間裏，越南的高層的權力結構經歷了多項史無前例的調整。**這種調整既有着深刻的內部原因，也與外部因素影響密切相關，同時也將反過來對其內外政策和中越關係的進一步發展產生不可忽視的影響。深刻把握和準確認識越南高層權力結構上述調整和變動的動因和對中越關係造成的影響，有利於中越雙方深入落實兩國領導人達成的共識，排除一切消極因素干擾，妥善處理雙方的分歧，進一步擴大兩國的共同利益，有效管控爭端和危機，維護兩國和平友好的大局。

**▍**越南高層權力格局的新變化與權力結構的特點

2021年1月31日，備受關注的越共十三大最終落下帷幕。77歲高齡的阮富仲再次連任越共中央總書記，成為革新開放以來唯一三次當選的最高領導人。此次當選也使阮富仲成為越共歷史上繼胡志明、長征和黎筍之後任期最長的最高領導人。與胡志明、長征和黎筍等經歷了反殖反封和爭取獨立等血與火斗爭考驗的創黨建國元老不同，阮富仲從《共產主義》雜誌的一名理論編輯一步步成長為越南最高領導人，這一方面顯示了其過人的領導能力與高超的政治智慧，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其權力合法性來源方式與上述三人有很大的差異。

2021年3月26日-4月8日，越南第十四屆國會召開第11次全體會議，先後免去了阮氏金銀國會主席、阮富仲國家主席和阮春福政府總理的職務，並選舉王廷惠繼任國會主席，阮春福繼任國家主席，範明政繼任政府總理。隨後，範明政改組政府，免去了鄭廷勇政府副總理、範平明外交部長和吳春歷國防部長的職務，同時又任命原總檢察長黎明凱和原海防市委書記黎文成為副總理，裴青山和潘文江分別為外交部長和國防部長。另外又調整任免了其它十個部委的領導人，完成了2016-2021屆政府的改組，為2021-2026屆新政府的成立奠定了基本框架。此次調整標誌着越南高層權力結構重回“四駕馬車”體制。如果加上越共書記處常務書記武文賞，也可以將越南高層現有的權力結構稱為“四駕馬車”+1體制。

其實，早在十二大期間，越南最高領導層就呈現出了總書記、國家主席、政府總理、國會主席和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五位核心並立的情形。當時，在政治局委員產生後，時任越共書記處常務書記兼中央宣教部部長、越共中央理論委員會主席的丁世兄與“四駕馬車”一起集體亮相，首次以“五核心”的形式出現。但是，**此次十三大“四駕馬車”與越共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武文賞形成的五人組合與十二大後的“五核心”組合有着實質性的差異。**十二大上的五人組合，丁世兄身兼數個核心職務，實際上是備位總書記，與“四駕馬車”的地位基本相同，而在十三大主席台上的五人組合中，武文賞與“四駕馬車”的地位卻並非完全一樣。他們之間的地位差異在十三大公佈的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名單中體現得一清二楚。

在十三大結束前，大會先後公佈了180名越共中央委員和18名政治局委員的名單。與九大以來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名單公佈時按人名字母順序排列的原則不同，此次兩份名單實際上均由兩部分構成：名單最前邊的一小部分核心成員是按重要性排序的，並沒有按名字字母順序排列；而緊接下來的主體部分則是按人名的字母順序排列的。因此，在中央委員名單出來後，外界觀察家很快就判斷出排在前15名的中央委員將會成為十三屆政治局委員。而稍後出台的政治局委員名單也很快證實了上述判斷。在政治局委員名單中，前四位分別是阮富仲、阮春福、範明政和王庭惠，是依據黨內的政治地位排名的，再往後從陳俊英開始就是按名字的字母順序排列，作為主席台上五人組合之一的武文賞則位於名單的倒數第三位，顯然與“四駕馬車”的地位並不完全相同。雖然作為未來總書記的培養對象其地位明顯高於其他政治局委員，但其在中央委員與政治局委員中位次的差異顯示其與“四駕馬車”的地位存在差距，因此將這種權力結構稱為“四駕馬車”+1相比成稱為“五核心”更為準確。

在上述五位高層核心人員的職務分配上，阮富仲和武文賞的職務基本沒有多少懸念。前者德高望重，擔任越共中央總書記這一事實上的最高職位實屬眾望所歸。而後者作為政治局中年齡最小但資歷卻足以與範明政和王廷惠比肩的政治局委員，是未來越共中央總書記最有力的競爭者和培養對象，擔任書記處常務書記一職也是順理成章之事。但是，阮春福、範明政和王庭惠三人的職務安排卻並不完全符合三人的專長，也完全打破了長期以來越南高層權力調整所遵循的慣例和默契，帶有明顯的高層協商民主和權力博弈的痕跡。

在越南，如果換屆時原總理去職，繼任者一般會由常務副總理或主管經濟的副總理擔任，這兩位副總理按慣例都具有政治局委員的身份。在常務副總理張和平未能再次進入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的情況下，曾留學斯洛伐克，具有經濟學博士學位並長期從事經濟管理工作的王廷惠和近年來在經濟領域表現出色且有着豐富的與西方國家打交道經驗的阮春福無疑都是不錯的總理人選。而出身安全系統的範明政雖然具有在中央、地方、外交和黨務等多個部門任職的經歷，但從專業角度而言卻並非政府總理的最佳人選。**這些顛覆常規的調整，一方面是黨內高層各種力量平衡的結果，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阮富仲在人事佈局上的深層考慮。**王廷惠的主要擅長領域是經濟管理，而範明政長期在安全系統高層任職，具有主政一方和應對敵對勢力挑戰的經驗，在十三大將敵對勢力破壞作為三大危機之首的大背景下，範明政顯然更符合阮富仲對於接班人的預期，這也成為此次阮富仲力推範明政出任總理的一個重要原因。

越共作為越南政治系統的領導力量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並且也有憲法的保障。但是越共對越南政治體系的領導是通過法定的程序以社會民主的形式來實現的，而並非通過越共直接行使權力的形式來實現，黨對國家的領導權和對社會的管理權實際上是分離的。**按照越南憲法的規定，越南國內的政治體制可以歸結為：黨的領導、政府的管理和人民做主。**這樣在新的領導層中，阮富仲就是黨的代表，範明政則代表政府實施管理權，而王廷惠任主席的國會則是人民的總代表。從黨的層面而言，由180名成員組成的越共中央委員會才是越南事實上的最高領導機構。雖然“四駕馬車”+1或者政治局在越南政治系統中的實際權力非常大，然而任何重大決策沒有中央委員會的批准或支持就難以最終走向國家實施層面。

作為越南實際上的最高決策集體，中央委員會成員在權力層級上又可分為三個層面：第一層面是“四駕馬車”或“四駕馬車”+1，這是外界對越南最高層幾個核心政治角色的形象概括，雖然不是一個機構，但幾個成員均分別掌管着越南最具權力的中樞機構，影響力巨大，掌握着政治議程設置和規則制定的權力，主導着越南政治系統的走向。從個體層面而言，他們無疑屬於越南最具權力的政治角色。第二層面是政治局，越共黨章明確規定的最高領導機構，在中央委員會閉會期間行使中央委員會的職權。政治局的成員除了“四駕馬車”處於黨、元首、政府和國會四大政治系統的中樞地位外，其他成員均是政治系統中某個重要部門或省市的負責人，在越南政治系統中舉足輕重。第三個層面是全體中央委員，雖然在中央委員會閉會期間，政治局可以代行其職權，然而越共中央委員會年均召開全體會議3次左右，幾乎所有的重大問題都要經過其討論表決才能通過，政治局的權力更多的是體現在議程議題設置和方向引導上，因此，隨着政治革新的深入和越共決策民主化的發展，越共中央委員會在實際決策中的角色也日益擴大，“四駕馬車”或其他政治局成員藉助其個人權力和權威左右決策，令中央委員會和各個中央委員扮演表決機器的情形已日益成為過去式。

比如，關於總書記人選和國防部長人選等在黨內爭論激烈的問題上，阮富仲等權威人物雖然可以利用自身的影響推出自己認可的候選人或影響人選的推出，但卻很難完全左右最終的結果。十二大後，丁世兄上升為五核心之一，成為事實上的備位總書記，但尚未等到阮富仲向其移交權力便因病離職。丁世兄離職後，阮富仲曾力推陳國旺作為其接班人，然而陳國旺卻因秉承阮富仲的意志大力反腐而不受越南高層的歡迎。即使政治局為陳國旺啓動了年齡特殊例外程序，陳也沒有得到中央委員會足夠的支持票，最終不得不退休。

在國防部長人選問題上，重視意識形態的阮富仲曾一度突破了越軍長期以來由國防部常務副部長兼人民軍總參謀長接任國防部長的一貫傳統，改由政工出身的吳春歷出任國防部長，而安排依慣例本該繼任該職並進入政治局的杜伯圯大將擔任國會副主席。在十三大前夕，阮富仲本想再將先例變成慣例，提拔人民軍總政治局局長梁強為新任國防部長，但受到了來自軍方和其他高層的強烈反對。越南軍事博物館前館長黎馬良少將甚至公開批評吳春歷和梁強不懂打仗，看不懂地圖等高線。儘管黎馬良事後被處以警告處分，以《大團結報》為首的各主流媒體也對其進行了輪番批判。但他的言論實際上代表了越南軍內外相當一部分人的心聲，潘文江最終戰勝梁強接任國防部長，使該職位的任命迴歸傳統規則可以説與黎馬良事件密切相關。更為重要的是，此次進入中央委員會的23名高級將領也大多來自作戰系統而非政工系統，充分顯示了黨內反對意見的分量。這表明在越南的高層權力結構中，位於權力核心的人物雖然在議程提出、規則制定和方向引導上居於優勢，但卻難以決定一切。

通過對上述越共最高權力決策圈三個層次的觀察，此次越共高層權力結構無論是從調整力度來説還是從產生的影響來説都可以説是前所未有的。整體而言主要表現為如下特點：

首先，從“四駕馬車”層面而言，其人員構成和權力分配均做了史無前例的調整。“四駕馬車”機制產生於革新開放之後，在人員構成上，雖然沒有明文的規定，但一直遵循着南北人數對等，南北權力大致對等的原則，總書記和總理兩個較具實權的職位，國家主席和國會主席兩個權力相對虛化的職位分別由來自南北（以乂安省為界，乂安以南為南方）兩方的人擔任。長期以來，雖然越南黨內關於改革“四駕馬車”體制的聲音不斷，但南北數量對等和權力大體平衡一直被各方所遵守。此次“四駕馬車”的安排明顯打破了這一維持多年的慣例和默契。阮富仲、範明政和王廷惠均為北方人，而且後兩者均為阮富仲的親密政治盟友和堅定的支持者，只有阮春福一人來自南方的廣南省，系由原總理阮晉勇一手提拔起來。從而使得作為越南最高權力象徵的“四駕馬車”體系呈現出南北人員和權力雙重失衡的狀態。

**其次，從作為最高決策圈第二個層級的政治局人員構成來看，越共最高領導層在南北間卻又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均衡狀態。**在本屆18名政治局委員中，有10名來自北方，8名來自南方。6雖然來自北方人員依然對南方保持2名的優勢，但是與十二屆政治局13名北方人，6名南方人，本屆“四駕馬車”北南3:1的比例以及歷史上南北雙方在政治局內人員數量相比，目前南北雙方在政治局人員數量的對比是自1941年印度支那共產黨中央在西貢被法國殖民當局摧毀以來最為均衡的狀態，也是來自南北雙方的委員在數量上最為接近的一次。而且，在1961年1月份以後出生，在十四大仍有望留任的政治局委員中，南方人更是處於絕對的數量優勢中。這種狀況又在某種程度上抵消了北方人在“四駕馬車”中的優勢。

**第三，本屆政治局18名成員當中有10名成員出身於意識形態和安全系統，佔據了全體政治局成員的大半壁江山。**在上述政治局組成人員中阮富仲、武文賞、張氏梅、阮春勝、梁強、陳青敏等人均出身於意識形態系統。而範明政、蘇林、潘庭濯、阮文年等4人則完全來自於安全系統。這兩者相加佔據了政治局委員總數的55.6%，比上屆的9名（佔總數的50%）多出1名，更是遠遠超出以往歷屆的平均水平。聯繫到阮富仲和蘇林在十三大上將敵對勢力的破壞、大國競爭使海上主權問題複雜化和黨內的自我演變作為越共當前面臨的三大危機和挑戰，可以肯定上述安排標誌越南將由西方敵對勢力帶來的挑戰作為重中之重來防範。

**第四，從中央委員會的層面看，軍方勢力劇增。**雖然從政治局層面看，只有梁強和潘文江兩名來自軍方的代表，但在中央委員會層面，在180名中央委員中則有23名來自軍方，基本上涵蓋了越軍國防部各正副部長、總參謀部各正副總長、各軍種負責人和各軍區主官以及越南軍工企業的負責人，佔中央委員總數的近13%。軍方代表在中央委員會佔如此高的比例，在歷史上也只有抗法救國和抗美救國時期才可與之比肩。同時，通過與安全和外交兩個系統的橫向比較，與軍方的23人相比，外交系統則只有4人，而安全系統則只有6人，更突顯了越南此次對國防的重視，也與越共十三大報告中儘早盡遠地防範國防風險，捍衞領土主權的精神是一致的。同時，從軍方在越南最高決策圈中存在的的層級來看，雖然領土主權危機被置於相當重要的位置，但相比於西方敵對勢力的挑戰而言，其在越共高層領導的認知中還是處於相對次要的地位。

**最後，此次原政府總理轉任國家主席也開創了“四駕馬車”職務轉換的先例。**對於阮春福由政府總理轉任國家主席一事，越南媒體也發文報道稱這在以前是沒有先例的。以往在高層換屆時，原來的“四駕馬車”成員在換屆後繼續留任的話，出現過國會主席轉任總書記的案例，如農德孟和阮富仲；或者由政府總理出任總書記的案例，如杜梅。另外也出現過由地方大員和軍方人士出任總書記的案例，如阮文靈和黎可漂。在上述過往的案例當中，原“四駕馬車”成員留任基本上都是轉任更為重要且更具實權的總書記崗位，或者留任原有的崗位。但此次阮春福出任國家主席則是由原來最具實權的總理職位轉任在和平時期權力較為虛化的國家元首。這種安排明顯打破了常規，但是它是黨內各方博弈和力量平衡的結果，從整體而言依然維持了各方的平衡，既維護了黨內各派政治上的團結，又使得各方各得其所。

**▍**影響越南高層權力結構調整的原因

**“四駕馬車”在越南的總體政治框架中實際上是一種分工配合的領導機制。**總書記作為“四駕馬車”之一是越南事實上的最高領導人，也是整個國家大政方針走向的掌舵人。但總書記並不能對國家實施直接領導，而是必須通過國會將黨的決議變成法律，再由政府去執行。在軍事上，總書記是軍委書記，國家主席則是國防與安全委員會主席兼軍隊總司令，總書記實際上扮演的是總政委的角色。也就是説，越軍最高層實際上依然是政治和軍事主官雙首長制。雖然憲法規定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總書記的地位實際上也高於國家主席，但由於總理是國防與安全委員會副主席，常務副總理、國防部長、公安部長是委員，國防部長還是軍委副書記，上述成員也同時是政治局成員，在集體領導體制下，再加上長期以來形成的“四駕馬車”成員南北數量對等和南北權力大致對等的慣例和默契，該權力分配結構實際上造成了相對弱勢的總書記。雖然是事實上的最高領導人，但總書記的權力其實相當有限。

上述權力結構，是革新後對黎筍時期總書記權力過大引發消極後果的調整，這對於避免一人權力獨大造成的決策失誤具有積極的作用。從上世紀90年代末以來，越南經濟長期保持5%-6%的中高速增長，也表明該體制對於越南最近二十多年來所取得的成就功不可沒。但是，其缺陷也是顯而易見的。在“四駕馬車”體制下，雖然黨的領導作用由憲法做了明確的規定，但其發揮作用的途徑則主要體現在其路線、方針和政策通過國會變為法律來實現，黨不能直接干涉政府機構行政事務。同時，由於國會差額普選的實施，國會代表在投票表決時必須要在“黨意”和“民心”之間維持一定的平衡，這就使得黨的政策、方針和路線在法律化的過程中難免會有折扣，而在政府的執行過程中又會再次打上折扣。特別是，革新開放之初出於推動經濟發展的目的，越南在憲法中給予了總理極高的行政權限，例如，總理具有不經國會同意任免副部級官員的權力。這種情況在“四駕馬車”關係和諧時尚無多大問題，而一旦四者關係出現不融洽的現象，則很容易出現四個獨立的權力中心，尤其是被憲法賦予過多行政權力的政府很容易成為獨立王國，這在阮富仲第一任期期間表現尤為明顯。

“四駕馬車”體制的初衷是防止再次出現權威人物擅權現象，在堅持黨的領導前提下保持各部門分工配合，確保政治系統的高效平穩的運轉。但是，在實際的運行中，由於對黨的核心作用的強調不充分，再加上出於發展經濟目的擴大總理的權限，使得**“四駕馬車”體制在確保黨的集中領導方面效能不足，但是卻出現了行政權力過大，黨難以進行有效監管的趨勢。**在阮富仲的第二個任期，越南先後查處了一系列重大腐敗案件，其中包括前政治局委員丁羅升、前油氣集團總裁鄭春成、前工貿部長武輝煌、前國防部副部長阮文獻等重大刑事案件，也包括黃忠海、阮文平、黎青海三位前政治局委員的違紀事件，這些被判刑或受紀律處分的人所涉及的案情無不與其在政府任職期間的經濟行為有關。甚至在阮晉勇任總理時越南黨內還一度出現了要求總理來兼任總書記的改革呼聲，顯示過分膨脹的政府權力已經開始出現了企圖侵蝕黨權的趨勢，從而出現了“四駕馬車”權力開始失衡的跡象。

早在第一任期之初，阮富仲就曾指示越共中央理論委員會撰寫了《在歷史新階段對於建設和保衞社會主義的若干新認識》一書，明確提出黨內存在機會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兩股勢力，它們一方面使越南面臨和平演變和自我演變的危機，另一方面使越南面臨與鄰國發生衝突的危險，如不及時加以解決將使越南的國家利益蒙受巨大損失。阮富仲執政之後，就試圖着手解決上述問題，但受制於總書記權力的限制和“四駕馬車”分權的現實，成效並不理想，而且還發生了2014年在極端民族主義操縱下對中越關係造成嚴重衝擊的極端事件。這一方面證明了阮富仲等人在《在歷史新階段對於建設和保衞社會主義的若干新認識》一書中對黨內狀況研判和擔憂的遠見和正確性，也直接推動了此後的漸進性政策調整。

隨着權力地位的鞏固，阮富仲對此前的政策進行了循序漸進的調整，比如淡化“公民社會”建設熱，將“全面融入國際”調整為“融入國際”，在農德孟時期國會對領導人質詢的基礎上進一步推出對國家主席、政府和國會領導人的信任投票制度。2018年陳大光去世後，阮富仲又以總書記的身份同時兼任國家主席，從而平息了越南高層長期以來到底應該學習中國由國家主席兼任總書記，還是應該學習歐洲由總理擔任總書記的爭論。同時也遏制了行政權力不斷擴大的趨勢。同時，阮富仲又通過反腐，將丁羅升、鄭春成、武輝煌和阮文獻等一大批原政府高官判刑，從而為十三大前後頂層權力結構調整掃清了障礙。

在此次的“四駕馬車”當中，阮富仲、範明政、王廷惠分別任越共中央總書記、政府總理和國會主席，阮春福擔任國家主席。雖説突破了“四駕馬車”南北人員和權力對等的慣例和默契，但是“四駕馬車”各自承擔的職能並沒有發生變化。然而，由於王廷惠主導着立法機構，範明政又控制着行政權，從而使得**阮富仲在沒有改變原有體制的情況下實現了強化黨的核心地位，實現黨政一體，政令暢通目標。**在軍事方面，雖然阮春福擔任國防與安全委員會主席和三軍總司令，但阮富仲擔任軍委書記，範明政擔任副主席，蘇林擔任委員，阮富仲也已經控制了委員會至少一半的投票權，從而也將軍隊的指揮權牢牢地掌控了起來。

對於阮春福及其支持者而言，國家主席雖然遠不如政府總理有實權，但地位尊崇，不僅是國家元首，還是三軍總司令和國防與安全委員會主席，與越共中央總書記共同享有對越南武裝力量的指揮權。更為重要的是，一旦總書記之位出現空缺，國家主席屆時將是首要的接替人選。在本輪換屆過程中，阮春福原本與陳國旺競爭總書記之位。雖然最終沒有當選，但相比於陳國旺退休，此次在福旺競爭中脱穎而出並出任國家主席對阮春福及其支持者而言也算一個次優的結果。目前阮富仲已屆77歲高齡，不久前還曾中風入院。而且以前也曾有杜梅中途向黎可漂交棒的先例，從而阮春福中途當選總書記並非沒有可能。加之南方成員在接班人序列里人數遠比北方人充足，這也是此次權力結構調整得以順利進行的重要因素。

另外，阮富仲執政以來，創造了很多先例並將這種先例最終變成了慣例和制度。例如繼農德孟國會質詢制度後推出國會信任投票制度；由即將結束任期的國會選舉新的國會主席、國家主席和政府總理，再由新當選的國會再次確認的制度；以及將年齡特殊例外原則由默契變為公開的規則。範明政是阮富仲的重點培養對象，此次由政府前總理繼任國家主席的先例也可以複製到範明政身上。無論阮富仲在中途是否會仿效杜梅-黎可漂模式將總書記一職交棒給阮春福，等到下一屆範明政都以依照阮春福的先例或阮富仲同時兼任總書記和國家主席兩職的先例成為最高領導人。武文賞雖然也是總書記的有力競爭者，但屆時阮富仲利用其威望和黨內年齡特殊情況規定支持範明政成為下屆總書記的可能性更大。當然，作為資歷最老的政治局委員之一，武文賞即使不出任總書記，也必然會躋身“四駕馬車”之列。

**▍**對中越關係未來走勢的影響

越南換屆完成後，阮富仲從總體上掌握了新一屆領導層的主動權。從阮富仲執政之初到目前一貫的言論和對待中越關係的實際表現來看，此次越南高層權力結構的調整有利於越南對華政策的連續性和中越關係的穩定。加之，越南本屆領導層將應對敵對勢力的挑戰和防止黨內自我轉化和自我演變作為其未來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毫無疑問有利於中越兩國求同存異，管控危機，就共同建設和維護社會主義制度加強合作和交流。然而，除此之外，十三大報告也同時將主權問題置於三大危機與挑戰的第二位，軍方勢力也在維護越南主權呼聲日高的大背景下實現了其在越共中央委員會地位急劇上升，這是中越關係正常化以後前所未有的現象。上述現象，毫無疑問都是在研判中越關係走向時不能忽視的事實。

而且，儘管阮富仲等主流派能夠從戰略高度出發以積極態度推動中越關係發展。**然而，**在越南高層不利於中越關係發展的聲音並不在少數。面對中美戰略競爭的加劇，某些高層要員雖然也主張要在美中之間維持平衡，但卻又公開提出要防止中國利用意識形態的相同性對越南進行思想滲透，以圖將越南納入中國的戰略軌道。還有某些越南高層成員則還鼓吹利用中美兩國競爭加劇，中國無暇他顧之際放棄大國平衡外交傳統，不失時機地推進越南利益最大化。在魏鳳和將軍4月訪越期間，在絕大部分越南媒體突顯中越友好的氛圍中，越南《人民軍報》網頁卻將1975年越南侵佔南沙的報道與中越兩國防長邊界會晤的報道並列放在主頁的顯著位置。這顯示雖然阮富仲等主流派願意與中方相向而行，但越南高層對華不友好的潛流短期內難以消失。因此，評估越南權力結構調整對中越關係的影響，既要看到其作為主流的積極因素，也不能忽視其消極面，惟其如此才能正確判斷中越關係的走向。

**首先，有利於中越兩國合作共同維護社會主義成果和聯手防範敵對勢力的和平演變攻勢。**此次越南高層權力結構調整總體上有利於中越雙方相向而行。在“四駕馬車”當中，總書記、總理和國會主席完全由阮富仲或其支持者擔任，決策、立法和行政權力得到了空前的統一。在本屆政治局的組成上，18名委員中有11人出身於安全部門和意識形態部門，顯示以阮富仲為核心的本屆領導層已經將防變作為未來工作的重中之重來加以考慮。**阮富仲和蘇林強調的三大危機前後兩點直接與防止和平演變和自我演變有關，第二條雖然與海上爭端有關，但也明確強調了域外大國介入對中越關係的負面影響。**這種狀況與中方長期以來期望加強中越兩國戰略合作，共同維護社會主義成果願望是一致的，有利於兩國關係友好穩定。

**其次，此次權力結構調整也從總體上有利於中越兩國管控危機，有利於將兩國的分歧控制在不危及兩國關係全局的範圍內。**早在執政之初，阮富仲就明確強調遏制黨內的極端民族主義勢力和機會主義勢力，以正確處理與鄰國的關係。在十二屆十二中全會後，阮富仲在會見河內選民時又特別強調要在維護和平發展環境的前提下堅決維護越南主權。上述兩件事表明阮富仲對南海問題與維持中越關係穩定兩者間的優先次序有着非常理性和清醒的認識。雖然十三大報告、阮富仲及蘇林講話均在實際上將南海問題列為了越南面臨的第二大挑戰和危機，但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強調了域外大國介入對中越關係的負面影響。最近，阮春福在會見魏鳳和時所謂的越南永遠不會跟在其它大國後面反對中國的表態在某種程度上表達了越南希望維護中越關係意圖。雖然中越海上分歧難於一時解決，但阮富仲此次完全掌控高層的主導權確為兩國管控危機和穩定關係帶來了不可多得的機遇。

**第三，雖然越南將防範顏色革命和敵對勢力顛覆作為重中之重的任務，但是其在十三大報告中和阮富仲蘇林講話中所用的敵對勢力的侵擾一詞是特別耐人尋味的。**首先可以確定此處的敵對勢力並沒有包括美國政府，這已經為越南官方在其它場合明確排除。當前，美國和其它西方國家的反共勢力不斷對越南進行擾亂破壞，這是廣為人知的。但是，能對越南進行侵犯的只能是國家，在排除美國的情況下其矛頭所指是不言而喻的。同時，十三大報告提出要“要主動儘早、盡遠地遏制戰爭和衝突的危機，堅決堅定地保衞祖國的獨立、主權和領土完整。”**雖然與越南將顏色革命和自我演變風險設定為刻不容緩的風險挑戰相比，國防風險尚處於潛在狀態和次要位置，但其防範對象的指向性也是非常明確的。**這就表明中越之間雖有優先合作的現實基礎，但越南對中國的防範意識是難以祛除的。

**最後，從近期而言，雖然在“四駕馬車”中有利於中越關係穩定的力量處於一邊倒的優勢地位，但從政治局的總體來説，各方勢力又處於前所未有的平衡狀態。**從長遠而言，在十四屆可能進入權力核心的人員中，南方後勁十足，而北方則呈青黃不接之勢。阮富仲的支持者在十四大後因年齡問題大多難以再次進入政治局。而在接班人梯隊中則大多是南方人，特別是可能再次當選政治局委員的人選全部是南方人，如現年51歲的武文賞和57歲的陳俊英。武文賞是公認的下屆總書記的熱門人選之一，而陳俊英在下屆也將會是“四駕馬車”的有力人選。另外，現年59歲的國會常務副主席陳清敏也是下屆權力核心的有力人選。屆時即使69歲的範明政和王廷惠都採用年齡例外先例留任，也難以在總體上扭轉南方人在權力核心層佔據的優勢，而這將毫無疑問將對中越關係未來的走向和發展提出嚴峻的挑戰。

**▍**結論

越南高層權力結構調整結束後，越共最高領導層的組成總體上有利於中越關係相向而行，維持穩定和友好。2021年6月25日，在中越兩黨舉行了中越高端政黨論壇後，越通社中文版首次以正面的語調報道了中方關於中越命運共同體的闡述，展示了中越關係中上述積極的一面。但是，在美國加速推進印太戰略，中美戰略競爭加劇的當下，越南的對外戰略的核心目標之一就是在中美之間左右逢源，爭取越南利益的最大化。就如上文阮富仲在十二屆十二中全會後所説的在維護中越關係穩定的前提下堅決維護越南的利益。也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在越通社對中越關係作出較為正面報道的同時，中越之間發生了疫苗之間的小插曲，顯示**越南時刻都沒有停止對中國在兩國交往中底線的試探，企圖借中美戰略競爭加劇的時機向中國索要更多的戰略利益。**上述正反兩方面的對比顯示，雖然當前越南新一屆領導層能夠明確認識到中越關係的重要性，具有維護中越關係的穩定的意願。但中越關係的穩定和友好發展並不會自己如期而至，而是需要中方在排除各種消極潛流過程中去爭取。而且，在越南既要從中國爭取利益，又要確保與中國關係不破局的戰略思維主導下，十三大後的中越關係雖然不會出現大的波瀾，但偶爾的小波折恐難以完全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