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馬首發】王曉平評《盲山》 | 愚昧、人性的貪婪，還是去政治化下的市場邏輯？_風聞

# 編者按

隨着徐州豐縣“八孩母親”的命運牽動全國人民的關注，2007年上映，展現被拐賣婦女悲慘境遇的電影《盲山》再次進入公眾視野。近日，導演李楊先生髮布社交動態表示願意放棄《盲山》的版權，以便更廣泛地傳播，讓人們知曉買賣婦女的罪惡，此舉收穫網友的普遍好評。李楊先生的發願固然可貴，但是對於《盲山》這部電影，也應當有着辯證的解讀。保馬今日推送王曉平老師的影評《<盲山>（2007）：愚昧、人性的貪婪，還是去政治化下的市場邏輯》，探討《盲山》體現中國農村落後“法盲”的現狀同時，是否也一定程度上呈示了身處創作者之位的知識分子啓蒙視角之下的“盲視”。

王老師通過對電影深入的文本分析，認為作為《盲山》主體劇情的偏遠農村拐賣城市女性的社會現實背後，其根源是去政治化的社會對於原來傳統社會主義體制下的基層吏治的潰散，和市場社會的商品交換邏輯對於農民道德倫理的腐蝕。而僅僅在“啓蒙”話語的脈絡裏，將農村問題視為封建傳統觀念之下農民愚昧的因襲，將之看作野蠻盲動的“龐然巨獸”，似乎有着紀實的手法和風格，其實是創作者編織的“偽現實主義”，對於實際問題的解決，恐怕並無很大助益。

在“八孩母親”這一事件的網絡衍生討論中，也可以看到中產階級對底層農民無意識的恐懼，“全國女性距離‘八孩母親’只有一記悶棍”這樣的表述背後，是面對農村問題日益嚴重、逐漸溢出“鄉村基層”框架而開始侵入城市肌理後，城市市民敏鋭覺察到安全感缺乏的直觀態度。然而在市場化改革下，被明碼標價的不止是婦女的身體，也有親密領域的情感體驗；“城鄉剪刀差”帶來人口流失，被拐賣到農村的城市女性被剝奪的人生理應引起所有人的憤慨，但是“自願”走向城市的農村女性被剝奪的人生也同樣需要我們的重視。“拐賣問題”不是一樁可以孤立看待的“古老罪惡”，其本質體現的商品交換邏輯，或許是我們習焉不察的日常生活。

本文系保馬首發，感謝王曉平老師授權保馬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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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山》（2007）：愚昧、人性的貪婪，還是去政治化下的市場邏輯？

文 | 王曉平

2007年李楊的《盲山》敍述了一位女大學生被拐賣至山區後的生活和命運。導演承認，促使他拍攝這個影片的動機是他曾經在電視上看見一條新聞，一個女孩被拐賣到山村，為了逃出來而殺了她的“丈夫”，最後被判處死刑。[1] 的確，從1990年代至今，婦女兒童被拐賣的事情層出不窮，國家甚至專門為此成立了打拐辦公室。而為了拍好影片，李楊在四川採訪了幾十位被拐婦女、公安甚至人販子，深入瞭解了相關情況。

《盲山》，李楊導演，2007年上映

影片所反映出的問題直到今天也沒有完全消失。2013年5月31日，《燕趙都市報》發表了一篇名為《最美鄉村教師候選郜豔敏：被拐女成為山村女教師》的報道，敍述了一位“最美鄉村教師候選人”的事蹟，很快被網友發現，使得報道里的當事人的遭遇在時隔七年後再次引發關注：“1994年初夏，18歲的河南打工妹郜豔敏被人以介紹工作哄騙，落入兩個女人販子圈套，後被轉賣、被人凌辱，再以2700元的價格賣到了太行山深處的曲陽縣靈山鎮下岸村，賣給了一個比她大6歲的不識字的羊倌。她曾多次自殺、逃跑，但都沒有成功”；第二年，由於村裏一個破敗的小學校沒有了老師，村裏的孩子們面臨失學，作為這個村裏唯一上過初中的人，她被鄉中心校校長和村幹部動員成為這所小學的老師。2006年5月，《燕趙都市報》記者偶然在大山的旮旯裏發現了下岸小學，瞭解了郜豔敏傳奇的經歷加以報道。這之後，一方面當地政府認為她揭了“家醜”，而導致她險些被辭退；另一方面，她當選2006年度“感動河北”人物，同時成為當年網友們評選的“中國最美的六個女人”。2007年，長春電影製片廠還把她的事蹟改編成電影《嫁給大山的女人》。2010年，郜豔敏入了黨：“村支書張亂倉對記者説，郜老師在村裏起到了一個黨員的模範作用，鄉親們都很敬佩她”。[2]

《嫁給大山的女人》，胡明綱導演，2009年上映

如何理解這個令人詫異而非令人“感動”的新聞？一方面，我們從中知道了“下岸村偏僻、窮，400多口人的村莊，前些年從外地買來的媳婦就有三十多個”，這個公然的不法之事沒有得到追究；[3] 另一方面，卻是主流社會對她的褒獎（甚至匪夷所思地以主動式賦予她一個稱號《嫁給大山的女人》）。而2015年的一則新聞報道告訴了我們當時發生的更多耐人尋味的事情，

當她的事情2006年被廣泛報道之後，直戳了當地政府打擊人口販賣不力、教育投入不力等多個痛處，她被當地“維穩”，所有來採訪她的媒體以及她自己都遭到了嚴密的監視。當央視節目組要帶郜豔敏去北京做節目時，鎮領導居然對村支書説：如果節目組帶走了郜豔敏，就開除你的黨籍。

更悲劇的是，郜豔敏回不去了。她遠在河南的父母，為了找她都積勞成疾，母親甚至哭瞎了眼。可後來當他們得知了她的去向後，竟也勸她留下，理由是：對方也是農民，不能讓人家人財兩空；她現在回家也無法找到好的對象。

“我不後悔留下。”郜豔敏曾這樣對記者説，“公公、婆婆的善良打動了我。如果離開他們，我良心上也過不去。”[4]

這則新聞報道也再次掀起了巨大的爭議。當年7月28日，一個公眾號發表了一篇評論，憤怒地翻出《燕趙都市報》2013年的那篇報道，抨擊道“被拐女成為鄉村女教師是國家恥辱！”

……（《燕趙都市報》）記者輕描淡寫地跳過郜豔敏痛苦而恥辱的被拐經歷，轉而讚美她的“大愛”：“她選擇留在了帶給她痛苦和屈辱的異地他鄉。因為一份本能的大愛，她飽經苦難的生命像美麗的山花綻放。”

……這篇報道沒有深挖拐賣婦女兒童背後的政府不力和性別不平等的根源，沒有探討為什麼農村的教育條件如此惡劣以及如何改善，只一個勁兒地歌頌郜豔敏的高尚人格，歌頌她的偉大。

……對郜豔敏的歌頌，和勸受家暴婦女給丈夫一個擁抱以及女德班的邏輯是一樣的。它們都逼迫那些境地已經十分悲慘的婦女通過“原諒”獲得解脱。女人就是要恪守婦道，就是要不離不棄，就是要忍，因為你還有“女人的責任”。[5]

針對網友掀起的巨大的非議聲浪，公安部打拐辦主任陳士渠第二天（29日）就發佈微博聲稱，對人販子必須嚴懲，買主也必須追究刑事責任。對受害人應當救助，不能縱容拐賣、同情買主，已部署當地警方調查。[6]

2015年7月，再度引發討論的感動河北“最美鄉村女教師”郜豔敏寫了一封公開信，信件是由她的女兒代寫的：現在我想平靜地生活，希望家人不要受到傷害。

在中國社會此類事件近年來不斷被曝光的的背景下，根據現實中的真實事件改編的《盲山》將目光投向人口拐賣這一社會問題，自然會引起觀眾的普遍關注。然而，雖然上述這件事情引起了李楊的注意，但他在2006年拍攝這部影片卻是源於另外一個事件。在面對記者“為什麼你選擇了‘被拐賣婦女這樣一個題材，你的靈感是從哪裏來的？’“這樣一個問題時，他回答説：

大概是在99年，那時候我還在德國，回國探親的時候，翻到一份雜誌，那是一個案件，講一個被拐賣的婦女，受盡裏凌辱和虐待，生下了孩子，後來把她的所謂"丈夫"給殺死了，被逮捕，在公審中被判處死刑，彭佩雲【當時的全國婦聯主席】為此都流淚了。她殺人確實犯法了，但她自己其實才是最大的受害者，這實在是一個令人揪心的悲劇。[7]

但他也承認，儘管他做了一些調查，他並沒有找到關於拐賣婦女問題的答案：

我在各地採訪了一圈，瞭解關於被拐賣婦女的事情，見到了幾十個被拐賣的婦女，瞭解她們的故事，我帶着一連串的疑問，最直接的就是，為什麼她們被拐賣了以後跑不出來，她們都有手有腳，她們不會反抗麼？是她們不夠聰明麼？後來發現往往一個村子都在合謀控制這些婦女，他們難道都是壞人麼？我想回答這一連串的問題，儘管最後的答案我並沒有找到。[8]

《盲山》結局一：警察先離開，雪梅父親留在小山村，等待時機在救走。黃德貴一家準備轉移雪梅，雪梅的父親攔住不許，黃德貴與雪梅父親揪打在了一起，雪梅憤怒之下拿起刀一刀砍在黃德貴的脖子上，電影結束。

在李楊的影片中，女主角白雪梅是一位剛畢業的大學生，被人販子欺騙拐賣給窮山村的當地農民黃德貴。白雪梅想方設法地想要逃離山村，卻一次又一次失敗。她慘遭強暴、逃脱失敗，最後絕望服從。導演最後給了兩個可能的結局：海外版中，她看到前來解救的父親被黃德貴欺負，一怒之下手刃了後者；國內版裏，她被警察救出，但放棄了自己的孩子把他留在當地。影片用紀實的手法呈現了灰暗的社會現象，使得其現實主義色彩非常濃郁。

《盲山》結局二：警察暫時離開了，後來警察回來，帶走了村裏許多被拐賣的婦女，但是村裏人抱着孩子追了過來，有幾個婦女不忍拋下孩子，決定留下了，雪梅跟隨警車離開了。

到目前為止，關於這部電影的流行影評普遍認為它暴露了鄉村的封建愚昧、貧窮野蠻，人性的愚昧與無知，也直指社會的陰暗面。而這些評論往往也溢出影片的情節本身，認為它對農村法治問題加以關注，顯現出農村缺乏足夠的法律服務，從而提出最迫切的任務就是讓教育普及和完善行政執法制度；而影片中村民知法犯法的原因歸根結底可以追溯到傳統思想觀念對其行為的影響。[9] 顯然，這些評論都聚焦於村民的愚昧、無知與貪婪，是中國知識界自1980年代以來重新流行的關於傳統觀念和習俗導致農民愚昧、需要加以“啓蒙”的話語的延續。

本文分析的結論與此不同。它認為，雖然影片擁有着紀實的態度和風格，似乎最大程度接近現實，但它仍然是在導演操控下的偽“現實主義”。導演對現實問題的診斷存在問題，他只看到了傳統觀念和勢力的遺留，而沒有更多看到去政治化的社會對於原來傳統社會主義體制下的鄉村治理體系的侵蝕，以及市場社會的商品交換邏輯的統治對於農民道德倫理的腐蝕。後兩者才是影片中悲劇出現的根本原因。

一、矇昧的代價？

與1980年代以來表現落後偏遠農村題材的影片一樣，影片一開始就是（主人公眼裏）蒼茫的羣山和一片農田中散落着低矮樓房的鄉村，一條大路通向遠方。觀眾看到了她即將生活在其中的地理環境：這個關中農村地處一座封閉的大山裏，出入村莊就只有一條路；而隨着劇情的發展，我們將繼續看到它交通不便，進城路途遙遠，靠電動三輪和不定時的進城的大巴聯通。這意味着縣城裏先進的文化資源都很難進入山溝裏面，山裏人也很難見識外面的世界。

《盲山》片頭的關中農村

我們見到這個山村有着自己的生存狀態和運行體制，這和1980年代以來對於農村的“刻板印象”一致，也和五四新文化運動對於幾千年中國傳統農村的生態的批判相契合。各家靠宗親宗派的血緣關係維繫，因此這個仍然是準宗法制的“人情社會”裏一人有難，全村共幫，片中幾個抓逃跑的白雪梅的片段，和最後羣眾集聚抵抗公安執法，都體現了這種幫親不幫理的狀態。作為鄉村基礎政權基礎的村委會主任一人權力在握，一言九鼎。而傳統父權制社會里的男尊女卑與生育文化裏的重男輕女（如海外版裏出現的白雪梅和羣眾見到池塘裏溺死女嬰的片段），在這裏得到完整的保留。導演意圖藉此讓觀眾得出這樣的印象：“保守的小農意識讓村民們變得心胸狹隘，野蠻暴躁，對內熱衷於毆打家人以顯威嚴，對外則是拉幫結派暴力排異以示團結，這邊是所謂的‘窮山惡水出刁民’了”。[10] 村裏落後的的文化教育、匱乏的教育資源由劇中一位角色黃德誠道出：學校只有兩位老師，而他是全村唯一一位高中畢業返回家鄉的，因為他沒有考上大學；而最後幫助女主角寄信終於讓外界知道她的狀況的小學生，也因為家庭貧困而被迫輟學。導演讓劇中人物自己承認他們的愚昧落後：黃德誠説“我們這裏人都沒啥文化，野蠻得很，上過高中的就我一個人”，而村委會主任則對前來解救的警察揚言“我們這裏人素質差得很，沒辦法”。

影片以此表明，是這樣的環境產生出了村民們種種“法盲”的行為，

1、非法買賣婦女（本片主要批判的社會問題）

2、非法禁錮人身自由（關屋子、給女主套鎖鏈）

3、強姦罪（父母齊上陣幫助兒子實施強姦……）

4、毆打婦女，甚至致殘（女主多次因反抗及逃跑被“老公”毆打，片中桂花也曾因出逃而被打瘸腿）

5、公然妨礙公安執法（村民集體圍堵前來解救女主的公安）

6、溺嬰（溺死剛出生的女孩）[11]

“我知道對不住你，我實在是沒辦法”

盲山中的村民知法犯法的原因，歸根結底可以追溯到傳統思想觀念對其行為的影響。影片中有這麼一幕，為了慶祝黃德貴“新婚”，他大擺筵席。在敬酒的過程中，一位村民説“誰不幹（這杯酒）讓他一輩子打光棍”，另一位村民附和道“讓他兒子孫子都打光棍”，黃德貴則説道“誰不喝，下輩子都得打光棍”。打光棍即沒有“娶妻生子”。可見“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傳統觀念在他們心裏深深紮根。因此，為了能延續後代，看起來善良的黃德貴的母親即使知道自己對不住白雪梅，做的是傷天害理的事，也仍然不擇手段地幫兒子實現其目的。

與此同時，導演也意圖批判人性的墮落、道德的畸形；或者説，種種法盲行為還源於後者。黃德貴與他的父母經常振振有詞地對白雪梅説，她是他們花了7000元買來的，她要走可以，但得還錢！他花錢買了，所以內心不覺得虧欠，沒有什麼不道德之感。而當公安勸説民眾放過女主的時候，黃德貴還理直氣壯地喊道：“買老婆的人多了，是不是都犯法！”影片裏所表現的村裏事實上這種違法現象的大量存在、宗法社會里的“互幫互助”對犯罪行為的掩蓋與唆使推動、當地村委會甚至鎮公安局這些基層統治力量的睜一眼閉一眼，都使得村民道德上發生畸變，這是人性的墮落。

總體來説，啓蒙主義的主題貫穿始終。其一是影片試圖表現貧窮和村民們的教育缺失是他們有這種愚昧思想的原因之一，因為在這個小山村裏只設有一所小學。影片裏顯現了山村簡陋的教學環境，牆面斑駁的土坯房，衣衫不整的孩子坐在一起。黃德誠用不熟練的普通話教孩子們念課文。因為村裏家家户户的條件很苦，孩子父母們都不想讓孩子讀書，認為讀書沒有用（黃德貴與其母親都曾私下對黃德誠送書給白雪梅的行為這樣嘀咕道）。

其次，中國傳統的官本位思想也是造成惡劣環境的另一個原因。影片中表現地方官員強取豪奪，收取苛捐雜税，即使在黃德貴一家不再養豬的情況下仍然收取與養豬相關的三種税收名目。另一幕則表現黃德誠安排學校裏的小學生，舉着小紅旗子在路邊準備迎候來視察的地方官員。而虛張聲勢又虛偽的村委會主任則起着助紂為虐的作用。

再次，“鄉土中國”的傳統觀念與維持體系與現代道德和法律的相悖。這先是展現為黃德貴一家老小的大男人主義、家長制，繼之表現為村民嘲笑黃德貴沒有膽量對白雪梅使粗，與那羣上門收養豬税的“官府上的人”添油加醋地讓黃德貴收拾老婆，使得女主角只是被當做泄慾、生育及勞動力使用，最後更是出現了村民集體圍堵警察要“説法”的場面，這些都是導演意圖展現村民亟需“啓蒙”的展現。[12]

最後，在一個法律無法解決問題的蠻荒之地，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女大學生最終舉起了屠刀。它意圖表明，在這樣一個矇昧的山村裏，文明人不得已以野蠻的方法處事而被同化。白雪梅在最初被拐進山村的時候還積極反抗。她不願意也不能夠嫁給一箇中年單身漢。可是反抗之後她遭遇了毒打，並關進了小黑屋。自殺被救活以後她發現村裏還有很多被拐來的婦女。本以為可以互相幫助的她們卻在勸白雪梅順從。影片展示了大環境對人的影響，這同樣是五四和1980年代啓蒙文學的主題。

白雪梅最後是通過自己教識字的學生小孩子青山的幫助而聯繫到了自己的父母

最後，影片啓蒙主義的主題表現為導演與五四一代知識分子一樣，提出“救救孩子”的主題，並將希望寄託在下一代身上。村裏的小孩自始至終出現在影片裏，大多是以羣體面貌出現。影片特寫了他們透過窗户望着屋內被五花大綁捆着倒在牀上的白雪梅。這一幕暗示着他們從小就看到了男人花錢買妻，那麼他們也就會同樣認為以後可以用錢買到妻子，而不管這件事是不是違法的。在孩子們從小的耳濡目染下，這樣的惡性循環在這個山村就更加難以被打破。而最後白雪梅得到唯一解救的希望是由於她教育的一個孩子。這個名叫李青山的孩子因貧窮而輟學，是白雪梅義務教他讀書，與此同時她還收了一大羣孩子在自己家裏加以教學。是李青山出於感激，告訴了白雪梅她的信件被郵遞員截留送交黃德貴的秘密，並把白雪梅的信件帶到鎮上去郵遞。他是這個鄉村中唯一對白雪梅提供了實質幫助的人。

二、社會問題的展現與無法關聯的現象

無疑，影片表面上表現了村民的愚昧與無知，但更多是讓觀眾去認識和反思社會存在的問題。這些問題也是近年來中國社會和知識界經常討論的問題，也即“三農問題”和社會腐敗現象的存在。

當黃德貴一家正在剝玉米的時候，突然來了手臂上戴着紅袖標的一羣人，他們親切地叫黃德貴母親為四嬸，卻讓他們一家把養豬税交了。黃德貴母親説前兩天就已經把豬賣了，來人語氣馬上強硬了起來，問她都交什麼税了，並説出“生豬税、所得税、豬頭税”等税種。四嬸強調並沒有養豬，他們便説“養不養豬都要上税，是上頭規定”。他們沒有説明“上頭”是哪個部門，但黃家人仍然乖乖交錢。面對被拐賣的大學生白雪梅大聲在屋內呼救，這些“執法人員”只是推脱説這是別人家的家事，一邊數着錢，一邊和黃家人閒聊了起來，套近乎地向黃德貴傳教説“這媳婦要收拾，光説不頂用，這跟收税一樣，要上硬的”。黃家人用錢交換了一張發票後，送走了他們。這裏種種名字怪異的税種和鄉鎮人員收税的場面，巧妙地諷刺了當時存在的農村中的苛税體制，暴露了基層吏治的腐敗。

“感謝領導親切關懷”

這種基層治理中的問題還體現在“領導來視察”這一情節的前前後後。領導來之前，村委開廣播通知各家各户，上級領導要來視察工作，要求大家“把屋裏屋外打掃乾淨，不該説的別説。誰要是破壞了村裏的名聲，一切後果有他自己負責。我們絕不會手軟”。隨後，雄壯的“運動員進行曲”的音樂響起。當它被汽車發動機的聲音覆蓋，畫面轉向了被拐賣的婦女。她們面無表情地坐在車上，望着漸漸遠離的村子一言不發。被拐賣的婦女隨後被運上山，坐在樹林中一言不發；當領導到來時，一路有人持攝像機跟隨拍攝。這些畫面都反映出了從上世紀90年代延續至今的官場的形式主義問題：一些地方官員滿足於做表面工程，卻沒有了解並解決實際存在的問題，在鄉村“巡遊”一圈便轉身離去。而影片中村委會官員濫用權利，在自己管轄的區域內作威作福。他虛偽地對警察聲稱“我們當領導的，就是為人民羣眾解決麻煩的啊! 要不然，要俺們做啥啊?”卻屢次推脱白雪梅的報警求助，對村裏長期存在的拐賣人口的現象聽之任之。

然而，上述可以歸納於啓蒙主義的主題是否能解釋白雪梅的悲劇呢？或者我們也可以換一個問題來問，這種啓蒙主義觀念是否能解釋影片裏所表現的所有現象？我們看到，其實道德的畸變、人性的貪婪不分文化的有無。黃德誠這位村裏的教書匠，作為村裏唯一一位讀過高中的人，本來被白雪梅寄予厚望：“你跟他們不一樣，你是有知識的人”。他在介紹自己名字時也説：“我是道德的德，誠信的誠”。但他實際上是羨慕白雪梅的學歷，覬覦她的美貌，用送書的機會和白雪梅套近乎，繼而用救出雪梅的承諾欺騙發生關係。在醜行被黃德貴發現後，他一走了之。村裏的郵遞員穿着郵政制服，看起來很友好。白雪梅每次將信交給他的時候，都會説聲感謝，而郵遞員也會回應一聲不用謝。但當觀眾看到黃德貴把老母雞遞給他的時候説聲“麻煩了”，而郵遞員回應説“你也不容易”，他們才明白原來二者早就有默契的勾兑。

“道德的德，誠信的誠”

而城裏人也一樣冷漠無情、自私自利、唯利是圖。白雪梅被拐後有兩次進城，第一次是割腕自殺未遂，被送進醫院搶救，醫生卻秉承着“沒有錢不救命”。第二次是她成功逃進縣城，但當她逃生的公交被黃德貴等人攔截，車上乘客和司機面對女主絕望的呼救卻無動於衷，甚至還有人抱怨“你們家的事，別耽誤我們的時間”，來的交警面對白雪梅的呼救竟然只是説“那是你們家裏的事”，別妨礙交通，就作罷了！這些對於他們墮落人性的暴露、社會問題的展現一定程度上超出了啓蒙主義的範疇，而達到廣義的社會批判的範疇。

然而，針對記者關於他是否“有意選擇拍攝關於陰暗面的片子”的問題，導演做出了否認，強調他是要反映“人性”，是經濟發展中道德的缺失：

我覺得自己並不是專門要曝光人性的陰暗面，我想表達的是人性的複雜性，當然我在片子涉及了人性的陰暗面，比如我們痛恨的中國人做"看客"的劣根性。經濟發展中道德卻沒有相應的提升，一個農民有了些錢想買個老婆和一個大款有更多的錢想包個二奶其實沒有本質的區別，女性作為弱勢羣體被物化是讓人痛心的。[13]

雖然他談到了女性“被物化”這個馬克思主義經典批判中的觀念，李楊卻仍然只是把它歸因於金錢腐蝕了“道德”，而對背後更深層次的動因缺乏深入考量。

因此，儘管展現了上述社會現象，導演卻並沒有辦法將它們有機關聯起來對白雪梅的悲劇加以解釋。它是村民的愚昧無知、缺乏法制觀念導致的嗎？它可以完全歸因於中國幾千年的落後封建傳統嗎？眾所周知，拐賣人口行為在舊中國曾經非常猖獗。但在新中國成立後，由於政府的嚴厲打擊，20世紀五六十年代這一現象基本絕跡。只是隨着社會生活的變化，1980年代初，拐賣人口犯罪數量才出現前所未有的增長，並開始出現拐賣兒童犯罪的現象。基於嚴重惡化的治安形勢，全國人大常委會於1983年9月2日做出了《關於嚴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決定》，拐賣人口犯罪被列為“嚴打”重點，並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是1985年以後，隨着“嚴打”活動接近尾聲，人口販賣現象又出現強勁反彈，直至1990年仍然增勢不減。這些事實表明我們需要更多在現實社會中尋找原因。

白雪梅向郵遞員道謝，希望他能幫助自己將求救的信件寄出去

在影片看來，與世隔絕的村裏人的愚昧無知是問題的根源。但是，山村雖然封閉，我們還是在影片中見到了郵遞員、收税費的工作人員、雜貨鋪和教書先生，可見鄉村仍然擁有通暢的與外界溝通的渠道；儘管導演暗示村民缺乏教育，甚至由於他去政治化、非歷史性的觀念，我們在影片中見不到任何傳統社會主義政治的影子（甚至影片中所有的小學生我們都見不到一個戴紅領巾的），但是牆壁上斑駁不清的標語，表明基層的宣傳工作曾經到位。因此，問題絕不僅僅只是愚昧的傳統思想，包括偏狹專制的父權制和歧視性的性別思想。我們不能假定這些村民沒有評判事情的是非對錯觀念。黃德貴母親多次向白雪梅致歉，表明她知道自己所做的罪惡。但儘管他們知道是非對錯，仍然堅持自己的選擇，這表明其中深層次的原因需要我們更認真地加以思考。

正如上節所説，拐賣婦女的現象只是到了1980年代以後才死灰復燃。這是因為改革開放後，隨着官方推動的中國社會所謂城市化進程，越來越多的鄉村勞動力背井離鄉，進入大城市和城市開發區尋求工作，外出打工的青壯年男女都增多，造成鄉村種不但青壯年勞力少，青年女性也十分匱乏，農業走向衰落的進程。黨和政府在農村的基層組織隨着去政治化的進程，也日益削弱，一些基層腐化嚴重。由於村中留守的青年女性的缺乏（以及長期以來重男輕女觀念的遺留），導致少數娶不到媳婦的農村人鋌而走險。這些都是延續至今的“三農”問題的展現。但影片對此（尤其是前一點）並沒有加以表現。因此，造成悲劇的更重要的原因其實還在別處。

三、市場經濟交換邏輯的體現與盲視

影片中唯利是圖、鋌而走險的人販子，見錢眼開的村官，沒錢不肯幫忙的面的司機，只管收各種税的人員，構成一個以金錢為原則加以運轉的社會。在利益的驅動下，人們急功近利的思想越發嚴重。而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隨着市場經濟的商品交換邏輯開始主宰社會，唯利是圖的現象層出不窮。而影片中農村原來淳樸的風氣變壞，村民變得唯利是圖，也很可能是在接觸外界（城市）的過程中受到市場經濟交換邏輯的不良影響（但在影片中只是歸因於貧窮和傳統思想）。實際上，在影片中，我們隨處可見這種交換邏輯的體現，雖然它們並非影片有意識地加以展現。

“誰娶媳婦不花錢？城裏人花錢更多”

黃德貴一家面對白雪梅的抗議和求情，一直重複的理由是她是他們花錢買來的。這句話暗含一個邏輯：既然這是他們花錢買來的，不是搶來的，那麼他們可以心安理得地享用；這並非傳統觀念，而是當下流行的市場社會的商品交換邏輯，它將女性物化為可以買賣的東西，其本質上與勞動力作為物化商品的邏輯一致：即女性作為生兒育女的“人的自生產”與物質勞動的再生產（黃德貴經常讓白雪梅餵豬、幹活）的工具。

當白雪梅自殺被送進醫院搶救時，醫生一上來就問道“帶錢了沒有？”、“不交錢咋救人？”當黃德貴看到賬單後，他點着了煙嘆了口氣説道“這狗日的藥怎麼賣得這麼貴呢！”旁邊的一個病人解釋道“現在的醫院都一樣，醫生們還得拿回扣呢，這醫院還差不多，那大醫院才叫黑”。這些場面實際上暴露了醫療市場化的惡果：醫藥費高漲、醫生被驅使開高價藥、拿回扣（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維持醫院的正常運營）。然而，導演並沒有清晰地達到這種意識，只是藉着醫生的口説“現在的醫院都一樣”。

這種交換邏輯甚至滲透到親密的個人感情領域裏。白雪梅與黃德誠的關係，雖然部分源於他們的知識水準的接近，但可能説不上有多麼志同道合。白雪梅是因為求生欲所以樂於接近黃德誠。但是黃德誠存心不良，只是貪圖白雪梅的肉體。他們的關係，像是戀人但也不是戀人，就如同一場為了物慾的性交易。這場交易中，白雪梅為了離開，黃德誠為了白雪梅的肉體。而白雪梅此後與小賣部老闆的性關係，則純粹是赤裸裸的交換：白雪梅為了出逃，卻沒有路費錢，只好被迫用身體和小店老闆做交易。影片中白雪梅和三個男人之間發生的性關係都是源於市場社會的交換邏輯主宰人際關係：他們之間相互利用，發生關係也只是想要從對方那裏得到自己想要的利益。

由於導演沒有清除意識到這種市場社會的商品交換邏輯的腐蝕性作用，他只能將至歸結於人心的貪婪、吏治的腐敗。比如那些收取苛捐雜税的地方小吏。但是，國家已經在2006年全面廢除了農村的農業税，惠及了八億農民。導演力圖展現地方那些不作為的官員的不作為和惡勢力的勾結，甚至暗示前來解救的那些國家公權力的警察也是為了金錢而行使職責（在解救的過程中，老父親與警察多次談到了錢。比如父親對警察跪下説道：“為了救我的女兒，我好不容易湊了幾千塊錢的解救費。這次救不出我女兒，我再拿不出錢來救我女兒了。”“只要能救我的女兒，我就願意給錢”。可見警察的出動，主要是由於父親交了幾千塊錢的“解救費”。）這個場面一方面顯現了部分國家公職人員的腐敗，另一方面卻也是出於某種偏見而沒有廣泛代表性——近年來，隨着國家反腐力度的加大，基層腐敗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治理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那麼問題的癥結何在呢？在一次接受記者採訪的時候，當他回答“您認為為什麼會有拐賣婦女現象的存在？”這個問題時，李楊把責任歸結為國家法律制度的問題：

這是國家法律制度的問題。如果一個犯罪不但沒有成本，而且還受到了變相鼓勵的話，那麼每個人都可能去犯罪，這個不僅僅是中國人的問題，這個是人的問題，全世界的人都一樣。[14]

然而，中國的法律制度日漸完善，國家甚至專門成立了打拐辦來處理這個問題，拐賣婦女從來也沒有受到過“變相鼓勵”。而再完善的法律都是由人來執行的。顯然，問題存在於如影片中所示，一些地方官員受到各種腐蝕，並沒有認真執行法律；李楊自己在採訪中還談到一個事例：

我拍完以後遇到一個官員，他説我們家旁邊鄰居也是這樣，她在那兒過的還挺好，還説他同學是從農村考出來的，就買了一個媳婦兒，看着過的還挺好，你應該拍他們的幸福生活。這個官員還勸我改結局，改成大團圓的結局，王子和公主從此幸福的生活下去。我説這個不僅僅是指責這個官員，而是在説我們中國人沒有法制觀念。[15]

顯然，李楊仍然將此歸結為“中國人沒有法制觀念”。也許這與他生活在國外太久有關，但這種説法對於從小就接受法制教育的中國人來説，並不具有説服力。

在同一個採訪中，李楊還提出了疑問 “每個村都有黨員，都有黨支部，都有村幹部、婦女主任，他們為什麼不管被拐賣的婦女呢？”[16] 實際上，吏治的腐敗顯現的基層政權的問題，是由於一段時期以來去政治化的趨勢導致的傳統社會主義觀念的消逝、黨的領導地位弱化、基層組織渙散甚至腐化變質、代表性斷裂的體現，是由於市場社會的交換邏輯在實用主義大行其道的當下，成為社會的主導原則。但和大多數第六代導演一樣，在導演心目中，傳統社會主義時代沒有留下任何影響，因此我們在影片裏，無論是在村民的觀念中還是在村中的公共景象裏都沒有見到任何痕跡。因此，導演只能把他無法解釋的這些現象的存在歸之於民眾心靈的“盲”：

就在眾目睽睽之下，公開的買一個婦女，公開的強暴，這是在把女性當作性奴隸，這是毫無疑問的罪惡，這是一個常識，那是一個有思想的人，不是一頭牲口不能被買賣，更沒有權力公然的凌虐，但為什麼一個村的人都習以為常，被拐賣的痛苦和哭求，他們看不見麼，但他們為什麼沒有一個人站出來？他們也許不能被稱作是壞人，他就是有個樸素的想法，我需要個女人，但是整個環境都對人基本的權力如此的麻木，什麼遮蔽了他們的心靈，我想除了"盲"我找不到一個更貼切的詞語。[17]

結語

《盲井》作為一部批判現實主義的代表作完成了其使命。導演從中展現了當下中國礦場官商勾結的黑暗，礦工的悲慘生活，並在一定程度上，試圖從寓言層面為年輕一代的人格認同的扭曲做出解釋。雖然由於他批判思維仍然囿於文化主義、自由主義的人性論這樣的思路，無法深入到政治經濟的深處進行剖析，而他對礦工低等生活的“暴露”，也帶來了“表現”與“代表”的合法性焦慮。但他對於 “反動派沒打倒，資本家夾着美金回來了”的暗示，卻帶有（甚至自己不察覺的）深刻的力量。而對於後者的進一步開拓發展，則有待於第六代導演的成熟——而這有賴於社會進一步的資本化的顯形，它會自我確證自己而無需掩飾。

《盲井》，李楊導演，2003年上映

《盲山》則向我們展示了被拐賣婦女的悲慘命運，並通過人物形象呈現了一些深層的社會問題。然而，影片並沒有在故事的敍述中就造成問題的根本原因，以及如何解決社會問題做出解答。需要指出的是，悲劇的造成表面上是因為村民的傳統思想，但實際上還是市場社會里的市場商品交換邏輯導致的。但導演只是把悲劇肇因歸咎於農村愚昧問題和傳統性別觀念。換句話説，導演只看到了表面現象，站在知識分子啓蒙立場，把女人買賣歸咎於村民愚昧和唯利是圖，卻沒有看到其實質不是傳統問題，而是當下市場經濟資本統治下，商品交換的原則左右了人際關係。比如，買賣婦女本來是將女性當做物化的商品對象的市場交換原則下產生的社會問題，卻被導演有意無意轉變為性別問題。

我們可以把這兩部作品與賈樟柯等人的農村題材作品相比。無疑，賈樟柯的影片很少表現這種“落後農村與農民”，因此需要“啓蒙”的主題。這多少會與他們的年紀相關。作為出生於1959年的導演，李楊在年紀上與絕大多數“新生代導演”差了近一代，因此他在思想觀念上更接近於第五代導演，其心態停留在1980年代的啓蒙思想。這種啓蒙思想同時是一種精英主義的思維，即認為那些受過更多教育的人會更多要求“人格的自由”，而那些沒有受過什麼教育的民眾則大多認命，這種思想在影片中表現為主角的設定選擇為大學生——因此她更努力地反抗（雖然我們無論從其外表還是從最後出現的她的父親的裝束和表現來看，都很難與其他農村女性加以區別；而她在反抗後的屈服也和那些農村拐來的婦女沒有差別），也表現為對於結局的設計：無論是最後手刃黃德貴，還是被解救，白雪梅的行為都與眾不同。[18] 然而，那些選擇無奈地留下來的人雖然的確如影片表現的，是“認命”的行為，但其實質仍然是地方官員的變質即基層治理的腐化導致了悲劇的不斷髮生和延續。但李楊導演為了強調啓蒙的主題，卻對整個社會資本統治下商品交換邏輯佔據統治地位，以及去政治化的社會導致基層治理的腐化這兩個決定性因素視而不見，而將至完全歸咎於鄉村愚昧和傳統性別觀念問題。

《盲·道》，2017年版，李楊導演

當然，他們也共享一些基本觀念，那就是致力於弘揚底層人的“尊嚴政治”，在關懷“弱勢羣體”的“人格”尊嚴的同時，對其政治經濟學意義上的“平等”關注不多，也拒絕從階層變異的角度探討當今不平等的根源，這使得這種“啓蒙”仍然停留在知識分子階層觀察“他者”的視角上，這種“代言”無法讓底層自己説話，而説出的“言語”（呈現的表現）仍然只是來源於知識分子自己的“語言”。

這兩部電影存在的問題在李楊“底層三部曲”的第三部《盲道》中得到了集中的暴露。這也許是因為這次拍攝的資金和時間極為緊張的緣故，使得不但這部影片裏諸多經不起推敲的情節和表演被網友和專業影評人所詬病，也使得其症候成為“三部曲”通病的最佳註腳。誠如論者所言，導演本人的努力足以讓人稱道：“花了大量時間研究關於留守兒童、流浪乞討兒童的報道，並親自走訪救助站和福利院尋找第一手的資料，最終創作完成該片的劇本”，[19] 而影片本身也“並非一部胡編亂造的爛片，它有着眾人皆知的社會黑暗，也有着導演所不變的人文關懷，且看遍中國電影，國內敢於觸碰社會黑暗的作品屈指可數，逼迫年幼的孩子乞討，這種令人髮指的行徑，確實曾真實的存在於我們的社會中，然而這麼多年的時間過去了，各種娛樂渣作的甚囂塵上，卻鮮有一部作品敢於去觸碰這一禁區，帶着鐐銬跳舞的李楊，實屬不易”。[20] 但它的主要問題還是在於從外在知識分子視點出發，使得這一個他自己承認的“關於救贖和自我救贖的故事”[21] 成為知識分子自身的問題的表達（影片的主角——一個從歌星轉化成的假的“流浪者”成為影片的視點本身，也説明了這一點），而非底層者的自我敍述。

// 註釋

[1] 參見《我找到的是人心靈中的盲點—<盲山>導演李楊訪談》，來源：Mtime時光網，2007年11月20日，http://i.mtime.com/interview/blog/708620/。截止：2020年2月15日。

[2] 參見祁勝勇：《[最美鄉村教師候選]郜豔敏：被拐女成為山村女教師(組圖)》，《燕趙都市網》2013年05月31日。

[3] 參見祁勝勇：《[最美鄉村教師候選]郜豔敏：被拐女成為山村女教師(組圖)》，《燕趙都市網》2013年05月31日。

[4] 參見《河南籍被拐女成“最美鄉村教師”被稱為“國家恥辱”引爭議》，來源:《大河網-河南商報》2015年7月30日https://4g.dahe.cn/mip/news/20150730105363383。截止：2020年2月15日。

[5] 參見《河南籍被拐女成“最美鄉村教師”被稱為“國家恥辱”引爭議》，來源:《大河網-河南商報》2015年7月30日https://4g.dahe.cn/mip/news/20150730105363383。截止：2020年2月15日。

[6] 參見《河南籍被拐女成“最美鄉村教師”被稱為“國家恥辱”引爭議》，來源:《大河網-河南商報》2015年7月30日https://4g.dahe.cn/mip/news/20150730105363383。截止：2020年2月15日。

[7] 參見《我找到的是人心靈中的盲點—<盲山>導演李楊訪談》，來源：Mtime時光網，2007年11月20日，http://i.mtime.com/interview/blog/708620/。截止：2020年2月15日。

[8] 參見《我找到的是人心靈中的盲點—<盲山>導演李楊訪談》，來源：Mtime時光網，2007年11月20日，http://i.mtime.com/interview/blog/708620/。截止：2020年2月15日。

[9] 李智偉：《任羣.文明與野蠻的較量——<盲山>悲劇性的啓示》，《電影評價》2008年第22期；.董穎.《<盲山>為何而“盲”——一場對現代文明的反思》，《電影評價》，2015年第22期；宋梟楠：《<盲山>：羣體之“盲”》：《 粵海風》2015年第03期。

[10] 參見秋月雨談：《<盲山>，但願是一部改變國家的電影》, https://www.jianshu.com/p/4d9b42c4790b. 截止：2020年2月15日。

[11] 參見秋月雨談：《<盲山>，但願是一部改變國家的電影》, https://www.jianshu.com/p/4d9b42c4790b. 截止：2020年2月15日。

[12] 正如論者説的，“他們想讓白雪梅融入其中，變成和他們一樣的人。村民們的思維早已經根深蒂固，他們對於改變是牴觸的，甚至是格外抵抗的。他們不想接觸外界的知識和文化，只想着過好自己的生活”。參見朱先芹：《探析<盲山>的主題涵義及其不足》，華僑大學華文學院2019年本科畢業論文。

[13] 參見《我找到的是人心靈中的盲點—<盲山>導演李楊訪談》，來源：Mtime時光網，2007年11月20日，http://i.mtime.com/interview/blog/708620/。截止：2020年2月15日。

[14] 參見張偉娜：《<盲山>導演李楊：被拐女成最美鄉村女教師 她不告“家人”是在鼓勵犯罪》，來源：網易新聞，2015年8月31日，http://news.163.com/special/daoyanliyang/。截止：2020年2月15日。

[15] 參見張偉娜：《<盲山>導演李楊：被拐女成最美鄉村女教師 她不告“家人”是在鼓勵犯罪》，來源：網易新聞，2015年8月31日，http://news.163.com/special/daoyanliyang/。截止：2020年2月15日。

[16] 參見張偉娜：《<盲山>導演李楊：被拐女成最美鄉村女教師 她不告“家人”是在鼓勵犯罪》，來源：網易新聞，2015年8月31日，http://news.163.com/special/daoyanliyang/。截止：2020年2月15日。

[17] 參見《我找到的是人心靈中的盲點—<盲山>導演李楊訪談》，來源：Mtime時光網，2007年11月20日，http://i.mtime.com/interview/blog/708620/。截止：2020年2月15日。

[18] 李楊説“《盲山》的結局分為兩個版本，國內版中最後有一個被拐來的女人都上了警察的車準備回自己家，但她又下車了，説捨不得孩子，捨不得拐她的家。實際上這和現實中被拐婦女一樣，很多女人後來就認命了，她們開始都反抗，後來有了孩子後，不能説習慣成自然，但認命的多，當人變成奴隸時首先考慮的就是生存。還有一種人是不認命，一直不停的反抗想辦法逃跑的人”；“國外版的結局是白雪梅在大山裏的“丈夫”黃德貴知道白父要帶她逃跑，跟白父起了爭執，為了救父親，白雪梅拿起菜刀砍向了黃德貴，然後畫面黑屏。這個結局更接近我的想法。國內的結局是白雪梅留下孩子，和父親走了。也不能説不可以，但是一種無奈。實際上她的這種選擇以及車上另外一個女孩子後來為了孩子她留下來，她犧牲了自我，下車留在村裏，都是一種無奈”。他還説“因為大學生受過教育，會有不斷反抗的精神，她【白雪梅】要的是人格的自由，這個比什麼都重要。這也是她不斷逃跑的動力。”參見張偉娜：《<盲山>導演李楊：被拐女成最美鄉村女教師 她不告“家人”是在鼓勵犯罪》，張偉娜：《<盲山>導演李楊：被拐女成最美鄉村女教師 她不告“家人”是在鼓勵犯罪》，來源：網易新聞，2015年8月31日，http://news.163.com/special/daoyanliyang/。截止：2020年2月15日。

[19] 《<盲·道>首曝海報定檔2月2日 “盲三部曲”正式收官》，來源：鳳凰網娛樂，2018年01月11日。http://ent.ifeng.com/a/20180111/43020606_0.shtml。截止日期：2020年3月15日。

[20] 夢裏詩書：《初心不負 盲失鋒芒》 ，來源：百度百科，2018年2月26日，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B%B2%C2%B7%E9%81%93/20816721?fromtitle=%E7%9B%B2%E9%81%93&fromid=14931304#viewPageContent。截止日期：2020年3月15日。

[21] 頭號電影院懂小姐：《王寶強包場支持<盲·道> 可惜排片太少 上映三天票房僅20餘萬》，來源：百度百科，2018年2月4日，https://baike.baidu.com/tashuo/browse/content?id=5c986f702e3d33feadc8f044&lemmaId=20816721&fromLemmaModule=pcBottom。截止日期：2020年3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