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敏：歷史的悲喜劇，百年“美國優先論”之啓示_風聞

“美國優先”和“美國夢”是貫穿在近百年美國社會發展中的核心理念之一，它們帶給美國人對世界強國光環孜孜追求的精神動力，也在無形中孕育着種族、排外與孤立主義的極端傾向，索•恩近期出版的《美國優先和美國夢》一書對其衍生與轉變進行了文化史視角的溯源，本文在此書基礎上着眼於作為政治口號的“美國優先”，從歷史與現實的交錯中再次審視“美國優先”曾帶給了美國什麼，又將引其走向何方。

**黑格爾曾説過，一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與人物，可以説都會出現兩次；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則是作為喜劇出現。**人們創造自己的歷史，並非隨心所欲；他們無法在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歷史過往中遭遇、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創造。他們要用借來的語言，來演出世界歷史的新場面。審視美國第45任總統唐納德·特朗普的諸多施政理念，特別是其關於“美國優先論”（America First）的話語修辭，不禁讓筆者浮想起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的經典論述，感慨良多。正如眾多歷史學家所指出那般，特朗普口中反覆唸叨的那句“美國優先論”，曾是百餘年前美國政界與輿論界廣泛提及的政治口號。

客觀而言，“美國優先論”曾激勵美國民眾高揚愛國主義旗幟，團結奮進，促成美國在二十世紀上半葉成功登頂世界頭號強國，其功績不可否定。然而同樣需要揭示的是，**在選舉、政黨、階級、族裔、域外思潮等外部因素的壓力滲透之下，“美國優先論”所呈現的意識形態光譜愈發狹窄、偏執、走向盲目排外與孤立主義，最終被美國主流社會所拋棄、沉寂多時。**時至今日，身處逆全球化時代與民粹思潮氾濫的美國，再次喚醒“美國優先論”及其話語，其呈現的究竟是怎樣一種社會心態與價值理念呢？或許回溯歷史，能夠給予我們更為清晰的解答。

談及“美國優先論”在美國的興起，人們常會聯繫到1940年在耶魯大學校園創立的美國優先論委員會（American First Committee）及其孤立主義思想，以及以美國傳奇航空英雄林德伯格為代表的反猶親納粹人士。輿論普遍以為這是特朗普筆桿子團隊援引“美國優先論”的直接出處。然而，“美國優先論”的起源與政治光譜起源有着更為悠久的歷史，比這往前推延多半個世紀，乃是身處世紀交替、正在崛起之中的鍍金時代美國。**1891年《紐約時報》評論版的一篇政治評述，首次提出“美國優先論”的措辭。**這篇文章聚焦共和黨政府的外交策略，鼓吹美國在與歐洲列強交往或發生衝突時，要時刻以國家利益為首要考量。這種論述得到美國民眾的普遍歡迎。世紀末的美國，在拉丁美洲區域先後與英國、德國發生多次外交糾紛衝突，幾度瀕臨戰爭的邊緣。

十九世紀末又恰逢第二次移民高潮，美國本土主義與排外思潮不斷聚集，所謂的“以美國利益為至高目標”、“成為百分百的美國公民”，“抹掉歐洲姓氏，做純潔的美國人”的標題口號成為大眾報刊與政黨政治追逐的熱點。1890年代亦恰逢世界經濟危機，農業階層在本輪蕭條中損失慘重，美國歷史上著名的平民黨人運動（Populist Movement）也在此刻驟然興起，對傳統的兩黨政治格局形成強烈衝擊，後者不得不對此有所反應。1894年，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首次提出了“讓世界靠後站，美國需要優先”（America First，the World After）的口號，要求捍衞美國產品利益，提高關税、建立貿易保護機制，成為世紀末“美國優先論”論的濫觴起點，逐漸融入美國主流的政治話語浪潮之中。

**真正把“美國優先論”話語效果發揮至最大者，是來自民主黨陣營的伍德羅·威爾遜。**威爾遜在美國政治史上佔據顯赫地位，是二十世紀倡導建立以美國為主導的新型國際秩序的提倡者和踐行者，對後世影響巨大。威爾遜具有多重身份：來自邦聯時代的南方弗吉尼亞，既是著名政治學研究者，又是優秀的市政管理者，是典型的學者型官員。但是威爾遜從政時間短，缺乏實際政治經驗，個性強烈而不懂知人善用，在領導力方面存在諸多缺陷。一戰對威爾遜而言既是不期而遇的挑戰，又是千載難逢的機遇。

1915年威爾遜向公眾發表演講，痛斥歐陸列強為爭奪利益發動戰爭，乃是赤裸裸的帝國主義之爭，秉持道德責任的美國沒有義務也沒有興趣參戰。威爾遜同時提醒來到新大陸的歐洲移民，切勿忘記自身的身份。在這場演講中，威爾遜正式提出“美國優先論”，並很快得到兩黨的高度認可。**1916年總統大選期間，民主共和兩黨不約而同把“美國優先論”當做競選口號。**共和黨打出了“美國效率，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 and America Efficient）的旗號，在表明其對外政策的同時，將商業利益與之捆綁。民主黨陣營則跟隨威爾遜的意見，“美國優先論”的口號貫穿整個選舉過程。

隨着連任成功和歐洲戰局的變化，威爾遜按捺不住讓美國成為世界秩序主導者的願望，即刻推翻早先的不介入原則，急不可待加入協約國序列對德奧宣戰。此時威爾遜心中的“美國優先論”原則，早已不是那種“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和平主義表述，而是搖身一變，成為美國搶奪“世界領導力”，通過創建新秩序維護美國利益的修辭表達。因此，**在美國政府動員各類宣傳機器開足馬力的高漲熱情態勢下，“美國優先論”瞬時轉變為聒噪一時的愛國主義民族自豪情緒，加入列強間宣傳戰的嘈雜大合唱之中。**在國內，威爾遜對南方種族主義的曖昧與縱容默許，使得以3K黨為代表的南方右翼組織迅速蔓延，白人至上主義在戰時氛圍中與“美國優先論”混為一體，針對新移民羣體的無端迫害，和對黑人濫用私刑的情況在戰後大行其道。

令人唏噓的是，倡導戰後新秩序的威爾遜儘管奔走呼籲，最終無法説服參議院批准美國加入國際聯盟，積勞成疾，抱憾辭世。威爾遜的個人政治命運與“美國優先論”內涵的轉變，展現了政治機會主義對於美國政治家的吸引力，以及最終帶來的悲劇性結局。如果説威爾遜在喚起“美國優先論”這個議題上“起了大早，卻趕個晚集”，頗讓人心生遺憾的話，1920年繼任美國總統、代表財團和商業利益的共和黨平庸政客沃倫·哈定，則把玩弄“美國優先論”發揮到另一個極致，最終也讓自己身敗名裂，淪落為歷史的笑柄。

早在1914年，哈定在參加黨內初選時，就率先提出“繁榮的美國優先論”（Prosper America First）口號，贏得黨內大佬讚許。哈定反對美國加入國聯，提出貿易保護主義，反對聯邦政府對財團和商業集團的壟斷違規調查。故而在哈定看來，“美國優先論”首要體現在一切圍繞商業利益、賺取理利潤乃是政府合法性的正確來源，政治口號不過是其掩蓋非法獲利，搭建利益小團體的遮羞布罷了。來自威斯康辛州的進步刊物《資本時代》（Capital Times）頗為辛辣地質問到，“‘美國優先論’究竟是誰的優先？為了誰的優先？是那些金融大佬的利益優先?還是你哈定總統內閣成員的利益優先？”

哈定執掌白宮沒多久，就爆出他和圈中人士諸多醜聞，其中又以涉及海軍油田資產與鉅額賄賂的茶壺山醜聞事件（Teapot Dome Scandal），令哈定極為難堪。該案涉及的內政部長最終鋃鐺入獄，成為美國歷史上首位因職務犯罪而收監的政府閣員。而更令他困擾的是，他曾不遺餘力力挺的白人至上主義者們，在其任期內始終造謠其祖上有黑人血統，令他成為種族主義造謠滋事的受害者，實在是反諷。1923年哈定在國內出訪時因腦出血和心肌梗塞驟然離世，以另一種不光彩的方式黯然告別公眾。哈定所提倡的“美國優先論”之保護美國工商業，也成為美國公眾質疑政府公信力，反思政府腐敗與行業托拉斯的批評焦點。

**哈定時期“美國優先論”開啓的另一條演變路徑，則是源自歐陸的法西斯主義與納粹黨團登陸美國本土滲透，並與南方白人種族主義同流合污。**在30年代大蕭條時期，法西斯主義與納粹黨團利用民眾的恐懼心態和對蘇聯社會主義的仇視心態，大肆舉辦各類羣眾活動，挑動排外情緒、刺激反猶主義，為美國的孤立主義立場搖旗吶喊，甚至呼籲美國政府與希特勒結為盟友，共同反抗英法和蘇聯。可以説，此時的“美國優先論”已經徹底淪落為右翼政治團伙隨意操縱，任意驅使的議題，蠱惑人心與培育仇恨成為其最大標識，參與其中的美國各界人士，成為其人生履歷中無法抹去的政治污點。

比照“美國優先論”論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的跌宕起伏，反觀當下特朗普治下的“美國優先論”，既有歷史重現的相似之處，也有世事如棋局局新的新觀感。歷史不會簡單重複，更不會輕易退場，當前“美國優先論”的沉渣泛起，折射出在中國崛起背景下，美國精英面對外部挑戰與內部治理失調，內心焦慮，迫切從歷史中尋找解藥的心態。在筆者看來，能夠真正解決當前美國所面臨的困境，恰恰需要美國的政治與文化精英們，摒棄“美國優先論”中的各種例外論敍述，攜起手來與世界其他文明，與各國人民一道，展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偉大實踐。或許更可以説，只有把劇本寫好坐實，美國曆史的悲喜劇才不會再度上演荒誕的第二幕了。

作者賈敏系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