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寨歷史——陳永貴與他的“老少組”的逆襲之路_風聞

　　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一直重複着一種“歷史週期律”：“土地兼併—農民起義—改朝換代—土地重新分配—土地再兼併—農民再起義—朝廷再更替”。為什麼在均分土地後，勤懇的小農仍然無法致富，而很快會再次出現土地兼併？其關鍵原因在於各自為政的小農户缺乏抗風險能力。為了跳出這一歷史週期律，新中國成立後，黨中央號召農民“組織起來”。然而，要真正組織起來卻並不容易。勞力強、畜力多的農户不願意與勞力弱、畜力少的農户合作，而後者恰恰是最需要互助的人。今天推送的文章向我們展示了，陳永貴帶領下的大寨村如何解決組織起來的難題。

　　在大寨兩個互助組的對比中，無論是生產經營，還是勞動工具，陳永貴帶領的“老少組”都明顯弱於由精幹勞力組成的“好漢組”，但到了收穫季節，無論是農田畝產量還是組內農民精神面貌，“老少組”都明顯強於“好漢組”。之所以存在這樣的差異，主要原因是兩個農民組織走了兩條截然不同的道路，“老少組”是持久的、真正的互助組織，而“好漢組”則是各藏私心的、表面的組織。陳永貴在面對一己得失與全局利益堅定地選擇了後者，帶領大寨的老百姓走上了共同致富之路。

　　作者｜張懷英

　　一　不同凡響的“懶散組”

　　1948年7月，正太戰役結束後，昔陽周邊的敵情基本解除，隨後我離開了武裝部門到一區任區委副書記，主持工作。當時的主要任務是組織起來，發展生產，提出的口號是：“土地改革拔窮根，組織起來栽富根。”可是要真正把一家一户的農民組織起來，改變幾千年來形成的小農經濟模式，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於是在黨中央號召“組織起來”的時候，農村中部分農民存在着牴觸情緒，一些地方的矛盾還相當尖鋭。分析其中的原因，大致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搬石頭”運動傷害了基層幹部的感情。抗戰勝利、內戰爆發後，根據地幹部羣眾的政治熱情和生產熱情本來是很高的，翻身農民在歌聲中發自肺腑地唱道：

　　八路軍打走了頑固兵，

　　土地改革翻了身。

　　自由談話訂了婚，

　　哼嗨喲，過上好光景。

　　為了解放全中國，保衞勝利果實，農民們參軍參戰的積極性空前高漲，支前運動搞得紅紅火火。在“過黃河，渡長江，打到南京捉老蔣”的口號鼓舞下，過去比較困難的擴軍任務也完全變了樣，每次擴軍總是超額完成任務，“父送子，妻送郎，弟兄相爭上戰場”的動人事蹟屢見不鮮。

　　可是，到了1947年底，解放區在整黨時，本來土改已經搞得過了頭（傷害了中農），這時反而認為土改不徹底，原因是黨內混進了壞人，組織不純，竟提出了“踢開老組織，搬掉大石頭，重新組織階級隊伍”的錯誤口號，傷害了一批基層幹部。幹部懶心懶意，工作不積極。加上土改後廣大黨員幹部分得了土地、房屋，革命到頭的思想不斷滋長，認為有了“土地房屋大犍牛，老婆娃娃熱炕頭”，就“革命到了頭，再幹沒奔頭”。有的一些土改時的積極分子入了黨，當了支部書記，有的還調到區、縣當了脱產幹部，這時竟不要黨籍，背上鋪蓋不辭而別，回家種地去了。有的黨員説：“當幹部是惹人多，誤工多，不如干脆趕大車。”在這種思想支配下，很多基層幹部除了少數還做點工作外，大多數都躺倒不幹，各奔前程。農村黨支部這種渙散、解體現象較為普遍，縣、區下鄉幹部貫徹中央指示，號召組織起來，可是有的村連支部會都開不起來。

　　第二，土改後的農民想法也不一致。原來的富裕中農勞力好、土地好，會經營，怕跟別人一起互助吃虧。翻身後的貧下中農也各有各的打算。少數勞力強、會經營的貧下中農羨慕舊社會地主、富農的“屏扇門，四合院，長工擔水馬磨面”的生活，想鬥倒地主當地主；一些勞力弱、不善經營的貧下中農很願意互助，但卻沒人願意和他們一起幹。

　　由此可見，經過土改後的農村走到了一個面臨着兩難選擇的十字路口：是積極響應政府號召，改變幾千年來形成的一家一户的小農生產模式，組織起來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呢？還是任其自由發展，走舊社會富人享福、窮人受窮的老路？

　　這個時候，我黨的政策是非常明確的，那就是通過成立互助組，把羣眾組織起來，發展生產，共同富裕。為此，各級政府派出大批幹部下鄉，每天走村串户，宣傳組織起來的好處。農民們聽着都點頭，幹部一走仍是原樣。有些地方雖然從表面上看是組織起來了，村幹部報上來的數字也不少，其實正如羣眾所説，是“春互助，夏單幹，秋天跌倒找不見”，有的乾脆就是“名互助，實單幹”，連“變工組”都不如。上級要求普遍實行互助，村幹部就報假數字糊弄上級，拿出了跟日本人周旋的辦法來對付共產黨。因為數字不真實，村裏人都不喜歡幹部下去，有的農民説：“區裏留下一個區長，縣裏留下一個縣長就行了，要這麼多幹部做甚？”區裏一個幹部住在大寨片區的閻莊窩村發動羣眾。這個幹部知道當時人們對於組織起來有牴觸情緒，就住在那裏不走，晚上開會時説，不真正組織起來就不散會。農民也有對付的辦法：你不散會我就睡覺。這個區幹部白天搞調查、看報紙、想辦法，黑夜開會，甚是疲勞。一天，他看報看累了，就用報紙蓋着臉睡了一陣，正好被人發現了，就給他編了兩句順口溜：“工作員，沒毯逑事，黑夜開長會，白天蓋着報紙睡。”目的是想趕他走。

　　當時我剛剛從事地方工作，正在為“組織不起來”大傷腦筋。1948年7月中旬的一天，我主持召開全區區幹部會議，專門研究“組織起來，發展生產”的問題。當別人都在為“組織不起來”叫苦連天時，在大寨下鄉的區幹部董來籽彙報的卻完全是另外一種景象——號稱“個半驢”的陳永貴是村裏第一個勞力強、會經營的男子漢，他不計個人得失，把那些翻身後年齡大、體力弱、不會經營和一些年齡小的人組織起來，成立了一個長年互助組。開始村裏人叫他們是“娃娃組”，有人甚至譏笑他們是“懶散組”，成不了什麼氣候。可是事實卻恰恰相反他們把土地整修得特別好，把塌了多年的地堰也壘起來了，莊稼長得特別茂盛，產量連年增長。他們打的糧食不僅超過了一般的單幹户和別的互助組，就連全村最富裕、最善經營的人家也趕不上他們。因為生產搞得好，這個互助組從1946年組織起來到現在，從沒渙散過，並且還不斷發展壯大，户數已經佔到全村的三分之一以上。

　　參加會議的同志聽了大寨的情況彙報，都感到很驚奇，我也感到喜出望外。早在抗日戰爭時期，我黨就在比較鞏固的根據地搞了一些長年互助組，但為數並不多。大寨所在的一區是1945年才解放的，在這樣的解放區，像陳永貴領導的這種長年互助組實屬罕見。因為陳永貴是在我的腦海裏掛了號的人物，我便親自到大寨村去搞調查，證明了這個區幹部的彙報完全屬實。

　　隨後，我找到陳永貴詢問。我説：“老陳啊，你這麼一個好勞力，為什麼要跟這些娃娃和老漢互助呢？”

　　陳永貴説：“好勞力有啥用？在舊社會我不也是一個好勞力嗎？可是照樣窮得叮噹響，現在我有了房，有了地，為什麼？還不是毛主席領導的結果嗎？這是制度問題呀，不只是一個人的問題。”

　　我聽了陳永貴的這番話，意識到這個人不簡單，想得深，比一些幹部看得還遠！

　　二　老少組和好漢組的鬥爭

　　原來，1946年春，在共產黨員也是村裏的政治主任的賈進才領導下，大寨村的第一個互助組就成立了，陳永貴第一個報名參加，成為互助組裏的骨幹。當時加入這個互助組的有20多户人家，佔了全村的四分之一。

　　成立這個互助組時，在接納什麼人入組，不讓什麼人入組的問題上，陳永貴和不少人特別是和一些勞力強、畜力多的富裕中農們發生了衝突。富裕中農們怕跟上勞力弱的老漢、娃娃們吃虧，不同意接納這樣的困難户入組。可是陳永貴則認為老漢、娃娃們沒有生產技術、不會經營、無力耕種，這是舊社會造成的，不能怪他們，搞互助不應該把他們排斥在外。

　　大寨村解放時，全村84户人家，總共只有十多個好勞力。為什麼會這樣呢？説起來讓人酸心。1942年日本人一次進村就抓走並殺害了40多個壯勞力，佔到全村青壯男人的一多半。解放後，村裏參軍又走了20多個。這樣一來，留在村裏的青壯勞力就屈指可數了。

　　當時村裏有一户老貧農叫賈耕耘，他頭髮花白，鬍子一大把，舊社會奪走了他的全部親人，土改後他單門獨户搞生產，再加上他身體有病，生活相當困難。村裏動員搞互助組的時候，雖然他很想參加，可是他也知道多數人不喜歡和他一起搞互助，就沒有報名。村裏還有些半大的娃娃，像梁便良，他從小就死了母親，跟着瞎眼的父親過活。他12歲開始給地主放牛，説好只管飯，不掙工錢。解放後，他分到了房屋和土地，可是他個子很低，1946年時他已經十六、七歲了，可長的還像個娃娃，從來沒有單獨種過地，更談不到有什麼農業技術。村裏組織互助組，他很想參加，可是人們都説他窩囊，不願和他一塊兒互助。可是在陳永貴看來，這些人才是最需要互助的人。基於這種想法，陳永貴站出來説：“這些老漢、娃娃的苦是舊社會給他們帶來的。他們雖然勞力弱，但他們不怕苦，不怕累，只要有好人引領，照樣能把活幹好。”在陳永貴的堅持下，互助組接受了賈耕耘、梁便良等老漢、娃娃。

　　可是，這個20多户的互助組熱熱鬧鬧地幹了沒幾天，以賈志發為首的一些勞力強、牲畜多的富裕中農感到互助組成員勞力、牲畜、農資等懸殊太大，怕跟上吃虧，便退出了這個互助組。他們説：“搞互助就要兵對兵，將對將，門當户對，自願互利。咱不能拿上等的勞力和農具給別人使喚，跟上他們受罪。”於是，這些勞力好、工具好、有騾馬的人家碰在一起，另起爐灶，搞了一個人強馬壯的互助組，後來被人稱為“好漢組”。

　　賈志發等人另起爐灶後，陳永貴想了很多很多，他看到留下來的十來户老的老，少的少，根本沒有單獨的生產能力。如果把這些人排斥在互助組以外，他們光靠土改分下的這些地產，過不了幾年還得受窮。這樣一來，土地改革不是等於白搞了嗎？

　　想到這裏，陳永貴便橫下一條心，對垂頭喪氣的老漢、娃娃們説：“大家不要急，他們走他們的，我和你們一塊兒幹。”

　　梁便良聽了又驚又喜地説：“金叔，你不怕我們拖累了你？”陳永貴小名叫金小，平時娃娃們都親切地稱他“金叔”。

　　陳永貴聽了“哈哈”一笑説：“拖累我？舊社會誰拖累我？還不是照樣受窮。今天毛主席領導咱們分下了地，如果不互幫互助，這地能保得住嗎？”

　　於是，在“好漢組”成立不久，陳永貴和這些老漢、娃娃們也成立了一個互助組。村裏人稱他們是“娃娃組”、“懶散組”，後來總結經驗時被稱為“老少組”。

　　“好漢組”成立以後，賈志發等人很想拉陳永貴這個莊稼把式入夥。在他們看來，陳永貴有才幹，會經營，又是全村第一個好勞力，如果能把他拉過來，組裏的生產一定發展快，個人致富的夢想就能早日實現。於是，賈志發等人多次勸陳永貴退出“老少組”，加入到他們的“好漢組”裏來，並答應組長讓陳永貴當。陳永貴根本不買這個賬。他説：“我不怕這些老漢、娃娃們拖累我，我跟他們在一塊兒是幹定了。俗話説‘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我和他們在一塊兒鬧互助，不一定就搞不好。”

　　陳永貴的這些話刺到了賈志發等人的痛處，他們便説起了風涼話：“陳永貴那個組老的上不了馬，少的拉不開弓，還想搞生產，我看是沒門。”

　　有些人則惋惜地説：“拿上陳永貴一條好漢，跟上一夥老漢、娃娃受罪，真是傻瓜。”不久，陳永貴讓梁便良當了副組長，這一下村裏的議論更多了。有人説：“他還能當組長？人還沒有工具高，讓他當組長，我看準倒黴。”也有人説：“這個互助組不是搞生產，是搞悽慘。”

　　梁便良聽了這些話，氣得直哭。陳永貴卻並不生氣，他對組員們説：“我們老的有經驗，小的能長大。只要聽黨話，路子走不差。只要心齊，怕甚哩？”

　　春耕開始後，區裏號召開展生產競賽，要村與村、組與組搞對手賽。賈志發為了看陳永貴的好看，主動提出要跟陳永貴的互助組競賽。這一下可把陳永貴惹惱了。他想，在舊社會和地主鬥我也沒有輸過膽，現在共產黨號召組織起來搞生產，你賈志發卻處處想踩我的腳後跟，我還能輸給你？於是，陳永貴答應了賈志發的挑戰。

　　春耕播種前往地裏送糞時，“好漢組”人強馬壯，人擔驢馱，不幾天就送了一大半。陳永貴的“老少組”不用説是牲口，就連驢毛也沒有一根，全靠人擔，遠遠落在了“好漢組”後面“好漢組”的人也放風説：“人當牲口用，三天頂一工。要想奪豐收，還得借東風。”意思是説“老少組”要發展生產，就要借他們的牛馬使用。

　　陳永貴聽了這些話，非常着急，便和大家商量怎麼辦。組裏人七嘴八舌出主意，最後決定男人起早搭黑加班幹，同時也發動婦女參加送糞，一人擔不動，兩人抬一筐。多少年來，女人是不下地幹活的。常言道：“嫁漢嫁漢，穿衣吃飯。養兒女，做衣衫，成天灶前灶後轉。”可是經陳永貴一動員，女人們都很樂意，紛紛參加到了送糞的行列，就連十來歲的小姑娘也出來了。動員女人下了地，陳永貴又要求男人做飯幹家務。他説：“現在女人和男人一樣下了地，男人回去憑啥要躺在炕上吃現成飯？”於是他自己帶頭做飯幹家務，完全是個模範丈夫。他的這些辦法還真靈，沒幾天組裏的各項活計就趕了上來，和“好漢組”打了個平手。

　　“好漢組”雖然勞力好、畜力強，可是因為誰都怕吃虧，在自家地裏幹活像打衝鋒，給別人幹活常打瞌睡。春天播種時一家一户有困難，還能將就在一起幹，到了夏天便各奔前程，秋天收穫季節來臨時，則純粹單幹開了。這樣的互助組有名無實，對發展生產根本沒有多大促進作用。

　　“老少組”則不然，組員們在陳永貴的領導帶領下，安排農活時，總是根據輕重緩急統一安排，集中勞力打殲滅戰。勞動中互相幫助、互相體貼，自打成立起來就沒有散過夥。到了秋天，全組奪得了大豐收，畝產平均達到150多斤，超過“好漢組”30多斤，超過單幹户更多。在鐵的事實面前，“好漢組”的人傻了眼，全村羣眾也受到很大震動。“老少組”的人經過這一年的鬥爭，增強了信心，增長了才幹，對黨號召“組織起來”的道路更加堅信不疑。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有了第一年的成功事實，村裏要求加入“老少組”的人日漸增多。隨着陳永貴領導的“老少組”户數的增多和生產的發展，全村人從生活的實踐中逐漸認識到組織起來才是一條由貧變富、共同富裕的金光大道。

　　1. 趙慶生賣地

　　就在“老少組”的生產一年一個新台階地向前發展時，大寨村的老貧農趙慶生家卻幾乎被逼走上了賣地的絕路。

　　趙慶生一家七口人，卻有五個是孩子，最大的10歲，最小的只有3歲，負擔本來就很重，三年前老婆又生了病，常年卧牀不起，真是雪上加霜。三年來，趙慶生一個人擔負着全家七口人的生產，還要給老婆看病抓藥，生活之艱難可想而知。剛開始政府每年給他救濟，“老少組”的人幫他種地，陳永貴和鄉親們又經常給他送吃送穿，生活還能湊合着過。可是天有不測風雲，有一年一場大雨，把趙慶生山坡地裏的10畝莊稼衝了個淨光。人禍加上天災，使他的處境更加艱難。陳永貴和鄉親們都替他着急，大寨卻有一個人暗中高興，這個人就是富裕中農賈志發。

　　解放以來，賈志發天天打着發家致富的小算盤，一心想再買幾畝地，僱上個長工，過幾天解放前地主的生活。在全村的800畝土地中，最使他眼紅的就是趙慶生家的5畝朝陽地，和他家的地是地連地、把連把。這5畝地人稱“刮金板”，意思是説這塊地特別好，怎麼種都有收成。要説這塊地也確實不錯，土質鬆軟，抗旱耐澇，通風透光，年景不好時也能打到八、九十斤，是大寨村最好的一塊地。解放前，這塊地被地主賈用貨佔有，別的地塊可以先種地後交租，這塊地卻要先交租後種地，而且租價要比別的地高出二三成。賈志發對這塊地早就垂涎三尺，朝思暮想着要把這塊地弄到手。趙慶生的老婆生病後，他認為機會到了，於是就經常揹着人到趙慶生家送糧食，有時也送些錢。起先趙慶生不要，賈志發就説：“咱們兄弟好説話，你眼下有困難，只要把數字記在心上就行了。”趙慶生聽賈志發説得很誠懇，就收下了。後來，為了給老婆治病，趙慶生又不斷向賈志發借貸。三年下來，連本帶利竟有40石糧食。賈志發這時想，每畝算上8石糧食，這40石糧食足夠買這5畝朝陽地了。於是他就趁火打劫，催着趙慶生還債。趙慶生是全村有名的急性子，他見賈志發不斷上門討債，就説：“我趙慶生再窮也欠不下你的債。沒有錢我還有5畝朝陽地。”賈志發一聽，正中下懷，就順水推舟説：“好好好，我這就尋人寫契買地。”

　　賈志發逼着趙慶生賣地的消息一下傳遍了小小的大寨村，宋立英和梁便良聽説後，非常着急。他們知道，趙慶生舊社會一直給人家扛長工，現在賣了這5畝地，到頭來還得給人家扛長工。這怎麼行。於是他們就去找陳永貴想辦法。陳永貴一聽很氣憤地説：“地不能賣，咱去找賈志發，問問他為啥要逼着趙慶生賣地。”賈志發看到陳永貴領着人來給趙慶生撐腰，就説：“欠債還錢這是理所當然，趙慶生是拿地來頂債，不是我逼他。只要他還了錢，我也不要地。”陳永貴説：“債是一步一步欠下的，還得一年一年還，不能乘人之危，逼着賣地。現在是新社會，你不能學地主富農那一套。”陳永貴越説越氣，賈志發看到眾怒難犯，也就不敢再逼着趙慶生賣地還債了。

　　在當時的農村中，類似趙慶生這種遭遇的不是一家兩家。單幹户們在發展生產中，由於在人口多少、勞力強弱、生產資料好壞和勞動技能高低等方面千差萬別，貧富分化的現象再次出現。一些勞力和農資都很強的農户通過辛勤勞動富了起來，開始置地置房，僱人幹活；另有一部分農户則日益貧困，再次淪落到了無衣無食、賣地賣房的困苦境地。

　　趙慶生因天災人禍借債賣地的事實，深深教育了大寨的廣大羣眾。他們一致認識到，光靠土改分下這二畝地還是拔不了窮根，只有走組織起來的道路，才能從根本上擺脱貧困。

　　2. 經商夢破滅

　　1949年前後，社會上普遍流傳着一股風，説什麼“土改靠貧農，生產靠中農”，“要想發財快，莊稼攪買賣”。在這種風潮的衝擊下，大寨村民又經歷了一場嚴峻的考驗。當時因為解放時間不長，廣大羣眾的覺悟不高，對如何走社會主義道路只是聽幹部講過，誰也沒有見過，對“莊稼攪買賣”卻是輕車熟路。大寨村的貧下中農在陳永貴的帶領下，逐年走上了組織起來的道路，可是在這股風潮的影響下，一部分富裕中農重返老路，少數貧下中農也跟着學。當時全村已經有了50多個好勞力，這時倒有一半出去跑買賣。棄農經商，老老實實的貧下中農吃不開，得靠那些能説會道、善於拐人騙人的人。大寨村在舊社會會經商的人也沒有多少，現在一下出去這麼多人嘗新鮮，碰運氣，結果是碰了一鼻子灰，還把土改時分下的幾石糧食和幾年來掙下的家業賠了個淨光。大寨村集體在這股風潮中也損失嚴重。

　　土改後，大寨村沒收下地富300多石糧食，為了經商發財，村裏成立了一個供銷合作社，由本村社員賈志遠任主任。開業後，正趕上1949年—到1950年的全國物價大波動，缺乏經商經驗的村民辛辛苦苦幹了二兩年，不僅沒有賺錢，還把300多擔石糧食賠得剩下30多石，户均3石多。另外，虎頭山下煤炭資源豐富，村裏採取集資入股的方式，準備開煤窯。當時全村26户集資22股，陳永貴和賈進才都入了股。可是由於開採工藝落後，煤窯挖開後，排水問題怎麼也解決不了，結果乾了兩年多，煤窯沒開成，只挖出一窯水，損失小米230多石，户均近9石，集資人平攤了損失。

　　經商失敗了，灰心的農民們又説：“走京城，做買賣，不如在家挖土塊。”於是棄農經商的農民在萬般無奈中，又拿起了鋤頭，幹起了老本行。陳永貴在這股經商的風潮中雖然入股煤窯，但他善於總結教訓，這時全身心地投入到“組織起來，發展生產”上。在別的互助組處於渙散狀態時，他領導的互助組越發展越壯大，到1952年試辦初級農業合作社時，參加的户數已經佔到全村的一半以上，產量也由一百二三十斤提高到二百多斤，人均口糧超過了500斤。這個事實深深地教育了“老少組”的成員，有的組員自豪地説：“跟上永貴大哥可是走對了。”

　　3. 兩個反面教材

　　土改結束後，有些村的黨支部在革命成功的思想支配下，放棄了對羣眾的社會主義教育，黨員幹部們各奔前程的現象也很普遍。

　　離大寨村不遠的西南溝村黨支部有17個黨員，除了3個還做點工作，其餘都退坡不幹。支部書記毛錢祥説：“當幹部熬眼多、誤工多、惹人多，不如干脆趕大車。”在這種思想支配下，他不領導羣眾搞互助，卻把自己土改時分下的地賣掉，又向政府貸了點款，拴回一輛馬車，利用過去當幹部時認識的人，跑昔陽，過陽泉，幹起了運輸活。沒過幾年，掙下一大筆錢。他又買回了地，蓋下了房，還得意地對人説：“再過兩年，我就是腰纏萬貫。”毛錢祥富起來後，就有點看不起入了互助組的村民，他公開提出要和互助組搞競賽，説看看是我優越還是你們優越。他白天在外拉貨，晚上在家點上汽燈打樸克，還衝着加班幹活的村民高叫：“三把等一把，快來打樸克。”羣眾們聽了都很氣憤。由於精神空虛，毛錢祥就經常飲酒作樂，整天都是一副醉醺醺的樣子。一次他酒喝多了，還要去縣城送石料，因拉貨太多，牲口在爬城東門的大坡時，拉到半路的陡坡上拉不動了，車開始往回倒。大車從坡上翻下來，車摔壞了，馬也摔斷了腿。毛錢祥為了給牲口加力，被壓死在大車下。毛錢祥發財夢沒有做完，卻上演了這樣一出悲劇。在毛錢祥放棄領導的幾年中，西南溝村的兩極分化發展很快，到1950年，全村152户就有23户出賣土地，25户出賣房屋和耕畜，有5户靠扛長工、打短工度日。

　　南關村支部書記魏路全，原是李夫裕村人，舊社會流浪到南關給地主扛長工，20大幾了還是光棍一條。土改後，魏路全當了支部書記，他分了房，分了地，結了婚。1948年，他把土改時分下的浮財賣掉，同人合夥拴起了一套大車，做起了買賣。這年整黨時，魏路全三個月中沒有開過一次會。為此我找他談過兩次話，勸他不要忘本，還是要聽黨的話，好好工作。魏路全推辭説：“我沒文化，能力弱，不要説當支部書記，黨員我也不想當了。”後來根據黨的組織原則，魏路全被勸退出黨。此後他放出涼話説：“我的愁帽總算摘掉了。”可是到了1950年，魏路全因為買賣賠本，連馬車帶分下的土地、房屋一起賣了才還了債，在南關無處安身，最後只好又回到了祖籍李夫峪去定居。

　　從1948年起，區委和縣委就不斷派人總結陳永貴的互助經驗，號召其他村向他們學習。陳永貴從1949年起就成了縣裏的勞動模範，不斷受到區縣的表彰和鼓勵。同時，從1950年起，區委緊緊抓住西南溝、南關等村的反面教材，向廣大黨員幹部進行新社會的教育，並明確指出：農村出現新的兩極分化，翻身農民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廣大幹部羣眾對此反映強烈。有了這些正反典型的比較，陳永貴領導的老少組的蓬勃發展就格外引人注目。

　　1951年，新華社的一個記者到大寨調查陳永貴的互助組，回到區裏後要我談一談我對這個互助組的看法。我就給他詳細談了以上我瞭解到的情況和我對這個互助組的認識。我認為，在沒有化肥、沒有優種、沒有農藥的情況下，他們的產量由120多斤增加到200多斤，是非常不容易的。這個互助組由小到大、由弱到強，這樣的變化是和他們不斷開展新社會的教育是分不開的。但最根本的是“老少組”的成員們在長期的實踐中體會到，走組織起來的道路是最適合他們的切身條件和物質利益的，不然就不會這樣熠熠生輝，虎虎有生氣。

　　談到這裏，那位記者問：“陳永貴同樣是貧下中農，他翻身後為什麼會走另一條道路？”我説：“土改後，農村基本上中農化，小農經濟是站在十字路口的經濟，有走社會主義的可能，也有走資本主義的可能，這就是毛主席所説的，‘嚴重的問題在於教育農民’。”

　　這位記者聽了説：“這就對了，政治思想工作不能離開物質條件，物質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但在不同的時期，要各有側重。物質能變精神，精神也能變物質。”我認為他説得很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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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來源：節選自《大寨·陳永貴！--我的思考與回憶》（張懷英著）第一篇的第3-4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