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南山(上)_風聞
何加盐-何加盐官方账号-一个专门研究牛人的牛人。2022-02-25 0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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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黨員——鍾南山》(中國美術館藏)
作者:廣州畫院副院長 馮少協
很早就想寫鍾南山了,但卻一直沒敢動筆。因為這是一個活着的歷史,我的心中充滿了敬畏。
越是重視,反而就越是不敢開始。我怕我拙劣的筆,寫不出南山風骨之萬一。
最近專門集中一段時間,詳細地研究了能找到的關於他的資料,心中時時被一種精神力量在鼓舞着。我終於還是鼓起勇氣,花了三個星期,寫下了這篇文章。
本來想用一個醒目一點的標題,想來想去,卻怎麼都覺得不合適。最後,索性就用最簡單的三個字吧:鍾南山。
三個字,就夠了。
1
當我們翻開很多耳熟能詳的牛人的家譜時,往往會發現他們擁有着不一般的家世。例如經商的曹德旺、任正非、宗慶後,搞科研的楊振寧、袁隆平、屠呦呦。
鍾南山也不例外。
他的父親,是中國現代兒科醫學的奠基人之一,鍾世藩先生。
鍾世藩是廈門人,其再往上的家世已不可考,現查到的資料只能知道,他出生於貧困農家,年幼時不幸父母雙亡,一度淪落到給人當童僕謀生。後來家族裏的五叔收養了他,才得以去上學。
鍾世藩非常爭氣,學習成績特別好,考上了北京協和醫學院,並拿到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的醫學博士學位,學成後,擔任了協和醫院的兒科醫生。
在協和,他遇到一位來自廈門的同鄉,在協和醫院當內科護士的廖月琴。
廖月琴出自鼓浪嶼上頗有名氣的廖家。小時候,廖月琴因病住院,看到護士照顧病人的情景,非常感動,就立下了以後也要當護士的志向。
從廈門毓德女中畢業後,她選擇了北京協和醫學院高等護士學校,1931年畢業,在協和醫院當護士,因工作出色,很快升為感染內科護士長。
兩位廈門同鄉,都在遙遠的異鄉工作,互相之間產生了感情。儘管倆人的門户並不登對,但廖月琴不顧家裏的反對,於1934年嫁給了鍾世藩。

鍾世藩與廖月琴結婚照
值得一提的是,廖家姐弟四人,除了三妹不幸英年早逝以外,其餘三人都不僅自己大有出息,其丈夫(妻子)也都是名醫或名人:
大姐廖素琴(鍾南山大姨),畢業於燕京大學,是中國現代婦幼營養學的奠基人之一;其夫戴天佑(鍾南山姨父),哈佛大學公共衞生學博士畢業,是中國現代婦幼保健醫學的奠基人之一;他們的兒子戴克戎(鍾南山表哥),是中國工程院院士。
小弟廖永廉(鍾南山舅舅),上海聖約翰大學醫學博士畢業,後來成為廈門名醫,是福建省衞生先進工作者;其妻陳錦彩(鍾南山舅媽),是廈門島上當時家喻户曉的“廖醫生娘”。
而二姐廖月琴,嫁給名醫鍾世藩,生下的兒子,就是鍾南山。
2
鍾南山是鍾世藩與廖月琴的長子,於1936年10月生於南京。
當時,鍾廖夫妻倆已經離開北京,在南京的中央醫院工作。鍾南山也是在這個醫院出生。由於其址在南京的鐘山之南,鍾世藩就為兒子起名為“鍾南山”。
鍾南山的出生,正逢中華大地風雨飄搖的時候。他不到一歲時,淞滬會戰爆發,日軍的飛機經常轟炸當時的中國首都南京。
有一回,空中又傳來敵機的轟鳴聲,正當廖月琴與母親出門察看的時候,一枚炸彈把他們家的房子炸燬,鍾南山被埋在廢墟里面。
廖月琴與母親一邊嚎啕大哭,一邊拼命在廢墟里刨,刨到十指流血,指甲脱裂,好不容易把鍾南山刨出來。
年幼的鐘南山,在土裏埋了多時,已經臉色發黑,嘴唇青紫,雙目緊閉,毫無聲息。
外婆和媽媽一邊哭,一邊拍打着他的胸背,好半天,他才“哇”地一聲哭出來。

幾個月大的鐘南山/圖源:《還是鍾南山》,魏東海,經濟日報出版社
隨着戰事的日見緊張,南京的各大機關和事業單位,都往大西南轉移。在“南京大屠殺”發生前夕,鍾世藩和家人逃出地獄,溯江而上,先到武漢,再經長沙,去往貴陽。
鍾南山的童年時期,就在貴陽度過。
即便是到了貴陽這樣偏遠的城市,鬼子的飛機也還是沒有放過,經常過來投彈。鍾家好不容易建起的一個小家,又被炸彈給炸燬了。
不幸中的萬幸是,那一天,恰好鍾世藩心血來潮地帶着老婆孩子去公園玩了,所以人都沒有受傷。可惜的是好不容易積攢起來的傢俱,尤其是很多極有價值的書,都毀壞或丟失了。
戰時的日子是非常清苦的。家裏又添了一個小妹妹,大家經常連飯都吃不飽。每頓飯的菜餚,基本上是鹹菜為主,有時候能吃上一塊腐乳,就算是難得一見的大餐了。
不過,儘管物質生活很艱難,廖月琴卻儘量讓兩個孩子精神上過得很富足。她會經常給孩子們講故事,尤其喜歡講那些能表現人類的善良與希望的故事。這也培養了鍾南山善良的性格和深厚的同情心。
鍾南山記憶最深的,就是媽媽講的《麥琪的禮物》,這是由美國作家歐·亨利創作的一個短篇小説,講了一對夫婦,即便是在極度的貧寒中,也傾盡自己的所有,去給與對方愛與幸福的故事。
爸爸則從另一方面塑造這鐘南山的精神內核。鍾世藩平時不苟言笑,一家人在一起吃飯,他難得説幾句話,也因為此,他每次開口説話,都是很有分量的。
有一回,家裏好不容易吃了一頓豐盛的大餐,鍾南山高興地在菜碗裏挑來挑去夾肉吃,鍾世藩用自己的筷子“啪”地一下打掉了鍾南山的筷子,並且説了一句:你這樣翻來翻去,別人還吃不吃?
從那以後,鍾南山吃飯再也不敢在菜碗裏挑挑揀揀了。
對鍾南山影響更大的另一次事件。
小學時,他們是在學校吃午餐,餐費由孩子帶去學校交給老師。鍾南山從媽媽那裏拿了錢之後,沒有交給老師,而是自己買零食花掉了。後來媽媽問錢交了沒,鍾南山撒謊説交了。
但後來這個謊言因為媽媽要去學校問老師而穿幫。晚上,媽媽把事情告訴了爸爸,鍾南山心裏極度緊張,以為要迎來一陣“暴風驟雨”。
但沒想到,爸爸沒有打他也沒有罵他,只是嚴肅地盯着他,説了一句:你怎麼能撒謊呢?你自己想想這樣對不對?
那天晚上,鍾南山翻來覆去一晚上沒睡好。他覺得哪怕是被父親狠狠地打一頓,他心裏都會好受一點。
那天爸爸説的話以及爸爸的神情,永遠刻在鍾南山的印象裏,哪怕到了七八十歲,他都記憶猶新。而“不得撒謊”四個字,也融入到鍾南山的血脈裏,成為他一輩子都堅守的信條。
3
抗戰勝利後,原來西遷的各中央機關和事業單位陸續回遷。鍾世藩作為原來南京中央醫院的一員,本應跟隨原單位回遷南京。但他很討厭南京的國民黨官場政治氛圍,覺得自己不適應去首都,便選擇了到廣州。
1946年,鍾世藩一家坐着醫院從貴陽搬到廣州的救護車,經過8天的顛簸,來到南國,從此定居這裏,鍾南山也就成了廣州人。
鍾世藩擔任了廣州中央醫院(現廣東省人民醫院)的副院長,兩年後接任院長,同時兼任嶺南醫學院的兒科教授。
鍾家被安頓在嶺南大學(後併入中山大學)校內的康樂園一棟三層小樓裏。這生活條件,比在貴陽就大大改善了。
廣州是大城市,各種娛樂也更為發達。所以鍾南山到廣州後,能夠經常去看電影。
那時候也流行武俠電影,鍾南山幻想着自己也是武術高強的大俠。有一天,他打着傘從三層樓頂上“飛”下來,差點摔死。
讀初中時,他也曾經是年輕氣盛、“有種放學後別走”的主兒,曾經和人約了打羣架決鬥,後來消息被泄露,他被父親關在家裏不許出去,沒有決鬥成。
小時候,鍾南山的學習成績不算好,剛到廣州時,由於一口貴陽方言,聽不懂粵語,還曾經留級。不過後來慢慢追上來了。
小學畢業那年,媽媽説如果他能在畢業考試中考進前5名,就獎勵他一輛自行車。結果那年正好是1949,由於種種原因期末考試沒有考,學校只是根據平常成績,給他排名第二。鍾南山也沒敢跟媽媽要求兑現自行車的承諾。
那時正值廣州解放前夕,物價飛漲,他去理個髮,都要扛一麻袋的票子,家裏的經濟條件也挺困難的。但是媽媽依然遵守了承諾,從家裏緊張的經費中省出一些來,給他買了一輛自行車。
那年對他們家來説,還有一件超級大事。當時鍾世藩是廣州中央醫院的院長,也是全國兒科領域的領軍人物。國民黨政府在敗退台灣之前,專程派大員到廣州威逼利誘鍾世藩帶同醫院重要物資一同撤往台灣。
但鍾世藩堅決要留在大陸建設新中國。在廣州解放前夕,他率領醫院同仁,完好地保存了醫院的資產,其中包括13萬美元的現金資產,在解放後完完整整地交接給新的政權。
解放後,鍾世藩在華南醫學院(現中山大學中山醫學院)擔任兒科教授和主任,他創辦了中山醫學院兒科病毒實驗室,這是全中國最早的臨牀病毒學實驗室之一,為新中國的病毒學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
廖月琴也擔任廣州市護士學校校長,後又擔任中山醫學院護士學校校長,60年代作為副院長參與籌建中山腫瘤醫院,為新中國的護理學人才培養和華南地區的腫瘤醫學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鍾世藩在40年代後期曾經赴美國進修病毒學,並在此領域做出了世界知名的卓越成果。回國後,他依然繼續從事這方面的研究。後來還曾擔任世界衞生組織特聘顧問。
當時國內的研究條件很艱苦,鍾世藩就用自己的工資購買小白鼠和實驗設備,在自己的家裏做實驗。由於家裏養滿了小白鼠,所以總是充斥着一股老鼠的臭味。以至於有陌生人來拜訪鍾世藩時,鄰居們會指路稱:你往前走,聞到一股老鼠味的地方,就是鍾院長家裏了。
有那麼三四年時間,鍾南山承擔了幫助爸爸喂小白鼠的重任。他經常會觀察爸爸做實驗的樣子,這可以算得上是鍾南山對中國醫學最早的貢獻和學習。
做實驗的鐘世藩,除了給鍾南山講解一些生物學和醫學知識外,常常唸叨的一句話,更是對鍾南山影響深遠。他説:
一個人能夠為人類創造點東西,那就沒有白活。
日後的幾十年歲月裏,鍾南山經常用這句話來勉勵自己。
另外一句對鍾南山也影響至深的話,是在華南師範學院附中讀中學時,一位語文老師説的。他説:
人不應單純生活在現實中,還應生活在理想中。人如果沒有理想,會將身邊的事看得很大,耿耿於懷;但如果有理想,身邊即使有不愉快的事,與自己的抱負相比也會變得很小。
日後鍾南山的人生將經歷很多苦難,但他始終沒有放棄對未來的希望與信念。或許就和年輕時就由家長和老師植入在心中的這些力量有關。
4
整個50年代,對鍾南山和家人而言,基本上是比較幸運的。
從家庭來講,鍾世藩和廖月琴都受到國家的高度重視,擔任要職。1959年,鍾世藩還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從個人來講,雖然小學留過級,但後來的鐘南山發奮圖強後,成績就越來越好,小學畢業以平時成績優異而進入廣州名校嶺南大學附屬中學(廣東實驗中學和華南師範大學附屬中學的前身),初中畢業又因成績優秀而免試直升本校高中部。
在高中,鍾南山除了學習成績優異之外,體育上也出類拔萃,曾經打破廣東省400米賽跑的省記錄,並代表廣東省參加全國田徑運動會,獲得全國第三的成績。
順便説一句,國士袁隆平先生,讀高中時也是運動健將,在1952年舉行的西南地區第一屆人民體育大會上,拿到過川東區的游泳冠軍。可見這些偉人們,都並非是死讀書的書呆子。
由於鍾南山的體育成績優秀,中央體育學院(現北京體育大學)還曾來函邀請其參加國家隊集訓。不過鍾南山在父母的影響下,有志於學醫,就沒有去當運動員。
本來父母都是希望他報考廣州的中山醫學院,這裏一是離家近,二來學校的水平也非常高。但鍾南山一腔熱血,他要到北京去,要到中國最頂級的醫學院校去。
1955年,鍾南山以優異成績考入北京醫學院(現北京大學醫學院),隨後離開父母,遠赴北京求學。
他的好運氣還在繼續。
在北京的姨婆家裏,他遇到了一生的至愛。這位名叫李少芬的女孩,是廣東花縣人(現廣州市花都區),中國國家女子籃球隊的隊員,她的姑婆正好與鍾南山的姨婆同住,所以兩個年輕人經常在探親時會遇見。
同樣的鄉音,同樣的體育愛好,讓鍾南山和李少芬迅速走近,開始了熱烈的革命友誼。
1956年,鍾南山在全校600多名學生中脱穎而出,被評為校“三好學生”,得到了周總理的接見。
1958年,由於鍾南山在校運會上屢破記錄(直到今天,他當時在北醫創下的一些全校記錄,依然還沒有被打破),他被抽調到北京市體育集訓隊集訓,備賽第一屆全國運動會。
1959年,鍾南山在全運會上打破了全國400欄的記錄。為此,學校還專門召開了隆重的慶祝大會。

鍾南山運動會獲獎照片/圖源:《鍾南山 敢醫敢言》中央電視台《大家》欄目
但也許是火熱的50年代消耗了鍾南山太多的運氣,到了60年代,他人生中的苦難開始接踵而來。
1960年,鍾南山大學畢業了。由於體育訓練耽擱了很多時間,所以他實際上接受的醫學教育,只有三年半。
他沒能從事原本一直嚮往的臨牀醫學,雖然是留校了,但是先當輔導員,後來又被分配到放射醫學教研組搞研究。
1963年,是60年代鍾南山生命中少有的一個亮色:這一年,經過8年的愛情長跑,他和李少芬終於被上級批准,可以結婚了。

鍾南山李少芬結婚照/圖源:《還是鍾南山》,魏東海,經濟日報出版社
但1964年之後,日子便逐漸灰暗起來。
那一年,他媽媽廖月琴被任命為中山醫學院腫瘤醫院的副院長,參與了該院的創建工作。
這本來是一件值得慶賀的事情,廖月琴也確實在這項工作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在幾十年後,仍然被該院銘記,並且塑像紀念。
但不幸的是,1966年,動盪開始,腫瘤醫院受到嚴重衝擊。紅衞兵要把革命標語貼到病房,廖月琴為保持病房的整潔與安靜,堅決阻止了這些行為。
結果,紅衞兵張貼了大字報,舉行了批鬥大會,給廖月琴扣上了“反對毛澤東思想”的大帽子。
在那個年代,沒有誰能經受得起這樣的大帽子。受盡折磨和屈辱的廖月琴,不堪忍受,自沉於珠江。
這成了鍾世藩和鍾南山心中永遠的痛。
鍾世藩把廖月琴的骨灰擺在自己的卧室,相伴十幾年,直到1978年廖月琴被平反,才安葬在廣州銀河公墓。2018年,遵鍾世藩遺囑,鍾南山和妹妹把父母骨灰混合在一起,撒在鼓浪嶼的海里。
而在1966年,鍾南山不僅沒能回去見母親最後一面,連悲痛都不能表達出來。因為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之下,廖月琴屬於“自絕於人民”的“畏罪自殺”。
母親去世之時,鍾南山剛剛結束了為期一年多的下鄉“四清”工作,剛回到北京。
他此前下鄉的地方是山東乳山。這個沿海的邊陲小縣,當時仍屬於非常貧瘠之地,人民羣眾食不果腹,衣不暖身。
鍾南山到這裏時,當地農村的老百姓們認為他們是毛主席派來的,把家裏的好東西都拿出來招待。但儘管如此,由於當地實在是太窮,每到青黃不接的春荒時刻,就沒有什麼吃的東西了。只能是把槐樹葉、野菜等能吃的東西都塞進肚子裏,就連能吃上一點地瓜幹,都算是久違的奢侈品了。
更難的還不是填飽肚子,而是寒冷。由於當地老百姓的接待能力不足,鍾南山是住在一個破廟裏,睡的是無火的冷炕。寒風呼嘯之下,晚上他只能把所有衣服都披在身上,蜷成一團,徹夜難眠地熬過去。
最艱難的時候,他的腳因為被臭蟲咬破,抓撓之下出現感染,腫得連鞋都穿不上,而儘管這樣,他還要每天去下地幹活。後來是過年放假,他回到廣州治療,才得以痊癒。回廣州治病那次,也是他最後一次見到母親。
“四清”結束後,鍾南山因表現良好,在當地民眾的推薦之下入了黨,並回到北京醫學院。
本來他以為可以開始正常醫學研究了,但是,更加轟轟烈烈的政治運動又開始了。鍾南山先是擔任了“毛澤東思想輔導員”,後來又被派去燒鍋爐。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擔任輔導員期間,面對狂熱的“革命小將”,鍾南山總是想方設法去保護那些被批鬥的老專家、老教授們。一直到幾十年之後,前北京醫學院院長馬旭、前衞生部部長錢信鍾等,都還清晰地記得並感念鍾南山在那個特殊年代曾經對他們的保護。
而在燒鍋爐的時候,鍾南山差點因公殉職。那一天,他剛剛參加完義務獻血,沒有休息就又去上夜班,結果在剷煤送進爐膛口的時候,直接暈倒在地。
高温炙烤着昏迷不醒的鐘南山。幸好有人過來打水發現了他,趕緊喊人把他救了回來。
1969年,鍾南山終於能夠直接參與和醫療有關的工作了。他參加了北京醫學院組織的醫療隊,送醫下鄉,到了河北的寬城。
這次下鄉,發生了三件讓鍾南山一輩子都刻骨銘心的事情。
其一是,他在醫療隊的一位好朋友,在下鄉的途中渡河時,不幸淹死。這在鍾南山的心中埋下了沉甸甸的陰影。
其二是,有一次在村裏,一位農民突發急症,命懸一線,而沒有臨牀行醫經驗的鐘南山卻束手無策,只能緊急騎着自行車去縣城請醫療隊的隊長。
寬城位於燕山山脈,當時交通不便,又是凌晨的黑暗之中,鍾南山沿着懸崖邊的山路騎了30里路到縣城,然後用後座載着醫生回到村裏。幸好一路沒有出事。
但可惜的是,等他們緊趕慢趕回到村裏,最佳的救助時間已經過去了。鍾南山眼睜睜地看着一條生命在自己眼前逝去。
這個事件給他極大的刺激。他從小就立下行醫的志向,而且在北京醫學院這樣的頂級院校學習,但是真正面對需要醫生的情況時,自己卻無能為力。這種痛心和自責,讓鍾南山非常難受。可是當時,他又沒有任何辦法可以改變自己的命運。
第三件事情是,他們在鄉下碰到一個尿血的孩子,當時醫療隊簡單地認定為腎結核。後來鍾南山回廣州探親時,和父親談起這個病例,父親問道:你怎麼能確定他是腎結核?
這簡單的一個問題,卻把鍾南山給問倒了。因為尿血的可能原因有多種,並不一定就是腎結核,他回想起來,自己確實是沒有十足的依據作出腎結核的判斷。
鍾世藩很嚴肅地告訴鍾南山:
説話一定要有依據。
這句話,讓鍾南山一輩子銘記在心,日後遇到很多情況時,父親的囑咐,就會浮現出來,警示着他。
5
60年代在一片灰暗中過去了。幸好有李少芬的存在,給鍾南山的生命注入了一點亮色。
1963年底他倆結婚,1968年生下第一個孩子。這讓鍾南山在當時困頓的環境中,總算擁有了一點人生的樂趣和對未來的希望。
但問題是,李少芬1966年從國家隊退役後,回到廣州工作。而鍾南山一人留在北京,倆人一年到頭都很難見上一面。
李少芬在南方照顧着倆家的3位老人和1個孩子,期間還一度被派去下鄉。直到1970年才調回廣東省女籃,當時,她已經34歲,屬於“高齡運動員”了。
1971年,在某次比賽中,李少芬嚴重受傷,不得不卧牀休息。省體工隊的領導到家裏來慰問,見到一家人老的老、小的小,就問李少芬的愛人怎麼沒回來。李少芬講述了倆人長期分居兩地的情況,領導非常同情,當即指示要解決這個問題。
當時的省體工隊是屬於廣東省軍區管理,體工隊的領導由軍區副司令員兼任,他指示要調動一個人,還是比較容易的。
正好當時鐘南山在北醫想重回教研崗位,卻因家庭出身問題而未獲批准,其在北京努力工作的前途也都無望了。
於是,一方面是北京的事業心灰意冷,一方面是廣州的家庭熱切期盼,鍾南山於1971年底,終於回到了廣州。
此時,離他1955年離開廣州遠赴北京求學,已經過去了16年。
16年,物是人非。
母親已經含冤去世,空餘一罐骨灰,一張遺照;父親也受到衝擊,作為一位兒科名醫,卻無法正常行醫,而是被髮配到醫院的盥洗室,做一些洗洗刷刷的雜事。
鍾南山曾經滿懷希望,往首都去,往北醫去,結果16年後,一事無成,只能憑藉愛人的護佑,灰溜溜地回來。
回來後不久的一個晚上,鍾世藩和鍾南山聊天,他問鍾南山,你今年多少歲?
鍾南山説:35歲。
鍾世藩喃喃自語道:35歲了,真可怕呀。
鍾南山心中如同遭遇一記重錘。
父親的話,輕而短,但是又重逾千鈞。
人生有多少個35歲啊!而鍾南山的35年,就輕飄飄地從生命中流逝掉了,什麼都沒有留下。
按他的起點,按他的資質,按他的努力,命運本不該如此的。
鍾南山決定,從此之後,他要加倍奮發,把失去的歲月給補回來!
他的生命,從此翻開了新的篇章。
6
鍾南山在廣州的單位是廣州市第四人民醫院。在當時廣州的醫院中,第四醫院是條件相對較差的,設施陳舊,規模小。用《鍾南山傳》作者葉依的話説,那時當時廣州最小、最破的醫院。當初選擇落到這個醫院,最主要原因是離家近,不用下鄉。
而即便是這樣一個醫院,鍾南山也沒法去到自己想去的科室。他原本是想到胸外科,但領導説,你都已經年紀這麼大了,還搞什麼外科。就把他分配到醫務科當幹事。
後來鍾南山還是想方設法,爭取到了去內科工作。內科的工作本來是相對輕鬆的,但鍾南山待了兩三個月後,覺得學不到東西,就又主動申請進入業務更繁重的急診科。
從小時候就立下救死扶傷的行醫志向,但一直到36歲,鍾南山才終於可以直面危難之中的病患了。
但在一次出診時,他就犯了大失誤,差點害死一條人命。
當時,鍾南山收到通知去接一位老結核病人。在跟隨救護車接診和運送病人的過程中,病人有吐血,但鍾南山並沒有太多注意,認為就是結核病人常見的咳血。根據這一判斷,他就把病人送到結核病防治所去了。
結果,診斷髮現,病人雖然是一位結核病人,但此次發病卻不是咳血,而是消化道吐血。咳血和吐血的血樣,是容易分辨出來的,而鍾南山卻由於業務不熟,又先入為主沒注意,差點釀成大錯。
病人被緊急接回醫院,經開刀診治,發現是被魚刺扎破了胃部的動脈。如果再晚一點,可能就連命都沒有了。
鍾南山的專業水平和工作態度,受到了質疑,有人説他“連這點常識都不知道,還當什麼醫生,搞什麼急診?”
而對鍾南山來説,更為難受的是,因為他的誤診,差點害死了病人,還讓病人多承受了不必要的痛苦和風險。
他深深為此而自責。
從那以後,他虛心向其他醫生學習請教,仔細觀察每一位病人的病情、病因和診療過程、效果,晚上回到家中,還堅持看書、記筆記到深夜。
幾個月後,鍾南山記了四大本筆記,人也瘦了二十多斤。但他的醫療水平也在迅速上升,原來質疑過他的同事,漸漸開始信賴他了。甚至有同事評價稱,鍾南山現在的水平,已經頂得上一個主治醫生了。
不過,正當鍾南山終於第一次感到如魚得水的時候,一紙調令,又把他調到了一個新的、沒人願意去的科室。
當時,周總理號召我國的醫務工作者做好慢性支氣管炎的羣防羣治工作。鍾南山所在醫院也成立了慢性支氣管炎的科室。但是這個病當時沒有太多有效方法可治,醫生面對病人,實際上可做的事情很少,也很難出什麼成績。
當上級指派鍾南山去這個科室時,他也是滿心不願,但作為一名共產黨員,他必須無條件服從組織的安排,於是就過去了。
去了之後,剛開始無所事事,每天給慢支炎的病號檢查一下身體,然後就看着他們坐在院子裏曬着太陽。
後來,鍾南山看到太陽底下,患者們吐出來的痰各有不同,突然產生了研究靈感,他開始蹲在地上研究那些痰跡,越研究越有興趣,於是便開始利用統計分析和實驗方法,通過痰的不同來研究慢性支氣管炎的規律。
鍾南山和科室的其他兩位同事一起,以研究痰作為起步,發展一套中西醫結合分型來診斷和治療慢性支氣管炎的方法,並研製出“紫杜鵑花”等治療該病的藥物,取得了良好的療效。
儘管當時的研究條件非常艱苦,但鍾南山向科主任提出了一個宏大發展計劃:1.慢性支氣管炎、肺氣腫、肺心病研究一條龍;2.動物實驗研究與臨牀研究一條龍;3.實驗室、病房、門診和一個市郊定點的慢性支氣管炎醫療基地一條龍。
對於當時只有三人的慢性支氣管炎研究小組而言,這個計劃無異於痴人説夢。但鍾南山堅決相信只要不懈努力,這些夢想可以實現。
他發揮自己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韌勁,以及用自己的真誠和熱情打動人的“外交天賦”。缺人了,他就去找領導要人,到處挖人;缺房子,就一遍一遍地去軟磨硬泡;缺設備,就利用醫院廢棄的舊設備改造,或者根據設備的工作原理自己開發……
很快,他們的小組有了呼吸機、肺功能計、血氧飽和度計、氣體分析儀、纖支鏡……這些都是鍾南山經歷千辛萬苦,不知道跑了多少路,磨了多少嘴皮要來,或者是自己動手設計、改裝而來的。
在治療上,鍾南山也積累了大量的臨牀經驗,成功搶救了無數例危重病人。很多疑難雜症,在鍾南山的這裏手到病除。
慢性支氣管炎小組在科研上和治療上,都不斷創造出佳績,成為全國範圍都有名的呼吸疾病醫療和研究團隊。1977年,世界衞生組織代表團來中國參觀時,都專程到鍾南山小組來交流。
1978年,我國召開了全國科學大會,鍾南山作為廣東省代表也參加了,他與人合著的論文,獲得了全國科學大會成果一等獎。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與鍾南山一起參加這個大會的,有一位來自解放軍某研究所的代表,也是在文革中曾受盡磨難,但最終也憑着堅強不屈地奮鬥,創造了填補我國科研空白的成果。他的名字叫任正非。若干年後,鍾南山和任正非,在品牌聯盟評選的《中國品牌人物500強》名單中,分列第一和第二位。
1979年,鍾南山迎來了人生新的騰飛機會。
當時國家公派出國留學生,鍾南山也參加了考試,順利錄取,得以到英國去學習進修。
7
1979年的中國,在經濟上、科研上、醫療水平上,落後於發達國家很多。所以鍾南山他們去英國,滿懷一腔熱情,要把西方國家的先進技術和經驗學回來。
鍾南山預定的學習期是兩年,但是一到英國,對接的導師弗蘭裏就寫信告訴他:我這兒沒有這麼長時間給你,只能給你8個月,你趕緊聯繫有關部門,看看有沒有其他部門接收。
他第一次去拜訪弗蘭裏時,對方自顧自地泡着咖啡,連正眼都不瞧他一下。
當時和鍾南山一同來這裏進修的,還有一位巴西的同行。這位同行憤憤不平地説,“他們把我們當原始人看”,後來一怒之下回國去了。
鍾南山嚥下深深的屈辱,發誓要給中國人爭口氣。
由於太窮,鍾南山在英國的日子過得非常困難。在食宿之外,國家給留學生每個月只發6英鎊的生活補貼,而鍾南山還要把錢省下來買書,所以他一分錢都不敢花。去上班都步行去,理髮從來都不去理髮店,都是自己理。
在如此艱難的情況下,鍾南山每天要花16個小時用於工作、學習。每當累到不想動的時候,他就會拿出弗蘭裏寫給自己的信,給自己打氣。
他很快就得到證明自己的機會。
在愛丁堡大學皇家醫院,一位病人吃了幾天藥,病情都不見好轉。鍾南山看了一下病人的舌頭後,告訴主治的教授,這個病人是代謝性鹼中毒,需要補鉀。
教授剛開始不屑一顧,但還是去做了相關的化驗,結果發現鍾南山説的完全正確,依照鍾南山的建議開藥後,病人很快就好轉了。
原來,鍾南山多年行醫經驗,早就練就了根據舌象就可以判斷病人是否酸鹼失衡的能力。
這件事讓鍾南山初步贏得了尊敬。而另外三件事,則更是英國同行開始驚歎了。
其一是鍾南山獨立修好了一台故障已久的血液氣體張力平衡分析儀。
雖然他從來沒有見過這個機器,但是在慢支炎小組多年的經驗,讓他對一台機器該如何分析其工作原理、如何修理改裝,早就心中有數。
測試該機器需要用新鮮的血液,鍾南山沒有地方弄到鮮血,就抽自己的血,一次20或30毫升。先後30多次試驗,用掉了800毫升血之後,鍾南山修好了這台機器,讓英國醫生連呼“不可思議”。
其二是鍾南山冒着生命危險做實驗,修正了英國導師的研究成果。
當時,鍾南山參與了一個研究“一氧化碳對人體血紅蛋白解離曲線”的項目,由於做社會調研蒐集到的數據太零散沒法使用,鍾南山決定用自己的身體來作為實驗對象。
他吸入了大量的一氧化碳,讓英國同事隨時監測自己血液中的一氧化碳含量。當達到15%時,英國同事大喊,快停止,太危險了。
但鍾南山沒有停止,他繼續吸入,一直到濃度達到22%,取得了實驗可用的數據時,才停止。
他吸入的一氧化碳,對身體的損害等於一次性吸了60支煙——要知道,鍾南山是從不吸煙的。
這次實驗取得的數據,證明了英國導師弗蘭裏此前的研究有一半是正確的,但有另一半是錯誤的。弗蘭裏沒有因為“被打臉”而不開心,他反而高興地抱住鍾南山,説“太棒了!”
其三是鍾南山的一項研究,挑戰了牛津大學的權威教授,而事實證明,鍾南山是對的,權威教授是錯的。
當初鍾南山做這個實驗,本來是想重複該教授的實驗結果,但他得出的結論卻恰和該教授相反。經過仔細分析,他發現該教授忽略了氧氣濃度升高時,氧電極的測量結果會受到影響,而這個影響恰好會使得測量結果與實際值相反。
鍾南山的研究論文在1980年度英國麻醉學會研究會議上發表後,得到了業界的公認。
短短兩年的研究時光,鍾南山發表了7篇高水平的論文。
當時,能在國際權威醫學雜誌發表論文的中國學者鳳毛麟角。鍾南山以其出色的研究水平,為中國醫生爭了光。
原來對鍾南山冷淡以對的弗蘭裏教授,盛情挽留鍾南山留在英國工作,在鍾南山婉拒之後,他給中國有關方面寫的信中,高度讚揚了鍾南山,稱“在我的學術生涯中,曾經與許多國家的學者合作過,但我坦率地説,從未遇見過一位學者,像鍾醫生這樣勤奮,合作得這樣好,這樣卓有成效。”
而對鍾南山來説,最高興的,莫過於父親對他的肯定。
鍾世藩是一個不苟言笑的人,很少會當面誇獎孩子。所以鍾南山也很少得到父親的誇獎。
但是內心深處,他又最渴望得到父親的認可。這也是為什麼當初父親説“35歲了,真可怕啊”時,他的內心受到那麼大的震撼的原因。
因為他當時從父親的語調和神情中,感到了失望。
而這一次,父親寫信給他説:
你終於用行動讓外國人明白了,中國人不是一無是處的。
8
1981年,鍾南山學成歸來,站在了一個新的起點上。
此時,原來的廣州第四人民醫院,已經改名為廣州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而鍾南山所在的慢性支氣管炎研究小組,也已經發展為廣州市呼吸疾病研究所,鍾南山擔任副所長,並於1984年接任所長。
在研究上,鍾南山和同事們接連在頂級刊物上發表高質量論文,其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和隱匿型哮喘的研究,走在了全國乃至世界的前列。鍾南山也成為在世界上都有知名度的呼吸疾病研究專家。
在醫療上,鍾南山成為呼吸疾病防治的權威,他將各類型呼吸衰竭病人的搶救成功率提高到85%以上,還擔任了中央領導的呼吸疾病專門保健醫生。現在網上還流傳着很多鍾南山於80年代中期參與搶救葉帥,把葉帥從生死關頭救回來的文章。
1987年,鍾南山成為了廣州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的院長;1992年,又成為了廣州醫學院的黨委書記兼校長,1995年,鍾南山獲得了全國五一勞動獎章。
1996年,他被評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
至此,我們完全可以説,鍾南山已經達到了他人生的巔峯,這是他父親都未曾抵達的位置,是作為一箇中國學者能走到的最高的位置。
他已經不失為一位事業上的超級成功者。
但是,命運要把他的人生推向更高的一步。
9
在人類歷史上,會有很多這樣的時刻:在突發的巨大危難到來時,有人挺身而出,以絕大的精神力量和卓越的能力,扭轉了事態向更壞的狀態發展的趨勢,挽救了無數人的生命。
在古代,人們會為這樣的人立碑、塑像,奉之為神,傳之萬世。
在現代,人們會稱他們為英雄,偉人,萬眾景仰。
2002年底、2003年初,那個寒冷的冬天和春天,鍾南山走到了中國歷史,也是他個人歷史的這個時刻。
2002年12月22日,鍾南山所在的呼吸疾病研究所(簡稱“呼研所”)接收了一名從廣東河源轉院過來的病人。
主治醫生髮現,這是一種極其異常的病,用治療常規肺炎的抗生素對病人根本無效,也查不出病因是什麼。鍾南山在查房時聽到主治醫生的彙報,親自給病人做了仔細的檢查,他判斷這是一起毒性很強,來勢兇猛的病。
幾天之後,呼研所得到消息,當初在河源為這位患者診治的科室,有好幾位醫生和護士都感染了同樣的病症。而廣東的中山市,也出現了症狀相同的病例。
病毒在靜悄悄地、但是又非常快速地傳播。
1月21日,鍾南山和衞生廳專家組在中山市調研過後,上報了《省專家組關於中山市不明原因肺炎調查報告》。
這份報告把這種病例命名為“非典型肺炎”(簡稱“非典”),並且明確指出“本病具有一定傳染性,可能通過空氣飛沫經呼吸道傳播”,同時給出了對這個病的診斷、治療、預防的措施。第二天,廣東省衞生廳就把這份報告印發到各下屬單位學習和執行。
從此,這種病就以“非典”之名為世人所知。即便後來世界衞生組織給出了官方名稱“SARS”,但普通中國人説到它時,還是説“非典”。
這份報告在當時條件不明的情況之下,第一次在一片迷霧之中指出了方向,其提出的處理建議,也成為了一段時間之內廣東省對非典病例的標準操作,併成為後續廣東向全國乃至全世界輸出非典防治經驗的基礎。
隨着病例數的增多,有了更多的經驗和教訓後,鍾南山和他的團隊總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三早三合理”,即“早診斷、早隔離、早治療”和“合理使用皮質激素、合理使用呼吸機、合理治療併發症”。
作為廣東省非典型肺炎醫療救護專家指導小組組長,鍾南山的這些意見成為《廣東省醫院救治非典型肺炎病人工作指引》的核心內容。2003年3月9日,這份指引由廣東省衞生廳發到各有關部門,成為廣東抗擊非典戰役的一個重要轉折點,也為後期全國乃至全世界的非典防治工作提供了最佳的“抄作業”範本。
我們從後來者的眼光看,會覺得,12月22日就發現了第一個病例,但是1月21日才有第一份重要報告,3月9日才出台工作指引,是不是時間太久?如果12月底就報告,並且採取斷然措施,會不會能馬上防住非典後來的大爆發?
這當然是理想狀態,但現實卻沒這麼簡單。要知道,這是一個完全未知的病毒,對它致病的原理、患病的嚴重性、它的傳染源和傳染力、如何防治等等,都需要時間來弄清楚。
醫療機構和公關衞生部門的人,也不是説一發現未知的傳染性病毒,就要採取最嚴格的措施去處理——要知道,根據當時美國的統計數據,美國一年大約有560萬例社區獲得性肺炎,其中能夠查明病原體的不到一半。由於中國的人口基數是美國的4倍多,可以預測中國的病例數肯定更多,不能查明病原體的病例也會更多。
也就是説,對醫療機構而言,面對未知病原,可能是經常發生的事情。如果一發現未知病原,就要馬上採取最嚴格措施去對待,那麼其防控成本可能會把醫療結構和公共衞生部門全部壓垮,也會帶來更多衍生的經濟和社會問題。
另一方面,即便是通過一段時間的病例數據統計和流行病學調查,知道了其傳染性,也還存在一個防控能力和防控成本平衡的問題。要知道,防疫本身也是要付出巨大代價的,要下這樣的決心,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2020年的新冠疫情,很多國家早就知道了這是一種傳染力極強、危害性極大的傳染病,他們也採取了種種措施,但依然防不住,最後只能放任自流。
19年前,鍾南山和他的同行們遇到的,就是這樣一個前所未有的,又極其複雜的情形。
烈性傳染病的確定和公告是一件極其重大的事情,因為它很有可能引發恐慌,造成醫院“擠兑”、市場哄搶、工廠停工、交通停擺、百業蕭條等社會後果。
公佈還是不公佈,什麼時候公佈,把嚴重程度説到幾分,不是在“好”與“壞”之間做選擇,而是在一種令人極度痛心的代價與另一種同樣令人極度痛心的代價之間做平衡。
所以,要作出這樣的判斷,必須得是專業水平極高,勇氣極其巨大,而且具有足夠的權威性的人。這個人必須得用非常確定的態度告訴大家:問題很嚴重,必須採取重大措施了;但同時他又要讓大家知道:事態是可控的,大家不用過度驚慌。
鍾南山,就是這樣被歷史選中,承擔了這個使命。
當時,隨着春節的臨近,人員的流動性增加,非典以更快的方式傳播開來。由於當時對這種病的傳染性毒性之強烈瞭解不多,防治的方法也不成熟,很多醫護人員在救治重症非典病人的過程中,都被傳染上了。
種種傳言也隨之而起,最恐怖的説法是説廣東爆發了“奪命肺炎”,“上午得病,下午透視,肺上就全是白點,晚上人就死了”。藥店的板藍根,超市的白醋,全都賣斷了貨,很多地方人心惶惶。
鍾南山站出來力挽狂瀾,成為了當時的定海神針。
在廣東省衞生廳召開的記者招待會上,他告訴公眾,“非典”並不可怕,可防、可治、可控,讓大家不要驚慌,一起配合政府和衞生部門,共同抗擊病魔的挑戰。這對當時穩定羣眾的恐慌心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同時,他向省衞生廳主動發出請求:
把最危重的病人送到我這裏來。
今天的我們,聽到這句話,可能無法感受到其中的震撼性。
——要知道,輕症的非典,一般都可以自愈;而最危重的病人,是死亡率最高、傳染性也最強的。那些被感染的醫護人員,大多都是在搶救危重病人時,被病人噴出或咳出血液、粘液等所沾染,而不幸染上病毒的。在非典爆發初期,平均每給一位危重病人插管,就會有兩名醫護人員被傳染,已經有好幾位醫護人員因此而殉職。
所以,接收最危重的病人,不僅會大大升高呼研所“非典”病人死亡率的統計數據,使呼研所名譽受損(後面也確實有一些人借別的醫院非典致死率更低,來攻擊鐘南山和呼研所,但實際上,一個主要是接收輕症,一個全部是生命垂危的重症,根本就不能拿致死率去作比較),而且會使得呼研所的人員,包括鍾南山自己,暴露在最危險的病毒面前。
明白了這一點,我們才會明白這句話的力量。即便至今已經相隔19年,它聽起來仍然如此震撼人心。
我認為,“把最危重的病人送到我這裏來”這句話,和抗美援朝戰場上志願軍戰士王成的那句“向我開炮”具有同樣的感染力。
鍾南山和王成,只不過是在不同的戰場。在最危難的時候,他們做出了同樣的選擇。
這就是我們常説的:
中國人總是被他們中最勇敢的人保護得很好。
但是,英雄,就總會遭受各種磨難。有時這些磨難甚至是來自內部,來自於自己人。但也只有戰勝了這些磨難,英雄才成其為英雄。
當時鍾南山遇到了三件重大事件,也正因為這些事件,而更加成就了其英雄壯舉。
第一件是在一月底,非典肺炎已經開始擴散,種種事情千頭萬緒,鍾南山忙得不可開交的時候,突然有一次,他被有關部門從上海緊急召回,詢問其是否參與了某件可能引起重大負面輿情的事情之中。
當時,由於非典的突然爆發,國際輿論對中國很不友好。有消息稱,香港方面將率先公佈非典的病因是禽流感的證據材料。而香港之所以有這些證據材料,是因為鍾南山與他們私下合作,他們才獲取的,甚至,鍾南山自己也認為非典是禽流感。
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政治指控。因為如果是禽流感,那就不是所謂的“未知病毒”。外界將會把矛頭指向中國“刻意隱瞞”,我們將面臨巨大的國際輿論聲浪。而作為當事人的鐘南山,將面臨出賣情報,危害國家利益的嫌疑。
鍾南山感到莫名的冤屈。
他從來沒有説過非典是禽流感,就更不用説給境外勢力遞刀子了。與香港大學的合作是有的,但那只是為了藉助香港大學在這方面的科研實力,儘快查清病原,而現在病原根本就還沒有查出來,何談泄露呢?而且他與香港專家的共同研究協議中明確規定:如若任何一方發現病原體,必須經雙方認定,並且徵得國家衞生部同意才能對外發布。
但現在不知為何,謠言卻狠狠地指向了他。
戰士在前面拼死奮戰,後方卻有人在戰士背上捅刀子,讓人情何以堪!
悲憤的鐘南山立刻為自己辯白,並當即讓人把當初簽訂的協議拿過來作證。
但有關部門得到的消息,又言之鑿鑿地説明天香港就要公佈。鍾南山無法,只好説,那我連夜去香港找人問清楚,如果確有其事,就想辦法阻止。
於是,凌晨三點半,已經在上海奔波忙碌了一天,又緊急回來開會的鐘南山,坐上陸港兩地車牌,連夜趕往香港。第二天一早,找到香港的兩位合作專家,問清楚了根本就沒有所謂的“公佈非典為禽流感”的事情,連早餐都沒來得及吃,他又帶上兩位專家,當即驅車返回廣州彙報。
鍾南山的冤屈辯清了,但他的工作還要繼續。
中午彙報後,下午又參加省裏面的疫情防控會議,然後又到呼研所參與搶救危重病人。
屈指算來,這位67歲的老人,已經不眠不休整整奔波、工作了38個小時,期間還要加上深深的委屈和擔驚受怕。
鍾南山直接累到在牀,併發起了高燒,連帶着出現咳嗽、肺部感染等症狀。
按照當時的情況,他出現這些症狀,第一懷疑就是得了非典。因為鍾南山接診了無數的非典病人,他檢查的時候,自己張口為病人示範“啊”,然後在離病人只有十幾、二十釐米的地方觀察。至於插管、動手術等等,鍾南山很多都是親自上手。非典期間,呼研所先後有多位醫護人員被感染,鍾南山也不是神,難道就不能感染?
以當時鍾南山的聲望和地位,如果他也感染了非典,那將是爆炸性的新聞,會給社會帶來巨大的風險與恐慌。
鍾南山是最厲害的戰士,如果連最厲害的戰士都被敵人擊倒,那這場戰爭,還有勝算嗎?
幸好,後來查明鍾南山只是普通肺炎。為了避免對醫院造成影響,對公眾帶來衝擊。鍾南山沒有在呼研所住院,也沒有對外公佈生病的消息,而是在家裏休息。卧室的門框上釘一個釘子,就是掛吊瓶的支架了
就這麼休息了幾天,外界卻開始傳謠言,説是鍾南山也得了非典,甚至有人傳言説鍾南山已經病死了。而另一方面,非典疫情的發展又每一天都在變得更嚴重,呼研所的很多危重病人都在翹首以盼,鍾南山根本就沒法安心休息。
在他好不容易能夠強撐着爬起來的那天,他又出現在呼研所裏。知情的同事看到他,大為驚喜,都奔走相告:“所長上班來了”。
但是很快,他們就看到,鍾南山虛弱得連診斷報告、化驗單、病歷本都拿不住,在他聽取報告的時候,手裏的本子就一本一本地滑落在地上,而他卻毫無察覺。同事們眼眶濕潤了,有的別過頭去,偷偷地擦掉眼淚。
而對病人們來説,在口罩與防護服之下,他們看不到鍾南山的憔悴與虛弱,他們只知道,鍾院士來了,自己就有救了。
一位姓梁的病人,因為病痛的折磨,出現了狂躁的幻覺,掙扎着不肯接受治療,五六名醫護人員都壓不住他。
這時,鍾南山走過來,用手壓住病人的肩膀,病人馬上安靜了下來。
鍾南山問:你知道我是誰嗎?
梁先生説:知道,您是鍾院士。
鍾南山説:那好,你知道我是誰,那你就要躺下來。
梁先生乖乖地躺好。護士開始給他打針。
什麼是神?
這就是神。
第二次事件,來自於與國家級媒體及權威部門的一次認知分歧。
2月中旬,當全世界對非典的認識尚處於迷霧摸索之中的時候,新華社和新聞聯播都發布了來自中國疾病控制中心的消息:引起廣東省部分地區非典型肺炎的病原,基本可確定為衣原體。
這一結論,來自於中國最權威的電子顯微鏡專家,曾與鍾南山同一年當選工程院院士,並且是鍾南山私交好友的洪濤院士。
當時,洪濤院士擔任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首席專家、病毒預防控制所院士實驗室主任,在非典病原確定的問題上,可以説是權威中的權威。
洪濤院士通過用電鏡觀察非典肺炎死者的肺部標本,從中發現了衣原體,且肺細胞漿內衣原體顆粒十分典型,因此作出“非典病原是衣原體”的判斷。
以洪濤院士的身份,以及發佈此消息的新華社和新聞聯播的權威性,等同於在當時一下子就給非典病原問題給定調了。
其他媒體紛紛轉載此消息,人們認為戰勝非典的曙光已經在望——如果造成非典的,就是這麼一種人類早已認知的微生物,並且早就有特效藥來殺死這種微生物,那還有什麼可怕的呢?
對於當時已經被非典陰雲籠罩的中國來説,人們是多麼盼望這樣的消息出來,多麼希望這個消息是真的啊!
可是,對鍾南山以及廣東的同行來説,他們卻被這個消息給震驚了。因為在廣東省應戰疫情的過程中,臨牀醫生們早就懷疑過衣原體,而且採用過針對性的療法,卻沒有任何效果。他們難以接受“非典病原是衣原體”這樣的説法。
衣原體用普通的抗生素就可以治療。假如從醫療界到大眾都接受這一説法,這就意味着往後的非典防治,直接採用簡單的抗生素療法就行了。
講到這裏,大家應該能看出問題的嚴重性。非典病原是衣原體還是未知病毒,這不僅僅是兩種不同認知之爭,更是關係到未來非典該如何防範,已經患病的病人該如何治療的問題。
一旦弄錯,就是人命關天的大事。
鍾南山堅決反對“非典病原是衣原體”的説法。在廣東省衞生廳為此緊急召開的會議上,他明確表示:“衣原體可能是那兩位病人致死的原因之一,但不是致病原因” “不能按衣原體的結論來制定治療方案,否則可能造成可怕後果”。
在公開接受媒體採訪,以及在全國政協會議等場合,鍾南山都堅定指出:“非典目前仍未能確定是何種病毒……在臨牀治療過程中按照衣原體思路進行治療是無效的”。
我們今天已經很難想象到鍾南山當時揹負的壓力。
他在那種情況下站出來表達相反的觀點,堅持另外的治療方案,不僅是否決了國家權威部門已經指定的醫療方案,推翻了中央電視台和新華社的定調,更是在全國人民剛開始樂觀起來情緒之上,又當頭潑了一大盆冷水。這需要多麼強大的專業自信和道德勇氣!
在以鍾南山為代表的廣東專家的堅持下,非典重災區廣東省,依然採用此前總結出來的行之有效的治療方案。事後統計,廣東省非典的致死率為3.7%,是世界範圍內最低的之一。
到3月底、4月初,香港、大陸以及世界衞生組織的不同實驗室,分別都找出非典真正的病原,是一種冠狀病毒。4月16日,世界衞生組織正式確認這一結果,衣原體與病毒之爭,落下帷幕。
6年後,在新中國成立60週年之際,我國評選“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範人物和100位新中國成立以來感動中國人物”時,對當選的鐘南山,寫下如此評語:
在抗擊非典成敗的重大問題上,他能置自身榮譽得失於度外,力排眾議,堅守科學家的良知……
這短短的三行字,每一個都重逾千鈞!
值得一提的是,我們今天頌揚鍾南山,但並不意味着就要指責當初的洪濤院士。
科學的探索就是有曲折的。真理的認識,本來就有一個過程。
洪濤在檢測標本時,發現了衣原體,沒能發現冠狀病毒,這在科學研究上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向社會公佈他的研究成果時,他曾要求媒體宣佈他的發現時“要留有20%的餘地”,但實際發佈時,“還是餘地留小了”。
2003年5月,洪濤院士在和記者交流時,誠懇地説,“作為科學家,在科學研究上遭遇的大多數是失敗,很少遇到成功。”並坦誠,“很多醫學研究者情緒浮躁,包括我們自己”。他告誡身邊的學人,不要氣餒,遇到挫折、批評,還要繼續走下去。
17年後,當又一次嚴重疫情襲來時,洪濤院士帶領他的實驗室,就為研究和防範新冠肺炎作出了重大貢獻。正是他的學生宋敬東,拍到了新冠病毒的第一張“身份照”,為後續研究和防控奠定了關鍵的基礎。此是後話。
鍾南山的第三次英雄事件,是以極大的勇氣和責任心,扭轉了當時北京乃至全國的抗非態勢。
2003年4月初,非典已經在北京及其他一些省份肆虐開來。而當時某些政府官員,對疫情的嚴重性認識不足。
4月1日,時任北京市長孟學農宣稱:(北京市疫情)已經得到有效控制,完全沒有擔心的必要。
4月3日,時任衞生部長張文康在記者會上宣稱:非典型肺炎疫情已經得到有效控制,在中國工作、生活,包括旅遊,都是安全的。
而當時的實情是:有很多非典病人,並沒有被統計到確診病例中去。政府部門的公告,也只是每5天公告一次,而沒能做到每日公佈。
非典,正在北京市乃至全國迅速傳播。而當時的很多北京市民和全國民眾,對此毫無覺察。
鍾南山雖然遠在廣州,但是作為業內專家,他對非典的發展態勢很清楚。面對有些關鍵部門的官員如此表態,他心急如焚,卻又無法可施。
4月5日是這年的清明節,鍾南山回廈門掃墓,在父親的靈前佇立良久。他問道:
“爸爸,我該怎麼辦?……”
幾天後,命運把鍾南山推向了關鍵點。
4月10日,世界衞生組織和中國有關部門在北京召開聯合發佈會,鍾南山被世衞組織官員伊文斯強力推薦,參加了會議。
4月11日,國台辦也舉行了一個關於非典防控的新聞發佈會,並邀請鍾南山作為專家參與。
在主席台上,鍾南山坐在最左邊,他的右邊分別坐着國台辦新聞發言人、衞生部台港澳辦公室主任、衞生部疾病控制司司長。
剛開始的回答,都比較中規中矩。但鍾南山心中的火在壓抑中積累。
幾輪提問後,一位記者問鍾南山:按你們的説法,是不是疫情已經得到了控制?
鍾南山説:
什麼現在已經控制?根本就沒有控制!
——這一句擲地有聲的回答,如同驚雷般,炸響在會場。在一陣異常的安靜之後,記者席一片騷亂。
鍾南山又接着説道:
最主要的,什麼叫控制?現在病源不知道,怎麼預防不清楚,怎麼治療也還沒有很好的辦法……現在病情還在傳染,怎麼能説是控制了?
記者爭先恐後地提出了更多問題。其中一個問:中國醫護人員的防護有沒有到位?
鍾南山斬釘截鐵地回答:
沒有!
鍾南山的聲音很快就傳遍了全中國、全世界。它成了一顆炮彈,炸開了全國性防治非典的新的局面。
4月12日,世界衞生組織將北京列入疫區名單。
4月20日,時任北京市長孟學農和時任衞生部長張文康被免職。
4月21日,國務院規定原來每5天公佈一次的疫情改為每天公佈一次。
4月23日,國務院成立防治非典肺炎指揮部。
雖然我們不能把鍾南山“開炮”之後的一系列變化,都説成是鍾南山一人之功,但不可否認的是,他的專業判斷和大膽發言,極大程度地促使了這些事情發生,或者使之提早發生。
我們完全可以説,如果沒有鍾南山,當年中國的非典防控,會增加更多的困難,會多出更多的患者,會死去更多的人。
什麼是英雄?這就是英雄!
什麼是偉人?這就是偉人!
4月26日,中央電視台《面對面》節目播出了對鍾南山的專訪。那期節目,可能是當年最有影響力的電視節目,從那以後,鍾南山成了舉國皆知的英雄。
那一年評選感動中國十大人物,鍾南山毫無爭議地以高票當選。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