稷下學宮終於被發現了！它為什麼會出現在齊國，而不是其他六國？_風聞

稷下學宮考古現場

近日，山東省考古界又有了一重大發現，不斷見於史冊的稷下學宮遺址終於被找到了。關於稷下學宮，大家可能更多的還是從各種小説遊戲中聽過一二，例如《尋秦記》《雪中悍刀行》都曾出現過稷下學宮，愛玩王者榮耀的讀者應該也對“稷下學宮”印象深刻。稷下學宮之所以飽受小説家的青睞，不僅僅因為這個聽起來略帶玄幻色彩的名字，更因為它作為一個特殊機構，曾經在我國戰國時期大放異彩，也在我國古代文化史與教育史上留下了空前絕後的一筆。

一、稷下學宮是怎麼誕生的？

李約瑟在其著作《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提及：**“在人類歷史上的‘軸心時代’出現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那便是在分處亞歐大陸東部和西部的中國與希臘幾乎同時出現了稷下學宮和柏拉圖書院這兩座學術機構。”**由此可知，稷下學宮實質上是一座與柏拉圖學院齊名的學校，但稷下學宮又不僅僅只是學校。

稷下學宮一名取自於學宮所在的地點，劉向在《別錄》中記載：**“齊有稷門，齊之城西門也。外有學堂，即齊宣王所立學宮也。”**由此可知，之所以取名為稷下學宮，是因為該學宮位於稷門之下，在稷下學宮從事教育活動的稱為“稷下先生”或“博士”。而近日發現的稷下學宮遺址，就是被發現於今山東省淄博市臨淄區齊都小徐村的齊故小城西門外，考古發現與流傳史料基本吻合。

齊國都城臨淄還原圖

東漢的徐幹在《中論》中提及：**“昔齊桓公立稷下之宮，設大夫之號，招致賢人而尊寵之。自孟軻之徒，皆遊於齊。”**這裏的齊桓公並不是我們熟知的公子小白，而是田氏代齊之後的田午，同稱齊桓公。田午於公元前374年至公元前357年在位，如果這段記載沒錯，稷下學宮的設立大致也在這段時間，現在主流的觀點都認為稷下學宮設立於公元前374年。自桓公之後，齊國的威王、宣王也對稷下學宮的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

稷下學宮是一座集教育、科研與議政諮詢於一體的多功能機構，職能與現代的大學有交叉之處，也因此稷下學宮一直有我國古代辦學最早、辦學規模最大、職能較為正規完善的大學之稱，其辦學特色也與如今的大學相類似。這樣一所具有現代性的學校機構能夠產生於兩千多年前的戰國時期，不得不説這是中國教育史上的一朵奇葩。

這樣一朵奇葩的產生，離不開當時各種特定的條件。眾所周知，春秋戰國以來，禮崩樂壞，權力下移，其中的表現之一就是昔日的“學在官府”變成了“學在民間”。教育權力與教育資源的向下傳輸造就了一大批士人知識分子，孔子收三千弟子，七十二最賢，開私塾教育的先河，墨子也擁有一眾門徒，最後造就了百家爭鳴的文化繁榮局面，這些都是“學在民間”所促成的結果。而稷下學宮的成立，也是建立在百家爭鳴的基礎之上。

同時，戰爭頻繁與諸國割據也使得像秦始皇“焚書坑儒”和漢武帝“獨尊儒術”這樣的文化大一統措施無法推行，眾多的學派家説在諸國的縫隙之中不斷野蠻生長，無不希望自家學説得到統治者的青睞。

春秋戰爭以爭霸為主，進入到了戰國時，戰爭則以吞併為目的，各國之間都以統一為最高目標，也因此各國對於人才的需求大大增加。稷下學宮的成立有一種為國家儲才的功能，雲集於稷下學宮的學者，既要為統治者提供治國方針，也要時備諮詢。用一個較為時髦的詞來形容稷下學宮，那就是齊國的“智庫”。

戰國兼併戰爭

當然，同樣的時代環境同樣發生在秦、楚、韓、燕、趙、魏六國的頭上，為什麼稷下學宮偏偏出現在齊國呢？這首先和齊國的地理位置和經濟條件有關。齊國東臨黃海，西靠黃河，北依渤海，南有泰山，是為“四塞之國”，其次齊國的經濟條件優越，蘇秦謂齊宣王時：**“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 臨淄之中七萬户，……臨淄甚富而實。”**優越的地理環境為齊國提供了較為穩定的辦學環境，而富碩的經濟條件也為稷下學宮的開辦提供了財政保障，稷下學宮的所有費用都由官府支出，而稷下學宮規模最大時達到了數萬人，如此龐大的人數必然也需要龐大的財政支持。

反觀其他六國，韓、趙、魏三國位於中原地帶，與各國接壤，是為四戰之地，因此戰爭不斷，沒有安穩的辦學環境。除此之外，齊國一直擁有“尊賢上功”的優良傳統，即禮賢下士，尊重人才，例如魏惠王和齊宣王辯論何為國家之寶，魏惠王認為是珠寶，齊宣王則回答以一眾大臣的名字，高低立判，齊桓公繼位之後立即**“為遊士八十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遊於四方，以號召天下賢士”。**

國君禮賢下士

燕國遠離中原地帶，受到的文化薰陶較弱，歷史上的燕國也曾招攬人才，但卻並沒有形成傳統。而楚國的貴族政治傳統十分強勁，國家權力一直被貴族所壟斷，並且後期奸臣頻出，屈原尚且被排斥，外來的人才就更難在楚國立足。秦國位於關中，與關東六國隔閡較深，自商鞅變法之後，除法家外諸家學説並絕於秦，秦始皇時還曾經下過《逐客令》。

戰國形勢圖

因此，稷下學宮的設立，既是春秋戰國時期思想繁榮以及國家對人才需求的使然，也與齊國地理位置優越、經濟繁榮和禮賢下士的傳統緊密相關。

二、稷下學宮的辦學特色

德國著名學者洪堡在創立大學時曾經説過“學術自由“大學自治”“教授治校”和“教學與科研一體”，作為現代大學成立的標誌。在兩千多年前的稷下學宮，我們同樣可以發現相類似的特徵。

在學術自由和大學自治方面，稷下學宮雖然是由官府創辦，性質上屬於官學，但是齊國政府一般並不干預稷下學宮的運行。相反，齊國統治者一向強調兼容幷包，有容乃大。在稷下學宮的歷史上，儒家、法家、雜家、陰陽家、名家等諸家林立，或許在某一時期某家學説會佔據統治地位，例如荀子就曾三任學宮祭酒，但這絕不會造成諸家學説地位上的不平等。稷下學宮的領袖也並不由官府選定，而是由羣眾推選，學宮內的教學也受政治影響較輕，各家學説林立，各自傳授弟子，必要時各家學説之間還會相互學習。稷下學宮的大學自治為學術自由提供了保障。

為了促進學術的進步，稷下學宮還有期會辯論的傳統。劉向《別錄》中説：“談説之士期會於稷下也”****“齊有稷門齊城門也。談説之士期會於稷下也”。在辯論會上，既有各家各派之間的學説爭鳴，也有學説內部的交流，使得各家學説的學術壁壘得以被打破。

學宮辯論

稷下學宮不僅僅學術自由，管理上也十分自由。從目前流傳的史料上來看，學宮並沒有嚴格的教師編制和學生管理辦法。教師與學生都來去自由，學生往往是跟隨老師而來，如淳于髡**“諸弟子三千人 ”，孟子“****從者數百人”，田駢有“徒百人”**。學宮內沒有統一的教材、教學方法和教學內容，各家學説可自行組織教學活動。但是想當上稷下學宮的老師也並不是一件容易之事，有資格擔任學宮老師的都是當時的飽學之士，獲得齊國統治者的面試允准才能進入學宮教學。而齊國政府也為老師劃分了諸如“上卿”“客卿”“上大夫”和“大夫”等級別。

針對學生的管理，《管子》中有一篇《弟子職》的文章，有人認為這篇文章其實就是關於當時稷下學宮學生的管理規範，《弟子職》也因此成為了我國歷史上第一個明確的學規。學規中較為詳細地囊括了師生關係、教學管理、學生日常起居等等，事無鉅細，可見稷下學宮的自由並非絕對自由，而是在保證教學秩序下的學術科研自由。

當然，稷下學宮既具有學校的性質，也帶有科研機構的特徵。稷下學宮的學者們在經濟上受到了優渥的供奉，使得他們能夠專心著書立説，闡釋自家學説的精微大義。據《漢書·藝文志》記載，這些學宮學者的著述包括《宋子》《尹文子》《公孫固》《慎子》《涓子》《田子》《接子》《孟子》《荀子》《鄒子》《魯仲連子》等等，除此之外，稷下學宮的學者們還留有一本《管子》，託名管仲所作，實際上是稷下學宮的學者們集體智慧的結晶。

稷下學宮除了為學術與教育服務之外，還要國家的現實政治服務。既然作為齊國的智庫，在必要時就要為齊國獻策建言，齊王賦予了學者們**“不治而議論”的權力，也就是學者並不在國家機構中擔任任何官職，但依然有權力就國家事務建言獻策。劉向説：“齊有稷下先生，喜議政事。”曾在稷下學宮任職的鄒忌就曾“以鼓琴幹威王，因及國政”**，在孫臏擊敗龐涓之後，齊威王想要趁機消滅魏國，被譽為“稷下之冠”的淳于髡就曾力諫齊王不可，才避免了齊國的一場大敗。

三、稷下學宮的衰敗與作用

稷下學宮持續了大約150餘年，到了齊泯王時期，齊國勢力幾乎臻於巔峯，但繁盛的背景之下卻隱藏着巨大的禍患。稷下學宮的學者們察覺到了齊國勢力膨脹而即將引來的諸國聯盟，加之齊泯王剛愎自用不聽勸諫，學者們也相繼離開了學宮。

齊泯王十七年，秦、燕、趙、韓、魏五國聯盟攻入齊國都城臨淄，稷下學宮被迫中止運行。齊襄王復國之後，重建稷下學宮，雖然此時的稷下學宮並不乏像荀子這般當世大儒，但齊國國力的衰敗也無力再支持稷下學宮的活動，而且齊國後期君主多昏庸，對學宮的學者養而不用，使得學宮更加一蹶不振。

齊王建四十四年，秦將王賁攻入齊國都城臨淄，稷下學宮也就永遠向當世學者關上了大門。秦統一之後施行“焚書坑儒”的文化專制政策，徹底將稷下學宮這種制度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從漢代開始歷朝雖然也會開設太學、國子學等機構，這些機構部分地繼承了稷下學宮的優良傳統，但只治儒業，決定了太學等機構只具稷下學宮之形，而不具備其神。

縱觀稷下學宮在齊國存在的150餘年間，作為齊國的智庫與最高教育機構，既為國家政策方針的制定出謀劃策，也繁榮了學術，成為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的一個重鎮。自由作為稷下學宮的核心因素，是其成功的必要條件，但也因為諸多學説繁雜，亂花迷人眼，齊國統治者終究沒能在諸多的學説中做出取捨，讓其成為齊國統一道路上的思想綱領。

稷下學宮對於當下的歷史意義在於其以“自由”為核心的辦學理念，這在整個中國古代可謂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充分的自由保證，優渥的經濟環境，獨特的管理方法，使稷下學宮成為中國歷史上獨具特色的教育典範和自由論壇，也為當代的大學建設提供了一個可供借鑑反思的對象。

文史君説

稷下學宮的歷史不由地讓我們想起了中國近代史上另外一座教育史上的奇葩——西南聯大，兩所教育機構同生於亂世，同具有兼容自由的辦學理念，當然也都極大地促進了學術教育的發展。西南聯大和稷下學宮的歷史有利於我們重新思考“錢學森之問”，要想培育出傑出人才，一個獨立、自由、包容的學習和科研環境必不可少，不同的學説思想激盪辯駁，和而不同，避免學生們坐井觀天，從而失去創新能力。

參考資料

張岱年：《稷下學宮的歷史意義》，《管子年刊》1994年第1期。

吳文哲：《稷下學宮的產生與其歷史作用的研究》，2008年福建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張曙光：《稷下學宮的辦學理念及其當代意義》，《湖南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報》2009年第5期。

鄭傑文：《齊國稷下學宮的興與衰》，《人民論談》2018年第3期。

（作者：浩然文史·景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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