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中國的前現代與後現代困境_風聞

文 | 雙瞳

河中的石頭：大洋彼岸的鄉土怒吼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韓毓海有本著作叫做《五百年來誰著史》，但倘若人類的歷史還能繼續綿延到下一個五百年的話，那麼不管是誰去書寫我們當下所處歷史的篇章，作為歷史轉折點的2016年一定會被大書特書上難以想象的濃墨重彩。2016年前的美國，在包括美國人自己在內的想象裏，是一座由數不盡的超市、大型購物商場、美輪美奐的大學以及常人難以理解原理的高科技結晶所構成的“山巔之城”。在這座山巔之城裏，罪惡無所遁形，即便有的時候會有小小的瑕疵，但光明永恆存在。

這種情況至少從1991年開始（如果不是從1978年乃至更早開始的話）並一直持續到到2016年。現在的我們可以對所謂的“鐵鏽帶”、“紅脖子”、“去工業化”這些名詞耳熟能詳，但是如果我們不去裝逼的運用乃至發表這些自己並未完全瞭解清楚的詞彙，而是承認我們對它們的瞭解不過才開始了區區幾年的話，我們會發現，長久以來，對這另一半的美國，一知半解都不足以形容，更適合的描述是即便我們潛意識裏知道超市裏長不出菜肉米油，表意識也因為生活在晚期資本主義所提供的的景觀社會中而自動屏蔽了事實——我們當然可以繼續捂住耳朵，直到大廈崩塌的那一天來到之前，都可以用帶有蔑視意味的“保守派”、“鐵鏽帶紅脖子”來形容那一半失語多年的美國人。

在這個意義上，筆者十分討厭“傳統”、“保守”這兩個詞彙。在某一個時刻，量變產生了質變，傳統（或者用“老祖宗傳下來的東西”這個更耳熟能詳的短語來表達）從“怎麼會有錯”變成了“一定是錯的”的先驗性概念根植於我們的腦海，以至於只要我們一提到保守派或者支持一些傳統理念的人，腦海裏所浮現的方程解就是愚昧與迷信。與之相對的，在城市寫字樓裏一邊抿着星巴克那溢價咖啡一邊敲擊鍵盤的高學歷白領們信仰着的價值觀則一定是進步的、正確的。而當非城市地區的罪惡以一種與城市人口主流價值觀產生衝突的表象展現出來的時候，沉醉於景觀社會的我們彷彿被針紮了一樣跳了起來，變成了那個長期成為諷刺對象的“關掉、關掉，一定要關掉”的MEME主角，或者而更進一步的話説不定會變成“殺掉、殺掉，一定要殺掉”的另一個MEME主角。

我們在2016年與2020年的美國大選中觀測到的，就是這樣的一副景象——無非是2016年底，進步人士們如喪考妣，2020年底進步人士們劫後餘生罷了。劫後餘生嗎？我看未必，至少筆者寫作期間，進步主義人士視為救世主的Biden以及其代表的盎格魯撒克遜匪幫，一邊通過其壟斷全球的議程設置能力將一場因北約東擴挑起的戰爭修改為“單方面侵略戰爭”，一邊輕輕鬆鬆拿出了常人難以想象的數字平息了盎格魯撒克遜皇族（字面意義上的貴族）所涉及的反人類罪行，至於更早一些的某個名字和愛因斯坦很像的人突然“自殺”在監獄裏的事情幾乎已經被媒體忘得一乾二淨了（至於更近一些的同夥的突然死亡也沒有在任何平台上引起什麼波瀾）。

這樣嚴酷的現實，固然在壟斷全球的“高等精靈”發聲集團的迴護下“迴歸了”2016年前的“日常”，但經歷過2016年的我們，真的還能假裝失語者們並不存在嗎？

不管如何，大分裂在今天已經不是個新聞。看了四五年海的對面的鬧劇的我們，也終於在最近爆發的事件當中再一次直面那個曾經一度被經濟發展所“擱置”的問題，或許説“擱置”也並不對，問題一直存在，也並不是沒有人知道或者意識到甚至嘗試改變過，這個問題在薩米爾·阿明、伊曼紐爾·沃勒斯坦等人賦予其學術化的名稱“依附理論”/“世界體系論”之前，那個曾經組織起來用盤尼西林給失足婦女治病的政權就已經注意到了。

今天我們叫它“中心—外圍”結構，或者換個老生常談的詞彙吧“城鄉二元”。只不過在2016年之前，依附理論只拿來分析過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不發達國家的之間的不平等關係或者發展中國家/不發達國家內部的城鄉二元矛盾，2016年發生的政治動盪，首次讓我們意識到依附論與世界體系論（這兩者是高度聯繫的）甚至可以拿來解釋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內部的極其劇烈的城鄉二元對立問題。

過去我們只是認為發展中國家通過承接發達國家的製造業轉移，通過以自身為代價獲得被發達國家限定了上限的發展權力，現在我們則意識到與這樣的瑪諾洛斯之血並行的是作為美國基石（或者説整個西方）的製造業與農業人口逐步成為了他們所在土地上的“新異族”（超級諷刺）。阿莉·拉塞爾·霍赫希爾德在其著作《故土的陌生人：美國保守派的憤怒與哀痛》中通過對茶党進行（在本文的語境裏，基本上可以認為茶黨=川粉）實地對話與研究，為我們描述了與城市自由主義左翼所理解和宣傳的世界截然不同的美國鄉土人士的理解：

你並非沒有同情心。可現在你被要求同情所有插隊到你前面的人。因此你對呼籲同情的聲音充滿戒備。人們説你有種族主義、歧視、性別偏見。你聽説過一些故事：受壓迫的黑人、被壓制的女性、疲憊不堪的移民、不敢公開的同性戀者、絕望的難民。但某一刻，你告訴自己，必須對同情心關閉邊界——尤其是當他們中有人可能有損你的利益時。你自己也受了不少苦，卻沒有抱怨。

老實説，一個城市左翼自由主義者能夠靜下心來關注美國鄉土人士的想法已經可以用“Well educated man/woman.As an American”來形容了，但以筆者的角度來看這本書的行文邏輯也不過是從標準liberal常有的，對鄉土人士的厭惡與憎恨，轉變成了居高臨下的同情與憐憫罷了。在這種同情與憐憫當中我們可以看到城市左翼自由主義者在反對經典現代化理論時對經典現代化理論的繼承，對此王曉平老師（參看公眾號保馬的相關文章）概括到：他們認為鄉土社會（前現代社會/東方社會/非洲社會/南美洲社會等）就是愚昧與無知、貪婪與殘暴所組成的，因此知識界需要給予他們寬恕和啓蒙。

而這種繼承與1980年代以來重新流行的有關“傳統觀念和習俗導致農民/中國愚昧，需要加以“啓蒙”的話語是有高度一致性的，無非是多了一個居高臨下的寬恕罷了。而這個人道主義、人文主義的寬恕最終導致的現實（難民危機、特朗普崛起等）使得我們開始意識到，這個石頭恐怕不能用來摸着過河。

農民與市場：光鮮與醜惡的辯證

在當前圍繞所有對“農民”、“保守派”、“宗族”、“基層失序”、“男權/父權”等詞彙的討論中，這些來源於鄉土社會，最終在城市人口所壟斷話語權的新媒體平台上成型的概念，逐步變成了某種“逆波爾布特”式的張獻忠主義的復活。然而，我們不得不面對的一個事實是，在同一批人眼裏“本質農民起義”、“破銅爛鐵的工業化”的前三十年中國，拐賣婦女兒童這一古老的罪惡曾一度絕跡。

王金玲在《中國拐賣拐騙人口問題研究》中提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人口買賣收到重創，拐賣拐騙婦女兒童的現象遭到嚴控和遏制，相關的研究也逐步淡出研究者的失業。但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後，這個古老的罪惡死灰復燃，進入到飛速城市化的90年代後，更一度成為一大社會問題。在筆者的幼年記憶中，就有着父母親人嚇唬筆者“再鬧就把你賣給人販子”的印象，可見當時人販子與婦女兒童之間的社會意識關係已經接近於合肥之戰後張遼與東吳小兒之間的關係。

這樣的悖論是非常奇怪的，因為假如鄉土社會的醜惡與罪孽來源於鄉土社會本身，那麼傳統的現代化理論以及與傳統現代化理論一脈相承的後現代批判理論在解釋這一現象時是無力的。其一是因為後現代批判在實踐（人）層面上熱愛“有機”、“純天然”、“非工業化”等概念，這種批判本質上展現着對農村的奇妙東方主義想象的同時，經濟基礎又高度依賴於傳統製造業與農業——

持有這些觀點的人，大概率擁有較高的教育背景且生活的地點是精加工產品堆砌出的現代高樓大廈，父母則是所謂的“雙職工”，而這些現代化的高樓大廈、白領就業崗位是與上文所説的瑪諾洛斯之血是息息相關的，比如新傳系統畢業的要麼留校任教，要麼在寫字樓裏當個新媒體編輯（笑），家裏有路子的可能會安排到某個企業的文職崗位當個文員。而我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寫字樓是農民工一磚一瓦建的，日常的外賣高概率是外地進城打工的農業人口從生產到加工到送達一站式提供的。

其二是因為，為中國帶來了可以稱之為“革命的現代性”的中國共產黨，在路線選擇上至少從1935年的遵義會議開始到1978年進入現代化新階段（或者説迴歸傳統現代化範式）的這四十多年裏，一直同農民保持着更為緊密的聯繫（相對於1921-1935和1978-2013）。假如説鄉土社會的罪惡來源於鄉土社會本身，那麼為什麼這些年代裏販賣婦女兒童的罪行反而消失了呢？

潘維在《農民與市場-中國基層政權與鄉鎮企業》中認為，蘇南地區鄉鎮企業的大發展，與人民公社傳統和社隊企業的早期成就脱不開關係，筆者能夠理解其勾勒的兩個三十年不互相否定的理論與現實基礎，但即便脱不開關係，集體公社在不同時期的核心組織形式也是不同的。就像他在書中引用的來自橫林鎮某村支部書記的説法中提到的那樣，村集體所有制鄉鎮企業在鄉鎮企業組織者眼裏與西方的股份制企業並沒有什麼不同，潘維藉此來説明私有化不是農村現代化的唯一道路，但隨後的一些例子裏提到，至少在1994年上下，蘇南地區已經出現渴望私有化鄉鎮企業的新興企業家了，至於蘇南模式到今天究竟誕生了怎麼樣的結果，我想疫情期間一度傳遍全網的“江蘇十三太保”非常能夠説明問題。

集體所有制的鄉鎮企業無論有沒有最終私有化，在全民所有制發生變更的情況下，實質上產生了一種資本主義化的封建（封土建國）組織。

同樣，以所謂“蘇南模式”實現經濟騰飛的江蘇，也在以鄉鎮企業為經濟基礎的情況下展現出了類似的特徵——江蘇的內鬥在其展現出正面形象時是救苦救難的“十三太保”，在其展現出負面形象時則是村長大戰的“戰國時代”（日本），要知道總是現有村莊然後才有縣市的，正是因為江蘇基層政權與各地鄉鎮企業的共生關係，才會使江蘇產生內鬥省的外號——與經常被吐槽的山東不同，如果説山東歷史上的封建性表現在惡劣自然環境下對生兒子的極度渴望（有兒子才能爭水井，而從最新的報告來看董某某並沒有刻意的要“多子多福”，後續的數個孩子的誕生反而更接近於節育知識的匱乏），那麼江蘇各地區對勞動力、人才以及資源的爭鬥使得鄉鎮企業更希望既有勞動力與人才及資源以家庭的形式進行“貔貅”，這就使得拐賣的買方市場在鄉鎮企業騰飛的90年代再度興起。

很多人不理解有些人在給豐縣董某某辯護時提到的所謂“收買”/“收納”，覺得這好像是什麼“天塌下來”、“三觀崩塌”的事，結合這些人的階級成分與ta們希望豐縣的受害者是李瑩而不是小花梅的客觀事實來看，與其説ta們是在反對拐賣，不如説ta們是在反對賤賣。因為這樣的“收納”/“收買”廣泛的存在於這個世界上——

比如前些年一度在互聯網鬧得沸沸揚揚的“亞裔偷渡英國”案，當時一眾公知斷言是中國偷渡客，因為他們希望證明中國的經濟要完了，結果弄了半天那些偷渡客是來自越南的打工者。我們知道，在國際間，偷渡和拐賣基本上是一回事，蛇頭的許諾和欺騙對於渴望着美好生活的人們來説並沒有區分的必要。出身於雙職工家庭，從小至少是在三線以上城市長大，至少能考上中專的新媒體平台用户是不太會理解他們的想法的，但如果我們換個ta們能夠理解的説法，是不是罪惡感一下就消失不少了呢？

“你在某個靠近一線的二三線城市/城鄉結合部（雲貴川農村）得了一種怪病，你去上海/北京/深圳(縣城)的大醫院查了，他們也説治不好，就算治好也要花去很多錢，現在有個熟人説有渠道可以帶你去加拿大（江蘇）找醫生，還可以走加拿大醫保的渠道不用花去很多錢，唯一的問題是你要嫁給一個加拿大白人，但是你嫁給加拿大白人之後可以獲得加拿大國籍，這一套甚至不用你花錢，加拿大白人很喜歡亞裔姑娘，他已經把服務費路費還有彩禮都出了，你願不願意？”

一個真正反對拐賣且支持平權的人是能夠意識到上述故事的實質與豐縣發生的罪惡並無不同，僅僅是物質條件的飛躍式增長就使得整個事件的罪惡無限制的下降了（平時説自己想潤的男男女女別在這個時候否認啊）。質疑的人會説這個故事是筆者編的，可真的是我編的嗎？筆者寫作本文時，已經分別在歐洲與美洲有過了為期不短的生活體驗，從事着基礎工作的少數族裔們並非一開始就在他們現在所在的這個土地上，他們的家鄉因為這樣或那樣的原因長期處在貧窮與愚昧之中，而他們服務的對象恰恰就是造成他們家鄉貧窮愚昧的罪魁禍首之一。

筆者並非是要給難民引發的社會問題給予一個正當化的理由，而是想強調，依附論視角下，發展中國家內部的城鄉二元是可以拓展到整個當代世界體系當中去的，所有的發展中國家乃至人力資源豐富國家都是作為“城市”而存在的發達國家所下轄的“農村”。因此，即便我們不談世界範圍內的“難民危機”，想要徹底終結讀者身邊的“農民危機”，也要重新思考過去數十年的現代化範式，更要拒絕單純的人文主義思潮下的人性論與啓蒙主義影響下的啓蒙論。

鄉村振興：鮮花與荊棘之路

只要是認真看了最近的相關文件，就知道對鄉土社會的移風易俗就在黨中央所提出的鄉村振興的大背景下如火如荼的進行着，只不過真要討論鄉村振興，滾去書房讀完温鐵軍的《八次危機》系列或者乾脆打開手機點開B站APP收看温鐵軍踐聞錄也比聽筆者這樣的半吊子在這説有的沒的要好，因此筆者不打算在這個收尾的階段給讀者們提供一些二手知識。但筆者在疫情發生之前，曾因緣際會的親身參觀了東南某省某市某村的“鄉村振興”企劃，體驗只能説是一言難盡：

在東南某省的依山而建的公路奔馳了一個多小時後，筆者來到了XX市XX區“紅色榮耀”旅遊基地啓用暨首發團儀式的所在地XX區XX鎮XX村。剛進入村子，最顯眼的就是一個巨大的觀音菩薩像（如果筆者的記憶沒有出錯的話），隨後讓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典型東南地區裝修風格的十分豔麗的嶄新祠堂。在相關新聞報道中，“xx區文旅局有關負責人表示，近年來，xx把發展鄉村旅遊作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抓手，集中全力在全區打造了一批鄉村旅遊示範村，全區鄉村旅遊市場蓬勃發展。以xx村為例，今年深入挖掘紅色的歷史文化，打造紅色旅遊品牌，使得紅色旅遊成為xx區鄉村旅遊發展一張嶄新的名片”；“當天，參加活動的人員組成首發團，體驗xx村紅色旅遊精品線路，相繼參觀了xx影劇院、遊客中心、人民英雄紀念碑、黨員文化公園、軍裝發展史館、黨羣同心館（食堂）等項目點”。那麼，作為首批客人的筆者所見到的情況是什麼呢？

唯一的“紅色旅遊資源”。也不是説不該紀念為保衞新中國而犧牲的先輩們，問題是作為旅遊景點，這裏的故事就是太過單薄了，根本不足以撐起長期的鄉村振興

因為其實並沒有什麼紅色旅遊資源，所以被迫將舊祠堂改建為“軍服博物館”，説是改建，其實就是貼了牆紙然後訂購了一批假人模特和軍服，按照時間順序擺一擺。旁邊的軍服是類似於導遊的服務人員，筆者出於好奇詢問了其中一部分人“四個意識”是什麼，發得到尷尬的沉默作為回答。

黨羣同心館（食堂）vip包廂裏的圖畫號

但既然是鮮花與荊棘之路，那就不能只給你們看荊棘而不給你們看鮮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