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中立化”現實嗎？芬蘭-蘇聯之戰的另類啓示_風聞

轉自公眾號“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id：gh_77229c21d020）

**導讀：**在當下對烏克蘭危機解決之道的討論中，中立化成為一個熱議選項。著名國際關係學者與外交家基辛格曾在2014年提出，要想解決烏克蘭危機，烏克蘭領導人應在堅持獨立性和民選政府的同時，學習芬蘭的中立戰略，避免俄羅斯的敵意。芬蘭道路確實與絕大多數歐洲國家的選擇截然不同，在冷戰中，芬蘭在和西方加強聯繫的同時與蘇聯保持了良好關係。然而，“芬蘭道路”並非從天而降，它始於一場不亞於當前俄烏衝突的地緣敵對和殘酷戰爭。只有搞明白芬蘭當初如何度過危機，才能判斷烏克蘭“中立化”是否現實。

二戰期間，地理與歷史因素導致芬蘭和蘇聯互不信任，兩國先後爆發冬季戰爭（1939-1940）和繼續戰爭（1941-1944），在雙方都付出極大傷亡代價後，芬蘭簽訂條件苛刻的停戰協議。隨後，芬蘭出台了全新的戰後政策，1946-1981年巴錫基維和吉科寧兩位總統執政期間，致力於建立與蘇聯之間的互信關係，在此基礎上推進與西方的合作，併成為蘇聯和西方之間的交流門户。芬蘭的謹慎行事換來了國家的獨立自主和經濟的增長。

作者進一步分析了影響芬蘭危機解決的有利與不利因素。有利因素包括：首先，芬蘭清醒地反省了戰前的外交政策，認清不可能與蘇聯長期對抗的現實，並改變了以往忽視蘇聯的政策。其次，芬蘭展現出強烈國家認和捍衞國家獨立的決心。最後，芬蘭能夠堅持不懈探尋可能的危機解決方案，並在特定情況展現出靈活性。而不利因素則有：一開始芬蘭國民缺乏危機共識，在危機過程中缺乏盟友援助、缺乏可供借鑑的經驗、地緣政治的約束。

但是，芬蘭的中立選擇其實頂着巨大壓力，不乏有人以貶義的“芬蘭化”（Finlandization）一詞來諷刺芬蘭的妥協，把中立視為可悲、屈辱和主權讓步。這些人無須面對芬蘭的地緣政治困境，他們反對“芬蘭化”，本質上是恐懼屈服於蘇聯。如今烏克蘭危機在諸多方面都呈現出與芬蘭危機類似的特徵，芬蘭的案例強烈表明，戰爭和敵對有可能轉變為和解與中立，但需具備一定條件。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特編髮本文，供讀者思考。文章出自《劇變：人類社會與國家危機的轉折點》（中信出版社2022年），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

芬蘭與蘇聯之戰

撰文｜賈雷德·戴蒙德

來源｜《劇變》

▲ 芬蘭至今為止仍拒絕加入北約。圖源：互聯網

芬蘭屬於斯堪的納維亞（北歐）國家，僅有600萬人口，西毗瑞典，東鄰俄羅斯。在一戰爆發前的一個世紀內，芬蘭還未成為獨立國家，僅僅是沙皇俄國的一個自治大公國。那時候的芬蘭一貧如洗，在歐洲內部不太受到關注，在歐洲以外更是寂寂無聞。二戰剛開始時，芬蘭雖已獨立，但尚未擺脱貧窮，依然把農業和林業生產作為自己的經濟重心。今天，芬蘭因科技和工業舉世聞名，並且成為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之一，其國內人均收入水平可以和德國及瑞典相提並論。這個國家的安全建立在一個明顯的矛盾局面上：作為一個自由主義社會民主政體，芬蘭在長達數十年間與奉行共產主義的蘇聯以及如今的俄羅斯保持着良好的互信關係。芬蘭國家特徵的這種矛盾組合構成了一個選擇性變革的突出案例。

1/1945年之前的芬蘭：戰爭時代

數千年前，還是史前時期的時候，第一批説芬蘭語的人開始在這片大陸定居下來。芬蘭的歷史最早可追溯至大約1100年，即第一次出現關於芬蘭的詳細書面記載時，自此之後，芬蘭一直是瑞典和俄國的爭奪對象。大部分時候芬蘭都處於瑞典的控制之下，直到1809年，俄國吞併芬蘭。在19世紀很長一段時間內，俄國沙皇允許芬蘭擁有較大的自治權，芬蘭可以有自己的議會、行政權和貨幣，而且俄國沒有強迫芬蘭人使用俄語。但是，在1894年尼古拉斯二世即位成為新沙皇后，他任命可惡的尼古拉·博布里科夫（在1904年被一名芬蘭人刺殺）為芬蘭大公國總督，俄國開始對芬蘭實施高壓統治。於是，在1917年年未，一戰即將結束，俄國十月革命爆發後，芬蘭宣佈獨立。

芬蘭的獨立引起了慘烈的芬蘭內戰。一方是被稱為“白軍”的保守政府派，由在德國受訓的芬蘭部隊組成，並受到在芬蘭境內的德軍協助。他們的對手是代表芬蘭共產主義勢力的“紅軍”，以及仍駐紮於芬蘭境內的俄國部隊。1918年5月，出於鞏固勝績的考慮，白軍射殺了近8000名紅軍，還有2萬名紅軍被困在集中營裏，在飢餓和病痛之中死去。要是以一國平均每個月被殺害的國民人數佔國民總人口的比例來算，芬蘭內戰是1994年盧旺達種族大屠殺發生之前，世界上死亡人數最多的一場內戰。這場內戰很可能會給這個年輕的國家埋下分裂的禍根，但幸好芬蘭國內勢力迅速達成和解，倖存的左翼紅軍重新獲得了完整的政治權利，在1926年，一名左翼人士還成了芬蘭的總理。然而，有關內戰的痛苦記憶使芬蘭對俄國心存恐懼，因此影響了之後芬蘭對蘇聯的態度。

20世紀二三十年代，芬蘭始終對由俄國發展而成的蘇聯感到畏懼。兩國在意識形態上不同：芬蘭是資本主義國家，蘇聯則是共產主義國家。芬蘭人難以忘記最後一代沙皇治下的俄國對芬蘭的壓迫，他們害怕蘇聯會想要重新奪回芬蘭。他們在擔憂中目睹斯大林在20世紀30年代掀起的陣陣腥風血雨。和芬蘭最直接相關的事情是，蘇聯開始在其與芬蘭國界線以東、人煙稀少的蘇聯國土上建設機場和鐵路。這些鐵路中有一條直達芬蘭，終點是沒有設置邊界的森林中央，除了為入侵芬蘭做鋪墊，你想不到它還能有什麼別的用處。

當德國在希特勒的統治之下重整武裝，並且與蘇聯越來越呈現出相互對抗的姿態時，芬蘭試圖維持一種中立的外交政策，忽略來自蘇聯的威脅，期盼這種威脅不會引發任何實際行動。

結合地理和歷史因素，芬蘭有充分的理由對蘇聯心存憂慮，同樣地，蘇聯也出於同樣的理由對芬蘭持懷疑態度。二戰以前，兩國的邊境在列寧格勒以北僅30英里的地方。早在1918年，德國軍隊就已進駐芬蘭對抗共產主義勢力；英法兩軍更是在19世紀50年代的克里米亞戰爭中進入芬蘭灣，對聖彼得堡進行封鎖或進攻；18世紀初，法國曾在赫爾辛基港建造了大型要塞，以準備進攻聖彼得堡。20世紀30年代後期，斯大林有充分的理由擔心德國會在希特勒的領導下擴張版圖。希特勒在其自傳《我的奮鬥》中表達了德國東擴、吞併蘇聯的願景。斯大林目睹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國在1938年3月吞併了奧地利，在1939年3月接管了捷克斯洛伐克，並開始對波蘭造成威脅。於是斯大林向波蘭提出共同防衞計劃，應對來自德國與日俱增的威脅，但法國、英國和波蘭都拒絕了這個提議。

1939年8月，希特勒和斯大林突然停止敵對，並簽署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又被稱為《莫洛托夫–裏賓特洛甫條約》。芬蘭人懷疑，這份條約中包含了分割勢力範圍的秘密協議（後來被證明確實如此），不出所料，德國承認芬蘭屬於蘇聯的勢力範圍。該條約簽署後，德國隨即閃電入侵波蘭，幾周之後，蘇聯入侵了波蘭東部。可以理解，斯大林想要將蘇聯的國界儘可能地向西推移，以應對德國不斷增強的威脅。

1939年10月，因仍然擔心德國最終會發動攻擊，蘇聯迫切地想把自己西部的邊界儘可能向西推進。《蘇德互不侵犯條約》既已暫時保住安全，蘇聯對鄰近的波羅的海四國——立陶宛、拉脱維亞、愛沙尼亞，以及芬蘭發出最後通牒。對於前三個國家，蘇聯提出的要求是在其境內設立蘇聯軍事基地，並且蘇軍有自由出入這些基地的權利。允許蘇軍駐紮顯然會使三國失去自衞能力，但弱小的它們認為自己掙扎無望，只好接受蘇聯的要求。到1940年6月，三國終被蘇聯吞併。蘇聯在1939年10月初對芬蘭提出了兩項要求。第一項要求是，蘇芬兩國原本在卡累利阿地峽的邊界必須要撤到離列寧格勒更遠的地方，這樣列寧格勒就不會被他國（例如，1918年在芬蘭駐軍的德國）任意轟炸或據為己有。雖然芬蘭本身對蘇聯不構成威脅，不會襲擊蘇聯，但從現實角度考慮，蘇聯擔心某些主要的歐洲力量通過芬蘭打擊自己。第二項要求是，允許蘇聯在芬蘭首都赫爾辛基的南部海岸建立海軍基地，並要求芬蘭割讓位於芬蘭灣的一些小島。

蘇芬兩國之間的秘密談判從1939年10月持續到11月。芬蘭方面同意做一些讓步，但遠遠沒有達到蘇聯的要求，儘管曼納林將軍強烈敦促芬蘭政府做出更大讓步，因為他深知芬蘭軍隊的弱勢，並且（作為前沙俄軍隊中將）他很清楚蘇聯方面提出這些要求出於地理原因。可是，芬蘭政府內部各方勢力（包括左翼和右翼，即內戰中的紅軍和白軍）一致拒絕做出進一步妥協。

芬蘭人同仇敵愾、拒絕妥協的第一個原因是，他們害怕斯大林的真實目的是要侵佔整個芬蘭。芬蘭人很擔心這次要是滿足了蘇聯的要求，將來會沒法拒絕蘇聯更多的要求。如果芬蘭放棄了卡累利阿地峽的陸地防線，蘇聯經由陸路大舉入侵芬蘭將會變得輕而易舉。如果允許蘇聯在赫爾辛基附近建立海軍基地，那麼蘇聯將能夠同時從陸路和海路對芬蘭首都進行轟炸。

芬蘭人拒絕妥協的第二個原因來自他們對斯大林的誤判：芬蘭人認為斯大林只是虛張聲勢，他實際想要的並沒有聲稱的那麼多。同樣地，斯大林也出現了誤判，他覺得芬蘭人也不過是在虛張聲勢。斯大林沒有想到的是，一個區區小國竟如此瘋狂，欲以蚍蜉之軀撼動人口比自己多出近50倍的大國。蘇聯的作戰計劃顯示，蘇軍預備在兩週內拿下赫爾辛基。芬蘭人拒絕妥協的第三個原因在於，他們誤以為世交邦國會在芬蘭需要的時候提供防衞上的幫助。除此之外，芬蘭部分領導者推測，如果蘇聯入侵芬蘭，芬蘭的軍隊至少能撐半年，儘管曼納林將軍警告他們這絕不可能。

1939年11月30日，蘇聯對芬蘭發動進攻，宣稱芬蘭的炮彈在蘇聯領土着陸，並炸死了數名蘇聯士兵。（赫魯曉夫後來承認，這些炮彈實際上是在蘇聯內部從蘇聯的武器中發射出的，是一名想挑起戰爭的蘇聯將軍下達的命令。）隨之而來的戰爭被稱為冬季戰爭。蘇聯軍隊在兩國邊界沿線發動攻擊，赫爾辛基等芬蘭城市遭到蘇聯飛機的轟炸。在轟炸第一晚，芬蘭的平民傷亡人數便達到了其在二戰期間平民傷亡總數的10%。

▲ 冬季戰爭中芬蘭繳獲的蘇聯坦克。圖源：互聯網

在冬季戰爭和繼續戰爭這兩場戰爭中，芬蘭在與蘇聯及德國對抗時總共損失了10萬人。這一人數佔當時芬蘭總人口的比例，倘若放在今日的美國，相當於有900萬人死於同一場戰爭。另外，戰爭還導致9.4萬芬蘭人或傷或殘，3萬芬蘭女性失去丈夫，5.5萬芬蘭兒童成了孤兒，還有61.5萬芬蘭人無家可歸。

停戰條約要求芬蘭“聯合同盟國力量，逮捕被指控為戰犯的人員”。同盟國所界定的“芬蘭戰犯”是：蘇芬戰爭期間芬蘭政府的領導者。如果芬蘭不起訴自己國家的領導者，那麼蘇聯會親自動手，並以嚴刑處之，很可能會將他們判處死刑。

停戰條約中，蘇聯還對芬蘭提出賠款要求：芬蘭必須在6年內向蘇聯支付高達3億美元的鉅額賠款。雖説後來蘇聯把賠款支付年限延至8年，並把金額降到2.26億美元，但對當時規模極小並且尚未工業化的芬蘭經濟來説仍舊是一個沉重的負擔。然而，矛盾的是，賠款的壓力刺激了芬蘭經濟的變革，促使芬蘭發展包括造船業和出口加工業在內的重工業。（這筆賠款從而印證了中文裏“危機”一詞的含義，其中“危”表示“危險”，而“機”意味着“機遇”。）這場工業化革命帶動了戰後芬蘭經濟的增長，芬蘭也因而從一個貧困的農業國發展成為現代化工業國（再到如今的高科技產業國）。

除賠款外，芬蘭還須同意與蘇聯開展更多的貿易往來，與蘇聯的貿易額要達到芬蘭貿易總額的20%。芬蘭從蘇聯進口物資，尤其是石油。事實證明，這對芬蘭大有裨益，因為芬蘭無須像其他的西方國家那樣，高度依賴中東石油。但是，根據貿易協定的內容，芬蘭還必須進口劣質的蘇聯商品，比如機車、核電廠和汽車，儘管這些物品如果從西方國家購買會更物美價廉。

2/1945年之後的芬蘭：中立時代

芬蘭人把1945—1948年稱為“危險的年代”。現在回過頭來看，我們知道芬蘭最終熬出了頭，可在那些年間，芬蘭的前景並不樂觀。蘇聯要求的賠款對仍以農業生產為主、尚未開展工業化改革的芬蘭經濟來説負擔沉重。在這個危險的年代，芬蘭出台了全新的戰後政策。這項政策後來被稱作“巴錫基維–吉科寧路線”，是因芬蘭的兩位總統而得名的，他們分別是：尤霍·巴錫基維，執政時間為1946—1956年；烏爾霍·吉科寧，執政時間為1956—1981年。這兩位總統制定並且不遺餘力地實施這一路線長達35年之久。

巴錫基維–吉科寧路線扭轉了芬蘭在20世紀30年代實施的忽視蘇聯的災難性政策。巴錫基維和吉科寧從這些錯誤中吸取了教訓。對他們而言，不可忽視的痛苦現實是：芬蘭就是一個弱小的國家；它不能期待從西方盟友那裏得到任何幫助；它必須理解蘇聯的想法，並且時時放在心上；它必須與蘇聯各級政府官員保持密切對話；它必須向蘇聯證明自己可以信守承諾、履行協議，從而獲得蘇聯的信任。

維持蘇聯的信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芬蘭必須竭盡全力。巴錫基維和吉科寧均對蘇聯和蘇聯人民較為了解。巴錫基維分別在1939年10月、1940年3月和1944年9月代表芬蘭與蘇聯展開和談，他還曾擔任芬蘭駐莫斯科大使一職。巴錫基維認為，斯大林在處理與芬蘭關係時的主要動機無關意識形態，而是關乎戰略和地緣政治因素，具體指的是：蘇聯重視的是保衞其第二大城市列寧格勒（即現在的聖彼得堡），防止發生如過去那般由芬蘭或經過芬蘭灣發動攻擊的軍事事件。如果蘇聯覺得自己的前線並未受到威脅，那麼芬蘭也會很安全。但是，只要蘇聯覺得不安全，芬蘭也沒有辦法安全。説遠一些，世界上任何地方發生衝突都有可能讓蘇聯感到不安並因此對芬蘭提出要求，所以説，芬蘭必須積極地維護世界和平。巴錫基維和後來的吉科寧成功地與斯大林，以及後來的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建立了深厚的互信關係。

▲ 芬蘭前總統烏爾霍·吉科寧（左）與蘇聯領導人尼基塔·赫魯曉夫。圖源：getty image

​吉科寧總統在他的自傳中闡述了巴錫基維和他自己的政策：

芬蘭外交政策的基本任務是在本國的生存安全和地緣政治環境的主導利益之間做出協調……（芬蘭所奉行的是）預防性外交政策，在危險降臨之前就對其有所覺察，並採取措施規避這些危險……尤其對小國來説，我們從不妄想自己的立場能改變大局，對我們而言，至關重要的是能夠及時形成的認知，瞭解未來軍事和政治發展會受哪些因素影響……一個國家應當自力更生。戰爭年代的我們在這一方面吸取了慘痛的教訓……經驗還告訴我們，一個小國絲毫沒有把外交政策方案和情感混為一談的餘地，無論是正面還是負面的情感。一項切合實際的外交政策應當基於對國際政治關鍵要素的認知，這些要素包括國家利益以及國與國之間關係的影響。

因為芬蘭堅定不移地奉行巴錫基維–吉科寧路線，使蘇聯（以及今天的俄羅斯）在過去的70年中對芬蘭有所為且有所不為。蘇聯減少了芬蘭需要支付的戰爭賠款，並在支付時間上給予了寬限。1955年，蘇聯海軍從芬蘭的海軍基地撤離，還從距離赫爾辛基僅10英里的波卡拉撤走了自己的炮兵部隊。芬蘭逐漸擴大與西方的貿易合作，同時減少和蘇聯的貿易往來，與歐洲經濟共同體來往密切，並加入歐洲自由貿易聯盟。在這些事情上，蘇聯選擇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蘇聯當然有能力阻止其中大部分的事。如果不是因為信任芬蘭和芬蘭的領導者，並且有足夠的安全感，蘇聯才不會這般行事。

3/如履薄冰的平衡外交

在外交層面，芬蘭時時刻刻都像是在走鋼絲，一方面要和西方發展關係，另一方面要維護蘇聯對自己的信任。為了在1944年繼續戰爭結束後馬上與蘇聯建立互信，芬蘭按時履行了與蘇聯停戰的協議以及隨後簽署的和平條約。在發展與西方的關係方面，芬蘭努力避免讓蘇聯覺得芬蘭與西方的經濟融合度過高。比如，儘管急需馬歇爾計劃的援助，但芬蘭還是謹慎地拒絕了。在與歐洲經濟共同體簽訂協議並加入歐洲自由貿易聯盟的同時，芬蘭還和東歐共產主義國家簽署了一些協議，為蘇聯提供最惠國待遇，並且承諾蘇聯享有與歐洲經濟共同體夥伴國相同的特權。

在一些西方國家成為芬蘭最主要的貿易伙伴的同時，芬蘭也成了蘇聯的第二大西方貿易伙伴（僅次於聯邦德國）。西方商品主要經過芬蘭進入蘇聯。芬蘭對蘇聯出口的商品有：輪船、破冰船、消費品，以及建造醫院、酒店和工業城鎮所需的全部材料。對蘇聯來説，芬蘭是西方技術的主要來源，也是蘇聯面向西方的主要門户。如此一來，一個獨立並且和西方結盟的芬蘭對蘇聯來説更有價值。

由於蘇聯領導者很信任巴錫基維和吉科寧，芬蘭沒有像一般的民主國家那樣，在兩位總統任滿後就讓他們卸任，兩人在位時間一共長達35年。巴錫基維在86歲離開人世，在那之前，他擔任了10年的芬蘭總統，而他的繼任者吉科寧則在位25年，一直到81歲時因為健康出現嚴重問題才不得不辭去總統一職。1973年，芬蘭和歐洲經濟共同體展開談判之時，吉科寧親自拜訪勃列日涅夫，以個人名義保證芬蘭和歐洲經濟共同體的關係絕不會影響芬蘭和蘇聯的關係，打消了勃列日涅夫的疑慮。隨後，為了保證吉科寧能履行自己許下的承諾，芬蘭議會通過了緊急法令，推遲了原定在1974年召開的總統選舉，將吉科寧的總統任期延長了4年。

芬蘭的謹慎行事換來了國家的獨立自主和經濟的增長。從經濟角度來看，芬蘭作為一個小國，有不得不面對的現實：今天的芬蘭只有600萬國民，不可能像德國（有9000萬人口）或美國（有3.3億人口）那樣在經濟上享有規模優勢。要是芬蘭選擇像除歐洲和北美以外的許多國家那樣，維持很低的生活標準和較低的工資水平，芬蘭將永遠不會在經濟領域取得成就。以世界標準來衡量，芬蘭的勞動力數量永遠有限，而他們總會期望拿到高工資。因此，芬蘭必須充分利用其可用的勞動力，通過發展工業獲得高利潤。為了儘可能高效地利用其全部的生產力，芬蘭的教育體系旨在為每一個國民提供良好的教育，這跟美國現在的教育體系很不同，後者僅僅為少數人提供良好的教育。芬蘭的學校大部分是奉行平等主義的高質量公立學校，只有少數私立學校。對教育的高度重視使芬蘭培養出了大批高效能幹的勞動力。芬蘭的工程師數量佔國民總人口的比例是世界最高的。芬蘭在技術領域也是全球的領跑者。

如今，芬蘭的出口幾乎佔其GDP（國內生產總值）的一半，並且以出口高技術水平的重型機器以及製成品為主，這跟二戰前只能出口木材等傳統林業產品的芬蘭已不可同日而語。出色的教育體系和研發上的鉅額投入帶來的結果是，在僅僅半個世紀的時間裏，昔日窮困的芬蘭一躍成為全球首屈一指的富裕國家。如今芬蘭的人均收入水平跟法國、德國還有英國平起平坐，而這些國家的人口數量是芬蘭的10倍之多，並且都有着豐厚的家底。

4/無知的人才斥責“芬蘭化”

當我在1959年首次到訪芬蘭時，我對芬蘭和蘇聯之間兩次戰爭的歷史幾乎一無所知。當時，我問在芬蘭的幾位房東，芬蘭為什麼要實行那些政策，為什麼要進口那些質量不那麼好的莫斯科人牌汽車，為什麼那麼害怕與蘇聯發生衝突。我告訴他們，倘若芬蘭真的與蘇聯發生衝突，美國肯定會幫助芬蘭的。現在回想起來，再沒有比這更讓芬蘭人感到殘忍、無知以及無禮的話了。在芬蘭的國家記憶裏，充斥着這麼一種難以言説的苦痛：在1939年芬蘭與蘇聯戰爭爆發之際，無論是美國、瑞典、德國、英國還是法國，都沒有對芬蘭伸出援手。這段歷史告誡芬蘭人，芬蘭的存亡和獨立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不僅如此，只有當蘇聯感覺安全並對芬蘭委以信任時，才是芬蘭可以心安的時候。

許多非芬蘭人本應比我瞭解得更多，卻也抱着我當時的那種無知的態度，他們給芬蘭的這種政策取了個貶義的代名詞，叫作“芬蘭化”。《紐約時報》在1979年是這樣解釋芬蘭化的：“在一種可悲的狀態下，一個弱小的國家屈服於強大的鄰國，對自己的主權自由做出可恥的、令人尷尬的讓步。”那些斥責芬蘭化的人認為，芬蘭的政策實質上就是懦夫之舉。

確實，芬蘭的很多舉動嚇壞了西歐和美國的一眾觀察者。在美國或德國，絕對不會出現僅僅為了避免惹怒蘇聯而推遲總統選舉或總統候選人退出競選這樣的事情。這些行為似乎違背了民主國家賦予其公民的行動自由權。

在這裏，我再次引用吉科寧總統的話：“一個國家的獨立自主並非是絕對的……無須屈服於歷史必然性的國家是不存在的。”芬蘭需要比美國或德國更屈從於歷史的必然性，理由很明顯：芬蘭是個小國，與俄羅斯共享邊界，而無論是美國還是德國都沒有這些掣肘。那些對芬蘭化政策嗤之以鼻的人，你們覺得芬蘭應該怎樣做，是不是應該不顧忌蘇聯的反應，再次承擔與蘇軍發生衝突的風險呢？

那些反對芬蘭化的人心裏存在這樣一種恐懼：他們害怕蘇聯會打起自己國家的主意。不過，其他的西歐國家和美國的地緣政治環境與芬蘭完全不一樣，它們無須面對芬蘭的地緣政治困境。吉科寧對芬蘭外交政策的辯護濃縮成一句話就是：“芬蘭化不供輸出。”

實際上，芬蘭對蘇聯實行的外交政策必然是錯綜複雜的。這種政策產生的最終結果是，在二戰結束後的70年裏，芬蘭並沒有變成蘇聯或者（現在的）俄羅斯的附庸。相反，芬蘭成功地在和西方加強聯繫的同時，與蘇聯保持了良好的關係。與此同時，芬蘭人深知，際遇無常，因此芬蘭要求該國男性義務服兵役，女性可自願入伍。芬蘭人在服兵役時要接受最長一年的嚴格的軍事訓練，因為芬蘭的期望是，每一個芬蘭人都具備上戰場的能力。經過一年的訓練後，芬蘭人在30～35歲之前每隔幾年就會被召集起來服預備役。芬蘭的預備軍人數佔該國總人口的15%，倘若這一比例放在美國，那就相當於擁有一支5000萬人的預備軍。

▲ 芬蘭常備軍規模不到35000人，但理論意義上的預備役人員有將近90萬人之多。圖源：Finnish army

5/為何芬蘭能夠度過危機？

現在，我們就芬蘭的這段歷史，類比影響個人危機結果的因素，分析影響國家危機結果的因素。在影響國家危機結果的眾多因素當中，有7項因素有助於解決芬蘭國家危機；有1項因素在開始阻礙了危機的解決，但後來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另外3項因素的缺失，導致芬蘭難以解決一個根本性的問題——來自強大鄰國的威脅。

芬蘭在解決國家危機時明顯體現出以下7項因素的作用：主動承擔責任（因素2）、劃清界限（因素3）、強大的國家認同（因素6）、誠實的自我評估（因素7）、應對國家失敗的耐心（因素9）、特定情況下的靈活性（因素10）以及國家核心價值觀（因素11）。

首先，在本書的國家樣本之中，芬蘭是主動承擔責任並做出誠實、實際的自我評估的典範。進行這種評估對芬蘭來説尤其痛苦，因為經歷過戰爭的芬蘭，很多人失去了生命、至親，或賴以生存的家園。芬蘭必須保持清醒，避免落入自我憐憫和仇恨的陷阱，進而破壞與蘇聯之間的關係。不過，芬蘭人最終認清了現實：我們是一個小國；我們和蘇聯共有漫長的邊界；我們不能指望盟友提供有效的支持；我們國家的生死存亡完全取決於我們自己；我們可以暫時抵抗住蘇聯軍隊的進攻，使蘇聯戰線進展緩慢、代價沉重並且痛苦不堪，但我們無法長期與其對抗。芬蘭人從戰前的外交政策中吸取了教訓，最終接受了現實：贏得蘇聯的信任是保持芬蘭政治獨立的唯一途徑。

芬蘭的案例充分展現了選擇性變革和劃清界限（因素3）的主題。在與蘇聯的最後一次對抗中（1944年9月之後），芬蘭改變了自己以往的政策，打破了忽視蘇聯、不與蘇聯打交道的傳統。芬蘭採取了一種新政策，與蘇聯進行經濟合作並開展密切的政治互動。不過，這些變革在很大程度上具有選擇性，因為芬蘭保持了獨立自治，而且依然是一個自由民主國家。這兩種看似互相沖突的身份—未變革的舊芬蘭和已發生變革的新芬蘭，卻能夠共存。這讓很多非芬蘭人既疑惑又氣憤。於是，他們創造了“芬蘭化”這樣一種輕蔑的説法，以暗示芬蘭當時其實可以也應該做出不同的選擇。

芬蘭人展現出的強烈的國家認同（因素6）讓人驚歎。不瞭解芬蘭的人大概不會料到，這麼小的一個國家竟然具有如此強烈的國家認同，畢竟從其他方面來看，它只是一個典型的斯堪的納維亞國家。芬蘭人的國家認同和對自己國家獨特性的堅定認知，在很大程度上源於優美、獨特又高深的芬蘭語，沒有多少非芬蘭人有膽量去學這種語言，還源於以芬蘭語創作的口傳史詩《卡勒瓦拉》，以及在沙俄統治下長達一個世紀之久的獨立自治歷史，彼時芬蘭就已擁有自己的政府、貨幣和議會。進一步強化了芬蘭人的國家認同的，是世界人民對芬蘭的音樂家、田徑運動員、建築師以及設計師的認可。如今，芬蘭人的國家認同還與該國在冬季戰爭中取得的軍事成就緊密相連。芬蘭人以自己在二戰中的成就為傲，這種自豪感要遠遠強於其他國家的國民，僅次於英國。在2017年的芬蘭獨立百年慶祝活動中，芬蘭人對其在二戰中取得的成就的重視程度不亞於對1917年取得國家獨立的重視：就如同在美國，獨立日（7月4日）慶祝的焦點是美國在二戰中取得的勝利，而不是1776年發表的《獨立宣言》。

芬蘭展示了一個國家如何耐心地應對最初的失敗，並堅持不懈地探尋可能的危機解決方案，直到找到有效的路徑（因素9）。當蘇聯於1939年10月對芬蘭提出領土要求時，芬蘭沒有主動提出開展經濟合作和政治互動，這是芬蘭後來才提出的。即使當時芬蘭主動提出這些建議，斯大林也很有可能會拒絕。是芬蘭在冬季戰爭中的頑強抗爭讓斯大林確信，使芬蘭保持獨立才是正確的選擇。從1944年開始，芬蘭意識到自己在戰前忽視蘇聯的政策和戰時訴諸軍事手段的政策均已失敗，為了保持自己的經濟和政治獨立，同時與蘇聯保持良好的關係，芬蘭歷經了漫長且持續的試驗階段。

芬蘭展現出一國在特定情況下的靈活性（因素10）。面對蘇聯的擔憂和敏感，芬蘭做出了任何其他民主國家都難以想象的事：通過追溯法，對自己國家的戰時領導者進行審判，議會通過緊急法令推遲原定的總統選舉，等等。其他民主國家可能會對這些措施不以為然，而在芬蘭身上我們能看到由此反映出來的靈活性：犧牲部分原則來獲取最不可侵犯的政治獨立。再次引用扎洛加在曼納林的傳記中使用的一句話：芬蘭人出色地“在幾個糟糕的選項裏選擇了最不糟糕的一項”。

芬蘭的歷史展現了這個國家的一項不容置疑的核心價值觀（因素11），那就是捍衞國家獨立，保衞國家不被他國侵佔。芬蘭人做好了為這一核心價值觀而戰的準備，哪怕他們當中的許多人會因此失去自己的生命。不幸中的萬幸，芬蘭人挺過來了，捍衞了國家的獨立。針對芬蘭所處的兩難境地，本來就沒有什麼絕對正確的解決路徑。1939年的波蘭和1941年的南斯拉夫在面對德國的要求時，均表示拒絕併為國家的獨立而戰，可它們沒有芬蘭那麼幸運：這兩個國家都輸了，並被侵佔或繼續被侵佔，受盡寄人籬下的恥辱。與之相對的是，因為判斷出自己和對方的軍事實力懸殊，193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1939年的波羅的海三國和1945年8月的日本分別接受了德國、蘇聯和美國的最後通牒。如此想來，捷克斯洛伐克當時的情況未必全然無望，但我們如今也無從得知真相。

那個一開始阻礙了芬蘭危機的解決，卻在後來起到積極作用的因素是對危機的舉國共識（因素1）。芬蘭國民一開始缺乏對國家陷入危機的共識，但最終達成了這一共識。在整個20世紀30年代，大部分芬蘭人都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國家和蘇聯之間迫在眉睫的危機，在1939年，他們又錯誤地判斷斯大林提出的要求僅僅是虛張聲勢。從1944年起，芬蘭國民開始達成共識，制定了巴錫基維–吉科寧路線，芬蘭政府領導者與蘇聯政府領導者密切對話，並學習從蘇聯的角度看問題。

芬蘭明顯缺乏的三項有助於化解危機的因素分別是：來自盟友的援助（因素4）、可供借鑑的榜樣（因素5），以及不受地緣政治約束的選擇自由（因素12）。本書討論到的國家當中，芬蘭得到的來自盟友的援助最少：在冬季戰爭中，芬蘭所有的傳統友國和潛在盟友都拒絕為它提供所需的實質性幫助。（瑞典提供了一點兒非政府性質的協助，包括派出8000名志願兵，並接收了芬蘭的難民兒童；德國在繼續戰爭中也的確提供了必要的軍事及經濟援助。）芬蘭找不到任何一個弱國成功對抗蘇聯或者納粹勢力的案例：其他歐洲國家要麼接受對方的要求（比如波羅的海三國），要麼負隅頑抗並被殘暴地征服（比如波蘭和南斯拉夫），要麼以自己（遠強於芬蘭）的軍事實力成功抵抗（只有英國），要麼做出適度的讓步以換取國家獨立（比如對德國做出讓步的瑞士和瑞典）。反過來説，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像芬蘭那樣，成功地處理與蘇聯的微妙關係（即“芬蘭化不供輸出”）。因為和強大的鄰國蘇聯之間共享漫長的邊界，芬蘭的選擇自由受到地緣政治因素的嚴重製約。芬蘭這種因受強大鄰國掣肘而無法自由選擇的狀態，恐怕只有二戰後的德國在某種程度上能夠感同身受。

僅針對國家危機而非個人危機的影響因素中，有兩個因素體現在芬蘭的案例裏：領導者的力量和衝突後的和解。無論是在二戰期間還是二戰結束之後，芬蘭都受益於卓越的軍事及政治領導者的力量。作為軍事領導者，曼納林將軍是一位分配稀缺資源的能手，他善於分析判斷蘇聯在不同戰線上對芬蘭構成的威脅，在危急時刻依舊能保持沉着冷靜和清晰的思路，並能鼓舞士氣。曾任總理一職的芬蘭前總統尤霍·巴錫基維和他的繼任者烏爾霍·吉科寧均能説一口流利的俄語，在和斯大林的談判中雖處於弱勢，卻能以圓融的技巧獲得並且維持斯大林對自己的信任，還使斯大林相信，讓芬蘭保持獨立是對蘇聯有利的政策。

另外一項僅針對國家危機的影響因素便是激烈的內部衝突或內戰之後的和解。芬蘭在1918年內戰結束以後的和解比起智利在皮諾切特結束軍事獨裁後的和解要迅速且徹底得多。與之相比，印度尼西亞在經歷了1965年由軍隊煽動而起的種族大屠殺之後，沒有做太多和解的工作。一方面的解釋是，這些國家和解程度的不同與國內軍隊力量的強弱以及其能否對從前的敵人構成威脅有關係。1965年後，印度尼西亞軍方繼續執掌大權；智利軍方則甚至在皮諾切特下台後仍舊很囂張且極具威脅性；芬蘭的軍隊則在內戰後逐漸隱居幕後，變得低調。另外一方面的解釋是，芬蘭人對芬蘭的獨特性抱有共識：芬蘭內戰中的勝方和敗方都沿襲了相同的平等主義傳統，都因為使用芬蘭語而有別於世界上的其他民族，都傳誦着《卡勒瓦拉》，都是讓·西貝柳斯和帕沃·魯米的同胞。

*文章摘自《劇變》（中信出版社，2022年）。文章有刪節，小標題為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自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