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第一家五星級酒店,是這個香港人搞的_風聞
血钻故事-血钻故事官方账号-这里有硬派历史故事。2022-02-27 14:22
十年動亂結束後,來內地探親旅遊的外國遊客、海外遊子和港澳同胞越來越多。
有個統計,1976年北京一年接待的外賓不足2萬,但到了1980年,外賓人數一下猛漲到28萬。作為僑鄉、祖國“南大門”的廣東,來訪的外賓人數則從1977 年101423人上漲至1979年的206797人,三年內漲了一倍。
這時有個尷尬的問題出現了,就是內地的接待能力捉襟見肘,包括北京、廣州、南京和上海在內的大城市的賓館,明顯不夠用了。更重要的是,管理和接待水平也相當原始、落後。
為了應對不斷增加的遊客,當時國家做出了一項重要的決策。沒想到,這為中國吸引和利用外資意外地打開了一扇門,也為改革開放開了個好頭。
這是中國改開史上非常有趣的一段故事。期間,港商霍英東起了重要作用。

回鄉
1978年10月,霍英東帶着全家,第一次踏上故鄉的土地,番禺縣。
儘管自60年代開始,他幾乎每年都會來內地參加國慶觀禮、體育比賽或洽談貿易,但帶着全家尋根問祖還是第一次。
在此之前,他已是蜚聲海內外的知名港商了,且以與內地“走得近”而著稱。
他們全家人來到番禺縣後,受到當地政府和老鄉最高規格禮遇:政府出動紅旗牌轎車迎送,道路兩旁還有大量民眾夾道歡迎。

霍英東
老鄉的熱情,外加蔗林、稻田、桑葚和魚塘構成的田園風光,讓霍英東倍感窩心、如沐春風,不停地讚歎家鄉的風景和人情。
但在高興之餘,他也發現了,家鄉竟然連一棟像樣的樓房都沒有,全是低矮破舊的茅屋和平房。這與當地政府特意安排紅旗牌轎車迎送他,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一家人來到番禺縣市橋鎮時,他的兒媳朱玲玲問負責接待的番禺姑娘:“哪裏有洗手間?”結果姑娘給她端上來一盆熱水,熱情地説道:“喏,你可以洗手啦!”
當時內地大多數人還不知道洗手間即廁所。姑娘的舉動惹得霍家人笑了半天。不過霍英東笑不出來,內心的酸楚反倒更加深重了。
到了夜裏,番禺縣委把霍家人安排進縣裏最好的招待所。
當他們一家人住下後,才發現這號稱最好的招待所,洗缸連個活塞都沒有,只能用暖水壺的軟木塞代替,洗手間還有一股沖鼻的尿騷味,抽水馬桶則積了一層厚厚的黃垢。
這當然不是家鄉人故意怠慢霍家人,只不過這已是當時番禺最好的住宿條件了。
其實當時不僅番禺如此,即使在北上廣這樣的大都市,也找不到像樣的賓館(酒店)來招待“外賓”。
歷經十年動亂的中國,涉外飯店非常少,首都北京,也只有7家涉外飯店,牀位5200餘張,實際達標的僅1000張左右,關鍵服務和管理水平也遠遠跟不上。
當時窘到什麼程度?
很長一段時間,來北京旅行的外賓,一下飛機,先被拉到景點遊覽,晚上再到飯店等牀位,安排不下,再送到北京郊區、天津,甚至空運到南京、上海住宿。有些客人不願意折騰,坐在北京飯店的大堂等牀位,就像現在餐廳等座差不多。
北京尚且如此,其他地方亦可想而知。比如當時的桂林,因為聲名在外,許多海外僑胞和港台同胞都願意去看看,怎奈每次都會因為住宿條件簡陋,讓旅遊體驗大打折扣。
當時有個段子:“桂林山水甲天下,我到桂林住地下!”

過去的招待所
涉外招待條件差,影響對外交流,在改革開放之前還不算大事,畢竟來的外賓不多,而且大多也不是來投資做生意的。可改革開放後,這就成大問題了,弄不好,直接影響外賓們的投資興趣,而改革開放之初,咱們國內資金稀少,吸引外資可是重中之重啊。
對於廣東來説,還有個大問題,就是自1954年創辦的廣交會,作為改開之前為數不多的對外窗口,每年都要接待大量來華做生意的外賓,賓館不足,自然容易“招待不周”。
1979年春交會,來穗客商達到2.53萬人次,遠遠超過廣州的接待能力,結果在春交會開幕前夜,出現了無房安排客人的窘況,客商對此非常不滿,紛紛向外媒吐槽。
這是改開之初,國內外對這類事都非常敏感,一些西方媒體趁機大肆炒作,唱衰我們的改革。
可以説,儘快提升國內旅遊接待能力、建造更多更好的涉外賓館,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

外資
栽好梧桐樹,才能引得鳳凰來,其實早在1977年鄧小平剛剛復出那會,他就已經意識到,建設涉外旅遊酒店,對打開國門迎接來客相當重要。
當年11月,他去廣州視察,指出十年動亂之前全國僑匯才3億美元,現在廣州就有4億多,所以廣州才是國內第一口岸。但與此同時,他也毫不客氣地説:有位華僑對廣州的旅遊事業提了不少意見,説我們的建築大而無當,還説住房裏不能放痰盂、不要設蚊帳。
搞不好旅遊接待,會讓外賓望而卻步,但只要搞好了,給外賓好的印象不説,本身也能賺錢,每年掙二三十億外匯不是問題,再用這些外匯購買大中型機械、科技設備,何樂不為呢?
可問題是,要怎麼建高檔賓館呢?當時國內的情況是,既缺人才,也缺管理技術,更缺錢。
為此,鄧小平也有指示,1978年10月,他對民航總局、旅遊總局的負責人説:“利用外資建旅館可以幹嘛!應該多搞一點。”根據鄧老指示,國務院很快成立了以谷牧、陳慕華和廖承志為首的**“利用僑資外資建設旅遊飯店領導小組”。**

所以當時的想法,就是利用外資,解決建旅遊酒店缺人缺技術缺錢的問題——事實上,外資是解決改開之初大部分問題的基本手段。
該小組的辦公室設在旅遊總局,辦公室主任由時任旅遊總局局長、革命年代曾創辦過廣大華行的盧緒章擔任,常務副主任則由旅遊局副局長莊炎林擔任。
為了建飯店,專門設立如此高規格的領導小組,應該説非常罕見了。
關鍵這小組的領導者也是副總理級別及以上的官員,這在過去從沒出現過,由此可見,當時國家對這事的重視程度非同一般。
小組的領導者之一、僑辦主任廖承志,曾對小組辦公室常務副主任莊炎林説過:“要改革開放,就要解決旅遊飯店問題!”
換句話説,當時的領導者,是把建設旅遊飯店當成改革開放“基礎條件”來對待的,沒有好的旅遊飯店,改革開放這件大事就要嚴重受阻。
今天回頭來看,當時中央為何會如此高規格地重視建設旅遊飯店,除了我們前面説到的為了更好地迎接和招待外賓、本身也能賺外匯外,其實還有個原因:
旅遊飯店作為最直觀的建築物、外賓來到內地的最先接觸的事物,具有非常重要的示範作用,假如通過引入外資把飯店建設好了,那其他行業引入外資也就水到渠成了。
打個可能不恰當的比喻:
好的旅遊飯店,會是改革開放中“利用外資、對外開放”最好的廣告和名片。相反,壞的旅遊飯店,就是招黑。
説到這兒,我們必要了解下改革開放之前外資利用的情況。
我們都知道,改革開放,起始於1978年12月18日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會上提出“對內改革,對外開放”政策,還提出要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
具體到利用外資,咱們國內第一部規範外商投資的法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則要等到1979年7月8日才正式頒佈實施。
這意味着,國家提出利用外資建設旅遊飯店之前,是沒有具體外資利用的法律法規科可依憑的,一切只是摸着石頭過河。
很多人以為,改革開放之前,我們國家就一直處於絕對的封閉狀態,不存在任何利用外資的情況,其實不是這樣的。
新中國利用外資的歷史,可一直追溯到建國之初,即使是十年動亂期間,我們也有引入外資的情況,只是體量比較小,真正完全封閉的時間極短——主要指上世紀60年代末,我們斷絕了外援,以“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為尚。
隨着1972年尼克松訪華、中日邦交正常化後,咱們國家就又開始引入外資了,而且是資本主義國家的資金。
1972年,在陳雲的推動下,國家開始嘗試辦理短期外匯貸款業務。第二年5月,為了推動該業務,國務院還頒佈了《短期外匯貸款失信辦法》,截止1973年,共籌措外匯資金10億美元——主要用於發展遠洋艦隊了。
當然因為沒有明確的法律法規支撐,當時引入外資確實非常困難,具體實施者往往冒着極大的風險,甚至還會被人扣上“漢奸”的帽子。
1973年,時任央行副行長的喬培新,向主管經濟的陳雲彙報,搞外匯可能觸碰“自力更生”方針,陳雲鼓勵他:
“你説的是一個合法不合法的問題,一個規章制度問題,我看,首先要弄清楚是不是好事。只要是好事,你們就可以找出一個變通的辦法來討論。”
——這是咱們國家老一輩改革家典型的實用主義高超智慧。
儘管如此,沒有明確的政策法規出台,壓力還是不小的。1977年《人民日報》曾警告:
利用外資必須堅持“兩個不幹”,不允許外國資本家開發資源,不允許與外資聯合經營,也不允許向外國貸款。
實際上,一般老百姓因為受過去政策影響,也接受不了利用外資。即使《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頒佈實施後,基本的輿論風向也在很長時間沒能完全扭轉過來。
所以法規頒佈實施後,一開始全國才批准了6個合資項目,而且都是餐館、養豬場、照相館這樣的小項目。
1979年,時任副總理、分管對外經濟貿易工作的谷牧,前往日本談下一筆為數500億日元的貸款,這是改開後第一筆外國貸款。
谷牧母親從電視上看見兒子訪問日本,還跟日本人簽約,拿着枴杖敲着地板罵道:“你去那個地方幹啥?漢奸、漢奸。”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引入外資建好旅遊賓館,就顯得意義非凡了。
“利用僑資外資建設旅遊飯店領導小組”成立後,當時確定了在四個城市興建八座旅遊飯店的計劃。這四個城市,分別是北京、上海、廣州和南京。

洽談
因為受到回鄉見聞的刺激,霍英東本就有給家鄉援建賓館的想法。
所以回到香港不久,他就捐出了300萬港元,參與了祖籍同為番禺的港商張耀宗、何賢和何添兄弟援建的番禺賓館。
但這個項目是以捐款的方式興建的,與引入外資,並讓外資賺到錢、實現雙贏的投資不一樣。
霍英東出身底層,早在50年代朝鮮戰爭那會,他就曾打破西方海禁偷偷往內地運送物資,而且在文革結束前就曾代理內地的石油賣向全世界,當然也都是在商言商,但他自此與咱們內地走得很近,被視為“愛國商人”。
所以在中劃利用外資建設旅遊飯店時,首先想到的也是霍英東這樣的愛國港資。
早在1978年國慶節前夕,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廖承志,就邀請了包括霍英東、李嘉誠、利銘澤、彭國珍等在內的一眾港商,到北京商談,並與鄧老會面。

廖承志
而且因為霍先生聲名在外,如果他能參與,對於眾多港澳商人也有極強的示範效應。所以從中央到廣東省、廣州市的領導都大力支持,曾多次與霍先生洽談。
但因為各種顧慮,其實與港商的洽談也並不是一帆風順的。廖承志一度非常焦慮,曾給盧緒章寫信説:“廣州的霍英東一項,無論如何爭取它能夠談成”。
本就充滿愛國熱誠的霍先生,本身當然非常樂意參與。但國內的一些制度障礙,也讓他有所擔憂。
他深知“投資辦賓館主要不是經濟問題,而是政治問題。”所以他曾提出,不如還是像建番禺賓館那樣、以捐贈的方式在內地建賓館。
但當時咱們內地這邊的領導堅決不同意,認為這樣影響不好,容易讓外界以為,咱們改革開放就是向海外同胞要錢。
由此可見,當時咱們國內改革先行者的頭腦是非常清楚的,吸引外資建賓館的意義,絕不僅僅在於建一座可招待賓客的建築物而已,而是需要通過這事打開改革開放吸引外資的大局面,不僅要建,且必須建好建完美。
但這樣一層意涵,毫無疑問也給了霍英東先生巨大的壓力,內地實際是把他和他即將投資的項目,當成改革開放先鋒和外資利用的標杆來用。所以他曾感嘆説:“搞到自己體無完膚啊!”
因為過於艱難,經過八輪洽談,雙方最後才達成了初步共識,霍先生準備在華僑較多的廣州興建一座高標準的現代化賓館。
共識達成後,1979年1月23日,雙方簽訂了意向書草案,4月5日就獲得國家最高層批覆。
這份意向書表明:
雙方將以10萬元港幣一個房間的標準,共建體量為1000-2000個房間的大型賓館——説是共建,其實當時因為國家缺錢,所以主要還是由霍英東方單獨籌建的。
具體安排是這樣的:
霍英東出資5000萬港元,另一位港商彭國珍出資1250萬港元(彭在1983年病逝後由霍英東買下),同時廣東旅遊局出資400萬人民幣,並以賓館名義向中國銀行廣州分行貸款3631萬美元。
協議還規定,合作期限為15年,保證霍英東方獲得收益4000萬美元,獲利不足,延長合作期。
這座具有改革開放先鋒意義的賓館,就是如今廣州的地標性建築、位於沙面的白天鵝賓館。

白天鵝
白天鵝賓館的建造和管理,説起來也是非常曲折的。期間所遇困難,也比一般的賓館建設所遇困難要大得多,對建造者而言簡直如履薄冰。
原因也簡單,剛我們説了,這個項目的意義非同一般,是改革開放外資利用的標杆和示範項目,它就像是奧運會的開幕式,不能出岔子而且必須優秀。
“籌建白天鵝賓館,我們要面對的不是資金問題,也不是技術問題,我要建設的是全‘開放型’的高級賓館,這間賓館既要保持中國傳統的風格,也要體現‘改革、開放’的特色。”
多年後,霍英東接受採訪時如是説。
為了這個目的,霍英東提出了“三自方針”:自己設計、自己施工、自己管理。
先説設計。
當時白天鵝賓館的設計,是通過內地和香港建築師“競爭上崗”的,最終交給了建築大師佘畯南、莫伯治,並在多個方案角逐中確定了腰鼓型設計方案。方案確定了,按照慣例,要交給有關方面審查。
結果不審不要緊,一審就出了問題。多個部門參與審查、其中國防部也參與了,並且提出在白天鵝賓館頂樓天台安裝高射炮。
理由是,當時中越邊境線正發生大規模武裝對抗,而廣州處於中國南大門,高層樓頂安裝高射炮,有利於加強防空。
另外,因為多年大鍋飯習慣,還有一些專家建議加蓋工人宿舍、飯堂和放置單車的地方。
這些要求讓霍英東非常尷尬,最後還是時任中共廣州市委第一書記的楊尚昆的表態解了圍,並迅速通過了設計方案。
事實證明,佘畯南、莫伯治的自主設計方案,在沒有外力干預的情況下,最終成了經典,連著名建築大師貝聿銘也讚歎不已。
賓館外表通體乳白、矗立似玉屏、展翅如天鵝,而內部“故鄉水”園林設計,也充分體現了中式特點,觸動無數海外賓客的歸鄉情。


白天鵝賓館
再説施工。
當時國內除了能提供一些基本的砂石外,賓館建設所需要的空調、電梯、燈飾,小到杯、碗、盤、碟、牙膏、牙刷、拖鞋,大大小小物品不少於10萬種,大多都是需要境外採購的。
但境外採購,在當時非常麻煩,每採購一樣東西都需要經歷十幾道審批程序。為此,霍英東只能親自上陣“督戰”了,有段時間他幾乎天天趴在工地。
為了打破過去大鍋飯時代養成的磨洋工,他一律採用“承包”方式批給各個工程隊。其實當時很多內地工人都沒聽過“承包”這個詞。
而為了加快進度,他還想了個辦法,就是工程建一半的時候便開始營業,倒逼工程隊加快速度。
這在過去的中國,是從沒有出現過的工作模式,完全是“資本、市場”式的。這對後來的工程建設有開風氣之先的作用。
最後説説管理。
當時國內沒有星級酒店,酒店工作人員也沒有服務意識,他們甚至理解不了為何要對有錢人和顏悦色,為何要給外國人端盤子。
所以當時最好的辦法,是將酒店委託給外國的酒店管理集團。
但為了實現自主管理,霍英東決定以每月3萬美金的高薪,聘請外國酒店管理者進店培訓,同時禮聘香港酒店管理家前來指導員工,並多次安排酒店主管前往香港大酒店見習。
另外,在白天鵝工作,工資肯定比較高,但是絕沒有當時流行的“編制”,也沒有宿舍、大鍋飯食堂,完全是市場化的競爭上崗,幹得好工資多,幹不好要走人。
總之,通過三自方針這麼一折騰,一個現代化的高級酒店,也就慢慢有了雛形,並最終在內地生根發芽、開花散果了。

標杆
白天鵝賓館建起了後,霍英東還幹了一件破天荒的事:向公眾免費開放,就是無論是誰,就算不在店內消費,也可以進店參觀、休息。
這個措施,在當時住個酒店都需要單位開介紹信的時代,是非常大膽的嘗試。
因為封閉太久,好奇的人多,一旦放開,弄不好要出大亂子的。而且廣州此前就有過類似的“前科”,廣州海珠廣場安裝過一盞太陽燈,吸引來大量市民,結果出現踩踏,釀成了傷亡事故。
但霍英東堅持開放。因為在他看來,建這酒店本身就是為了讓內地中國人見識新事物,封閉起來就失去了它的意義。
另外還有個理由,跟白天鵝的選址有關。
白天鵝賓館當初之所以選址在沙面臨珠江畔一塊淤塞灘塗上(這地原來叫白鵝潭,最初籤協議時,賓館名字就叫白鵝潭賓館,後改名為白天鵝賓館),本就因為沙面這地在廣州相對特殊。
這裏以前是外國租界和駐華領事館所在地,曾經發生過外國人不允許中國人入內的屈辱歷史,還有震驚中外的“沙基慘案”。
在這裏建設我們自己的高級酒店,本就有揚眉吐氣的意味,如果不讓普通民眾進來,豈不是跟過去一樣?
但開放的結果,是在此後的10天內,酒店湧入的遊客暴增至近乎失控的地步,衞生間抽水馬桶被遊客打爛了好幾個,草紙一天也要被人薅去幾百卷。
不過最壞的結果也就這樣了,幾周後,酒店就慢慢恢復了平靜。
多年後,霍英東説道:
“那時,沒有哪一家酒店、賓館像‘白天鵝’那樣讓老百姓自由進來。這一步驟很重要,不單只是廣州人,全中國的人經過這裏來看看,都知道什麼是改革開放,什麼是新事物。”
高級的酒店,也是開放經營的酒店。這點很快就獲得了消費者的認同。
當時有人批評酒店搞資本主義享樂,也有人批評酒店賣的東西太貴,入住率肯定不會太高。
但霍英東沒理會這些,堅持市場化運營、自主定價,當時廣州一碗雲吞麪五毫錢,白天鵝標價四元,普通市場上的啤酒外面賣四毫八分,酒店內賣兩元多。
這是改革開放後最早的物價開放探索,幾乎沒有人看好。
結果,酒店1983年全面開業當年,就獲得了1282萬元盈利。而且效益一年比一年後,截止1992年,酒店8年累計營業總收入達9.2億多元,上繳國家税金4200多萬元,常年入住率高達70%。
美國總統布什、尼克松、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新加坡總理李光耀等30國政要元首入住過白天鵝。
1984年,鄧小平和楊尚昆、王震一行,專程視察白天鵝賓館。鄧小平高興地對霍英東説:“白天鵝好!比美國的還要好!”
因為優良的服務和設計,白天鵝賓館也成為了中國第一家五星級酒店,成了真正的行業標杆,也為改革開放外資利用起了帶頭、示範作用。
最典型的例子,是當時為了配合南海油田開發,賓館特意將部分客房改為公寓和寫字樓,專門租給外資公司和專家。1984年初,已有7間外國石油公司在這設立辦事處。
更有意思的是,白天鵝賓館運營起來後,在它的周圍也逐漸形成了一個小市場。
周邊的賣小公爺的商鋪多了起來,一個佔地6000多平的農副產品市場也在附近的清平路開張了。這個市場後來發展成廣州最大的超級市場,也成為改革開放的新窗口。
白天鵝賓館的順利建設、開張和運營,以及它後來的出色表現,為改革開放起了一個好頭,也讓它成為中國外資利用的標杆,至今激發着國人嚮往美好生活的想象力。
餘論
每次説到白天鵝賓館,我就會想起巨石集團董事長張毓強的故事。
那是1984年,白天鵝賓館全面開業的第二年,當時還是桐鄉玻纖廠副廠長的張毓強,帶着母親給的300塊錢,與同事一起前往南京、北京、秦皇島和廣州出差。
因為帶的盤纏有限,一路上,他們都是精打細算過日子,10多天的旅途一共才花了286.26元。有一日在廣州,他們恰好路過白天鵝賓館,得聞大名,想着進去看看,反正也免費。
一行人來到賓館的咖啡廳,準備坐會張望張望就走人,但坐下後,實在感覺不好意乾坐着而不點單,於是就把服務招呼過來,假裝闊氣地問道:“一杯咖啡多少錢?”
可沒想到,善解人意的服務員打量了他們幾個人後,微笑着説道:“你們可以在此休息一下,不用點單。”
這事給張毓強留下極其深刻的印象。
以至於26年後的2010年,已經登上全球富豪榜、成為億萬富翁的他,在桐鄉開的第一家五星級酒店,就選擇了白天鵝賓館的管理模式。
所謂善因善果,大概指的就是這意思吧。
一家酒店或企業,擁有好的經營理念、人性化體貼入微的文化,遠不止賺錢這麼簡單,誰也保不齊它們會在某人的心田留下一片善的種子,待在未來開花結果。
相反,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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