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第一家五星級酒店，是這個香港人搞的_風聞

十年動亂結束後，來內地探親旅遊的外國遊客、海外遊子和港澳同胞越來越多。

有個統計，1976年北京一年接待的外賓不足2萬，但到了1980年，外賓人數一下猛漲到28萬。作為僑鄉、祖國“南大門”的廣東，來訪的外賓人數則從1977 年101423人上漲至1979年的206797人，三年內漲了一倍。

這時有個尷尬的問題出現了，就是內地的接待能力捉襟見肘，包括北京、廣州、南京和上海在內的大城市的賓館，明顯不夠用了。更重要的是，管理和接待水平也相當原始、落後。

為了應對不斷增加的遊客，當時國家做出了一項重要的決策。沒想到，這為中國吸引和利用外資意外地打開了一扇門，也為改革開放開了個好頭。

這是中國改開史上非常有趣的一段故事。期間，港商霍英東起了重要作用。

回鄉

1978年10月，霍英東帶着全家，第一次踏上故鄉的土地，番禺縣。

儘管自60年代開始，他幾乎每年都會來內地參加國慶觀禮、體育比賽或洽談貿易，但帶着全家尋根問祖還是第一次。

在此之前，他已是蜚聲海內外的知名港商了，且以與內地“走得近”而著稱。

他們全家人來到番禺縣後，受到當地政府和老鄉最高規格禮遇：政府出動紅旗牌轎車迎送，道路兩旁還有大量民眾夾道歡迎。

霍英東 

老鄉的熱情，外加蔗林、稻田、桑葚和魚塘構成的田園風光，讓霍英東倍感窩心、如沐春風，不停地讚歎家鄉的風景和人情。

但在高興之餘，他也發現了，家鄉竟然連一棟像樣的樓房都沒有，全是低矮破舊的茅屋和平房。這與當地政府特意安排紅旗牌轎車迎送他，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一家人來到番禺縣市橋鎮時，他的兒媳朱玲玲問負責接待的番禺姑娘：“哪裏有洗手間？”結果姑娘給她端上來一盆熱水，熱情地説道：“喏，你可以洗手啦！”

當時內地大多數人還不知道洗手間即廁所。姑娘的舉動惹得霍家人笑了半天。不過霍英東笑不出來，內心的酸楚反倒更加深重了。

到了夜裏，番禺縣委把霍家人安排進縣裏最好的招待所。

當他們一家人住下後，才發現這號稱最好的招待所，洗缸連個活塞都沒有，只能用暖水壺的軟木塞代替，洗手間還有一股沖鼻的尿騷味，抽水馬桶則積了一層厚厚的黃垢。

這當然不是家鄉人故意怠慢霍家人，只不過這已是當時番禺最好的住宿條件了。

其實當時不僅番禺如此，即使在北上廣這樣的大都市，也找不到像樣的賓館（酒店）來招待“外賓”。

歷經十年動亂的中國，涉外飯店非常少，首都北京，也只有7家涉外飯店，牀位5200餘張，實際達標的僅1000張左右，關鍵服務和管理水平也遠遠跟不上。

當時窘到什麼程度？

很長一段時間，來北京旅行的外賓，一下飛機，先被拉到景點遊覽，晚上再到飯店等牀位，安排不下，再送到北京郊區、天津，甚至空運到南京、上海住宿。有些客人不願意折騰，坐在北京飯店的大堂等牀位，就像現在餐廳等座差不多。

北京尚且如此，其他地方亦可想而知。比如當時的桂林，因為聲名在外，許多海外僑胞和港台同胞都願意去看看，怎奈每次都會因為住宿條件簡陋，讓旅遊體驗大打折扣。

當時有個段子：“桂林山水甲天下，我到桂林住地下！”

過去的招待所

涉外招待條件差，影響對外交流，在改革開放之前還不算大事，畢竟來的外賓不多，而且大多也不是來投資做生意的。可改革開放後，這就成大問題了，弄不好，直接影響外賓們的投資興趣，而改革開放之初，咱們國內資金稀少，吸引外資可是重中之重啊。

對於廣東來説，還有個大問題，就是自1954年創辦的廣交會，作為改開之前為數不多的對外窗口，每年都要接待大量來華做生意的外賓，賓館不足，自然容易“招待不周”。

1979年春交會，來穗客商達到2.53萬人次，遠遠超過廣州的接待能力，結果在春交會開幕前夜，出現了無房安排客人的窘況，客商對此非常不滿，紛紛向外媒吐槽。

這是改開之初，國內外對這類事都非常敏感，一些西方媒體趁機大肆炒作，唱衰我們的改革。

可以説，儘快提升國內旅遊接待能力、建造更多更好的涉外賓館，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

外資

栽好梧桐樹，才能引得鳳凰來，其實早在1977年鄧小平剛剛復出那會，他就已經意識到，建設涉外旅遊酒店，對打開國門迎接來客相當重要。

當年11月，他去廣州視察，指出十年動亂之前全國僑匯才3億美元，現在廣州就有4億多，所以廣州才是國內第一口岸。但與此同時，他也毫不客氣地説：有位華僑對廣州的旅遊事業提了不少意見，説我們的建築大而無當，還説住房裏不能放痰盂、不要設蚊帳。

搞不好旅遊接待，會讓外賓望而卻步，但只要搞好了，給外賓好的印象不説，本身也能賺錢，每年掙二三十億外匯不是問題，再用這些外匯購買大中型機械、科技設備，何樂不為呢？

可問題是，要怎麼建高檔賓館呢？當時國內的情況是，既缺人才，也缺管理技術，更缺錢。

為此，鄧小平也有指示，1978年10月，他對民航總局、旅遊總局的負責人説：“利用外資建旅館可以幹嘛！應該多搞一點。”根據鄧老指示，國務院很快成立了以谷牧、陳慕華和廖承志為首的**“利用僑資外資建設旅遊飯店領導小組”。**

所以當時的想法，就是利用外資，解決建旅遊酒店缺人缺技術缺錢的問題——事實上，外資是解決改開之初大部分問題的基本手段。

該小組的辦公室設在旅遊總局，辦公室主任由時任旅遊總局局長、革命年代曾創辦過廣大華行的盧緒章擔任，常務副主任則由旅遊局副局長莊炎林擔任。

為了建飯店，專門設立如此高規格的領導小組，應該説非常罕見了。

關鍵這小組的領導者也是副總理級別及以上的官員，這在過去從沒出現過，由此可見，當時國家對這事的重視程度非同一般。

小組的領導者之一、僑辦主任廖承志，曾對小組辦公室常務副主任莊炎林説過：“要改革開放，就要解決旅遊飯店問題！”

換句話説，當時的領導者，是把建設旅遊飯店當成改革開放“基礎條件”來對待的，沒有好的旅遊飯店，改革開放這件大事就要嚴重受阻。

今天回頭來看，當時中央為何會如此高規格地重視建設旅遊飯店，除了我們前面説到的為了更好地迎接和招待外賓、本身也能賺外匯外，其實還有個原因：

旅遊飯店作為最直觀的建築物、外賓來到內地的最先接觸的事物，具有非常重要的示範作用，假如通過引入外資把飯店建設好了，那其他行業引入外資也就水到渠成了。

打個可能不恰當的比喻：

好的旅遊飯店，會是改革開放中“利用外資、對外開放”最好的廣告和名片。相反，壞的旅遊飯店，就是招黑。

説到這兒，我們必要了解下改革開放之前外資利用的情況。

我們都知道，改革開放，起始於1978年12月18日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會上提出“對內改革，對外開放”政策，還提出要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

具體到利用外資，咱們國內第一部規範外商投資的法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則要等到1979年7月8日才正式頒佈實施。

這意味着，國家提出利用外資建設旅遊飯店之前，是沒有具體外資利用的法律法規科可依憑的，一切只是摸着石頭過河。

很多人以為，改革開放之前，我們國家就一直處於絕對的封閉狀態，不存在任何利用外資的情況，其實不是這樣的。

新中國利用外資的歷史，可一直追溯到建國之初，即使是十年動亂期間，我們也有引入外資的情況，只是體量比較小，真正完全封閉的時間極短——主要指上世紀60年代末，我們斷絕了外援，以“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為尚。

隨着1972年尼克松訪華、中日邦交正常化後，咱們國家就又開始引入外資了，而且是資本主義國家的資金。

1972年，在陳雲的推動下，國家開始嘗試辦理短期外匯貸款業務。第二年5月，為了推動該業務，國務院還頒佈了《短期外匯貸款失信辦法》，截止1973年，共籌措外匯資金10億美元——主要用於發展遠洋艦隊了。

當然因為沒有明確的法律法規支撐，當時引入外資確實非常困難，具體實施者往往冒着極大的風險，甚至還會被人扣上“漢奸”的帽子。

1973年，時任央行副行長的喬培新，向主管經濟的陳雲彙報，搞外匯可能觸碰“自力更生”方針，陳雲鼓勵他：

“你説的是一個合法不合法的問題，一個規章制度問題，我看，首先要弄清楚是不是好事。只要是好事，你們就可以找出一個變通的辦法來討論。”

——這是咱們國家老一輩改革家典型的實用主義高超智慧。

儘管如此，沒有明確的政策法規出台，壓力還是不小的。1977年《人民日報》曾警告：

利用外資必須堅持“兩個不幹”，不允許外國資本家開發資源，不允許與外資聯合經營，也不允許向外國貸款。

實際上，一般老百姓因為受過去政策影響，也接受不了利用外資。即使《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頒佈實施後，基本的輿論風向也在很長時間沒能完全扭轉過來。

所以法規頒佈實施後，一開始全國才批准了6個合資項目，而且都是餐館、養豬場、照相館這樣的小項目。

1979年，時任副總理、分管對外經濟貿易工作的谷牧，前往日本談下一筆為數500億日元的貸款，這是改開後第一筆外國貸款。

谷牧母親從電視上看見兒子訪問日本，還跟日本人簽約，拿着枴杖敲着地板罵道：“你去那個地方幹啥？漢奸、漢奸。”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引入外資建好旅遊賓館，就顯得意義非凡了。

“利用僑資外資建設旅遊飯店領導小組”成立後，當時確定了在四個城市興建八座旅遊飯店的計劃。這四個城市，分別是北京、上海、廣州和南京。

洽談

因為受到回鄉見聞的刺激，霍英東本就有給家鄉援建賓館的想法。

所以回到香港不久，他就捐出了300萬港元，參與了祖籍同為番禺的港商張耀宗、何賢和何添兄弟援建的番禺賓館。

但這個項目是以捐款的方式興建的，與引入外資，並讓外資賺到錢、實現雙贏的投資不一樣。

霍英東出身底層，早在50年代朝鮮戰爭那會，他就曾打破西方海禁偷偷往內地運送物資，而且在文革結束前就曾代理內地的石油賣向全世界，當然也都是在商言商，但他自此與咱們內地走得很近，被視為“愛國商人”。

所以在中劃利用外資建設旅遊飯店時，首先想到的也是霍英東這樣的愛國港資。

早在1978年國慶節前夕，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廖承志，就邀請了包括霍英東、李嘉誠、利銘澤、彭國珍等在內的一眾港商，到北京商談，並與鄧老會面。

廖承志

而且因為霍先生聲名在外，如果他能參與，對於眾多港澳商人也有極強的示範效應。所以從中央到廣東省、廣州市的領導都大力支持，曾多次與霍先生洽談。

但因為各種顧慮，其實與港商的洽談也並不是一帆風順的。廖承志一度非常焦慮，曾給盧緒章寫信説：“廣州的霍英東一項，無論如何爭取它能夠談成”。

本就充滿愛國熱誠的霍先生，本身當然非常樂意參與。但國內的一些制度障礙，也讓他有所擔憂。

他深知“投資辦賓館主要不是經濟問題，而是政治問題。”所以他曾提出，不如還是像建番禺賓館那樣、以捐贈的方式在內地建賓館。

但當時咱們內地這邊的領導堅決不同意，認為這樣影響不好，容易讓外界以為，咱們改革開放就是向海外同胞要錢。

由此可見，當時咱們國內改革先行者的頭腦是非常清楚的，吸引外資建賓館的意義，絕不僅僅在於建一座可招待賓客的建築物而已，而是需要通過這事打開改革開放吸引外資的大局面，不僅要建，且必須建好建完美。

但這樣一層意涵，毫無疑問也給了霍英東先生巨大的壓力，內地實際是把他和他即將投資的項目，當成改革開放先鋒和外資利用的標杆來用。所以他曾感嘆説：“搞到自己體無完膚啊！”

因為過於艱難，經過八輪洽談，雙方最後才達成了初步共識，霍先生準備在華僑較多的廣州興建一座高標準的現代化賓館。

共識達成後，1979年1月23日，雙方簽訂了意向書草案，4月5日就獲得國家最高層批覆。

這份意向書表明：

雙方將以10萬元港幣一個房間的標準，共建體量為1000-2000個房間的大型賓館——説是共建，其實當時因為國家缺錢，所以主要還是由霍英東方單獨籌建的。

具體安排是這樣的：

霍英東出資5000萬港元，另一位港商彭國珍出資1250萬港元（彭在1983年病逝後由霍英東買下），同時廣東旅遊局出資400萬人民幣，並以賓館名義向中國銀行廣州分行貸款3631萬美元。

協議還規定，合作期限為15年，保證霍英東方獲得收益4000萬美元，獲利不足，延長合作期。

這座具有改革開放先鋒意義的賓館，就是如今廣州的地標性建築、位於沙面的白天鵝賓館。

白天鵝

白天鵝賓館的建造和管理，説起來也是非常曲折的。期間所遇困難，也比一般的賓館建設所遇困難要大得多，對建造者而言簡直如履薄冰。

原因也簡單，剛我們説了，這個項目的意義非同一般，是改革開放外資利用的標杆和示範項目，它就像是奧運會的開幕式，不能出岔子而且必須優秀。

“籌建白天鵝賓館，我們要面對的不是資金問題，也不是技術問題，我要建設的是全‘開放型’的高級賓館，這間賓館既要保持中國傳統的風格，也要體現‘改革、開放’的特色。”

多年後，霍英東接受採訪時如是説。

為了這個目的，霍英東提出了“三自方針”：自己設計、自己施工、自己管理。

先説設計。

當時白天鵝賓館的設計，是通過內地和香港建築師“競爭上崗”的，最終交給了建築大師佘畯南、莫伯治，並在多個方案角逐中確定了腰鼓型設計方案。方案確定了，按照慣例，要交給有關方面審查。

結果不審不要緊，一審就出了問題。多個部門參與審查、其中國防部也參與了，並且提出在白天鵝賓館頂樓天台安裝高射炮。

理由是，當時中越邊境線正發生大規模武裝對抗，而廣州處於中國南大門，高層樓頂安裝高射炮，有利於加強防空。

另外，因為多年大鍋飯習慣，還有一些專家建議加蓋工人宿舍、飯堂和放置單車的地方。

這些要求讓霍英東非常尷尬，最後還是時任中共廣州市委第一書記的楊尚昆的表態解了圍，並迅速通過了設計方案。

事實證明，佘畯南、莫伯治的自主設計方案，在沒有外力干預的情況下，最終成了經典，連著名建築大師貝聿銘也讚歎不已。

賓館外表通體乳白、矗立似玉屏、展翅如天鵝，而內部“故鄉水”園林設計，也充分體現了中式特點，觸動無數海外賓客的歸鄉情。

白天鵝賓館

再説施工。

當時國內除了能提供一些基本的砂石外，賓館建設所需要的空調、電梯、燈飾，小到杯、碗、盤、碟、牙膏、牙刷、拖鞋，大大小小物品不少於10萬種，大多都是需要境外採購的。

但境外採購，在當時非常麻煩，每採購一樣東西都需要經歷十幾道審批程序。為此，霍英東只能親自上陣“督戰”了，有段時間他幾乎天天趴在工地。

為了打破過去大鍋飯時代養成的磨洋工，他一律採用“承包”方式批給各個工程隊。其實當時很多內地工人都沒聽過“承包”這個詞。

而為了加快進度，他還想了個辦法，就是工程建一半的時候便開始營業，倒逼工程隊加快速度。

這在過去的中國，是從沒有出現過的工作模式，完全是“資本、市場”式的。這對後來的工程建設有開風氣之先的作用。

最後説説管理。

當時國內沒有星級酒店，酒店工作人員也沒有服務意識，他們甚至理解不了為何要對有錢人和顏悦色，為何要給外國人端盤子。

所以當時最好的辦法，是將酒店委託給外國的酒店管理集團。

但為了實現自主管理，霍英東決定以每月3萬美金的高薪，聘請外國酒店管理者進店培訓，同時禮聘香港酒店管理家前來指導員工，並多次安排酒店主管前往香港大酒店見習。

另外，在白天鵝工作，工資肯定比較高，但是絕沒有當時流行的“編制”，也沒有宿舍、大鍋飯食堂，完全是市場化的競爭上崗，幹得好工資多，幹不好要走人。

總之，通過三自方針這麼一折騰，一個現代化的高級酒店，也就慢慢有了雛形，並最終在內地生根發芽、開花散果了。

標杆

白天鵝賓館建起了後，霍英東還幹了一件破天荒的事：向公眾免費開放，就是無論是誰，就算不在店內消費，也可以進店參觀、休息。

這個措施，在當時住個酒店都需要單位開介紹信的時代，是非常大膽的嘗試。

因為封閉太久，好奇的人多，一旦放開，弄不好要出大亂子的。而且廣州此前就有過類似的“前科”，廣州海珠廣場安裝過一盞太陽燈，吸引來大量市民，結果出現踩踏，釀成了傷亡事故。

但霍英東堅持開放。因為在他看來，建這酒店本身就是為了讓內地中國人見識新事物，封閉起來就失去了它的意義。

另外還有個理由，跟白天鵝的選址有關。

白天鵝賓館當初之所以選址在沙面臨珠江畔一塊淤塞灘塗上（這地原來叫白鵝潭，最初籤協議時，賓館名字就叫白鵝潭賓館，後改名為白天鵝賓館），本就因為沙面這地在廣州相對特殊。

這裏以前是外國租界和駐華領事館所在地，曾經發生過外國人不允許中國人入內的屈辱歷史，還有震驚中外的“沙基慘案”。

在這裏建設我們自己的高級酒店，本就有揚眉吐氣的意味，如果不讓普通民眾進來，豈不是跟過去一樣？

但開放的結果，是在此後的10天內，酒店湧入的遊客暴增至近乎失控的地步，衞生間抽水馬桶被遊客打爛了好幾個，草紙一天也要被人薅去幾百卷。

不過最壞的結果也就這樣了，幾周後，酒店就慢慢恢復了平靜。

多年後，霍英東説道：

“那時，沒有哪一家酒店、賓館像‘白天鵝’那樣讓老百姓自由進來。這一步驟很重要，不單只是廣州人，全中國的人經過這裏來看看，都知道什麼是改革開放，什麼是新事物。”

高級的酒店，也是開放經營的酒店。這點很快就獲得了消費者的認同。

當時有人批評酒店搞資本主義享樂，也有人批評酒店賣的東西太貴，入住率肯定不會太高。

但霍英東沒理會這些，堅持市場化運營、自主定價，當時廣州一碗雲吞麪五毫錢，白天鵝標價四元，普通市場上的啤酒外面賣四毫八分，酒店內賣兩元多。

這是改革開放後最早的物價開放探索，幾乎沒有人看好。

結果，酒店1983年全面開業當年，就獲得了1282萬元盈利。而且效益一年比一年後，截止1992年，酒店8年累計營業總收入達9.2億多元，上繳國家税金4200多萬元，常年入住率高達70%。

美國總統布什、尼克松、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新加坡總理李光耀等30國政要元首入住過白天鵝。

1984年，鄧小平和楊尚昆、王震一行，專程視察白天鵝賓館。鄧小平高興地對霍英東説：“白天鵝好！比美國的還要好！”

因為優良的服務和設計，白天鵝賓館也成為了中國第一家五星級酒店，成了真正的行業標杆，也為改革開放外資利用起了帶頭、示範作用。

最典型的例子，是當時為了配合南海油田開發，賓館特意將部分客房改為公寓和寫字樓，專門租給外資公司和專家。1984年初，已有7間外國石油公司在這設立辦事處。

更有意思的是，白天鵝賓館運營起來後，在它的周圍也逐漸形成了一個小市場。

周邊的賣小公爺的商鋪多了起來，一個佔地6000多平的農副產品市場也在附近的清平路開張了。這個市場後來發展成廣州最大的超級市場，也成為改革開放的新窗口。

白天鵝賓館的順利建設、開張和運營，以及它後來的出色表現，為改革開放起了一個好頭，也讓它成為中國外資利用的標杆，至今激發着國人嚮往美好生活的想象力。

餘論

每次説到白天鵝賓館，我就會想起巨石集團董事長張毓強的故事。

那是1984年，白天鵝賓館全面開業的第二年，當時還是桐鄉玻纖廠副廠長的張毓強，帶着母親給的300塊錢，與同事一起前往南京、北京、秦皇島和廣州出差。

因為帶的盤纏有限，一路上，他們都是精打細算過日子，10多天的旅途一共才花了286.26元。有一日在廣州，他們恰好路過白天鵝賓館，得聞大名，想着進去看看，反正也免費。

一行人來到賓館的咖啡廳，準備坐會張望張望就走人，但坐下後，實在感覺不好意乾坐着而不點單，於是就把服務招呼過來，假裝闊氣地問道：“一杯咖啡多少錢？”

可沒想到，善解人意的服務員打量了他們幾個人後，微笑着説道：“你們可以在此休息一下，不用點單。”

這事給張毓強留下極其深刻的印象。

以至於26年後的2010年，已經登上全球富豪榜、成為億萬富翁的他，在桐鄉開的第一家五星級酒店，就選擇了白天鵝賓館的管理模式。

所謂善因善果，大概指的就是這意思吧。

一家酒店或企業，擁有好的經營理念、人性化體貼入微的文化，遠不止賺錢這麼簡單，誰也保不齊它們會在某人的心田留下一片善的種子，待在未來開花結果。

相反，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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