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業單位的年輕人為什麼沒有以前能吃苦了_風聞

本意是回覆《中國之所以有這麼多優秀的官員，並不單純因為選賢任能的機制，而是我們親手塑造的》，越寫越多，發不出來，就發成文章好了。

好文。

心有慼慼焉，寫點東西供大家批評指教。

前幾天和老爹討論今天事業單位的年輕人為什麼沒有以前能吃苦了。我説剛好我在研究建國後醫生地位變化的問題，或許可以解答。

在價值的判斷上，中國的傳統教育下，父母親情、養育之恩，是沒有對價的。用互聯網上的段子來説，當有人開始考慮：“他是我兄弟，得加錢。”的時候，這份感情經歷的價值，在其個人的評價體系裏就已經貶值了，因為已經有了對價物，從原來的獨一無二，變成了可以被交換的東西。（也可以説“無價之寶”的價值最高）

建國後的社會主義實踐中，給工人的工資，並不等價於工人付出的勞動價值。我們還有獎章，三八紅旗手等等一系列價值評判體系。順着再往下説，即使沒有獎章等等一系列更高層級的認同，也並不代表你的工作價值沒有被其他人認識到。你開路條、找醫生看病時生產隊、單位給的介紹信等等，都屬於價值的兑現——譬如你沒給單位創造什麼價值，別人給你開路條你就得看別人臉色。

拿可以更為普通人所認識到的東西來説，這個價值的存在，類似於“人情”。

建國初我們的工業生產，屬於投入小米，產出工業品，這個在羣眾的直觀認知裏，是十分分明的，一個是供自己吃的，另一個是自己造出來的，給其他單位搞建設、給軍隊搞國防，這在他們的腦海裏，價值必然是不一樣的。

隨着社會的發展，生產活動趨向於複雜化，跨地域獲取生產資料的規模變大，這類價值體現的成本也逐漸增加，畢竟即使你對當地黨組織知根知底，到了另一個什麼人都不認識的地方，就不一定了（也可以説是在A廠工作的工人，如果兩廠不是知根知底，那麼拿着A廠介紹信的老員工調去B廠，就是個新人），隨着原有工作價值的逐漸貶值，此時對一般等價物的需求也逐漸增加。

銷售員動輒拿錢拿自己的身體砸出來銷售渠道，就是因為雖然大部分人認識不到一個事物從不可兑換到可兑換等於貶值，但他們能認識到什麼價值是可以兑換的，什麼是不可以兑換的。就譬如計劃經濟年代，你沒有拿物資的條，還想在國企買產品，那你得有什麼路子？這要是有哪個不開眼的想把自己這樣的社會價值兑現為美金，那少説得吃一個56衝彈夾。

改革開放後，隨着這些相關體系的高速發展，社會需求的快速增加，由於我們的民生生產在當時處於相對落後的情況，此時工人們工作，想的就不是自己在為社會主義事業做奉獻了，想的是拿了工錢（沒有錢發的，動輒拿單位的物資，更有甚者，出賣單位的核心利益），買台電視、洗衣機、冰箱，過上好生活——“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

在這種情況下，“我做了工作，我就想要把我的工作價值，兑換為錢。”“你給我多少錢，我就幹多少活”這類思想層出不窮。

在建國初期，你工作，有參與過革命戰爭的老兵們看着，作為權威有他們承認，而且在他們帶頭奉獻的前提下，自然你的價值是被承認的，哪怕這個價值暫時沒有被兑現。

人情這個東西，沒有兑現前，它很值錢，因為你不知道你需要拿什麼來兑現，劉寶瑞的相聲《珍珠翡翠白玉湯》，當年一個破廟裏倆人拿砂鍋燉鍋湯，和在御膳房裏拿相同的材料燉的湯，所用的人力物力能一樣麼？當你兑現後，它就有價格了。——更深一步的想，會不會有哪個不長眼的大商人，説這倆人給你一碗白菜豆腐湯你就讓他倆當了御廚，那我援助了你的軍隊，你得給我什麼，然後被老朱一刀砍了。

而且感情這個東西就怕比較，你説你女朋友和你老媽掉水裏你救哪一個？這兩份感情是沒法比的，兩類感情，都是人生中最獨特的情感，中國傳統文化中，這兩種感情，都是沒有對價物的。直白點説，你沒法把母子之情兑現為夫妻之情，至少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你沒法這麼做，這麼做的遊牧民族，無論理由有多充分，都被我們視為“蠻夷”。同樣相反的操作你也做不到，否則會被視為不孝。

你如果真的把這兩份感情拿在一起比，哪怕是沒下任何結論，那也説明了一件事：“你女朋友的地位和你老媽地位相同”——恕我直言，問這個問題的女人，是真的蠢，想出來這個問題的人並擴散到輿論場裏的人，是真的壞。

迴歸主題，為什麼今天事業單位的年輕人沒有以前能吃苦了，這不是個新鮮問題，因為早在六七十年代，執政者就在思考這個問題，他們想的辦法不夠完美，因為這個問題本身就是近現代基於資本主義的工業生產方式所必然經歷的階段，只要我們還要用這樣的生產方式，那麼就必然經歷這樣的現象。就好比古代農業生產中的土地兼併，只要你還是封建主義條件下的農業國，那麼為了激勵生產者，兼併的現象就必然存在。想要解決問題，就只有發展生產力，生產力條件使得你可以解放出更多的人時，社會變革的種子才有土壤。

今天的年輕人當然可以吃苦，畢竟你能在網吧看見很多整天熬夜打遊戲，餓了吃泡麪，困了躺沙發的人。這身體糟的罪可比我幹一天苦力活大多了。

二三十年前，我們批判上一個時期的經濟生產中的人情現象，這本身沒問題。但作為批判者，必須看到所謂的“人情”中，實際上是有那些並沒有被兑現的工作價值的，我不知道普通羣眾知道不知道這些，至少“公知”是在裝不知道的。信息時代一個人的工作經歷是可以被高度信息化的，在如何評價一個人的工作價值方面，有一些東西是可以被量化的，譬如今天各大城市的“購房積分”。

但仍舊有一些是無法量化的，就譬如之前新聞中，對清潔工工作量化時，要求一天只能休息多少時間一樣。給清潔工的工資，是付給他的“生活成本”，並不是在付給他他的勞動價值。同理，給公務員的工資，也是付給工作人員的“生活成本”，如果在整個社會處於“我幹了多少活，就要拿多少錢”的價值觀氛圍下，無視問題的存在，只要求年輕人多吃苦，不説是捨本逐末了，那也是治標不治本了。

如何在現有經濟條件下，把社會高速發展所暴露出來的問題解決，即完善我們的價值評判體系，強化社會主義價值觀。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思路。對於政府部門而言，“事業單位年輕人沒有以前能吃苦”這個問題解決的關鍵，恰恰不在於如何強化對事業單位的政治教育（當然也必須強化政治教育，只不過這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反而在於如何把今天的“外賣員、大車司機、農民工”更好的納入我們的社會保障體系中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