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萬勝 劉慧｜社區摺疊：打造熟人社區的夢想為何難以實現_風聞

熊萬勝| 華東理工大學社會與公共管理學院社會學系教授、華東理工大學中國城鄉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劉　慧| 華東理工大學社會與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華東理工大學中國城鄉發展研究中心研究人員

本文刊於《探索與爭鳴》2021年第12期

非經註明，文中圖片均來自網絡

城市社區建設往往以“打造熟人社區”為旨歸，經過20多年高強度的建設，這種城市社區的熟人化僅僅在社區內的一部分人中成為現實。“打造熟人社區”的努力之所以止步於一部分人，是因為城市社區中的兩種熟人關係，即所有人都認識的“公共熟人”圈和若干部分人之間相互熟悉的“部分熟人”圈，都難以形成將大部分人都囊括的“全面熟人關係”，從而使得城市社區僅具有“部分熟人社區”的性質。如果將打造熟人社區理解成系統整合與社會整合之間互動的過程，社會整合本身是有侷限的，而系統整合儘管客觀上發揮了補救作用，卻又遭遇新的侷限性。如果“打造熟人社區的夢想難以實現”這個判斷是成立的，那麼，社區建設的具體路徑可能就需要作出整體調整。

一個新視角:部分熟人社區

“社區摺疊”作為一種普遍現象，構成當下分析老舊商品房社區打造熟人社區的一個重要背景和前提。社區摺疊源於中國科幻作家郝景芳的小説《北京摺疊》，文中指出北京城被人為分為三個互相摺疊的空間，隱喻上流、中產和底層，並以空間和時間的雙重摺疊影射城市階層斷裂，當上層社會的空間出現，另外兩個空間被摺疊起來。《北京摺疊》摺疊的是整個城市的空間與時間，而“社區摺疊”摺疊的是社區的人口結構，尤其表現在老舊商品房社區中。社區人口結構是多元的，但實際的參與骨幹只是中老年羣體中的一部分積極分子，其他人的參與是隱而不彰的，這就構成了一種社區摺疊。

自改革開放以後，尤其是城鎮化進入高潮期以來，農村社區與城市社區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種變化是根本性的。可以説，相比於城鄉全面開通以前，所有的城鄉社區都成為新型的社區。那麼，這些新型社區又是什麼樣的社區呢？在被摺疊的城市社區中，打造熟人社區的夢想能否實現？

本文提出“部分熟人社區”的概念，即每個城市社區中會有一些大家都共同熟識的人，也存在一個個熟人圈，但是，這些人際網絡之間存在着被有意保留的“玄關”，阻斷了相互溝通，筆者希望藉此概念回答上述問題。

（一）打造“熟人社區”的理想目標

我國城市社區是體制改革和社會變遷的產物，1950至1980年代是“單位制”管理時代，1980年代以來向“社區制”治理轉變，這個轉變在1990年代後期的國企改制和住房制度改革之後更加明顯。

現代社區的出現是一個緩慢的過程。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的產業結構調整和產權制度改革，加速了政企分開、政事分開、政社分開，要求培育發展社會團體和社區以承接被剝離出來的社會職能，“社區”才露尖尖角。在社區服務廣泛開展的基礎上，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1991年民政部提出“社區建設”，並在全國開展若干試點。它側重於綜合性保障服務，主要功能是促進社區整體、協調、持續的發展和社區成員全面、最大化的發展。此時的社區尚處於初步萌芽階段，社區建設的理想並不清楚，旨在功能配套更加完善。

隨着改革的深入，單位制解體，社區人口結構的變遷與治理體制變革同時進行，迫切要求現代意義的社區浮出水面。2000年11月，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了民政部關於在全國推進城市社區建設的意見，中央開始在全國推動城市社區建設，“社區建設由原先行政一體化的結構向政府、市場和社會三者並存的結構體系轉變”。這是一個權利義務對等的“契約社會”，居民認真履行物業合同，從不交物業費的單位人向按照契約辦事的社會人轉變。社區就是按照社會契約辦事的現代公民的結合體。

經過30多年的發展，社區制完全取代單位制，社區內多種組織並存，初步形成多元共治機制，從行政性很強的狀態進入自治的狀態。但隨着城市化的深入，以鄰里關係為基礎的社區走向衰落，“社區參與的選擇趨向個人化”，居民之間趨向陌生化，很多學者對此時的社區建設持不樂觀態度。比如，王小章從居民的共同利益角度，將社區性質定義為地域性共同體，但這種可能性是基於住房制度改革以及居民在住房市場的選擇機制中形成的一種利益關聯。馮鋼認為，共同利益的基礎不只包括理性驅動的利益關聯，還包括整體利益中的“互惠關係”。有的學者認為社區不再是共同體，而是“互不相關的鄰里”。

“社區的本質是社區精神，即居民通過社區參與，形成對於自己生活和社區的認同感。”但社區意識薄弱，很容易侵蝕社區建設的基礎。尤其是在商品房社區中，人與人之間缺乏單位社會那種特殊的“熟人連接”，進而影響社區治理和社區建設。西方社會中通常沒有熟人社會的説法而是“身份社會”，並從身份社會向契約社會轉變。我國社區建設目標的演進方向則大不相同，反向從基於契約社會想象的契約社會，轉入基於熟人社會慣性的熟人社會。即早期着力於建設從單位人向社會人轉變的“契約社會”，而近十年着力於打造熟人社區，“以和諧社區為主導”，建設“以職業和經濟優勢組織形成的、以社區為地緣的新熟人社會”。

（二）“部分熟人社區”的現實狀態

筆者認為，經過10多年的熟人社會建設，目前的社區既不是陌生人社區，也不是熟人社區，而是“部分熟人社區”。成熟的城市社區並不算是陌生人社區，社區建設既“藉助自上而下的體制性力量和行政資源”，也通過自下而上發掘社區內生性資本，構建地方性互動網絡，增強居民之間的熟悉感和對社區的認同感，但這些社區還不足以成為熟人社區。從機制上來説，因為“能夠積極參加社區活動的只是少數人，居民參與意願低，參與效果有限”，甚至存在150定律的困境，即人類智力允許人類擁有穩定的社交網絡的人數是148人，四捨五入約150人，因此，社區建設的成效基本止步於一小部分人的參與，或者説社區建設基本止步於部分熟人社區。

本文旨在通過上海市青浦區某街道YZ社區的調研，將打造熟人社區理解為系統整合與社會整合的互動過程，來説明這種止步的原因，探討打造熟人社區的夢想為何難以實現。

社會系統的整合機制可以區分為系統整合和社會整合。社會整合旨在建立制度規範，達成社會共識。涂爾幹強調社會共識對社會整合的重要性，並提出集體意識概念。但在個人分化的有機社會里，集體意識已經不能夠整合整個複雜社會的所有成員。因此，社會整合本身就有其侷限性，部分熟人不會自動熟悉到底。而系統整合也有極限，西方存在着國民對政治信任的合法化危機，隨着社會的演化，系統整合與社會整合之間出現不可調和的張力，造成“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我國系統整合則包括黨建引領以及各種科層網絡，行政力量在我國社區建設中佔據主導地位，由於系統整合與社會整合之間本身就存在張力，而我國基層社會治理本質上是一種生活治理，基層黨組織以人格化的方式直接面對有差異的個人，因此，當系統整合以人格化的方式深入羣眾時，儘管一定程度上能夠穿透其與社會整合間的張力與隔閡，但因系統本身有制動閥，制約系統整合成效的發揮，造成補救有限，無法突破部分熟人社區。

YZ社區於2000—2003年建設，地處老城區，是一個老舊商品房社區。它佔地2.7平方公里，為開放型小區，房屋均為小户型。2004年成立居委會，包括8個商品房小區，是其所處街道28個社區中商品房小區最多的社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社區共1700多户，常住人口5000多人，以青浦本地人為主，60歲以上老年人1100多人。社區有幼兒園、小學和中學各1所，因靠近學校，社區房屋買賣、裝修較為頻繁。社區周邊有近300家門店，多為餐飲、洗腳房、房產中介和理髮店等服務業，外來人口近1700人，主要就職於這些服務行業門店，文化層次較低。社區有2家物業，3個業委會。公共空間包括2個老年活動室、1個籃球場、1個室外公共空間。社區有樓組長60人，黨員146人，其中在職黨員100多人，這些人共同構成志願者，並因空間或制度因素產生社會交往，形成不同的熟人圈。

公共熟人與部分熟人：

兩種熟人關係的交疊

一個成熟的城市社區總是會有一些熟人關係。從中我們至少可以發現兩種類型的熟人關係：第一種熟人關係是“公共熟人”，是指社區裏有極少數人是為大多數居民都熟悉的人，比如小區物業經理或居委會包片幹部，在一個樓組內，一個殷勤的樓組長也是小範圍的公共熟人。第二種熟人關係是“部分熟人”，指社區居民中的熟人圈，大家相互熟悉。城市社區中一般不存在涵蓋所有人的熟人圈，任何熟人圈幾乎都只能涵蓋一部分居民，所以，這些圈子可以理解成“部分熟人”關係。兩種熟人關係的實質是兩種類型的人際網絡結構，人們在交往和利益需要中產生熟悉感。當然，熟悉是有程度之分的，這裏説的熟人如果放在一個村莊裏看，還是不夠熟；但對一個充滿陌生人的城市來説，經常見面能夠打招呼，也可以算是一種熟人。

（一）公共熟人關係

1.公共熟人關係的網絡結構

社區中存在物業服務人員、居委幹部、業委會成員等公共熟人，他們不一定居住在本社區，只是工作地點在本社區。社區居民都熟悉他們，但這種熟悉由系統本身賦予。城市社區的起點是陌生人社會，職住分離決定社區的主要功能是生活。因此，系統決定這些職位的治理實踐是生活治理，其職能是為居民提供服務，幫助居民實現有序和幸福的生活。但由於生活的社會化，公共熟人與居民之間是一種單向度地提供與接受服務的關係，這是一種圍繞管理與服務的溝通理性，而在交往中形成的熟悉感，也只存在於居民與公共熟人之間。

公共熟人關係的網絡結構如圖1所示，圖中有三個分別以B、C、D為圓心的圓，圓心代表居民，圓表示該居民的關係網絡。居民關係網絡的交集A則是公共熟人，是居民交往當中的公共交點，即居民BCD都認識A，知道怎麼稱呼，但居民BCD之間未必相熟，因為很難有一個人際網絡能夠囊括所有居民。

2.公共熟人關係的形成

居民與公共熟人之間的熟悉感，是在公共熟人幫助居民解決日常性生活問題中產生的。

居民與居委幹部之間的熟悉感主要是通過兩種交往模式建立起來的。第一種是制度性的聯繫。社區是國家建制的管理單元，主要工作包括由上級下達的公共性服務和任務。前者如居民去居委會便民服務大廳蓋章等；後者如垃圾分類，它需要居委幹部親自上門宣傳到家家户户。第二種是居委幹部下訪，在社區的初創時期，居委幹部每週一次入户走訪，既是瞭解居民的過程，也是積累社會資本的過程。熟悉之後，居委幹部仍舊會每天下班後騎着電瓶車在社區逛一圈，在居民晚飯後的活動時間，居民經常會在社區看到居委幹部。

由於物業與居民生活息息相關，因此居民對物業工作人員也比較熟悉，尤其是物業經理和維修工人。物業經理統籌社區安全、環境、維修以及物業費收繳等全面工作，與居民打交道機會較多。當然，並不是所有小區都有物業經理，在沒有物業經理的小區中，居民最熟悉的是維修工。因為老舊小區房屋建設時間較長，基礎設施老化容易出現問題，維修便成為家家户户的日常事務。

社區中還有一部分熱心公共事務的居民，一般會對業委會主任比較熟悉。業委會主任通常是住在居民小區中的退休人員，負責統籌工作，能力較為突出，不只負責監管維修基金的使用及續籌，有責任心的業委會主任也會幫助解決鄰里糾紛問題。

（二）部分熟人關係

1.部分熟人關係的網絡結構

部分熟人產生於生活世界，構成居民區的一個個熟人圈。社區的本質是人際關係，打造熟人社區就是構建熟人關係網絡。社會團結的物質基礎的轉變驅動精神基礎的變化，“個體化時代背景下的熟人網絡的構建不只是基於傳統的血緣、地緣，更是自由選擇的自由人的聯合”。集體意識也已經不能夠整合一個複雜社會的所有成員，因而形成社會整合縫隙，每個熟人圈都存在着明確的規模和界線。“個人仍舊會參加很多團體組織，但團體只是個人建構關係的策略，而不是某種踏實的歸屬”，熟人圈之間缺少滲透的必要性。

部分熟人關係網絡如圖2所示，它是居民ABCDEF因血緣、趣緣、制度等因素共同構成的一個個封閉的熟人網絡，網絡結構內部是雙向流動的關係，即圈子內的居民之間相互熟悉。但每個圈子都有着明確的規模和界線，圈子之間保持適度距離，難以相互滲透和擴展。

2.部分熟人關係的五種理想類型

部分熟人關係的形成包括系統與生活兩個維度，分別來自系統整合的力量和生活世界的交往。系統整合從功能層次上調節人們的社會行動，它包含上下級關係，相對偏正式；社會整合在價值層面規範人們的行動，不帶有上下級關係。如果説所有的人際關係中都包含權力的因素，那麼，有一些人際關係可能會在權力關係上更加不對等，或者形象地説這種人際關係是縱向的；而另一些人際關係中可能會存在相對對等的權力關係，形象地説這是橫向的人際關係。這兩種人際關係和兩種整合方式之間不是一一對應的關係，即使系統整合過程中也會發生橫向的人際關係，社會整合程度提高後，也會發生縱向的人際關係。應該説，在系統整合過程中首先發生的可能是縱向的人際關係，而且很容易發生多層次的縱向人際關係，而在社會整合中更容易發生的是橫向的人際關係。

具體來説，我們可以將熟悉的程度劃分為“人熟”和“面熟”。“人熟”即大家互相熟悉，至少是見面肯定要打招呼，比如喊作“老李”，雖然也不知道老李的全名是什麼；“面熟”就只是臉熟，只知道有這個人而已，除此之外再無更多的瞭解，見面也不一定要打招呼。

如圖3所示，我們根據部分熟人關係羣種和達到的熟悉度，將部分熟人關係進一步劃分為五種理想類型，分別是縱向“面熟”、縱向“人熟”、橫向“面熟”、橫向“人熟”以及四種類型的交叉地帶，在社區中分別對應業主代表羣、樓組長羣、公共場所形成的共同在場羣、親朋友鄰羣、文體團隊和老年活動羣。

翟學偉認為，人際關係一般是指個體與個體之間的各種關係，它存在情感性與工具性之分，同時也有強關係與弱關係的區別。關係的情感性與工具性之分及其強弱性的區別，表現出關係的熟悉程度。因此，我們可以從中析出產生熟悉感的兩個重要變量，分別是高密度的交往和共同利益的需求。這兩個變量不同程度的結合，便形成不同熟悉程度的熟人圈。

（一）樓組長羣縱向“人熟”關係的形成

YZ社區共有60個樓組長，這60個樓組長之間構成一個熟人圈，縱向“人熟”的成因如下：

第一，樓組長的身份相對偏正式。樓組長的產生，最初由居委幹部通過開展社區活動或走訪入户發現合適人選，而行政化和加速城市化擠壓了居委幹部與居民打交道的時間，居委幹部便請即將退休的樓組長推薦新的樓組長。被選好的樓組長再去居委會登記信息並與書記對接工作，正式納入社區治理隊伍。

第二，穩定的隊伍是熟悉的內生性基礎。樓組長一般須滿足兩個條件：首先是在社區中居住較長時間，比較熟悉社區；其次是已退休且完成家庭再生產，年齡在50至75歲之間。60個樓組長中，有一半的樓組長有着20多年的按組工作經驗，剩下的少則五六年，多則30多年，隊伍較為穩定，樓組長只有在搬離社區或達到樓組長退休年齡時才會退出。

第三，社區工作和會議的增加強化了樓組長之間的熟悉度。首先，基層行政化造成居委幹部用於完成上級指派的行政任務的時間增加，而近幾年城市化加速尤其是“創全”、三大整治和垃圾分類等治理活動變為常規工作，大大增加了居委會的工作量。其次，居委幹部需要藉助志願者尤其是樓組長落實具體工作。再次，工作落實通常以會議方式傳達下去，工作量的增加也就意味着會議的增加。不管是會前、會中還是會後，樓組長們都會進行熱烈的討論，尤其是在如何落實任務這一環節討論尤為激烈。總之，居委會工作和會議的增加，也意味着樓組長工作和會議的增加，這造成身份的重複使用，一個樓組長同時是各種志願者身份的集合，居委會讓做什麼就做什麼。這造成聯繫的頻繁，因為隊伍的穩定，樓組長之間合作的機會也就更多。在此基礎上，雙重效應增加互動的密度，強化彼此的熟悉度。

樓組長羣是縱向“人熟”，因制度性工作的增加產生的高密度交往和共同利益，需要強化羣體內的熟悉度，形成以居委工作為核心的強關係。

（二）業主代表羣縱向“面熟”關係的形成

業主代表的身份相對正式。業主代表以樓棟為單位，每個樓棟產生一位，主要由樓組長推薦後經選舉產生，代表業主行使表決權，維護社區權益。業主代表之間一般只有在開會的時間才有見面的機會，包括小區動用維修基金時，須業主代表共同商討解決方案，以及年底的茶話會。一年見面兩三次，而每次的會議只有三分之二的業主代表參加。社區中的熟悉感基本以樓棟為單位，個體或許能夠認識本樓棟的居民，卻難以跨樓棟認識他人。業主代表跨樓棟分佈，本身就不存在熟悉的基礎，彼此的熟悉感主要是制度性身份賦予的，但制度性工作僅限於每年的見面開會，使得這一羣體也停留於制度性的“面熟”關係。

（三）親朋友鄰羣橫向“人熟”關係的維持

橫向“人熟”產生於居民的生活層面，是居民生活世界中自發產生的聯繫，它本質上是“熟人社會”。這種熟悉不但有先賦性的地緣與血緣關係，更重要的是相互之間的人情關係將其整合成親密羣體，帶有天然自發的感情和性情。老舊小區仍舊“殘留有單位制的思維邏輯”，被“熟人關係籠罩”㉗，雖然快速城市化過程客觀上加劇了不同階層的社會空間分化，出現“物以類聚的社會隔離現象，但人際關係依然以親緣關係為核心，體現的仍舊是差序格局”。

（四）共同在場羣橫向“面熟”關係的形成

如果仔細觀察可以發現，在社區中的公共場所經常會有人們之間的聚會，這些聚會構成了“共同在場”。久而久之，大家有了面熟，卻不一定能叫出名字，比如自由參與的鬆散的廣場舞，或者帶孩子、遛狗形成的熟識關係。YZ社區中有一個露天的公共空間，放有3張桌子，十幾條長椅，可容納20多人，只要不是下雨天，每天下午3點至5點，總會聚集很多人。以其中一張桌子為圓心，桌子邊坐着下象棋的年輕人，桌子外圍站着年齡稍大的圍觀者，再往外坐着年齡更大的傾聽者。圍觀的人靜靜地觀看，偶爾因棋手的一步好棋而發出讚歎，聽象棋的老人則通過圍觀者的狀態和聲音判斷實時戰況。大家就這樣坐着、看着和聽着，人羣中偶爾傳來讚歎聲，沒有嘈雜的聊天和頻繁的互動，更多的是享受這種氛圍，並藉助象棋這一中介互相感知，在感知的過程中結識、互動和熟悉。

共同在場“以身體的空間性為基礎”，大家因喜愛象棋而聚集，象棋也因此限定了這一空間的“物質邊界和社會情境”。當身處這種特定的情境時，象棋成為感知中介，一旦行動者感到他們是如此接近，彼此就能感知到自己的行為以及他人的體驗。但這是“陌生人”的社會互動形式，個人“距離羣體既不太遠，又不太近”，與羣體保持若即若離的關係，與羣體之間既不是熟人關係，也不是陌生人關係，而是保持一種“面熟”關係。

（五）文體團隊和老年活動室羣：“人熟”與“面熟”之間

人是社區的中心，社區建設應首先着眼於人的建設，而質的方面尤為重要，可以通過社團培植優良風俗習慣，形成良好的行為規範，並以黨建引領社區文化建設。於是，一方面國家權力在社區深入，另一方面社區活動空間也在不斷擴展，國家與社會便在社區相遇了。因此，文體團隊和老年活動羣均是橫向與縱向的結合，形成介於“人熟”與“面熟”之間的熟悉度。

YZ社區有6個文體團隊，分別是廣場舞隊、合唱團、戲曲班、手工坊、編織班、美食坊。文體團隊人數佔社區總人數2.25%，超過街道平均比例（1.91%），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居民參加文體團隊的初衷意在鍛鍊身體、興趣愛好以及社會交往”，同時，組織多元文體活動也被納入社區文明治理體系。文體團隊的產生方式有自發形成和藉助國家力量形成兩種，雖然產生方式不同，但社區必需給文體團隊提供場地、設備甚至資金，並將負責人納入社區志願者隊伍，由居委會統一管理。團隊採取學期制，成員基本每週都會碰面，但並非強制性的，具有一定的流動性，從而形成介於“人熟”與“面熟”之間的中間狀態。

參加文體團隊是興趣使然，而興趣本身是有界線的。對於並非出於興趣的，年齡超過70歲已開啓養老模式的居民，老年活動室便是最佳去處。老年活動室由政府投資建設而成，一般由樓組長兼任管理員。老年活動室內設棋牌室和閲覽室，規模可容納30人，人員較為固定。閲覽室人員素質較高，老師、幹部身份居多，安靜地看書看報成為彼此的交往默契。棋牌室有3張牌桌、2張麻將桌，其人員普通工人身份居多，文化素質較低，並存在以桌為單位的內部熟人小團體，阻礙相互之間的交流。兩類人不僅在閲覽室和棋牌室內部交流有限，文化和精神上的差距也阻礙他們相互之間的交流，即使共處一室，仍舊是“面熟”之上、“人熟”不足的狀態。

核心變量缺失：社區熟人化發展的障礙

高密度的交往和共同利益的需求是產生熟悉感的兩個重要變量，缺少這兩個難度就難以產生真正的熟人社區。在這兩個變量的影響之下，這種熟人化能否走到底，形成理想的熟人社區呢？答案是不容樂觀的。這是因為，社會整合本身是有侷限的，需要系統整合補救；而系統整合也存在侷限性，造成補救失效，進而使得社區建設止步於部分熟人社區。

（一）通過社會整合實現熟人化的侷限性

1.社會整合機制

社會整合指向居民的“生活世界”，它在行動者的意識範圍之內，是不帶任何體制身份的“具體行動者和他們在具體時空條件下的各種關係與互動”，具體而言，是樓組長羣關係和親朋友鄰羣內的關係分別向業主代表羣關係和共同在場羣關係的擴展和滲透。

首先，確實會發生從縱向“人熟”關係向縱向“面熟”關係的滲透，即樓組長羣向業主代表羣的關係滲透與擴展，但力度有限。樓組長的非正式身份在擴大熟人半徑方面相對具有優勢，但當離開這種制度性身份，將其作為普通人並指向生活層面時，這種制度性身份並不能賦予樓組長特權，將制度性優勢轉化為生活中的優勢。樓組長羣作為一個熟人圈，形成了以居委制度性工作為核心的強關係和有機團結，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縱向“人熟”是建立在樓組長工作的社會場域上的，他們在工作之外幾乎沒有聯繫。業主代表羣的身份雖帶有體制性色彩，但縱向“面熟”是在業委會指導下形成的弱關係，業主代表本質上仍舊是原子化的個人。

進一步而言，公共生活積累的關係和情感不容易延伸到私人生活。當制度性的社會場域不存在時，每個人都是普通人，不論是樓組長還是業主代表甚或志願者，日子再普通不過，像大多數人一樣，每天買買菜、跳跳廣場舞、參加一些文體團隊等。樓組長只認識自己樓棟的業主代表，而業主代表羣也只是“面熟”，樓組長難以通過一個業主代表去認識另一個業主代表。而業主代表通常只熟悉自己樓棟的樓組長，也不願意藉助樓組長跨樓棟認識別的樓組長。

其次，親朋友鄰羣與共同在場羣的關係分別是橫向“人熟”和橫向“面熟”，兩者之間也不容易打通。親朋友鄰羣是一個熟人羣體，具有封閉性和穩定性。而共同在場羣是“熟悉的陌生人”，具有偶然性和流動性，每次遇見的人都是變動的，不容易形成深入瞭解的狀態。而且，大家會滿足於這種共同在場形成的人際關係，由於進一步交往也會存在風險，人們小心翼翼地管控着交往的尺度，因而共同在場關係不容易進一步發展為更高層次的熟人關係。

2.社會整合實現熟人化的侷限性

社會整合機制也使得社區的熟人化難以走到底，這是城市社區的普遍問題，為什麼呢？眾所周知，古希臘社會整合得好，人們相互熟悉，產生的“公民團體”使直接民主制度成為可能。但公民團體的實質是徹底的社會整合，而城市社區只存在有限的社會整合。

第一，社會的理性化轉型推動人際關係的理性化，而城市是社會轉型比較徹底的地方。中國是一個關係型的社會，個人較難脱離羣體而獨自存在，並同時屬於多重羣體。社會分化首先造成羣體分化，一個團體需要保持適度規模；其次造成人格分化，為滿足需要，個人選擇加入多個羣體並擁有多重人格。為了避免這些角色與人格之間的衝突，個人作出驅除感情的互動，在“人與人之間樹立了一道屏障”，“與我們直接相關的只是他人的社會角色”。這是社會分化下羣體的理性化與人格的理性化耦合而成的理性互動形式，它日益佔據主導地位，並開始改變客觀文化。而新的社會交往的普遍價值標準，使這種非人格化互動合法化和制度化，實現了人際關係理性化的再生產。在這種結構化的影響下，人們看重的是社會交往本身所創造的價值，社會交往演變成了社會交換，並傾向於即時和等價交換。由此形成人際關係的契約化，而契約化又導致純粹化，因事結成的關係，就保留在這個特定的“應用場景”中。

第二，社區中的理性化是有限度的理性化。生意中基於契約的人際關係是一種受法律保護的合同關係，合約主體只需要履行條約而不需要成為熟人。相反，社區中人際關係的理性化具有被打破並使人際關係成為熟人關係的可能，畢竟社區是生活的地方，大家經常見面，具有發生深度情感糾葛的可能。“不僅個人自己在過去收到的報酬，而且在他的羣體和參考羣體中獲得報酬的流行比率，都會影響到他對他服務的報酬的期望”。社區外的交往會影響社區內的交往，形成社區內的交換價格，並受到社區結構穩定性的影響。交換價格是個人對自己付出後回報的期待，交換也講究等價交換，即我付出了，就要有回報。如果像農村社區那樣穩固地住在一起，便可以形成一個公平穩定的價格，使期望得到滿足。但城市社區的高度流動性，也造成居民交往的不充分，很難形成穩定的“交換價格”，這使得深入交往具有一定的風險性，萬一付出沒有回報，個體自己就吃虧了。因此，城市社區中的交往在糾結中形成了一種尷尬的平衡關係，大家小心翼翼地保持社交的頻率和深度，既沒有冷淡到清清爽爽，也沒有熱乎到可以迴歸傳統意義的熟人社會。

第三，不同於一般的交往，社區的交往是“家門口的交往”，退一步就進入私人領域。門外和門內是兩個世界，門外是公共性，門內是私密性，好的居住環境應是這兩者之間的平衡。但隱私觀念的強化，使得家門成為守住私密性的一道防線。“私密性是個人希望對自己的社會交往有支配權和控制權，有獨處和拒絕外界打擾的願望”，馬斯洛認為這種私密性屬於人類最基本的需求。私密性是個體化的產物，人們變得越來越在乎自己的獨特性，不希望被窺探和打擾。而個體化將社會交往空間分化為社區之外—社區—家的差序格局，家便成為私人領域最後的自留地。隨着生活節奏加快，每個人的時間表不同，必須防止非約定的到訪，這進一步強化了公私之間的界線，家恰恰成為私密性的空間保障。進而，由公共生活建立的聯繫和產生的情感不能延續和滲透到個人生活，也不能成為建立關係和積累情感的工具和手段，使得集體情感難以完全同化個人情感，也使得社會整合到達一定程度便會止步不前。

（二）系統整合因素對熟人化發展的侷限性

1.系統整合機制

系統整合指向系統，涉及縱向關係之間的擴展與滲透，是“制度和規則之間超越時空的邏輯相容或不相容”。它超出行動者意識之外，是國家藉助系統力量向生活世界滲透，在此指藉助樓組長和業主代表的身份，分別向親戚友鄰羣和共同在場羣的熟人關係擴展。

其一，樓組長羣向親朋友鄰羣擴展。雖然這只是兩個熟人圈，但仍舊難以打通，因公共生活結識的朋友很難成為真正的朋友。由於樓組長身份的制度性優勢並不能轉化為生活中的優勢，樓組長之間在工作之外幾乎沒有交流，他們也不會真正把某個樓組長變成自己的親朋好友。訪談中的一個樓組長就説樓組長之間很熟、關係很好，但並不是朋友，自己真正的好友仍舊是以前的12個戰友，她覺得戰友不只是戰友，更是親人，幾十年如一日，就像家人一樣不分彼此，私下經常一起聚餐、旅遊，春節也一起過。她説自己在社區居住20多年，大家也互相認識多年，關係雖好，但只算普通朋友，不是親人，仍舊是各過各的、各玩各的。

其二，業主代表羣向共同在場羣擴展。業主代表可能會以其特殊身份進入共同在場形成的關係中，或與其建立一些羣，比如“寶媽羣”，但止步於有限滲透，彼此仍舊有明確的界線。

2.系統整合實現熟人化的侷限性

系統整合包括黨建引領和各種科層體系，作為社會整合的補救而存在。但這種補救也有侷限性，不能幫助社會整合實現徹底的熟人化。

第一，越來越清晰的公私界限。一般來説，中國人的公私界限不太清晰，這是因為中國人的交往是一個差序格局，只要有人介紹，外人也可以加入這個範圍進入私域。但隨着社會轉型的深入，這個公私界線開始變得越來越清晰。一方面這是人際關係純粹化的結果，使得不同關係之間交叉整合減少，私與私之間如此，公與私之間也是如此。因此，我們發現樓組長的工作逐漸退出居民家庭，那種樓組長調解家庭糾紛的情況在不斷減少，開始轉向居民的外部生活治理工作，比如垃圾分類。與此同時，由於社區行政工作繁重，尤其是近幾年加速城市化，很多工作採取運動式治理方法，它要求系統內部高度整合，以集中應付上級檢查。但由於行政在一定程度上擠壓了居委幹部自治時間，同時社區規模大，人口多，而居委幹事只有7人，使得居委根本來不及熟悉居民。而越是沒有時間，居委會越是要與居民保持距離，就像居委書記不願加入小區業主羣，因為聯繫過密會增加工作負擔。

第二，手段異化的考核機制。“在社區建設過程中地方政府對居委在財政資源、人事任免和行動權力方面具有絕對的控制權，社區工作主要是圍繞政府制定的評價考核指標體系來進行。”因此，考核制度下的理想社區會限制居委會打造熟人社區的社會行動，而部分熟人社區即可實現街道考核達標。居委幹部作為公共熟人，有着正式和非正式的資源，國家希望而且目前也只有居委幹部有能力打通居民區的熟人圈，但考核制度下的理想社區建設決定其沒必要打通。比如，在職黨員雙報到在疫情期間發揮了重要作用，但疫情之外黨員雙報到規定在50%的社區未持續發揮作用，社區僅滿足於動員固有的志願者和樓組長隊伍。這並非社區沒有能力充分動員，而是因為考核體系下的主要衡量指標是理想社區建設，社區只需把握相應的治理限度，以有限動員實現考核達標即可。考核本為監督落實社區建設，不曾想社區建設出現異化恰恰緣於實現考核達標。

第三，社區治理中的緩衝機制。居委書記雖然職級不高，但也是一個幾千人社區的領導，凡事並不能直接往前衝，因為話一旦説出口，便沒有迴旋的餘地。而且，居委會的對上行政事務也擠壓了自治時間，這就決定不可能凡事都要居委幹部出面，要允許樓組長有發揮自治作用的空間。因此，居委會通常採取網格化管理的方式分層次接近百姓的策略，自上而下地形成了書記—片區幹部—樓組長的治理緩衝地帶。樓組長自下而上地及時發現並就地解決問題，對於無法解決的困難，及時與片區幹部溝通，如果仍舊無法解決，再由居委書記出面解決。樓組長既是居民中的一員，又具有協助社區工作的合法性，而自下而上解決問題的方式，決定了可以形成不同程度的熟悉，即彼此不需要熟悉，但保持走向進一步熟悉的可能性，這也使得系統整合遭遇新的侷限性。

與此相關的另外一個因素是，對於政府和居委會來説，對居民的熟悉程度有一個底線，也就是必須順利地完成換屆選舉，確保組織意圖能夠實現。一旦這個底線目標實現，政府部門的動力也就減弱了，至於居委會還能將熟人社區建設推進到什麼程度就變成次要問題。這些都使得社區的摺疊狀態難以打破。

餘論

由上述討論可見，商品房社區的起點是陌生人社會，為了便於治理，國家有動力且努力打造熟人社區。在社區摺疊的狀態下，城市社區打造熟人社區的結果是部分熟人社區——社區中存在一個個範圍有限、界線明確的熟人圈，並處於有限整合狀態，而部分熟人社區高密度的交往和共同利益的集合，則需要形成熟人社區的重要機制。打造熟人社區的夢想步履維艱。如果我們把打造熟人社區理解為社會整合與系統整合的過程。一方面，熟悉不是無止境的，社會整合本身也是有侷限的，需要系統整合的補救。另一方面，系統整合本身具有制動閥，發展到一定程度會繼續朝着理性化方向發展，開始制約系統整合的補救效力。這兩種整合方式的侷限性，也決定了公共生活難以滲透和擴展到個人生活，集體情感難以同化個人情感，難以形成社區集體意識，最終使得打造熟人社區只能在一部分人中實現，社區建設止步於部分熟人社區。

而如果本文的基本判斷是成立的，那麼接下來，我們至少有兩個方向的思考需要擴展。

**其一，我們應該重新思考社區建設和社會建設的關係。**在這對關係中，社區建設本身是目的，也是達成社會整合的一個步驟。一直以來，我們都強調社區建設本身即目的，所以，我們才會希望形成高水平的社區整合。那麼，我們是否可以更多地將社區建設僅僅當作社會建設的一個手段，從小共同體建設轉向大共同體建設，又是否存在這種路徑？這樣的思考並不是毫無根據的，現在推進的非公企業和新型社會組織黨建工作，其實是在社區之外強化黨羣聯繫和社會建設，這也是一種大共同體建設的思路，在某種意義上是在激活過去“單位社會”的想象。

**其二，我們如果希望沿着強化社區建設的方向前進，那麼就要反思既有的社區建設路徑。**而當前的居委會和業委會之間的分離可能是一個主要障礙，它一方面導致社區規模過大，超出了居委幹部聯繫羣眾的能力；另一方面，居委會也會生髮限制業委會促進小區團結的傾向，形成社區建設資源的內耗。當前各地推進的小區黨建已經作出了反思的努力。而進一步的努力方向可以是，開發小區業委會的經濟功能。因為社區黨建如果僅僅停留在組織建設和活動開展上，客觀上還是不容易引起更多人的關注和參與，更有效的社區建設總是會和某種經濟利益聯繫在一起。

而如果新的社區建設思路能夠給居民帶來更多的經濟利益，也許，社區摺疊就可以被打開，一種中國特色的城市社區建設的思路才算是真正成形了。這或許是一個比較激進的思路，但倘若能夠激發有關各方的思考，也就不算是無意義的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