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視頻想做衣服，為何不自己買布_風聞

魯舒天| 文

在《吐槽大會》大張偉那期，脱口秀演員池子講過這麼一個段子：

“有人説大張偉抄襲，大張偉老師就説——‘我是音樂的裁縫。’我覺得你當裁縫可以，你自己買布行不行？人家都做成衣服，你給別人剪了，你是裁縫？”

別人用自己的作品説話，有人卻用別人的作品説話，這一情節並不僅僅是脱口秀的梗，也可能與判例扯上關聯。

據《知產財經》報道，不久前，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對愛奇藝訴字節跳動侵害《延禧攻略》信息網絡傳播權一案作出判決，認定後者涉案行為構成侵權，償付原告損失及訴訟開支共200萬元。

所謂侵權，是字節跳動未經授權，在愛奇藝網絡獨播劇《延禧攻略》上線後，通過今日頭條App的信息流推薦技術，將用户上傳的截取自該劇的短視頻向受眾傳播。這些剪輯後的碎片不僅破壞了作品完整性，而且侵犯了網絡發行方愛奇藝的商業利益。

《延禧攻略》藝術價值如何暫且不論，沒有爭議的是，該劇網播期間是現象級的爆款，侵權視頻的單條播放量，最高達到110萬次便是例證。侵權方縱然可以辯稱“片段由用户截取，自己只是網絡服務提供商”，但法院認定，它正是盜版行為的最大受益者。

在平行時空，也有騰訊視頻和字節圍繞《斗羅大陸》和《亮劍》的侵權反訴案，最終是以雙方阻止侵權視頻傳播而收場。

因此，上面那個案例對行業的指導意義體現在：這是國內首例出現了賠付金額的“算法推薦案”的判例——而且是短視頻敗訴，這對於近年互聯網熱議的“長短視頻大戰”的走向，以及信息技術無遠弗屆的今天算法的注意義務，已然是轅門立下一木。

無論愛奇藝發佈2021Q4及全年財報的數據究竟如何，相信這一案件如能產生推廣效應，都將在一場輿論押注懸殊的“長短視頻大戰”中極大振奮長視頻的士氣。

在中文互聯網上，“視頻博主”將影視作品進行剪輯、拼接、搬運，以及未經授權“二次創作”的歷史由來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2005年胡戈的《一個饅頭引發的血案》，以及“老濕”朱子奇對爛片的吐槽。

如果説上述剪輯在某個階段尚有正面價值——如提醒創作者重視觀眾，在長視頻推行會員付費模式後，事件要義理應轉向——觀眾也要尊重創作者。

何況門户時代的剪輯，無論出發點還是朝向，都和當下的剪輯截然不同：前者是在甄別“劣質”內容，體現了草根意志對精英話語權的回應；而後者是在搬運“優質”內容，並藉此竊取流量變現的密碼。

用央視《正點財經》的話講，這種剪輯式搬運的目的，是通過熱門內容快速獲取流量支撐，然後搞直播帶貨。其變現空間之大，如同網上經常會出現的推文——《我把xxx搬到xx，一天收入x萬多》，從事影視剪輯的視頻賬號，粉絲量高的可達幾百萬，還出現了教人剪輯的教程。更有甚者，粉絲5萬以上，即可在首頁設置“找我官方合作”入口的接單。

｜頁面還曬出收入賬單

《2021年中國短視頻版權保護白皮書》顯示，2019年初至2021年5月，12426版權監測中心累計監測到300萬個侵權賬號、1478.6萬條二次創作侵權與416.3萬條原創侵權短視頻，點擊量共5.01萬億次，按萬次點擊10元計算，直接經濟損失高達50.1億元。

對於盜播侵權，影視行業有過不少倡議，最大的一次發生在去年的“世界知識產權日”前夕。2021年4月9日，包括正午陽光、華策影視、新麗傳媒、愛奇藝、騰訊視頻、優酷在內的70多家影視公司、長視頻平台及從業者發表聯合聲明，抵制網絡短視頻的侵權行為，呼籲責任方提升版權意識，建立“先授權後使用”的良性生態。

而“算法推薦案”之所以在近日促成有利於長視頻的宣判，或與行業聯合呼籲之下、去年中國網絡視聽節目服務協會出台的《網絡短視頻內容審核標準細則》相關。

2****021版《細則》中寫道：未經授權，不得自行剪切、改編電影、電視劇、網絡影視劇等各類視聽節目及片段。

雖然中國並非判例法國家，相似的侵權案換個法院審理結果可能迥異，但在短視頻對影視內容的盜版與軟盜版現象屢禁不止的當下，有這樣一個判決作為指導性案例，對長視頻無疑是一場及時雨，對資本市場重新審視視頻戰爭的未來格局，或許也能起到一定的推動作用。

而在大眾層面，以往對這類事件保持緘默，是因為藝術作品盜版與否其實很難判斷，不是難在道德上，而是難在認知上。

以電影為例，正盜版之間存在相當大的中間地帶，不是正版，並不意味着屬於盜版，而是叫做資源。一個比較公允的理解是：只有當該內容被國內發行方支付費用引進之後，理論上才構成侵權，盜版在這種情況下是一個相對概念，如果沒有正版，也就無所謂盜版。

這個困境放在海外也一樣，留學生和華人想看中國電影，卻缺少正規的線上觀看渠道，只好搜資源網站。而當相關權利人引進該片時，通常會以區域版權代理的身份向網站發函，要求對方下架單片資源，以達到版權保護的目的。

這套“通知-刪除”的流程缺乏效率，但礙於極為複雜的客觀因素，它是業內慣常操作。事實上，在前述《延禧攻略》一案中，權利人也持續通過預警函、律師函等多種形式告知刪除，作為侵權方的平台在知曉情況後，所採取的措施，並不符合有效制止、預防侵權的實質要求，這才有日後的對簿公堂。

綜上所述，如果説進口內容的盜版界定尚處文化盲區，可國內短視頻對國內長視頻——尤其是對後者定製內容和自制內容的盜版，則從一開始就是事實清楚、性質明確的。短視頻在漏洞下薅走的羊毛，自然就成了長視頻的損失。

｜剪輯式搬運

相比於電影這種有過一輪院線發行的產品，剪輯式搬運對於劇綜以及主要依託劇綜營利的長視頻平台，威脅本就更大。

在短視頻內搜索2021年熱播的《覺醒年代》《功勳》等劇，會大量出現盜用版權素材二次剪輯的解説片段；而去年由郭麒麟、宋軼主演的《贅婿》，熱播期2/3的盜版都來自於短視頻；還有剪刀手熱衷的《甄嬛傳》，這部原本76集的古裝劇被剪成223集，最高一集點贊量高達32萬。

一般情況下，合集內片段時長會在幾分鐘到半小時不等，一個母集下面會有幾個子集，依照順序看完子集，也就相當於看完整集，在評論區中，“哥幾個又來追劇啦”的留言經常赫然在列。這些賬號每獲得一個流量，也就意味着“愛優騰”少一個潛在會員。

眾所周知，長視頻每年數百億花在內容製作上，自制或是為版權方支付網絡獨播費用，槓桿非常大，與之相對的，那種低成本、高收益地持續盜播專業影視內容的行徑，既破壞了知識產權，也干擾了影視行業的正常發展。

之所以要談這件事，是因為我看到網上一些互聯網和傳媒股的觀察者長期以“唯數據論”來衡量長短視頻，並動輒得出長視頻不是好生意、註定被短視頻替代的結論，深感這些觀念對讀者的誤導。他們的文章縱然堆滿數據，“短視”思維卻溢於言表，更是影視內容的門外漢。

《奈飛文化手冊》裏有一句話——“人們把數據當成了答案，而不是提出好問題的基礎。”文娛行業是數據説了最不算的一個行業，連硅谷的Netflix用大數據拍《紙牌屋》都不過是講給資本市場的故事，真正的核心是它爭取到了握有原作改編權的大衞·芬奇來當製作人。

市面上與“視頻戰爭”相關的觀點，很多地方都值得商榷。

**首先，**如果一門生意是寄生在另一門生意合法收益的基礎之上，那麼前者縱然是一時的“好生意”，最終一定難言長久，而它“規範”的過程，也就意味着“祛魅”的必然。

**其次，**有些觀察者很喜歡混淆概念，權利人一提盜版，他們就跳出來説這些被盜版的內容很爛，所以侵權有理、盜版無罪。**這是一個流氓邏輯：強調內容爛就活該被盜版，就好比在説一個人瘦弱就活該被搶。**更何況持有這種邏輯的人認為的爛內容，對大多數人而言，可能恰是好內容。

**第三，**這些人經常渲染“會員的本質都是不想看廣告，願意花錢的人越多，就説明願意看廣告的人變得越少”，這句話乍看是對的，可如果你瞭解美國有線電視的發展史，就會明白這一結論大錯特錯。會員的本質不是不想看廣告，而是想看好內容，如果內容差，縱然零廣告，誰要花時間看呢？

在長視頻的歷史上，比起動動鼠標或等十幾秒就會消失的廣告，真正影響到內容質量的，是贊助商決定拍什麼樣的內容。而會員付費模式確立的基石，就是擺脱對B端的依賴，向C端提供真正的好產品。

**第四，中信證券傳媒分析師肖儼衍曾一針見血地説過：“不能單純用互聯網思維看長視頻，它不是簡單的MAU（月活）生意，而是中長期的ARPU（每用户平均收入）**生意。它不是短期風口，而是長效賽道。”

言下之意是：不要關注長視頻變現的速度，而要去預估它變現的深度，隨着內容深度和廣度的提升，長視頻仍有極大的提價空間。反觀那類野生專家，動輒批評平台買版權劇，收入趕不上虧損，動輒以短視頻日活、月活的增長迅速來套長視頻每付費用户平均收入的增長緩慢，可以説批評都批評不到點上。

相對於Netflix等海外流媒體，國內長視頻長期虧損的原因與其説是成本支出過多，不如説是內容壽命過短。Netflix真正做對的地方，是它採購的內容經得起時間檢驗，4年攤銷90%內容成本的底氣，是這個劇能確保被觀眾青睞4年。

比起流量內容的爆款，質量內容的長尾才是行業最應關注的存亡之道。

｜海外流媒體對經典版權的爭奪戰也愈演愈烈

近兩年海外流媒體戰事打得如火如荼，你可以看到，無論是華納傳媒的HBO Max還是NBC環球的Peacock，成立第一把火就是把《老友記》《辦公室》《白宮風雲》這些經典劇的發行權收回去，堅決不續租，給Netflix來個釜底抽薪。但如果這些劇是Netflix自制的，就能避免這個麻煩。

所以，要麼你拿下《老友記》，最好是你拍出《老友記》，當然這一切的前提，都是盜版要解決好。

**最後，**我從不認為長視頻真正的阻礙是短視頻，或是遊戲、直播。繞開房間裏的大象，只去挑平台和創作者的紕漏，所言輕於鴻毛。

一種觀點認為，國內發展PGC（專業生產內容）是沒希望的，只有UGC（用户生產內容）才有希望。這種説法不僅短視，而且不負責任。

考慮到當下的互聯網環境，短視頻的商業模式固然有其優勢，但任何一個拿短視頻與長視頻做比較卻不考慮其不同點的分析，都犯了原則性的錯誤，你看海外很少有人真拿YouTube對標Netflix，因為一個是廣告型視頻點播AVOD（Advertising Video on Demand），一個是訂閲型視頻點播SVOD（Subscription Video on Demand），一個做廣告生意，一個做會員生意，只在搶佔用户時長上有交集。

用個不恰當但很能説明問題的假設：如果短視頻每月也收25-30元的費用，你看它數據會不會斷崖式下跌？當然，它的商業模式決定這件事不會發生。

短視頻的商業模式，用紀錄片《監視資本主義：智能陷阱》的話講就是：“因為我們不必為這些產品付錢，廣告商為我們使用的產品付錢，所以廣告商是顧客，我們（的習慣和偏好）就成了被銷售的商品——如果你沒有花錢買產品，那你就是被賣的產品。”

雖然我前面説，短視頻不是長視頻的攔路虎，但在盜播問題上，它又的確成了吸血鬼。如果沒有專業的影視綜做出來，短視頻的內容庫會受到貶損，所以，不是長視頻需要短視頻去做宣傳，而是短視頻在利用長視頻牟利。所謂“剪輯式搬運替劇集做宣傳”的説法，當然是不成立的，因為你無法證明人們看到片段之後就去給視頻網站充值了，二者不存在必然聯繫。

市場上諸多短視者對長視頻的態度，頗像一些男性對女性的態度：一方面希望女性無條件為家庭付出，一方面卻又不珍視她們的勞動。很多女性不願做家務的怨氣，正是來自於其付出沒有受到尊重。

至於短視頻行業對PGC內容的合理使用限度，其實不乏參考。

TikTok支持的視頻長度最多60秒，而且網站設有直接投訴渠道，如果一個賬户內多個內容受到侵權投訴，平台可直接關閉該賬户，懲處率高達85%。而國內短視頻上傳視頻1-15分鐘的長度，則成了孕育盜版的温牀。

2007年，握有派拉蒙、CBS、CW、Showtime控制權的美國傳媒巨頭維亞康姆曾向YouTube索賠10億美元，起因是後者站內存在大量未經授權的二次創作。因為這件事，YouTube的母公司Google投入研發Content ID系統，如果檢測出用户上傳的視頻包含版權內容，會提供給權利人禁播、查看數據分析和分享廣告收入三種處理辦法，基本克服這一頑疾。

為避免劣幣驅逐良幣，最優解當然是獲利者主動向權利人支付費用，把一部分所得分給版權所有方。視頻行業也需要先富帶後富，走向共同富裕。

有人可能會説，這個錢是否不必交，因為影視內容在短視頻站內佔比很低。《晚點LatePost》曾考證，截至2020年中，抖音3-5分鐘的短視頻中，PGC內容播放量佔比為8%，相比之下，B站這一數值是7‰，微博僅4‰。

但另一些研究則發現，影視內容對短視頻KOL增長與粉絲增長的貢獻率明顯。克勞鋭數據研究院顯示，2020年抖音增長前10的KOL貢獻榜單中，影視KOL增長率達到62.65%，僅次於社會新聞和生活記錄；影視粉絲增長量達到9.35億，僅次於社會新聞、搞笑幽默和遊戲。

｜卡思數據對抖音賬號2021Q2的統計

卡思數據對抖音2021年第一季度漲粉最快的500個賬號做了調查，也發現影視內容佔比增加明顯，為11.6%；而當它在去年第二季度將基數擴大至1000個賬號後，發現這一比例達到了14.4%；第三季度同樣的觀察基數，影視類排名掉到第二位，仍有12.8%的份額。

**大家來思考一個問題，諮詢公司只是公佈了數據，但其實歸類的標準才是最關鍵的。在劇情、搞笑、名人等區間，其實可能有大量影視綜內容的混同。**比如華納兄弟的電影《小丑》，在與趙本山、範偉的電視劇《馬大帥》結合之下，被用户大量二次創作，你説它是被歸到影視還是搞笑呢？試想，用户在剪輯一款包含歷史元素的遊戲視頻時，有沒有可能截取相關的影視片段呢？

假設最極端的情況下，長視頻説我連版權費都不要，也不查看用户數據，我就是不讓你用我的內容，那UGC裏最精品化的一類會不會立刻黯然失色，答案是一定的。所以，不是長視頻離不開短視頻，而是短視頻離不開長視頻。

我想説的是，即便影視內容在短視頻佔比就是10%左右，這些內容對後者真正的貢獻，也遠不是數據體現的這樣。

“專業生產內容”真正的意義在於文化。

文化價值為平台提供了風險緩衝帶。短視頻上有大量專業生產的影視內容，有大量訪談欄目和紀錄片的截取，就會使平台整體顯得多元。

**這裏尤其需要區別的是，多元和豐富是不一樣的。多元的意義在於有更多不同的價值，而豐富則是同一種價值的聚集疊加。**任何一個內容渠道，如果完全失去了文化價值的庇佑，它就一定要考慮清楚，剩下的東西是否足以登堂入室。

不少內容平台做到一定規模之後，會發現增長到了瓶頸，是什麼影響到增長，其實是文化。文化過於狹窄，過於單調，就很難帶動新的增長。因為市場對於你的調性已經認死了，和某個標籤深度綁定，甩都甩不脱。

資本市場迷信的垂直和聚焦，商業上當然有效，但在更廣的社會層面和更近的現實層面，它也意味着不可控和不可知的風險。一個互聯網內容社區的調性越聚焦，也就意味着它從始至終只有一道護城河。而當護欄本身出了問題，那可是連拆都來不及的。就有可能從發展問題變成路線問題。

過去一些年，不少行業其實並沒有把文化當成盟友，有些是把文化作為一種調劑，有些則乾脆放棄這種價值。直到某天一個屢試不爽卻無益於社會、公眾的生意，幻化成一個“琴歌不自愛，受貶無人聽”的故事。

而當平台想要短時期變得多元，實際上也是不可行的，因為多元或狹窄是潛移默化、長期形成的，不可能一舉扭轉。太急，就不是事倍功半的問題，而是賠了夫人又折兵。何況只有平台想轉，也是沒用的，因為用户可能不想，用户已經習慣了不兼容，習慣了黨同伐異，這些被算法投餵的人，未必都有自己的意志，卻一定都有自己的慣性。

文化這道護城河很難建立，但建立之後卻又很難崩塌。在《十三邀》裏，許倬雲這樣形容他的歷史觀：“個人的地位最小。最短是人，比人稍長一點是政治，比政治稍長一點的是經濟，比經濟稍長一點的是社會，時段最長的是文化，更長的是自然。”

一個向善的社會，不能總為了追逐短期目標，放棄更長遠的歸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