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益平：如何理解美聯儲政策調整與中國金融改革重點_風聞

2021年，美國的生產品價格與消費品價格都很高，這是供給因素造成的。政府花了很多錢投資基礎設施和支持老百姓消費，導致**美國國內需求很強而供給偏弱，所以美國通脹壓力非常大。**中國的情況是，生產品價格確實很高，但消費品價格並沒有那麼強勁。如果這個趨勢延續下去，同時面臨出口下降，那2022年的價格下行壓力或將加劇。

中外還面臨一個相同問題：如果疫情能夠過去，經濟能不能平穩過渡到正常增長。這包括兩方面含義：第一，支持政策退出後，經濟自身是否有足夠動力往前進；第二，應急政策雖然退出了，但政策所導致的一系列後果同樣不容忽視。

對於美國而言，當貨幣政策一直非常寬鬆，即便CPI沒起來，但最後資產泡沫和金融風險可能會起來。財政政策也是如此，美國現在公共債務的比例已經非常高，**政府如何逃離高負債陷阱是必須面對的問題。對於中國而言，我主要擔心兩個領域的金融風險，第一關於中小企業貸款與中小銀行不良，第二關於地方政府債務大幅上升。**結合房地產開發商出現問題來看，槓桿率本來就非常高，疫情後又在繼續提高，同時經濟增長出現減速，經濟增長模式轉變。模式轉變意味着過去很多做得挺好的事情做不下去，需要創新，這對降低金融風險來説確實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

——黃益平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學術委員會主席、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下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北大國發院”，來源於北大國發院和騰訊新聞聯合策劃出品的“全球經濟十一問”系列專訪視頻，內容略有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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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聯儲政策調整會帶來哪些影響？

問：美國貨幣政策的轉向一直受到全球關注。您如何理解美國通過大量發錢來“保消費”的政策？

**黃益平：**為避免大危機發生，當局通常會不計一切代價採取應對措施，從1929年大蕭條開始便是如此。這也是宏觀政策的基本本意，即當經濟下行時，貨幣政策、財政政策都會採取相應的支持措施。

在2008年-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美國就做過同樣的事情。政府財政出了很多錢，美聯儲也放了很多水，主要的流動性和資本金都補充到了大型金融機構。先把金融機構穩住了，經濟也就慢慢穩住了。

這次情況不同，新冠疫情中受最大沖擊的不是那些大型金融機構，而是中小企業和老百姓，因此美國這一輪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重點是把錢釋放給中小企業和老百姓。

美國政策的重點是“保老百姓生活”，雖然疫情期間也有大部分資金流向企業，但前提是補貼那些能保就業的企業，同時直接把錢發給老百姓用於消費。美國的做法，一方面體現了這次危機和上次金融危機的特性不一樣，即疫情衝擊的是生活和生產；另一方面也與美國的體制有關，為了總統的競選連任，給老百姓發錢可以獲得更高的支持度。

我們的做法和美國在理念上是一致的。我們提的是**“保經濟主體”，主要是通過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來支持中小微企業，最重要的措施就是通過金融機構，特別是商業銀行，為中小微企業提供大量貸款。**

政府在大危機期間花大力氣穩經濟並不是什麼新鮮事，過去將近一個世紀以來都是如此。而疫情期間政策的特殊性表現為，一是在支持力度上史無前例，二是錢主要用於幫助老百姓和中小企業。

問：雖然與2008年金融危機的政策着力點有所不同，但遇到危機就發錢似乎已經成了慣例，對嗎？

**黃益平：**美國在1929年大蕭條時期並沒有採取大量發錢的應對措施。當時經濟嚴重下行，但美國的貨幣供應量不僅沒有擴張反而在收縮，所以後來弗裏德曼在《美國貨幣史》一書中專門就此批評了美聯儲。

前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在讀博期間看了這本書，並接受了弗裏德曼的觀點，後來他在參加弗裏德曼90歲生日慶典時公開承認了美聯儲在大蕭條時期的失誤。

我覺得正因為伯南克讀了弗裏德曼的這本書，並且在他剛剛就任美聯儲主席後就遇到了美國大危機，所以他採取了極度寬鬆的貨幣政策來穩定經濟，而這背後的學術基礎正是伯南克一直在研究的領域。所以我開玩笑説，伯南克一輩子的學術經歷似乎都在為一件事做準備——當上美聯儲主席後穩定全球危機下的美國經濟。

補充一點，我們現在討論的很多宏觀政策，不論是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基本都認為是從大蕭條之後才慢慢發展起來的。很大原因就是美國在大蕭條期間並沒有採取積極應對措施。

問：隨着疫情緩減，就業數據轉好，預計美國貨幣財政政策下一步要“抽水”。哪一項措施對全球流動性的影響更大？

**黃益平：**首先應當明確的是，既然是不計一切代價應對危機的措施，那麼這些措施都是週期性的，退出自然也在預期當中。

就財政政策而言，美國還沒有完全回收的趨勢，包括拜登政府還在進一步推動很大規模的財政開支用於支持基礎設施投資、產業升級，甚至可能還會繼續支持老百姓的生活，只是政策重點可能會從之前給老百姓發錢轉向投資對經濟長期增長有利的領域，比如積累人力資本、改善基礎設施和支持產業升級等。

貨幣政策可能是主要的調整領域。目前來看，美聯儲很快就會收縮對流動性的注入。

值得關注的是，美聯儲貨幣政策正常化後會對世界經濟產生巨大影響，因為美聯儲是全球最重要的央行，美元是全世界最主要的貨幣。

當美聯儲實施量化寬鬆政策時，全球很多市場都經歷了資本流入、貨幣市場利率下降、貨幣升值、資產價格上升、經濟活躍等。過去這一年，中國也在一定程度上享受到這樣的結果。

但如果美國貨幣政策開始往回收，很多國家都會面臨資本外流、貨幣貶值等壓力，只是不同國家遭受的後果不一樣，主要受以下因素制約：

**一是國家資本開放程度。**封閉市場受到的影響會小一點，但即使和外界沒有金融市場連接，也還有實體經濟連接，所以影響肯定會有；而在完全開放的市場，資本大進大出的情況就非常容易發生。

**二是國家經濟金融的基本面。**如果一國的經濟比較強勁、市場比較大，那麼資本外流、貨幣貶值對經濟的影響就不大，且負面影響過段時間就過去了；但如果一國的金融體系本就很脆弱，比如銀行不良率很高、經常項目逆差很大、金融體系不穩健等，那麼貨幣貶值壓力就會加劇資本外流，且可能由一個很小的起始變化最終釀成比較大的金融動盪。

美聯儲在2008年-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時施行寬鬆貨幣政策，到了2014年-2016年開始往回收，使得很多國家都遭受了貨幣貶值、資本外流，而南非、俄羅斯等金融經濟體系本來就不太健全的新興市場國家甚至發生了金融危機。

問：美國貨幣政策正常化對中國市場的影響可能是什麼？

黃益平：我們也會面臨貨幣貶值和資本外流的壓力，但我們的優勢在於經濟比較強、規模比較大，同時我們的資本項目並沒有完全放開，再加上我們還有3萬多億外匯儲備，所以維持金融穩定應該不會有太大問題，政府的操作空間也還比較大。

不過，我們仍然需要對金融風險保持高度警惕，只是中國目前一般不會發生金融危機，因為資本是否會往外流，歸根到底還是看錢在中國能不能有回報。如果經濟增長強勁，金融體系穩健，那麼資本外流的壓力就會很小，甚至還會有資本流入的可能，所以説基本面很重要。

問：美國現在財政和貨幣政策的大批量寬鬆，是否也是為了避免出現類似日本“失去的二十年”那樣的經濟停滯？

**黃益平：**首先我們要了解日本為什麼會發生“失去的二十年”，這背後的原因很複雜。

過去流行的説法是，日本“失去的二十年”源於1985年美日歐簽訂的《廣場協議》。由於美日歐之間的外部賬户不平衡，英國和美國的貿易逆差非常大，而日本和德國的貿易順差很大，所以為平衡外部賬户，英美迫使德日的貨幣升值。很多人認為，貨幣升值導致日本的出口競爭力下降，經濟最後失去了競爭力。

有更多專家認為，日本在經濟增速已經開始放緩的情況下，貨幣的大幅升值催生出史無前例的資產泡沫，包括畸高的房地產價格，因此當20世紀90年代初期泡沫破滅後，整個日本經濟的競爭力被摧毀，最終導致後來的二十年沒有增產。

就目前來看，美國金融市場的問題並沒有像當年的日本那樣嚴重，但寬鬆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能不能幫它避免日本那樣的結果，還不好説。因為花的錢只能托起短期的需求，但是二十年的發展需要長期的經濟增長來支撐，所以關鍵問題並不在於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否寬鬆。

一方面，錢多了確實可以避免通縮，因為通縮對於投資非常不利。美聯儲最近一段時間大幅度提高對通脹的容忍度，原來他們認為CPI數據超過2%就需要採取適當的緊縮政策，而現在最新數據已經達到5.5%了，也還沒有採取措施。  

另一個方面，如果很多錢沒有用於推動生產力和技術進步，而是製造了資產泡沫，那麼美國就可能像當年的日本那樣面臨陷阱。

短期政策的意義在於，當經濟遭遇巨大沖擊時，貨幣和財政政策應該以穩經濟為目的，這也是宏觀經濟政策本來的意義。所以我覺得美國現在的做法沒有太大問題，關鍵是看寬鬆政策將來能不能平穩退出。

“平穩退出”包括兩方面含義：

第一，支持政策退出後，經濟自身是不是已經有足夠的動力往前進；

**第二，應急政策雖然退出了，但政策所導致的一系列後果同樣不容忽視。**當貨幣政策一直非常寬鬆，即便CPI沒起來，但最後資產泡沫和金融風險可能會起來。

全球經濟危機以前，美國的CPI穩定，貨幣政策寬鬆，經濟增長強勁，大家一度認為時任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就是金融市場的“上帝”，但最後被忽視的金融風險釀成了一場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機。

因此，短期政策對後續的影響更需要大家高度關注。財政政策也是如此，美國現在公共債務的比例已經非常高，政府如何逃離高負債陷阱也是必須面對的問題。

中國如何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

問：2021年中央財經委員會的“8.17會議”除了提到共同富裕外，還有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強調了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這是否意味着我們已經預知到新的金融風險或是美國將來的政策變化會給我們帶來不利影響？

**黃益平：**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問題並不是剛提出來的，已經説了很多年了。

現在金融體系有兩個比較大的問題，一是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力度在減弱，簡單説就是金融效率在下降；二是一些經濟活動中的金融風險在上升，從2015年以來很多領域都表現明顯。

政府現在提出來要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因為我們過去確實存在一些風險，同時在疫情過後可能還會面臨新的風險。回到剛才説的，疫情期間銀行給很多中小企業都發放了貸款，2020年銀行貸款增長了30%，其中有相當一部分都是政策性貸款。這裏面就存在風險，只是目前沒有暴露出來。

我主要擔心兩個領域的金融風險：

第一關於中小企業貸款。將來如果有一部分貸款出現問題，銀行不良率就會上升。大銀行倒不用擔心，因為它們的資產負債表很健康，而且這些政策性貸款也只是大銀行的一小部分業務，後期即便出現問題，銀行內部交叉補貼就完全可以消化。令人擔憂的是一些中小銀行，中小銀行的主營業務就是支持中小企業，會不會有一大批政策性貸款出現問題？2022年銀行的不良率會不會上升？

第二關於地方政府的債務問題。經過這一輪的政策支持後，政府總負債率大幅上升，尤其是地方政府債務上升非常明顯。一些地方國企、地方政府和地方融資平台的金融風險已明顯上升了。但是這些風險問題也有其獨特性，背後有政府信用在直接或間接支持，總體來説也不會一下子就暴雷，主要是怎麼化解或是緩解風險的問題。

上述兩個風險，我本來以為在2021年底會暴發，但實際上並沒有，最後倒是房地產開發商出了問題。

以上三個問題實際上是同一個問題，即槓桿率很高時，只要有風吹草動就容易出問題。政府在2020年8月給房地產行業劃了三道紅線，因為很多房地產開發商是借錢來做業務，潛在風險比較大，所以劃三條紅線就是要慢慢化解高槓杆風險。當三條紅線一劃，一些金融機構變得更謹慎，原來是持續在為開發商提供融資支持，現在就有點擔心或是不積極，於是開發商的日子就難過。

這些例子説明，槓桿率本來就非常高，疫情後又在繼續提高，同時經濟增長在減速，經濟增長模式在轉變。模式轉變意味着過去很多做得挺好的事情做不下去，需要創新，這對降低金融風險確實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

這就是為什麼中央現在提出來要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

政府如何支持中小企業創新？

問：中國過去是奇蹟式增長，是比較粗放的發展模式。今後要依靠創新驅動增長，中小企業一直是創新的主力軍，但這兩年中小企業因為疫情而受到很大沖擊，也是政府保經濟的主體。長期來説，中小企業要創新都離不開資本的支持。那麼，政府怎樣才能夠給中小企業創新提供更好的支持？特別是金融上應該怎麼樣進行制度改革？

**黃益平：****從政府層面來説，能做的事情有兩個方向，一是市場化改革，二是金融業務創新。**中小企業是支持創新的主要力量，以中小企業為主的民營企業在全國創新活動中佔到70%。如果我們不能很好地支持中小企業融資，那麼將來創新和增長就會有問題。

很多中小企業都是民營企業。在資金配置中，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並沒有公平競爭或是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這個問題不指望在短期內能解決，但是應該不斷縮小企業因性質不同面臨的差異。金融機構在支持企業時，應主要考慮企業的財務狀況、還款能力以及對經濟的重要性，而不是考慮它是國企還是民企，所以中小企業的融資環境需要獲得改善。

這幾年政府一直鼓勵支持中小企業，讓銀行多放貸款。但是銀行多放貸款的前提應該是風控要求而不是行政命令，否則將來也要出問題。

此外，監管部門一直要求銀行降低對中小企業的貸款利率。從理論上來説，中小企業比較困難，金融機構支持中小企業發展就應該為他們提供更多、更便宜的貸款，但這又背離了商業可持續，因為金融的基本原理是風險和資金成本要相匹配。

要改善中小企業的融資環境，我覺得市場化改革是很重要的一個方面，需要實現市場化的風險定價。對中小企業而言，資金成本高一點帶來的影響並沒有那麼大，最重要的是拿到錢去開展業務。但如果政府強行把資金成本壓得很低，就會直接影響金融機構放貸的積極性，因為賠本買賣不可能長期做。

問：就是説要首先解決中小微企業的融資難問題，然後再解決融資貴問題？

**黃益平：****融資貴的問題不應該靠監管解決，而應靠市場化的辦法。**比如寬鬆貨幣政策，當利率水平普遍下降，那融資成本也會降低；比如增加金融行業競爭，讓金融機構競相為中小企業提供貸款，提高效率改善服務甚至降低融資成本，這也是比較好的結果；再比如，通過更好的方式來控制風險，讓金融機構有更好的辦法清楚風險所在，避免企業違約。

如果政府實在要給中小微企業低成本融資，那麼政府就應該用財政來貼息，而不是長期要求銀行降息，否則不但不可持續，還會導致很大風險。

就各國金融體系比較來看，資本市場更加適合支持金融創新，我們應大力發展多層次的資本市場，更好地支持創新活動。

北京證券交易所主要的服務對象就是一些具有創新特性的中小企業。從市場結構來説，我們需要鼓勵增加如北京證券交易所這樣能夠直接支持創新活動的平台，並且越多越好。

除了更平等的市場化風險定價外，金融體系內部需要業務創新。在業務模式上，銀行要給創新型企業提供貸款，意味着對銀行的風控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傳統的中小企業，尤其是一些創新型企業，很難達到傳統金融機構融資的要求。銀行一般要看企業的財務報表和抵押資產，而中小企業去資本市場融資的門檻比銀行更高。銀行在過去只是簡單地看企業資產負債表和資產抵押，將來還得有能力評估企業的知識產權和市場潛力。現在經常討論“數字金融”，用大數據做風控的效果還不錯，因此應該鼓勵更多的金融業務創新。

歸根到底，我們要增加對創新企業的融資，但前提條件是要把風險控制住，把錢貸出去不算本事，把錢收回來才算本事。要“構建現代金融體系”來適應和支持經濟發展新階段的需要。

問：構建一個真正服務中小企業創新發展的新的金融體系有很多工作要做，那麼哪項工作最重要？

黃益平：這些工作都很重要，缺一不可，但核心是如何能把放出去的錢收回來，所以最重要的還是控制風險。

國內現在已經有一些創新，比如大數據信用風險管理框架，利用企業主在線上活動留下的數字足跡來判斷其還款能力和意願，這個做得比較好。數字經濟領域將來還有很多發展空間，比如數字供應鏈金融，每家企業肯定跟某一個供應鏈有關係，監測住供應鏈，對支持風控就非常有用。

再比如成立北京證券交易所這類平台，為更多的創新型中小企業提供服務。

此外，大數據可以分析出企業的穩健程度和市場潛力。據我所知，現在有一家創業公司就專門把全世界知識產權的數據整合在一起，它不僅是能看到全世界有什麼樣的知識產權專利，還能看到什麼樣的企業在使用這些專利，知道某個專利的市場價值和發展潛力。

這些創新都是在支持更多的中小企業到資本市場上去融資，在這方面我們還有很多事情可以去做，只是過程也確實不容易。

數字金融如何服務中小企業？

問：數字金融除了能夠在風控上有比較大的優勢，比如新型的風險評估模式，還有什麼特別意義？

**黃益平：**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意義，數字金融為中小企業提供的服務是海量的、快速的和高效的。

以微眾銀行和網商銀行這兩家新型互聯網銀行為例，它們在處理業務的過程中基本不需要人工干預，也不需要與客户面對面。它們用大數據風控把不良率控制住，互聯網銀行的平均不良率低於傳統商業銀行同類貸款的不良率，説明它們的風控做得還不錯。

這樣的互聯網銀行一般在全國就只有一個辦公點，員工大約有兩三千人，但是每年可以發放一千多萬筆貸款，這在傳統銀行是難以想象的。

它們最突出的優勢是利用數字技術通過大平台獲客。大平台包括微信、淘寶或支付寶，每家都有幾億甚至十億的活躍用户，有效解決了銀行的獲客問題，這也是我們過去做普惠金融比較難解決的一個門檻。

普惠金融就是要給低收入人羣、小微企業和農村居民等提供服務，但首先面臨的一個問題就是找到這些人羣。傳統銀行通過開設分行來找，但開設分行不但成本高，且即便每個縣開一家分行也不能觸達所有的目標人羣。現在很多銀行都在減少實體網點，因為沒有那麼多的業務需要開展。而數字金融為用户帶來的最大改變就是，只要在中國有一部智能手機和移動信號，客户幾乎就能享受和傳統金融相同的服務，這是一個革命性的變化。

如何解決老百姓的“投資難”問題？

問：老百姓投資難，是目前大家關注的問題。由於房價不穩定、股市波動較大、銀行儲蓄收益太低等原因，老百姓苦於沒有投資渠道。針對這個問題，您覺得從政策上應該怎麼去解決？

**黃益平：**政策層面，增加投資渠道，大力發展資本市場，把理財產品做好，同時為對外投資提供渠道。這些事情目前都在做，具體來説主要集中在兩點：

**一是提高市場質量。**現在股票市場整體上還不太穩健，風險很大，所以要把市場質量做好，包括解決理財產品剛性兑付的問題；

二是為老百姓提供系統性的投資服務，主要包括兩方面：

一方面是要從銷售理財產品轉向提供理財服務，包括教育理財者關注中長期收益，實現風險可控的穩定投資；

另一方面，實現穩定投資的前提是要有更豐富的理財產品來做組合，讓老百姓投資不是隻能買房子，而是針對不同需求可以選擇不同的產品組合，組合中既有風險高、回報高的產品，也有風險低、回報低的產品。

總之，政策層面是要支持資本市場高質量發展，同時讓理財產品變得更加豐富。

問：針對老百姓的財富管理，您還有什麼建議？

**黃益平：**過去老百姓有錢了要麼放銀行，要麼買房，而現在這兩個投資渠道的有效性和吸引力都在下降。老百姓有可投資的資金，但是能投資的渠道很少，從長遠來説會造成兩個困境：

**第一，如果老百姓的收入只有勞動報酬而沒有資產性收入，這會對經濟長期增長造成很大的問題。**我們要構建國內經濟大循環，循環的一端是需求，而需求就是消費需求。如果老百姓的收入不能增長，特別是人口老齡化造成勞動人口萎縮，將來如果老百姓的收入跟不上，消費就會成為很大的問題，最後經濟增長就很難持續。

**第二，如果十幾億人手上都有資金但沒地方投資，這帶來的不確定性會很大。**過去幾年每出現一個投資熱點，大家都趨之若鶩並搞出一個泡沫，即便泡沫穩定住了、錢收回來了，然後又開始製造另一個泡沫。這導致金融風險在不同領域之間遊走，背後的原因是老百姓有錢但無處可投，或是投完沒什麼像樣的回報。

要完全解決這個問題很難，但是緩解這個問題可以從兩個方面考慮：

**第一，增加穩健的投資渠道。**現在是投資渠道有，但缺少穩健的投資渠道。我們的資本市場、債券市場、股票市場市值已經在全世界排名第二，老百姓沒地方投資的現狀似乎令人難以置信，但其實我們缺少的是穩健的投資渠道和較好的投資回報。這説明市場的質量還要提高。

過去是市場做得比較大，但流動性和換手率不夠，投了十幾年還是在某個點位上徘徊，投資者沒有得到很好的回報。現在有規模特別大的理財產品市場，也是一個很好的投資渠道，但是這個市場也有問題，包括剛性兑付、不規範等問題。所以總體來看，要豐富投資渠道，為老百姓提供更多的投資機會。

提供投資機會又包括兩個方面：

一個方面是產品質量要提高。上市公司起碼要讓數據可信，這是前提。此外，要把整個市場機會都利用起來，包括理財產品、影子銀行、正規市場，包括將來資本項目開放後的內外投資，即產品質量要提升；

另一方面是產品內容要多樣化。老百姓過去的投資觀念是隻持有一個產品，但真正的投資需要不同的產品組合並享受到綜合性的投資服務。組合中不光有風險高、回報高的產品，也要有風險低、回報低的穩健型產品，並且不同的人需要不同的投資組合。

**第二，要解決“投資難”問題，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改變投資者的理財觀念。**過去的理財服務基本都是直接以營銷為主要手段，賣了產品之後收到手續費就不管了。但真正的理財服務應該是綜合性的，依據投資目標、風險、客户收入等給出綜合性建議，且針對不同投資者的建議也不一樣，比如收入較高的投資者的風險承受能力較強，而對退休人員來説穩健投資最重要。

事實上，這種服務現在也有，但一般只針對收入水平高、財富數量多的人羣，否則得不償失。將來可以用數字技術來讓老百姓投資也享受這樣的服務。現在出現了“智能投顧”，但到目前為止特別成功的案例還不多，一是項目本身還不是很成熟，二是市場還沒有形成，產品也不夠豐富。

總的來説，老百姓投資需要產品分散一些、穩健一些，要懂得風險是什麼，且只能投資瞭解風險的產品。老百姓投資難是比中小企業融資難更大的問題，需要從宏觀層面花大力氣去解決。

2022年經濟發展與金融改革展望

問：展望2022年的全球經濟，您最關注哪個方面？對中國來説，您覺得2022年最重要的是提振消費還是其他什麼方面？

**黃益平：**無論是中國或者世界經濟，進入後疫情時期，經濟能不能平穩過渡到正常增長都是最重要的問題。對世界經濟來説，挑戰還是比較大。

一方面，很多發達國家要生產生活正常化了，但當寬鬆財政和貨幣政策退出之後，增長是否可以持續還面臨很大的不確定性。

另一方面，很多發展中國家的疫情還是很糟糕，沒有疫苗或者沒有足夠的疫苗導致疫情發展的形勢也不確定。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2022年的經濟增長為4.9%（2021年是5.9%）。考慮2020年是負增長，所以2022年的實際增長情況會比2021年更好，但2022年的經濟增長還是有很多不確定性，值得我們關注。

對中國來説，也面臨同樣的問題。疫情期間，我們的經濟復甦是不平衡的，其中最大的推動力量是出口。雖然投資也不錯，但主要集中在基礎設施投資和房地產投資，製造業投資不是特別強。

將來我們的消費能不能起來，這將是一個很大的考驗。消費究竟應該在經濟當中發揮多大的作用，這在經濟學界也有爭議。中國40年經濟增長的基本特徵是，消費的力度總體偏弱。我們過去一直説經濟增長靠“三駕馬車”，其中主要是靠投資和出口。

2020年疫情期間，出口也成為中國經濟非常重要的支持力量。很多國家因為疫情不能生產，而我們把疫情控制住後快速恢復了生產，所以我們的出口表現超常強勁。但是2022年世界各國都開始恢復生產了，而一旦我們的出口下降了，國內需求又跟不上來，那麼經濟增長就充滿不確定性。

2021年我們看到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美國的生產品價格很高，消費品價格也很高，我的解讀是供給因素造成的。疫情使得投資品和消費品供給都受到一定影響，但是需求還比較強勁，政府花了很多錢投資基礎設施和支持老百姓消費，正因為需求很強而供給不是那麼強，所以美國的通脹壓力非常大。

我們的情況是，生產品價格確實很高，但消費品價格並沒有那麼強勁。疫情控制後我們的生產沒有問題，但消費比較疲軟，如果這個趨勢延續下去，同時面臨出口下降，那2022年的價格下行壓力會進一步加劇，甚至使得國內出現更多的過剩產能的問題，這是值得我們高度關注的問題。

對中外來説還面臨同樣一個問題：如果疫情能過去，最大的挑戰就是經濟能不能平穩過渡到正常增長。對我們來説挑戰也更多，因為我們的目標不僅僅是正常增長，還有經濟發展新格局、新階段和“雙循環”，這些轉型都將面臨很多挑戰。

問：在金融領域，2022年您最期待的一項改革是什麼？

黃益平：“十四五”期間比較受關注的就是穩定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我們在2009年開始推了一輪人民幣國際化，到2015年以後實際上進入到停頓階段。

現在決策層提出在“十四五”期間進一步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或者有的官員稱之為“人民幣國際化再出發”，這個“再出發”和以前的想法可能有一些差異。

2009年提人民幣國際化，更多地是傾向於支持跨境貿易和投資結算。下一步，我們更多的是要讓人民幣作為一種投資品，即作為儲值工具；此外，過去的人民幣國際化更多的是由政策來推動，下一輪更多的是要看市場需求，包括我們將來金融市場的雙向開放。

我對“十四五”期間人民幣國際化有一定的期待。這裏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是，金融市場到底能開放到什麼程度？金融市場開放有好處，也有壞處，如果金融穩定受到影響，最後也許是得不償失的。所以政策、決策最終就是要權衡利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