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女宰相實則道德敗壞，私生活混亂？哪個才是真正的上官婉兒_風聞

上官婉兒是大家熟知的一代才女、巾幗宰相，但是人們對上官婉兒的印象似乎又被這兩個抽象的概念死死套住，如果翻閲兩唐書，很多人恐怕要大跌眼鏡：正史記載的上官婉兒玩弄權術、攀附逆黨、私生活混亂，似乎是一個徹底的反面形象。但是歷史上又留下了許多對她的稱讚之語。那麼，上官婉兒究竟是一個怎樣的奇女子？

一、命運起伏：千金、奴婢與宰相

上官婉兒出身名門，自稱是西漢上官桀的後裔，祖父是高宗時的宰相上官儀。上官婉兒本應是尊貴的相府千金，然而上官儀於麟德元年（664年）為李治起草廢皇后武則天的詔書而獲罪，與子上官庭芝俱被武則天所殺。此時尚在襁褓的上官婉兒隨母鄭氏被沒入掖廷為奴，命運起落如同玩笑。

即便淪落到掖廷，鄭氏依然嚴格培養女兒，上官婉兒從小在母親的教導下飽讀詩書，《舊唐書》稱其“有文詞，明習吏事”。14歲那年，時為天后的武則天聽説了這位少女的才華，特意召見婉兒，親自出文題考她，婉兒“援筆立成，皆如夙構”，深得武則天的讚賞。於是，武則天封她為才人，留在自己身邊掌管制誥，上官婉兒憑藉自己優秀的才華和能力，由低賤的奴婢一躍而成為武則天的貼身秘書，堪稱逆襲。

武則天十分寵信上官婉兒，不僅讓她負責起草詔書，很多軍國大事也允許婉兒參與決策，《舊唐書》稱“百司表奏，多令參決”。有一回，婉兒忤逆武則天的旨意，按律當誅，然而武則天憐惜她的才華，只是施以黥刑（在臉上刻字）而恕其不死。

相傳，上官婉兒在額間畫紅梅以遮蓋傷痕

神龍元年（705年），張柬之等人發動政變，武則天被迫禪讓，中宗李顯復位。然而，上官婉兒的政治生命並未隨着女皇一起落幕，她在中宗朝被封為昭容，依舊“恆掌宸翰，其軍國謀猷，殺生大柄，多其決”。上官婉兒在中宗一朝深受信任、權勢極大，所封的昭容乃是正二品，故有“巾幗宰相”之稱。

景龍四年（710年），李顯暴卒，李隆基與太平公主謀議，發動唐隆政變，入宮剿滅欲學武則天稱制的韋皇后、安樂公主一黨。此時，宮廷中的上官婉兒拿出一份李顯的遺詔，稱是自己與太平公主共擬的，內容有令相王李旦（李隆基之父）輔政之事。上官婉兒希望以此證明自己站在李唐王室一方來逃過一劫，但李隆基還是斬她於旗下。

上官婉兒遇害時年僅47歲。史載婉兒葬於洪瀆原，追贈昭容，諡惠文，開元年間，李隆基下詔編纂她的文集。

二、稱量天下：不僅是才女

上官儀不僅是宰相，更是著名的詩人，其詩風綺錯婉媚，號為“上官體”，當時的文士爭相模仿。婉兒詩風頗似其祖，因才華橫溢又有政治地位的加持，上官婉兒一度成為當時的文壇領袖。婉兒身處宮廷，經常參加宴飲，多應制之作，又經常代替李顯、韋皇后及諸位公主賦詩，數首並作，滿座皆驚。

上官婉兒還經常奉命評定大臣們的唱和詩作，《唐詩紀事》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

唐中宗在昆明池令羣臣賦詩，共得百餘篇。於是中宗命婉兒評定諸詩優劣，婉兒登上彩樓閲詩，不滿意的作品就被隨手從樓上拋下，“須臾紙落如飛”。最後只剩沈佺期、宋之問二人的詩作，婉兒略一猶豫後，“一紙飛墜，競取而觀，乃沈詩也”，評定宋之問詩為最佳。她解釋説，沈詩結句“微臣雕朽質，羞睹豫章材”顯得氣勢已竭盡，不比宋詩“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依然磅礴有力，於是眾人歎服。

綵樓評詩，不僅彰顯出婉兒引領文風的氣魄，也體現出她的藝術追求：她喜歡的“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蓬勃有力，頗具其後的盛唐氣象。《新唐書》謂“當時屬辭者，大抵雖浮靡，然所得皆有可觀，婉兒力也”，高度肯定了婉兒在文學史上的貢獻。

上官婉兒的文學才能並不侷限於筆墨之間，而是與她的政治成就緊密結合的。她曾勸中宗“侈大書館，增學士員，引大臣名儒充選”，致力於選拔人才，發展文教，《景龍文館記》讚美説“至幽求英俊，鬱興辭藻，國有好文之士，朝無不學之臣，二十年間，野無遺逸，此其力也”。張説在為婉兒寫的碑銘裏也稱讚她“外圖邦政，內諗天子。憂在進賢，思求多士”，這幾乎就是唐人用以形容宰相的標準。

相傳婉兒的母親鄭氏懷孕時夢見仙人送給婉兒一杆秤，並説“執此稱量天下”，由此可見婉兒執掌機要給唐人留下的深刻印象。上官婉兒從來不僅僅是一個才女，只不過在大眾的認知裏，她的政治地位和成就經常被才名掩蓋。

三、墓誌銘：險些被掩埋的親密關係

上官婉兒是武則天一手提拔的女官，太平公主是武則天最寵愛的小女兒，二人長期活躍在武則天身邊，又年齡相仿，那麼她們是否相識相熟？當太平公主開始參與政治、爭奪權力的時候，婉兒是什麼樣的態度？為何會出現二人共同擬寫遺詔的情況？

直到上官婉兒的墓誌銘出土，這些説不清道不明的問題終於有了答案。

2013年9月，在咸陽上官婉兒墓被發現，《大唐故昭容上官氏墓誌銘》重見天日，這大大動搖了某些正史記載的真實性。

出土的上官婉兒墓誌蓋

在兩唐書中，上官婉兒被歸結為韋后與安樂公主一黨，《舊唐書》直言“時昭容上官氏常勸後行則天故事”，“韋后、上官昭容用事禁中，皆以為智謀不及（太平）公主，甚憚之”。《唐會要》又記載在李多祚發動政變，要求誅殺韋氏和婉兒之後，婉兒感到恐懼於是“歸心王室”，即支持李唐王室，不再與韋后同一陣營。而上官婉兒所擬的中宗遺詔又令韋氏和李氏共享輔政之權。在波譎雲詭的“後武則天時代”，上官婉兒的政治立場顯得撲朔迷離。

太平公主

墓誌銘卻帶給我們完全異於以往文獻的記錄：“以韋氏侮弄國權，搖動皇極，賊臣遞構，欲立愛女為儲；愛女潛謀，欲以賊臣為黨。昭容泣血極諫，扣心竭誠，乞降綸言，將除蔓草。先帝自存寬厚，為掩瑕疵；昭容覺事不行，計無所出。上之，請擿伏而理，言且莫從；中之，請辭位而退，制未之許；次之，請落髮而出，卒為挫衂；下之，請飲鳩而死，幾至顛墜。”依此，上官婉兒始終堅定反對韋后母女一派，支持李唐王室，甚至為此剪髮、自殺，她並非韋黨，亦未有“歸心王室”的轉變。

此外，墓誌銘結尾強調“太平公主哀傷，賻贈絹五百匹，遣使弔祭，詞旨綢繆”，反映出太平公主與上官婉兒不同尋常的親密關係。張説為婉兒文集所作的序文裏亦有“鎮國太平公主，道高帝妹。才重天人，昔嚐共遊東壁，同宴北諸，倏來忽往，物在人亡。憫雕琯之殘言，悲素扇之空曲，上聞天子，求椒掖之故事；有命史臣，敍蘭台之新集”之語，大意是説二人昔日同遊共處，上官婉兒死後太平公主感傷於物是人非，向玄宗請求編撰其文集。張説另有詩讚美二人：“舞鳳迎公主，雕龍賦婕妤。”這些大概足以證明二人之間的熟識。

上官婉兒墓的天井、甬道、墓室均遭大規模破壞，考古學家稱是官方毀墓行為。現學界多認為，上官婉兒是太平公主重要的政治盟友，中宗去世，李隆基與太平的競爭日趨激烈，李隆基殺婉兒，本身是對太平公主勢力的重大打擊。至於婉兒身後的喪葬、追諡及文集編纂諸事，則多出於太平的努力。

先天二年（713年），太平公主在政治鬥爭中失敗被賜死，李隆基很有可能就是在此時進行了大規模的毀墓行動，除了上官婉兒，太平公主的第一任丈夫薛紹之墓也遭到平毀。

四、任人評説：被塑造的上官婉兒

依託於這一重大的考古發現，上官婉兒身上的謎團被一個個解開。如果上官婉兒是太平公主一黨，那麼婉兒初死時太平公主勢力猶盛，故而上官昭容多獲褒美，並且有擁護王室的正確的政治立場；然而在太平公主以謀反的罪名死後，上官婉兒自然也揹負上政治原罪。

於是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麼同時代的人對上官婉兒多有稱頌，而玄宗以後，史家出現了大量指責上官婉兒道德敗壞的文字記錄，除了支持韋后，還有玩弄權勢並與武三思、崔湜等人私通，與諸位公主及即位命婦“降墨敕授官，號斜封”，擾亂官員選拔，等等。

除此之外，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會，上官婉兒身為女子卻執掌政要，不免與武則天等人一樣揹負“牝雞司晨”的非議，這也影響到後世對她的評價。我們今日接觸這些史料，需要意識到所謂“正史”的記錄往往是政治性的，譬如《舊唐書》前半部分的編撰依靠的是唐代的官修實錄，自然會延續其中的態度和立場。但是即便有全新的出土資料作為參考，亦不可隨意否定傳世文獻的記載，一切都尚需端正的史觀和仔細的審視、考察。

上官婉兒一方面是權傾朝野、大權在握的女官，一方面又是主持風雅、引領文壇的才女，這是一個非常特殊的二元身份。我們注意到，無論是張説的序文，還是出土的墓誌銘，亦或是《唐會要》保留的追諡詔書，當時人都非常重視上官婉兒的政治地位，但是時至盛唐以後，上官婉兒則更多地以才女、詩人的形象出現，關於她的傳説和故事也開始更多轉向才華與情感經歷，與昔日“稱量天下”的流行傳説大相徑庭。這也從側面證明着政治風向的變化。

文史君説

上官婉兒的一生可謂傳奇，她從相府千金淪落為掖廷奴婢，又一步一步走向權力中樞成為“巾幗宰相”，手握大權但最後卻不得善終，身後淒涼。她與武周、中宗二朝的政治局勢緊密關聯，始終在歷史的洪流中被塑造着。然而，無論如何，上官婉兒本身就代表着唐王朝前期“文治”的政治轉型，這一文學與政治緊密結合的政治模式是在高宗、武后年間開始形成的，並不因武則天或上官婉兒的死而終結，它在開元延續、定型，並煥發出璀璨奪目的光彩。

參考文獻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中華書局，1975年。

（北宋）歐陽修等：《新唐書》，中華書局，1975年。

陸揚：《上官婉兒及其製作者》，《清流文化與唐帝國》，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

仇鹿鳴：《碑傳與史傳——上官婉兒的生平與形象》，《學術月刊》2014年第5期。

鄭雅如：《重探上官婉兒的死亡、平反與當代評價》，《早期中國史研究》第4卷第1期。

（作者：浩然文史·扶風）

點擊「浩然文史」閲讀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