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人口第二城”爭奪戰，温州不想輸_風聞

邁向“千萬人口”關頭

温州曾是浙江人口第一大市，去年官宣被杭州反超，今年又面臨寧波的挑戰。

根據各城市最近陸續公佈的人口數據，作為浙江人口前三大城市，杭州、寧波、温州三市去年常住人口分別為1220.4萬、954.4萬和964.5萬人，與“七人普”數據相比分別增長了26.8萬、14萬和7.2萬人。

這意味着，在與杭州人口差距進一步拉開的同時，温州與寧波的差距僅縮小至10萬出頭。若長此以往，被反超只是時間問題。標兵已遠、追兵漸進，不利局面下，有關人口增長的焦慮愈加成為温州的現實。

不久前，温州發改委對外公開《温州市人口發展中長期規劃（徵求意見稿）》（下稱《規劃》），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規劃》大篇幅分析了温州人口發展的6大問題，包括人口增長趨勢與城市願景不匹配，人口規模與城市發展定位不匹配等。

同時，温州定下目標，“到2025年末，常住人口力爭達到1000萬人”。但按當前增速計算，温州到2025年僅能達到993.7萬人口，離實現目標還有一定距離。跳起摸高，這場省內“人口第二城”爭奪戰，温州不想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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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温州市政府官網

多年來，温州人口優勢一直處於持續收窄的過程中。

自2005年起，杭甬温三市開始對外公開常住人口數據，以此觀察近17年來三市人口變化情況——數據顯示，2005年，儘管温州常住人口相對於杭州、寧波二市仍存在絕對優勢，但其走勢已明顯趨緩，相比之下，杭州、寧波則一路上揚。

2010年“六人普”數據公開後，三市曾經歷了5年左右的低速增長期。2015年，杭州率先突破增長瓶頸，實現12.6萬人的人口增長。根據調整後的數字顯示，2016年，杭州常住人口就已超過温州，並以每年超過10萬人的速度進一步拉開差距。

三市年人口增量的變化更能直觀展現這一差距。與杭甬兩市動輒十餘萬人的人口增量相比，温州則略顯窘迫。2014年，温州人口甚至出現了12.9萬的負增長，也是三市中唯一出現負增長的城市。

温州人口為何會出現此種變化？外地人口流入量減少是一大因素。曾幾何時，温州也是全國吸引外地勞動力最多的幾大城市之一，大量來自雲貴地區的外地人口，甚至讓温州原本清淡的飲食結構發生了變化。

在2014年以前，温州菜籃子農副市場上的辣椒成交量一度進入“十大蔬菜”排行榜。然而，由於温州多年推進“三改一拆”、整治大批危舊房，相當一部分外來人口出於成本考慮選擇新去處，來自雲貴等地“新温州人”的離開讓辣椒的消費羣體大大萎縮，辣椒成交量開始跌出“前十”。

從人口機械增長的情況來看，也能發現類似的情形。

人口機械增長，是指排除掉人口自然增長部分的人口增長，能夠直接反映城市淨流入人口的規模。10年當中，杭州和温州分別實現人口機械增長330.5萬和79.7萬人，而即便不考慮2020年數據，寧波9年也實現了人口機械增長174.8萬。

具體到每一年的情況，杭州僅2年出現了人口淨流出，寧波為4年，而温州則為8年，最嚴重的2014年，淨流出的人口高達19.9萬。換句話説，對於自然增長率相對更高的温州，流動人口的變化才是人口增長乏力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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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攝圖網500990785

在學術研究中，温州一直因“人多”的形象而被屢屢當作觀察對象。

時任温州大學人文學院教授陳安金和河北大學宋史研究中心的王麗歌曾從人地關係的角度研究“温州模式”。

他們指出，自宋代開始，隨着人口中心和經濟中心的南移，使得山多田少的温州在平原地區開始出現人多地少的端倪。到1933年，温州四縣平均人均耕地面積為1.2畝左右，而同期杭縣、嘉興、金華人地比率約為3.48、3.54和6.76。

據其分析，“巨大的人口壓力下，單純依靠發展農業難以釋放越來越多的過剩人口，人們必須另謀他路，而手工業和商業活動的開展是彌補生存所需的有效途徑。”

逐漸形成的重商觀念使温州逐漸將經商目的從補貼不足轉向專事盈利，造船、航海技術的發達和海上貿易的發展，則進一步為“限山阻海”的温州提供了出海掘金的條件。

小商品、大市場的“温州模式”也因此初具雛形。

其援引數據顯示，早在1984年，温州非農業產值就已超過了以耕地為主導的種植業產值，並且還有10萬多的人口大軍踏上了外出營銷之路。

而在温州當地，一種圍繞專業化市場尋求進行家庭工業生產的個體經濟模式成為主流，並形成了一系列與之發展配套的資金籌措手段和制度安排。

直到現在，儘管温州人口已失去絕對優勢，其單位土地面積的人口密度仍遠高於其他城市。

按《2020年中國城市建設年鑑》中給出的市區面積和人口數據計算，不考慮代管縣情況，温州市區人口密度為1305人/平方公里，而杭州、寧波分別為817人/平方公里和821人/平方公里。

但密集的人口形勢下，温州卻走向了另一發展方向。

曾在“温州”模式下誕生的鞋革、服裝、打火機和玩具等產業，逐漸面臨轉型升級的壓力，其帶來的結果是企業的全球佈局調整。

2019年，時任浙江發改委副主任焦旭祥調研時總結了兩類轉移路線：部分企業基於發展需要搬遷到上海大城市，另一部分則搬遷到資源要素制約較小的周邊或省外城市。

他認為，企業需求退坡，成為人口減少的一個重要原因。數據顯示，2017年，温州市規上企業用工人數比上年減少1.72%，2018年繼續減少3%，2019年1-5月份再減1.8%。

城市競爭日趨激烈，還進一步加速了這一過程。

國內各大城市不斷出台人才新政，引發了備受矚目的“搶人大戰”。温台也出台了較為完備的引才政策，但因城市能級不高，沒有產生足夠的帶動作用。

“尤其在杭州、寧波進一步放寬落户政策後，基本喪失了人才引進的政策優勢。”焦旭祥指出，2017年，温州户籍人口外流高素質人才佔比高達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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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温州市政府官網

但這就是温州人口問題的全部嗎？

美國經濟預測專家哈瑞·丹特曾在其所著《人口峭壁》一書中指出，人口學，是能夠讓人避開死角、看到未來的終極指示標。你所能預測到的不止是未來幾年內，而是幾十年內最基本的經濟走勢。

如果繼續循着人口流向進一步探索，温州人口問題的另一面得以徐徐展開。

在三座浙江傳統人口大市的比拼中，曾經的浙北小城嘉興突入“戰局”——數據顯示，嘉興去年常住人口達到551.6萬人，增量高達10.5萬人，不僅超過温州、甚至直逼寧波。而回顧過去十年，除2020年外，嘉興歷年人口增速均高於温州。

浙江大學區域與城市發展研究中心教授陳建軍曾分析指出，嘉興市人口的增長，主要受到上海溢出效應的影響。自2014年出台接軌上海三年行動計劃之後，嘉興不斷推進與上海在綜合交通體系、公共服務一體化，以及產業、創新、人才合作平台等方面合作，上海的外溢資源、特別是科技人才等亦由此向嘉興傾斜。

對於温州而言，這還是一種對其“浙江第三極”地位的挑戰。除了嘉興之外，位於杭甬中間的紹興同樣蓄勢待發——就在不久前，兩市均明確，2025年將衝刺“萬億俱樂部”的目標。

一邊是靠近長三角區域中心的嘉興和紹興，另一邊是曾一度“落選”長三角城市羣的温州，城市間新一輪的此消彼長與區位因素構成了新的關係。

3年前，《2019年新型城市化建設重點任務》提出“城區常住人口低於300萬的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城區常住人口300萬～500萬的城市要全面放開放寬落户條件”時，就有業內人士分析指出，距離中心城市過遠的邊緣城市，在本就有限的就業機會和相對較弱的公共服務水平下，更易面臨人口要素的自然流失，競爭力也將越來越弱。

温州顯然已有感觸。焦旭祥注意到，温州在交通區位上不具備優勢，在長三角、海西等區域一體化發展中處於邊緣地位。他認為，有必要進一步加強本地區人口流向分析，結合城市發展和產業佈局的需要，逐步提高城市和區域交通的綜合可達性，以形成有利於集聚人口的城市時空競爭力。

對於温州來説，這也是一個有關平衡的問題：在被同時納入長三角、粵閩浙兩大城市羣範圍後，温州如何將“邊緣地位”轉變成“左右逢源”？另一個擺在眼前的問題則是，在進一步衝擊千萬人口城市的期望下，能否先服務好生活在温州的964.5萬人？

按照《規劃》的佈局，温州將加快推進撤縣（市）設區，做大做強市域主中心。根據已有數據，在温州，除鹿城、甌海、龍灣、龍港以外的區縣（市）城鎮化率均低於70%，其中永嘉、文成、泰順三縣低於60%。

《規劃》提出，加快推進温瑞平原一體化、甌洞一體化、甌江兩岸協同發展，推動市區和樂清、瑞安、永嘉跨區域政策協同制定、設施互聯互通、產業分工合作等舉措，以此提升市域主中心能級，支撐温州作為浙江省域第三極的城市地位。

但需要指出的是，在很多城市的案例中，即便將經濟相對不發達、人口相對不稠密的縣域劃入了市轄區內，由於歷史發展的差距，人口和產業仍然高度集中在舊有中心城區的現象時有發生，新建立的市轄區不僅人氣低落，甚至人才和產業的流失可能還加劇。因此對於温州來説，撤縣設區僅僅是“上半篇”文章，更重要的是“下半篇”，需要通盤謀劃。

封面圖片來源：温州發佈

文字 | 楊棄非

來源 | 城市進化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