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強 安超｜“GDP增速5.5%”背後，中國經濟的真正機遇何在？_風聞

李強｜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文科資深教授

安超｜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博士後

後疫情時期中國現代化發展的主要挑戰

經濟與就業是疫情挑戰中的核心問題。經濟發展是中國現代化發展的基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給中國現代化建設帶來了嚴峻挑戰，給中國經濟增長和企業發展帶來的衝擊尤為重大。在疫情期間，工廠停工、商店關門、物流受限，整個社會運轉一度處於停滯狀態。在後疫情時期，國內外經濟社會形勢幾經起伏，危機與機遇並存。如何在這樣的背景中恢復社會、經濟並尋求中國社會的現代化之路，是擺在中國面前的最為重大的議題。疫情對社會結構的影響，與社會結構的變遷密不可分。所謂社會結構，就是指社會各階層、各羣體的構成，中央多次強調擴大中等收入羣體比重，這關係我國現代化目標能否順利實現。如果經濟發展減緩、失業率上升，會直接影響許多社會羣體的發展機會和生活收益。在此次疫情和後疫情時期，都不同程度發生了大中城市中等收入羣體收入縮水和農民工外出打工受阻的難題，這些都是在研究疫情帶來的挑戰時需要關注的問題。

（一）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期轉向平緩發展期

中國經濟自改革開放以來一直保持高速增長的態勢。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全球經濟進入低速增長的狀態，但是中國政府採取多方面舉措避免了中國經濟的下滑。我們知道，任何一個經濟體在經過高速增長後轉入中高速或低速增長是世界經濟發展的普遍規律，中國經濟也同樣面臨這一問題。2012年，中國經濟開始進入增速換擋期，之前保持的高速增長開始轉向中高速增長，經濟增長速度逐步放緩，經濟下行壓力增大。從圖1、圖2我們可以看出，中國經濟下行壓力明顯。總體而言，中國改革開放40多年的高速增長期將轉向平緩增長期，特別是 2020 年的經濟情況明顯下行，新冠肺炎疫情對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衝擊無疑是巨大的。

疫情對中國現代化和世界經濟都有巨大影響，中國的國際關係也遇到了全新的挑戰。中國過去40 多年的穩步發展是在一個良好的國際關係中展開的，但這一最重要的國際關係目前來看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有學者指出，特朗普執政時期，中美關係的性質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由過去以合作為主的關係格局，轉向以衝突、競爭甚至戰略競爭為主的關係模式。疫情發生以來，中美 關係更為緊張。習近平總書記曾強調：中美關係正處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雙方應相互尊重、互利互惠、聚焦合作、管控分歧；要推動建設中美新型大國關係，造福兩國人民和各國人民。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就中美關係重回正軌也提出三條建議：一是激活和開放所有對話渠道；二是梳理和商定交往的清單，形成雙方合作、對話與管控三份清單；三是聚焦和展開抗疫合作。可以説，中國對美外交關係與政策仍然保持較為理性和剋制的態度。在改革開放40多年後的今天，國際關係尤其是中美關係對於國內經濟社會發展具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對此，中國社會學界要尤為關注。

（二）中國經濟在寒冬下呈現有所回暖態勢

疫情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影響主要體現在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三架馬車”上。受疫情影響，消費、投資和出口“三駕馬車”都受到了相對劇烈的衝擊，國企經營利潤普遍縮水，全國財政收入也隨之縮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放慢的同時也逐步回暖。

從消費來看，疫情防控需要避免人口的大規模聚集和流動，因此使得居民的社會消費需求大幅降低。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見圖3），2020 年以來，在經歷了疫情期間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急劇下降以後，八九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回暖趨勢比較明顯。筆者判斷，隨着疫情的緩解、經濟的回暖，經濟預期一定程度上會有所好轉，這也與後疫情時期新興產業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和快速發展有關。

從出口來看，在2020年前三季度，國外疫情的惡化使各國外貿關係受到衝擊，中國的出口業務受到一定的影響。與此同時，由於疫情期間歐洲、北美等地區產能不足，國內產品比如醫療儀器及器械、紡織物及製品、中藥材及中成藥等出口增長較明顯，客觀上起到了“出口替代”的作用。海關總署的數據顯示：2020 年全年貨物進出口總額為321557億元，比上年增長 1.9%。其中，出口為2179326億元，增長4.0%；進口為142231億元，下降0.7%。我國貨物貿易進出口整體呈現一季度大幅回落、二季度止跌向穩、三四季度全面反彈的發展態勢。總體來説，中國外貿發展的韌性強、潛力足、迴旋餘地大，長期向好的發展趨勢並沒有改變。但是，由於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全球產業鏈、供應鏈依然受阻，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加之近來進口海產品多次被檢測出含有新冠肺炎病毒，如何在疫情防控常態化之下恢復和發展國際貿易，是當前中國社會經濟發展面臨的重要任務。

從投資來看，經濟發展水平的下降，還表現在全國財政收入的下降上。財政部數據顯示，疫情對財政收入的影響較大，2020全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182895億元，比上年下降 3.9%。其中税收收入154310億元，下降 2.3%。很明顯，受疫情影響，中國税基減少，為支持疫情防控保供、企業紓困和復工復產而採取的減免税、緩税等措施，導致全國財政收入下降。中央強調，要帶頭過緊日子，把中央部門的非急需、非剛性支出壓縮了一半以上，調出資金用於基層企業和民生。

後疫情時期，一方面，由於我國的社會治理措施得力，經濟有所回暖；另一方面，我們絕不可忽視經濟下行與疫情影響的雙重壓力。僅以中小企業為例，後疫情時期中小企業將面臨多重挑戰，包括國內消費性需求的降低和居民消費習慣變化的挑戰、國際需求出口的減少導致的外貿型中小企業發展困境的挑戰。經濟是發展的基礎，對於經濟運行的高度關注一刻也不能鬆懈。

（三）中國就業形勢面臨一定考驗

後疫情時期，城鄉就業、失業問題將形成比較嚴峻的挑戰，表現為失業人數尤其是第三產業失業人數增加、失業率上升、中等收入羣體收入降低，進而帶來比較嚴峻的社會民生保障問題。

目前國內受疫情衝擊最大的產業是第三產業，尤其是服務業和外貿行業。第三產業中的中小企業較多，它們本身抗風險能力偏弱，對外部環境的敏感程度較高，在疫情衝擊之下更容易產生波動。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0年1—12月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分別為5.3%、6.2%、5.9%、6.0%、5.9%、5.7%、5.7%、5.6%、5.4%、5.3%、5.2%、5.2%，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全年平均 5.6%，低於6%左右的預期目標。隨着各地復工復產持續推進，一系列助企紓困幫扶政策落實，市場用工需求增加，農民工就業壓力有所減輕，失業率波動下降。然則，儘管當前就業形勢有好轉趨勢，但就業壓力依然較大。

其實，就業失業的定義是個很複雜的問題，涉及適齡的勞動人口是否有找工作的勞動意願，世界各國標準也很不相同。有些國家定義過去一週有過1小時及以上勞動報酬的就不算失業，國內社會學界通常的標準是15小時及以上。城鎮登記失業率和城鎮調查失業率一直是有差異的，通常是後者高於前者。目前官方的城鎮登記失業率是針對城鎮户籍人口（非農業人口）計算的，外來農民工不包括在內，我國社會學界所做的城鎮調查失業率比官方的城鎮登記失業率要高一些。目前，即使按照不算高的6%的失業率來計算，其對應的失業人口規模也達到4500萬人。而且，我國農村並不計算失業率，只計算“農村剩餘勞動力”。疫情以後，很多農民工沒有返城，也處於一種半失業狀態，就業形勢依然嚴峻。

（四）中國社會結構的穩定性受到一定衝擊

後疫情時期中國社會結構的現代化和優化進程將受到一定阻礙，其主要表現在：中等收入羣體收入受疫情衝擊較大，社會階層差距有所增大，中國社會發展結構性不平衡問題加重，筆者原來比較樂觀的中國向“土”字型社會結構之中產社會的發展也明顯滯頓。

一是中等收入羣體收入受疫情衝擊較大。疫情後中國物價持續上漲，而中等收入羣體工作穩定性下降，工資性收入下滑明顯，家庭可支配現金流不足，家庭財富嚴重縮水。筆者曾提出過“中產邊緣層”和“中產過渡層”的概念，中國大部分中產並不是核心中產，而是處於邊緣地位。根據“六普”數據計算，我國中產階層佔比19.13%，但 73%的中產處於與下層接近的邊緣狀態。這些人的生活本來就是不穩定的，在疫情衝擊下他們有可能回落到下層。相關調研發現除了管理者、政務機關或事業單位職員外，從事其他職業性質的人羣工資性收入均有不同幅度的減少，中低收入階層及自由職業者工作的穩定性和收入都受疫情影響較大，而且預期也不樂觀。年收入 5 萬元及以下羣體的工資性收入降幅最大，其中 34.3% 的收入減少較多；家庭金融資產或年收入 10 萬元以下家庭的財富是縮水的，年收入 5 萬元以下家庭的財富縮水較為嚴重，家庭財富指數僅為 64左右（100為參照基點）。中等收入羣體貸款、失業、收入降低等原因導致的生存壓力正在浮現。

二是受疫情影響，中等收入羣體的發展也受到衝擊。筆者此前根據“五普”和“六普”數據研究發現，中國社會結構正在從“倒丁字型”社會結構向“土字型”社會結構轉變，即在中國經濟社會高發展時期，下層的向上流動比較明顯，這本來是一種社會結構優化的趨勢。但是，正如上面調研數據所顯示的，在疫情影響下，中等收入階層收入水平和羣體規模都有所縮水。保羅·法默（Paul Farmer）在《傳染病與不平等》一書中指出，流行病與不平等之間相互影響，形成惡性循環。低收入羣體由於居住環境差、工作環境暴露程度高、醫療保障弱等各種原因，感染病毒的機會和死亡率更高，而疫情又使得低收入人羣的處境更為不利。可以説，疫情不僅是對全球衞生系統的挑戰，也是對人類平等和尊嚴的挑戰。黨的十九大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在後疫情時期全球經濟萎靡不振的狀況下，中國結構性不平等的問題也會加重，並挑戰社會保障體系的效能與社會結構的穩定。

三是社會焦慮情緒濃重，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增多，一定程度上影響社會的安全穩定。疫情將帶來持續的集體心理創傷和社會負面情緒，比如死亡焦慮、安全焦慮、風險焦慮、教育焦慮等，需要長時間的緩釋。疫情還帶來了民眾的健康焦慮問題，由於社會交往的減少，生活方式的重大轉變，加劇了擔憂、煩躁和抑鬱等負面感受，尤其是一些失去親人或感染新冠的人會產生一定的心理陰影，使得一些負面情緒如焦慮、恐慌、對立等社會情緒積壓。經濟的低迷、社會差距的拉大、失業率的大幅增加，也使得社會焦慮情緒積累，容易誘發社會矛盾。此外，現代網絡傳播的快速性、即時性、規模性、虛擬性，導致網絡傳播的信息出現不同程度的誇大、繁雜、矛盾、失真、扭曲等現象，在增加民眾的認知負荷的同時，也會帶來一定的恐慌，給社會的安全穩定帶來威脅。

後疫情時期中國社會發展的動力與機遇

面對疫情帶來的經濟、就業、社會結構發展等方面的嚴峻挑戰，關鍵是我們一定要有抗擊和戰勝疫情的信心。前總理温家寶同志曾經講過“信心比黃金和貨幣更重要”。從社會學實證分析的角度看，我國在城鎮化推進、新產業佈局、人力資本等方面有着強大的動力、潛力和發展機遇。儘管疫情對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造成諸多嚴峻挑戰，但黨和政府與廣大人民羣眾在抗擊疫情的進程中，也做出了積極應對和調整，這顯示了有 14億人口的中國社會藴藏着無限的潛力與生機，是我們戰勝疫情信心的來源與基礎。

（一）中國人力資本、城市羣的競爭力與新型城鎮化動力

中國仍處在城市化、產業化的高峯期，迄今為止農村户籍人口仍佔很高比例，城市化依然是中國最為重要的發展動力。同時，中國已經逐漸形成了不同區域、類型、層次的城市羣，也是我國新型城鎮化的主體形態和重要引擎，是中國遇到巨大社會風險情況下仍能保持現代化活力的重要支撐。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提出，“健全區域協調發展體制機制，完善新型城鎮化戰略”，“發揮中心城市和城市羣帶動作用，建設現代化都市圈”。我國已經逐漸形成了“5611”城市羣格局：5 個國家核心城市羣（長三角城市羣、珠三角城市羣、京津冀城市羣、成渝城市羣、長江中游城市羣）；6 個戰略支點城市羣【海峽西岸、海南（南海）、天山北坡、哈長、滇中、藏中南】；11個區域支撐城鎮羣【山東半島、遼中南、中原、關中-天水、北部灣、黔中、太原、呼包鄂榆、寧夏沿黃、蘭州-西寧、淮海（徐淮）】。城市羣的發展，有利於人口與城市佈局更合理，有利於國土均衡和區域均衡發展，也有利於防範單一巨大城市的社會風險，這在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人口過度向特大城市和大城市集中的背景下意義尤為重大。

隨着東部沿海地區的快速工業化和城鎮化，學界開始從遷徙距離的角度關注就近和就地城鎮化的現象。一些學者研究發現，在中國東南沿海部分城鎮化發達地區，鄉村人口並未大規模向城鎮遷移而實現了就近和就地城鎮化。2009年以來，農民工從鄉村到城市，從中西部地區向東南沿海經濟發達地區流動的趨勢正在發生逆轉，農民工流動呈現出總量增高、增速趨緩，向中西部流動、省內流動和本地流動增速不斷加快，以及向原來流出地迴流的態勢。國家統計局發佈的2019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在外出農民工中，在省內就業的農民工9917萬人，比上年增加 245萬人，增長2.5%；跨省流動農民工7508萬人，比上年減少86萬人，下降 1.1%。省內就業農民工佔外出農民工56.9%，所佔比重比上年提高 0.9個百分點；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省內就業農民工佔比分別比上年提高 0.1、1.4和1.2個百分點。中國城鎮化人口的流動出現新特徵，省內就業的農民工持續大幅增加，跨省流動農民工持續減少，即省內流動超過了省際流動。

由於沿海地區產業的轉型升級、中西部工業化進程的加快，製造業向中西部轉移、本地生活成本較低、中小城市落户政策寬鬆、教育與文化融入性高等，越來越多的農民工選擇在家鄉附近的城鎮就業。新冠肺炎疫情又加速了農民工迴流，年齡偏長和新生代的農民工更多地選擇迴流到省會城市。農民工跨省流動減少、省內就業增加的情況，有可能會開啓中國新型的城鎮化模式——就近城鎮化和就地城鎮化模式。以市、縣為核心的就近、就地城鎮化，推進了中小城市發展，不僅有利於降低農村人口融入城鎮的成本，也有利於城鄉一體化發展，更有利於中國區域、城鄉均衡發展。需要提醒的是，就地、就近城鎮化要嚴格防範那種違背村民意願和利益的“合村並居”，注重保護人民羣眾的切身利益。

改革開放的現代化進程激發了中國的經濟動力，累積了龐大的人力資本，這是中國未來持續推進現代化建設的不竭源泉。其一，中國人素有勤勞刻苦的勞動品性和艱苦奮鬥的堅韌作風。在疫情期間，像一線醫護人員和“快遞小哥”這樣的勞動羣體，以及待疫情稍一好轉就全力投入經濟復甦的勞動人羣，在世界上都是罕見的。我們必須創造好的制度和政策環境，形成對於廣大勞動者羣體的利益惠及和社會尊重，這是未來中國能夠保持穩定發展的關鍵。其二，改革開放後的中國製造業培養了規模龐大的一線高水平技術操作工人和技術人員，中國目前製造業鏈條比較完整，各個技術環節的技術工人都是數以千萬計或數以億計，任何一個國家要想短時間內培養這樣多的技術工人都沒有可能。其三，改革開放 40年還為中國培養了數以千萬計的企業經營管理人才。中國深化改革的目標，就是通過體制機制的改革更好地激發全體中國人的活力。

（二）新產業的萌芽和中國人行為方式的轉變

在疫情的影響下，實體經濟受到重大的衝擊，數字經濟卻迎來發展的契機，包括電子商務、數字金融等在內的數字經濟，不僅滿足了疫情期間居民家庭的消費需求，也發揮了宏觀經濟穩定器的作用，同時成為破解中小企業發展困境的重要方案。這次疫情跟 2003年非典疫情不一樣的是，電商、互聯網企業為疫情防範、生活服務等提供了支撐。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20年前三季度，新服務業態高速發展。電商促銷多種多樣，線上直播屢創交易額新高，實物商品網上零售額同比增速達15.3%，佔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比重為 24.3%。線上消費加速普及，在線教育、遠程辦公等線上服務需求旺盛；2020年1—8月份，全國移動互聯網累計流量達1038.8億GB，同比增長 33.7%；規模以上互聯網和相關服務、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企業營業收入同比分別增長17.1%和13.8%。疫情期間的“宅經濟”帶動了一批疫情紅利新產業，新型物流產業、互聯網醫療產業、在線教育產業、在線辦公平台產業、在線短視頻產業、直播產業等都迎來了新的發展機遇。

疫情還催生了遠程辦公、共享員工等新型工作方式。為了減少社交接觸，很多政府服務部門開啓了遠程服務模式，包括工商、税務、法院、銀行等均開放了極為便利的網上電子服務，既減少了交叉感染，又省減了時間、交通、工作量。由於遠程辦公方式和物聯網的興起，未來很多企業可以通過互聯網和物聯網實現決策管理、產品研發、材料供應、生產銷售等，把各個環節分散在不同城市，企業對大城市的依賴有可能會弱化。疫情還催生了“共享員工”，一些暫時難以復工的中小企業採用了短期人力輸出的合作用工方式，用工企業從其他暫時不能復工的單位臨時招收共享員工，解決用工缺口。有些地方政府比如安徽省、浙江寧波等地，採用政府、工會、企業、個人簽訂四方協議約定相關重大利益事項的方式保障員工利益，幫助解決員工勞動關係認定等方面的法律風險。“共享員工”模式是國內企業積極自救和政府及時參與支持的創新之舉。

此外，疫情也給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帶來了很多新的改變，在生活觀念、健康觀念、工作方式、交往方式、教育方式、消費方式、醫療方式上都有所體現。疫情倒逼政府和羣眾真正重視環境保護、生態平衡的問題，中國人對生態環境保護、野生動物保護的態度發生重大變化。疫情提升了公共健康的文明程度，人們更加註重健康的生活習慣、生活方式，比如洗手、戴口罩、共餐使用公筷等習慣逐漸成為常態。復工復產過程中，由於跨省市出行的限制，很多人選擇了在家鄉就近就業，隨着網絡的高度發達、消費的不斷升級，更多副業、兼職也在不斷產生。疫情造成了人們交往方式的改變，隔離是阻隔病毒傳播的有效方法之一，未來很多中國傳統節日的聚集性會下降，人們的網絡社交會更為頻繁。對教育方式而言，在線教育模式迅速成熟而普及，線上線下結合的教育方式將是未來的大趨勢。同時，大規模的網絡購物和新型物流方式會越來越普及，互聯網經濟會產生新的商品革命。就醫療制度和方式而言，社區的醫療模式會催生出更為便民、高效的全民醫療體系。

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消費方式變遷的動力是無可限量的。後疫情時期，新型產業發展態勢良好，我國居民的消費信心逐漸恢復，發展動能逐步增強，經濟景氣度持續提升。在疫情進入常態化防控的時期，我們應充分把握這個機遇期，在政策層面做出積極的調整和應對，充分調動全體中國人民的活力，推動現代化建設繁榮有序的發展。

（三）深化體制機制改革，激發全體中國人民參與發展的活力

後疫情時期，國內外經濟社會形勢幾經起伏，經濟有所恢復，但危機與機遇並存，如何在這樣的環境背景中恢復社會經濟並尋求中國現代化之路，是擺在中國人面前的一項重大議題。習近平總書記在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上的講話提出，“改革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關鍵，是推動國家發展的根本動力”。深化改革突出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實現中國經濟雙循環。近來，“經濟雙循環”的概念越來越多地進入人們的視野，中央強調，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在國際貿易形勢和中美關係惡化的情況下，在基本實現自給自足的基礎上，發展出自己的優勢產業，從而更好地參與國家間的貿易和競爭。相關舉措包括上萬億元“新基建”規劃、上千億元企業減税措施、上百億元地方政府消費券發放、上百萬人就業安置措施等。

從社會學角度看，內需的最大潛力羣體是日常生活消費比較低下的羣體，這部分人羣在中國比例還很高，但該羣體的收入水平不高。所以，擴大內需的核心應該是提高中低收入羣體的收入水平。再者，“內循環”絕不意味着“閉關自守”，相反，立足於“內循環”體量和質量上新台階，則中國經濟更易於抵禦外部衝擊，從而更為主動、靈活、穩健地嵌入全球體系之中。

其二，調整產業結構、推進技術創新、激發民營經濟發展活力。改革開放以來的重要經驗之一就是激活民營經濟的活力。民營經濟和個體工商户支撐的產業和服務業，是城鄉以人民為中心的核心經濟領域和社會運轉的有機體。目前，民營經濟貢獻了中國城鎮80%的勞動就業，但從復工復產的情況來看，大型企業和重點產業開工率上升較快，而民營經濟特別是個體工商户開工復產還處在徘徊階段。因此，國家出台了多項舉措，鼓勵發展小微經濟、夜市經濟、集市經濟等保就業、促消費、激發城市經濟的活力。激發民營經濟活力，對於擴大中等收入羣體具有重大的意義。筆者研究發現，“中產邊緣羣體”在不同城市規模中，都佔相當大的比例，這個羣體地位不穩定，在經濟下滑的局面下隨時可能落入下層。因此，激發民營經濟活力，特別是保護和激發中小企業、小微企業的活力，對於保護和擴大中等收入羣體極其重要。

王小魯等研究發現，中國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來源在逐漸變化，外源性效率提高的因素在下降，技術進步和內源性效率提升的因素在上升。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新的發展階段，要從過去更多依靠要素投入向依靠技術進步轉變，技術進步是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內涵，需要通過創新提升科技水平，通過深化改革提升資源配置效率。目前，數字經濟已成為我國技術創新增長的主要內容，要實現中國經濟自我循環，就必須加快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的數字化轉型。實現數字化轉型是企業應對疫情必須做出的戰略調整。依託於5G新一代信息技術，以“大、智、物、移、雲”（大數據、人工智能、物聯網、移動互聯網、雲計算）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將帶動數字經濟快速增長，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稱作國內技術發展向第四次工業革命的邁進。

其三，推進公共衞生服務體系改革、發展健康產業。新冠肺炎疫情的發生對中國乃至全球公共衞生服務體系提出了嚴峻考驗。疫情大考也暴露出公共衞生服務體系的不少漏洞。加強對傳染性疾病的監測和預警，建立覆蓋所有醫療機構的傳染病監測哨點，以及建立快捷高效的公共衞生事件報告機制，優化突發公共衞生事件應急指揮決策系統，乃至加強對全國及全球公共衞生事件的監測和預警能力，建立系統完備、科學規範、運行有效的公共衞生安全保障體系，都成為當務之急。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中國健康產業紅利井噴，醫療、生命健康產業將在未來得到大力發展。我們更加意識到了“防患於未然”的重要性，國家政策更加大力支持醫療、醫藥研究開發。在後疫情時期，公眾的健康意識大大提高，將更捨得健康消費的投入。健康消費需求正在從簡單的口罩需求向口腔噴劑、漱口水、免洗洗手液、消毒用品、空氣淨化器、營養品、功能食品、中醫養生等衞生防護、醫療保健、養生運動多個領域發展。健康產業，比如醫療器械行業、中醫藥行業及醫療服務行業、線上醫療服務，特別是智能、智慧與互聯網醫療服務行業，將迎來更好的發展機遇。在政策紅利的不斷釋放下，健康產業即將步入蓬勃發展期，並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