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讓拐賣人口現象徹底變為歷史？_風聞

文 | wzz

前段時間，徐州爆出了情節惡劣的拐賣事件。我們之前發了篇相關的文章。隨着輿論繼續發酵，不少讀者讓我們再談談這件事，從我們對樸素正義的追求出發，拐賣是罪惡的甚至是十惡不赦的，這促使我們關注案情，希望得到根本解決。更近一步，想要根除這些拐賣、強迫婚姻、強迫賣淫等等惡性犯罪，則需要釐清各類拐賣事件背後的深層社會原因。

封建殘餘與社會失序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有一個説法：地方越窮，拐賣越猖獗。

但實際上，販賣人口犯罪行為，與社會運行是否有序關係更大，這方面，晚清以來徐州周圍的皖北、蘇北、魯西南、豫東（常合稱淮海地區）常常被稱為“黃泛區”，因社會運行失序造成的人口犯罪亂象是一個典型。

晚清黃河氾濫成災，農業生產受到破壞，平民失去生計。在這樣的經濟條件下，社會開始逐漸喪失秩序，退化回叢林狀態，官府對基層社會的掌控也被削弱。因而，徐州周圍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內，是荒蕪、野蠻的地區，社會秩序受到破壞，也留下了相當多如今人們眼中相當惡劣的民俗和傳統，在民國時期，地主甚至有“初夜權”的現象[1]。 

淮海地區動亂的一個巔峯，則是捻軍，1850年前後，捻軍逐漸由捻黨等農民組織匯合而成，以淮海地區為中心活動，也和南方的太平天國有一定的聯繫。1855年，黃河決口，造成魯南、淮北、蘇北農民流離失所，流民大量加入捻軍，捻軍力量達到一個高潮。捻軍雖有農民運動的正義性，但也有相當的侷限性，如流寇作風嚴重。

為了對抗捻軍，無力的清政府支持地方鄉紳組建團練，一方面，使得這些地主鄉紳越發發展為豪強；另一方面，也使得基層社會徹底封建化，佃農要麼下狠心過亡命生活參與捻軍，要麼只能依賴於這些武裝力量大大增強了的豪強們，導致了人身依附加劇。

村莊也往往必須武裝化，築寨，挖溝，甚至修建炮樓，如今這一地區的自然村命名也常帶有樓、寨等字樣，筆者的老家在魯西農村，那個村子就帶有樓字。這段歷史也相當類似於西歐的“城堡時代”。在1860年後，太平天國和捻軍先後被湘軍、團練等清政府支持、默許的武裝力量消滅，但不時仍有遊匪作亂，基層秩序仍瀕臨崩潰。

在這樣的背景下，殺嬰特別是殺女嬰是非常容易出現的現象，在爭搶水源、土地的過程中，一家必須要有更多的男丁，才能佔據上風，維持生存，這固然會導致娶妻困難，但只有這一代人能活下去，才有娶妻養育下一代人的可能。

這反過來也有助於控制人口，畸高的性別比會使一部分男丁孤獨終老，減緩人口增長的速度，倘若沒有這一機制，則往往會更多以劇烈的捻軍、太平天國等動亂的形式發生人口的損失和人地關係的恢復，或者説，這一機制可能推遲了動亂。

淮海地區的捻軍因黃河水患興起，但黃河水患只是加劇了動盪，類似的動亂廣泛發生在整個中國。這一方面是晚清到達了農業社會自身週期性崩潰、內戰、重建中的崩潰期，也混雜了早期資本主義擴張到全世界時，前資本主義社會瓦解崩潰的過程。

後者在我國就表現為“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破產解體”。簡略來説，割地賠款導致清政府財政緊張，税賦由實物租税逐漸轉變為白銀計價的租税，迫使農民轉向商品經濟農作物的生產，或者直接破產；同時，開放通商導致的廉價商品進入又從另一方面打擊了商品經濟農業和家庭手工業，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國的封建社會和自然經濟逐漸解體。

我們所熟知的《讓子彈飛》，也正是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黃四郎和城南兩大家族在晚清民國中央政府無法掌控基層社會時，進行販賣人口和販賣煙土的生意，其中的販賣人口，男性賣去美國，當“豬仔”修建鐵路，賺的是刀樂，女性則賣到青樓，片中發錢那一幕的台詞是：“窮人，那就要被逼得賣兒賣女，她就是被窮人賣掉的女兒”。

八十年代以來的基層失序與新自由主義衝擊

新中國建立後，有效地治理了黃淮兩河的水患，淮海地區的農業生產條件大為改善，但仍稱不上富裕，人地矛盾仍然突出，基層政府和生產隊等集體組織努力調解着爭水、爭地等等矛盾，約束着封建殘餘並試圖改造。在上世紀80年代之前，想要去外地辦理各項事務，總是需要單位、集體開具介紹信，人口流動受到嚴格限制，販賣人口非常困難。在這之後，販賣人口逐漸增多，在近十年才有所好轉。

為了理解販賣人口事件背後的深層社會原因，就有必要明確1980年左右的一個時間節點或者一段時間到底發生了怎樣的轉變。1980年，中國發生的最大的變革就是改革開放，而改革開放的兩大重點是，對外經濟合作，融入世界市場以及使農民可以參與工業生產。四三方案中的化肥成套設備使得中國不再需要投入過量農業勞動力以滿足全民的糧食需求，使得原先的農民參與工業生產成為可能，釋放了巨大的生產力。

但與此同時，具體的實施過程也帶來了一定的問題，生產隊這一集體組織實質上解體了，四三方案後更大規模的八二方案造成了過度借貸和投資，加重了財政負擔，國家對基層的教育、行政管理等投入減少，對基層組織的正常運行造成了一定的負面影響，人員流動性卻大大增加了，社會秩序偏向鬆動。

改開之後，一方面我國經濟發展巨大，另一方面長期以來往往也忽視了一些帶有自由化傾向的政策造成的混亂和負面作用，如果我們將視角投向處境類似，但是最後徹底失敗的前社會主義國家，就能看到，**東歐特別是烏克蘭當前的秩序喪失，就源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在蘇東劇變前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和前蘇聯加盟共和國，普遍面臨着嚴重的政治、經濟、社會困境，而在劇變之後，這些困境更是直接指向了全面的崩潰。

在政治上，蘇東集團普遍發生了共產黨下台，取而代之的往往是代表寡頭買辦的政治集團，他們的利益在於：政府低價賤賣國有資產，寡頭利用外國貸款進行收買，與外國資本集團分肥，經濟上的休克療法與其配套。他們通過拆大樓賣鋼筋的方式攫取利益，急劇破壞了原有的經濟和社會秩序，生產停滯，大量羣眾失業，失去生活來源，走上犯罪的道路，人口販賣就是其中一種，烏克蘭甚至因為其代孕產業被稱為歐洲子宮。

烏克蘭、立陶宛、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等國的人口販賣問題極為嚴重，歐盟曾在2013年發佈報告：在2008年到2010年間，歐盟27國的人口販賣人數增加了18%，從2008年的6309人增長到2010年的9528人，在近3年內的總數約為23600人（報告撰寫者認為，由於存在未被發現的犯罪，這些數字是被低估的）……

在所有受害者中，68%是成年女性，17%是成年男性，12%是未成年女性，3%是未成年男性。62%的人口販賣受害者被迫從事性交易或成為性奴隸，其中96%是女性。25%的人被強迫勞動……有61%的受害者來自歐盟國家，多數是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人。非洲佔14%，亞洲佔6%，拉丁美洲佔5%。

總而言之，人口販賣的具體原因是多種多樣的，但使得人口販賣真正實現的總是社會秩序的喪失。同時，歐州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並非沒有人口販賣，只是“貨源地”並非本國，而是東歐、拉美第三世界國家，等於將這一罪惡和不幸轉嫁給了其他國家。

我國實際上也放棄了先前模仿蘇東建立的社會主義經濟和社會發展方式，在一些局部，也出現了類似蘇東前社會主義國家相同的狀況。如這次事件中的豐縣，在社會秩序偏向鬆散的80-90年代成為了人口販賣的重要目的地。

對我們來説，幸運的是，中國堅持了自身的政治制度，經濟上也沒有像蘇東集團一樣，反而躋身了主要工業國，甚至成為了世界第一大工業國。這使得社會秩序沒有出現更為巨大的問題，這些年以來的一系列舉措也在大力解決上述問題，但距我們徹底根除這些社會問題，醫治社會的傷口，還有相當的距離。

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帶來的廣泛秩序喪失

豐縣事件爆出後，很多輿論都把矛頭指向了我國一些地區長期存在的封建殘餘和落後經濟文化，這沒問題。但同這種聲音想伴生的，還有一種經濟越發達拐賣現象就越少，歐美發達國家沒有拐賣現象等臆想。這種片面認識對解決我們的遺留問題會產生方向性的干擾。

事實上，在歐美主導的當代資本主義秩序內，人口拐賣現象一直沒有消減。這大概有兩條路徑，一是東歐，東南亞和拉美等落後地區流向歐美地區的拐賣犯罪，另一條是如美國日本等國因為自身原因存在的人口拐賣現象。

先看落後地區，東歐、東南亞和拉丁美洲，這三個地區的共性則是，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過程中，自身工農業經濟受到打擊，社會受到重創。

首當其衝的是拉丁美洲，20世紀80年代，受里根政府緊縮銀根影響，拉美爆發了大規模的主權債務危機，墨西哥、巴西、委內瑞拉、阿根廷、秘魯、智利等國相繼陷入難以償還外債的窘境。

危機造成了拉丁美洲廣泛的蕭條和經濟停滯，反映了拉丁美洲國家普遍缺乏機器大工業“用機器生產機器”的能力，依賴外國設備和外國貸款的特點。經此危機，拉丁美洲國家民族獨立後爭取經濟獨立和國家富強的努力接近完全破產，淪為初級原材料產地。經濟的失敗也導致社會逐漸失序，犯罪率高企。

在拉丁美洲，除了人口販賣，正常經濟秩序的坍塌也導向了猖獗的毒品犯罪。1994年，美國、加拿大、墨西哥簽署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廉價的美國農產品又一次衝擊了墨西哥農業，一些觀點認為，這導致了墨西哥廣泛的毒品種植和毒品販賣。

在拉丁美洲之後，則是我們之前分析過的蘇東劇變（1990年左右），不再贅述。到1997年，東亞四小虎也因為金融和貨幣自由化，爆發了亞洲金融危機。這也中斷了東南亞諸多國家在獨立後嘗試現代化的進程。時至今日，我們也仍有東南亞社會秩序較不安定的印象。

而對美國本身，如筆者在之前一篇文章《特朗普或拜登不是美國的十字路口，他們都通向同一條路》中闡述的，美國就是一種原始叢林與現代社會雜交的產物。更何況，新自由主義也在其國內造成了巨大的破壞。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和產業轉移的影響下，就業機會的減少使得一些原本和諧安寧的社區也逐漸喪失秩序。據估計，美國本土每年約有1.5萬人被拐賣、販賣，同時也有相當數量的來自境外的人口販賣受害者；前者主要被迫提供性服務，後者則主要流向強迫勞動。

在世界範圍內，我們看到的是，世界上主要的資本持有者，通過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在不斷地擺脱國內國外的責任，攫取國內國外的利潤，在國內製造失業和犯罪；在國外製造更大規模的失業和更為劇烈的犯罪，並根據自身的利益維持甚至再生產出各種封建結構，**結果是，富裕、繁榮是少數人的，糜爛、困頓是多數人的。**如果我們單純的認為拐賣現象只與經濟發達與否有關，那很容易倒向資本主義國家的路徑。

如何根治人口拐賣痼疾？

從人口販賣的需求來看，主要是強迫婚姻、強迫賣淫和強迫勞動，女性受害人主要面臨前兩者，男性則主要面臨最後一種。較為貧窮但不太需要為温飽發愁，同時有一定“傳宗接代”的封建傳統時，這一地區更有可能成為人口販賣的目的地，受害者則主要面臨強迫婚姻；即使沒有“傳宗接代”的封建殘餘，受害者也可能面臨着強迫賣淫。如果一個經濟體規模較大，更有可能出現從國內落後地區向國內較發達地區的人口販賣，如中國、美國、印度，而對拉丁美洲、東南亞和東歐，跨國人口販賣更為嚴重。

是否會發生會發生大規模人口販賣、車匪路霸、黑社會性質組織等惡性犯罪，則取決於基層治理是否有效，社會秩序是否正常。因而，對於徐州的問題，我們需要考慮這樣兩個子問題：其一是，如何消滅種種封建的殘餘，所需的僅是經濟增長和經濟建設嗎？其二是，我們需要怎樣的社會運行方式和社會治理，以避免社會失序導致的人口販賣？

對於第一個問題，遺憾的是，**市場經濟並不總會完全破壞既有的封建秩序，而有可能與其結合起來。**在英國，原本的封建制度轉變為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大土地所有制，皇室也被保留了下來；在德國，我們也經常能見到容克留下的痕跡。在我們的近鄰日本，政治世家仍像兩個世紀以前一樣，日本的代議制不如説是當代封建制，選區的分割一如領地的分封，政治家的兒子長大仍然是政治家。日本的女性權利問題也仍待解決，除了就業機會的不均等，風俗業是合法的，色情業也是合法的，且具有巨大的剝削性。日本並沒有因經濟發達而解決這些問題，甚至比經濟較為落後的我們更差。

在中東，憑藉豐富的石油資源和中心國家的鼎力支持，沙特王室還有很多福可享，國民也較為富裕，而這裏是一個記者會被肢解的國家，是一個女性無法自己開車上街的國家。在同樣因石油起家的德克薩斯，最近通過了最嚴厲的反墮胎法案，規定只要女性懷孕六週後再進行墮胎，即使這位女性懷孕是遭到了性侵，墮胎也是違法的。而這個州所在國家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是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反對墮胎，育有五個子女，和豐縣八孩堪稱異曲同工。

這告訴我們，想要根除封建殘餘，除了經濟建設，我們也需要在一些社會領域的徹底變革。除此之外，也應該加強公立教育，將未成年人和封建秩序的背景隔離開來，培養一代新人。

而對於如何使社會得到有效治理，形成一種良善的秩序，筆者認為，我們的社會需要更好的解決每個公民的勞動價值問題。

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來看，勞動是人的類本質，是自由的人將會有的第一需要，是人的生活和動物相比的最大區別，也是人得以構建主體性的主要依託，使人能對自己的生活賦予意義。

甚至於馬克思主義最大的敵人也這麼想，本號的另一位作者新華門的卡夫卡在分析貿易戰時曾引述時任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的觀點：“和中國打貿易戰不是目的，促使美國製造業迴流才是目的。促使美國製造業迴流的目的，也並不是什麼為了鞏固美國的產業基礎或者其他的目的，而是他認為，人必須要有工作和職業，並且是有勞動、有意義、有獲得感、能讓勞動者產生積極的自我評價的工作。”

但問題也在於，資本主義本身必須維持一定的失業率，以保證自身的利潤，這被新古典經濟學家稱之為“充分就業”，一般來説對應着5%的失業率，除了通常的5%的失業率，資本主義也會製造週期性的危機和失業，以使自身恢復“正常狀態”。

從近二十年的情況來看，在我國社會各方面治理取得長足發展之後，拐賣案件數量年發生率已下降至不足上世紀末十分之一，然而這還遠遠不夠。在人民羣眾對社會環境和生活質量要求越來越高的當下，更是需要我們加速解決這個歷史殘留問題。更長遠的説，在想要從根本上解決拐賣人口問題，需要我們在跳出封建殘餘的邏輯後，繼續更勇敢的跳出資本主義，跳出新自由主義的邏輯。

[1]馬俊亞.近代蘇魯地區的初夜權:社會分層與人格異變[J].文史哲,2013(01):89-100+167.

無法獲取文獻可參考摘錄：http://m.wyzxwk.com/content.php?classid=21&cpage=0&id=3557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