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網被俄烏戰帶節奏, 卻沒人注意一股新勢力正猛然崛起｜文化縱橫_風聞

✪ 張金嶺 | 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

【導讀】俄烏衝突以來，一開始作壁上觀的歐洲，逐漸介入衝突，對俄製裁不斷升級。有媒體評論指出，歐洲各國政府的態度轉變，一定程度上也與本國民意的洶湧有關；這些民意背後，不乏各種民粹主義政黨及其擁護者的推動。問題是，這股力量真有這麼大能量嗎？它是如何崛起的？

本文作者指出，近年來民粹主義在歐洲強勢抬頭並迅猛發展，而且各國民粹主義運動具有某種一致性：**它們往往假借“人民名義”來提升自身合法性，並通過操控“人民”概念，故意忽視人民內部的差異性，將不支持自己的民眾排除在“人民”範疇之外，**甚至否認其他政黨代表人民發言的權利。其次，民粹主義政黨以“反精英”與“反建制”贏得底層支持，但其政黨本身卻充滿精英色彩，不僅領導人少有出身底層，其組織建設也是精英主義的。諸多研究揭示，民粹主義是精英統治、動員民眾的一種政治策略和工具。再則，民粹主義也呈現明顯的排外主義面孔，它習慣於以“人民”名義排斥異類羣體，而煽動仇外情緒，更是民粹主義政黨獲得選舉成功的重要條件。最後，民粹主義以激進做法回應現實問題，側面反映其應對現實問題的無力，無法在現行體制中找到解決辦法。

作者認為，今日歐洲普通面臨一種以身份焦慮為核心的認同危機，它在滋生民粹主義情緒方面具有強勁的動員能力。**在西歐國家，這種危機指向移民與難民問題；在中東歐國家，則與歐洲一體化密切相關。**民粹主義之所以在民眾中擁有廣泛的支持，就在於它一針見血地抓住民眾痛點，但其鏡鑑作用並未受到歐洲傳統政黨的重視。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雜誌，原題為《歐洲民粹主義的多重面孔》，**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

近些年來，民粹主義在歐洲強勢抬頭並迅猛發展，正深刻地改變着歐洲各國與歐洲一體化進程中的政治與社會生態。英國《衞報》的一項調查研究顯示，在過去20年間，民粹主義政黨在歐洲各國政治選舉中的得票率從7% 越過25%，增幅達2.5倍之多。換句話説，如今總體上每4個歐洲人中就有1人支持民粹主義政黨。在此背景下，匈牙利青年民主主義者聯盟（FIDESZ，簡稱“青民盟”）、法國國民聯盟（RN）、意大利五星運動黨（M5S）與聯盟黨（Lega）、奧地利自由黨（FPÖ）、德國選擇黨（AfD）、荷蘭自由黨（PVV）、英國“脱歐”黨（Brexit Party）等，均在各類政治選舉中取得了優異的戰績，並以自己的方式滲透和左右着各國乃至歐盟政局。

歐洲部分民粹主義政黨步步為營的政治崛起，首先在民族國家層面上改變了各自國家的政治格局，並通過其手中的政治權力介入國家經濟與社會制度改革；同時，儘管它們特別強調民族國家的利益，對歐洲一體化持否定態度，但作為一種政治策略，卻也積極在歐洲層面上謀求權力，尤其是參與歐洲議會選舉，其目標就是想從歐盟內部來制約和改變既有的歐洲一體化進程。在2019年5月舉行的歐洲議會選舉中，儘管民粹主義者未能像先前期待的那樣大獲全勝，但他們獲得的支持率與議席數量卻較2014年選舉大幅上升。一些民粹主義政黨也藉此機會再次衝擊了各國政局。在法國，極右翼政黨國民聯盟僅一個黨就獲得23.34%的選票，戰勝了現任總統馬克龍領導的“共和國前進”黨（LERM）及其聯盟（22.42%）；在意大利，聯盟黨獲得34.26%的支持率，五星運動黨獲得17.06%，二者相加超過50%。**目前，歐洲已有十多個國家的民粹主義政黨擁有了參與執政的經驗。**民粹主義在各國政治生活中的滲透益愈加深，並已成為一種持續存在且根深蒂固的現象。

很多研究將民粹主義政黨視作當代社會及其制度的“挑戰者”和“局外人”。**實際上，它們是“挑戰者”，卻不是“局外人”，因為它們的立場主張儘管看起來很激進，但它們所批判的所有現象在各國社會都有真實的表徵，它們所有的政治訴求都有相當廣泛的民眾支持。這説明民粹主義具有肥沃的社會土壤。**訴諸政治只是民粹主義運動最為顯而易見的外在表徵與鬥爭策略，但政治本身並不是滋生民粹主義的內在原因，催生民粹主義的諸多要素深刻地潛藏在歐洲各國社會轉型過程所出現的新問題之中。

▍ 歐洲民粹主義的多重面孔

當代歐洲各國的民粹主義運動，儘管各自所處的具體國情、社情與民情各有不同，但它們的諸多訴求與表現形式卻具有一致性。而這種一致性也呈現為多種面孔，反映出民粹主義運動的混雜狀態。

（一）以“人民”之名義登場

**民粹主義最為顯著的特徵首先是其“以人民之名義”的立場，這是它藉以提升自身合法性的基本手段。**細觀各國，民粹主義思潮與政黨大多系統地借用“人民主權”的名義，聲稱自己是“人民”唯一的合法代表，並捍衞“人民”的利益，批評現有精英政治與政府忽視人民的訴求，以及對國家與社會諸多問題的無所作為。2017年，瑪麗娜·勒龐在法國總統競選中就“以人民的名義”提出了自己的144條政治主張，並將“把自由還給法國、把話語權還給人民、把財富還給法國人”作為政治目標。由於自認為代表全體人民，他們普遍主張引入全民公投的民主形式作為糾正機制，比如意大利五星運動黨就主張直接民主。

與傳統政黨政治相比，民粹主義政黨的一部分觸角更加接近社會底層，更能站在社會現實的層面觀察和思考社會的運行，審視國家的既有制度及其改革，這也使之在政治競爭中表現出很強的適應能力，更容易贏得一部分底層民眾的堅定支持。

綜觀諸多民粹主義政黨的政治綱領，大多借用“人民”政治的表達方式。其中，有些政黨在名稱中直接使用“人民”稱謂，比如西班牙人民黨（PP）、意大利自由人民黨（PdL）、瑞士人民黨（SVP）、丹麥人民黨（DF）、羅馬尼亞人民黨（PP-DD）等。眾多研究早已注意到，民粹主義表達了對“人民”的極端推崇。民粹主義發動和借用人民的力量，為的是要佔領政治制高點。通過操控“人民”的概念，民粹主義政黨不但可以借指其他政黨不具合法性，還把不支持自己的民眾排除在“人民”範疇之外，甚至也否認了其他政黨代表人民發言的權利。

民粹主義政黨往往會假以所謂“同質性”的“人民”的名義提出批判、發表主張，而故意忽視其內部差異性。有學者指出，這樣做正是為了創造民粹主義所需要的源於人民內部的團結一致感，進一步強化其政治合法性。恰如齊澤克所言，民粹主義的某種特定訴求會被上升到普遍事物的顯著高度，即用來代表“人民”的普遍性。民粹主義話語中“人民”的“同質性”實際上是一種想象的建構，越是強調“人民”的同質性，越是折射出民粹主義的虛偽及侷限所在。

（二）“反精英”與“反建制”

**民粹主義大都具有一個“抗議者”的身份標籤，它基本上是以“反對什麼”示人的。“反精英”與“反建制”即是它的“兩把刷子”。**民粹主義將傳統精英視為“人民”的敵人，其堅定的“反精英”立場為之贏得了一定的社會聲譽。在民粹主義話語中，“精英主義”日益表現出來的自私自利、墮落腐朽早已成為現代民主政治的毒瘤，由它主導建立的現行政治、經濟與社會制度也與“人民”的意願漸行漸遠，無益於國家與社會發展。

與此同時，在西方國家的主流話語中，民粹主義的形象也極為負面，因為它本身就是由精英主義話語體系製造的一種身份標籤。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反對精英主義，但民粹主義政黨自身同樣也充滿着“精英”色彩，其運作同樣具有精英主義的特徵。一方面，其領導人基本上都是在傳統精英教育模式下成長起來的精英，幾乎很少有人出身社會下層；另一方面，其組織建設實質上充滿了精英主義色彩的官僚體系。**恰如諸多研究早已指出的那樣，民粹主義是精英統治、動員民眾的一種政治策略和工具。

因此，民粹主義所批判的“精英主義”只是既有“建制”所代表的精英主義。民粹主義“反建制”的傾向也只是針對既有制度的規程，而並沒有在根本上否認現有制度的邏輯體系與基本框架，因為它針對眾多現實問題所提出的種種應對舉措基本上也是以“建制”為依靠的，只不過其主張與訴求多表現出激進主義的面孔。從歐洲的情況來看，民粹主義政治運動雖對現有政治制度造成一定衝擊，但它不會完全摧毀民主制度，因為它還需要依靠現有民主機制來實現自己的政治權力訴求。民粹主義政黨積極參加各類政治選舉，既尋求在民族國家中的執政權，也強調在各級地方議會乃至歐洲議會中贏得議席。在經濟-社會領域，無論民粹主義者如何反對全球化、如何倡導產業結構與財政改革、如何強調環境保護、如何革新勞動力市場機制、如何推動社會福利制度變革，**依然離不開對現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依賴。它們政策中主張對民族國家的迴歸，同樣是對現有“建制”的一種依靠。**可以説，民粹主義是無法從根本上改變西方社會現有基本體系的，它所能做的只是對現有制度的修補。

（三）民族主義與排外主義

無論是從反對移民的視角來看，還是就質疑歐洲一體化的角度而言，歐洲民粹主義運動都呈現出明顯的民族中心主義傾向，重視民族與國家認同，強調民族國家的邊界。各國民粹主義運動雖然共享着某些一致的訴求，並講求國際合作，但它們背後卻各自擁有甚為堅定的民族中心主義訴求，堅守各自民族國家的立場與利益原則。

**民粹主義者大多主張建設一個強大的國家來採取有力的決策，以應對代議制民主的形式主義。**這種強調民族國家建設的主張，既是對民主制度形式主義的某種控訴，也是對民族國家建設的一種民族主義的表達。

從各國民粹主義運動的核心訴求來看，民族國家依舊是當代世界政治架構的基本單位，是保護人的基本權益的基本框架。在全球化持續深入、歐洲一體化不斷推進的背景下，民族國家被認定為保護各國民眾根本利益的一道重要防線。民粹主義者認定這道防線是其最為重要的政治與制度屏障。

**民粹主義也呈現出明顯的排外主義面孔。它習慣於以“人民”的名義排斥那些利益訴求或文化實踐被認為與之相去甚遠的羣體，比如少數族裔、外國人與傳統精英等。**比如，德國研究機構發佈報告《2018年民粹主義趨勢》稱，民粹主義在德國“反多元文化”，追求“社會同一性”。

**煽動仇外情緒是民粹主義政黨在各類政治選舉中取得成功的重要條件。**很明顯，在今日歐洲社會，不同階層的社會羣體在排斥移民的問題上往往是意見一致的。社會底層民眾會因為就業壓力而排斥移民，中產階層會因為社會保障制度的財政問題而排斥移民，而很多人還會在國家與民族認同的層面上排斥外來移民。穆斯林移民尤其受到激烈的指責，並被視為導致各國社會不穩定的文化異質性的來源，被指責與西方的自由民主價值不相容。值得一提的是，民粹主義者對穆斯林的拒絕與排斥，是以自由之名進行的，而不是基於“生物或文化種族主義”的名義。

**民粹主義的排外傾向不僅表現在對外來移民的排斥上，還體現在伴隨着全球化進程進入各國的來自其他國家的商品、服務與投資等方面。**這種排外在一定程度上表現為孤立主義、保護主義的不合作態度。同時，某些排外主義還是其保守主義傾向的一種表現。

（四）激進主義、極端主義與保守主義

民粹主義者所關注的問題往往具有很強烈的現實意義，涉及廣大民眾的切身利益與訴求，**他們提出的解決方案不但在思想上有激進主義的影子，而且在行動上也往往會訴諸一些激進甚至是極端的行為。**近幾年異軍突起的德國選擇黨就“兼具民族保守、右翼民粹、右翼極端的多重面孔，其間的界限既不明朗也不確定”。

**民粹主義使用激進主義的做法回應現實問題，實際上反映出它在應對現實問題方面的某種無力感。或者説，在現行體制下，它找不到解決問題的出路。這也是為什麼在諸多民粹主義運動中夾雜着很多“革命”話語，因為似乎只有“革命”才能徹底推翻或糾正現有體制的問題。**但是，這些激進的政治實踐中夾雜的暴力與破壞活動在某種程度上也損害了民粹主義諸多訴求的合法性，使其遭受廣泛的質疑與批評。

然而，在民粹主義激進的外衣下，其保守主義的影子也非常明顯，尤其是面對適應社會發展的時代問題與諸多結構性的制度改革時，**民粹主義的訴求似乎是要“回到從前”，去除各國經濟-社會制度中被“歐洲一體化”和“全球化”了的諸多因素。**這説明民粹主義運動對其所處時代的變遷與轉型的認知不夠充分，應對新問題的舉措也沒有與時俱進。這種保守主義傾向假以激進主義的實踐方式，給當代歐洲各國的結構性改革、歐洲一體化的深入推進帶來了很大障礙。

民粹主義雖然夾雜着激進主義與極端主義的要素，但它之所以在廣大民眾中擁有廣泛的支持，關鍵是因為它對當代社會現實的控訴與針對既有制度的抨擊，都是有據可循的，而且其批判往往也一針見血地抓到了廣大民眾的痛點與現實問題的關鍵所在。因此，民粹主義是一面鏡子，可以藉以反觀各國社會與時局的變化和具體制度舉措的得失，重新認識當代歐洲社會的弊病。可惜的是，民粹主義的鏡鑑作用並沒有得到歐洲各國傳統政黨的重視。

▍ 滋生民粹主義的社會根源

民粹主義在當代歐洲社會的強勢抬頭，存在着異常深刻的社會根源，尖鋭地指向當代歐洲社會現實中的內在困境，涉及經濟、政治、社會等多個方面，而且諸多問題的最後出口均集中於社會領域，對廣大民眾產生直接的影響。因此，**探尋歐洲各國現行民主制度何以普遍遭受來自廣大民眾的各種強烈批判與抨擊，以及後者為何會接受並支持民粹主義運動，是重新認識當代歐洲社會轉型及其制度危機的關鍵。**不過，考察民粹主義，應當將民粹主義政黨的政治博弈與廣大民眾的民粹主義情緒區分開來，後者直接反映着當代歐洲社會某些真實弊病所在。

（一）日漸惡化的社會生態逐漸消解了社會穩定的基礎

在全球化背景下，金融資本主義的瘋狂發展令各國國民經濟命脈與社會保障制度越來越受制於它的壟斷。囿於經濟發展低迷、社會制度僵化等結構性因素，近些年來很多國家（尤其是西歐國家）的社會生態不斷惡化，失業、貧困與社會分化、社會排斥等問題日益嚴重。

**據相關統計，在過去十多年間，歐洲各國勞動人口的貧困率在不斷上升，維繫基本體面的生活在一部分民眾那裏已變得難以實現。如今，歐洲有17.3%的人口生活在各國貧困線以下，其中羅馬尼亞、西班牙、希臘、意大利的貧困人口已超過20%。**法國雖然通過税收與轉移支付等機制所實現的財富再分配可以幫助貧困家庭維繫一定的生活水準，卻無法糾正機會不平等問題。**有統計分析顯示，一個身處收入分配底端的人，若要達到平等水平，需要至少六代人的時間。**匈牙利自20世紀末制度轉型後，貧困和社會不平等不斷加劇，已經出現了多代失業的現象，貧困問題的代際轉移不斷加劇，而這就是匈牙利青民盟在2010年迅速崛起的重要背景。

**此外，不斷加深的階層固化也破壞了社會的向上流動通道，使得中下層民眾產生了普遍的“被遺棄感”。**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20世紀70年代末，與各國的經濟大繁榮相伴，歐洲社會曾出現過不同社會階層均普遍向上流動的態勢，這既表現在個體或羣體職業轉變的層面上，更反映在他們社會階層的等級變化中。而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這樣的社會流動日漸式微。如今，**雖然代際差異中的生計與職業變化依然存在，看似是一種向上的代際流動，但這種變化其實更多地來自結構性的經濟轉型，並沒有形成真正的“階層突破”。**一個農民的孩子即使通過自身的努力變成為銀行職員，也並不意味着一定走出了其父輩所屬階層。可以説，“向上流動”的社會階梯實際上已經被結構性地阻斷，階層固化持續加重。

**隨着個體向上流動的可能性越來越小，年青一代人的挫敗感尤為明顯。**有個案研究指出，一些年輕人深刻地體會到，相較於父輩，自己的社會地位不升反降，年輕人對其社會地位降低的感受比年長者更為強烈。由此，他們對自己的未來和前途普遍持悲觀態度，對國家與社會的認同度也越來越低。這種潛伏在廣大民眾中間的挫敗感長期醖釀，產生了民粹主義的情緒。

**在各國社會階層固化的同時，兩極分化現象也更加明顯，這既表現為富貧差異的持續加重，又呈現為精英羣體與中下層民眾的隔離不斷加深。**社會財富再分配體系也沒有彌補不同經濟、社會與政治階層之間益愈拉大的鴻溝。在歐洲文化中，對自由與平等的追求自啓蒙運動以來已經深深紮根。很多人認定，自由平等的社會秩序在今天已經被嚴重破壞。於是，整個社會對現有制度的質疑表現出越來越強烈的來自社會底層的自覺，並在對各自社會境遇的反思中開始拋棄傳統政黨。

（二）普遍存在的認同危機引發大面積的社會恐慌

**今日歐洲社會普通面臨着一種以身份焦慮為核心的認同危機，它在滋生民粹主義情緒方面具有強勁的動員能力。**在一些學者看來，相較於失業、經濟低增長等社會-經濟因素，文化認同的危機更能解釋民粹主義的崛起。綜觀歐洲各國，民粹主義的保護主義主張不僅涉及經濟層面，還包括文化與認同層面。

**在西歐國家，這種危機明顯地指向移民與難民問題。**自20世紀70年代末起，外來移民就日益成為西歐社會中複雜、尖鋭而又敏感的問題，他們的存在幾乎被認為與歐洲社會在各個領域的問題均存在密切關係，無論是失業嚴重、福利式微，還是社會秩序與安全遭受威脅、歐洲社會的價值觀受到嚴重挑戰等。2014年以來歐洲各地接連發生的恐怖襲擊，由於被證實有很多歐洲土生土長的激進分子參與其中，更是引發了人們對當代社會民族、文化等層面身份認同的質疑。在此情勢下，移民問題成為激發民粹主義運動的一個重要導火索。目前來看，歐洲各國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均鮮明地提出反移民的主張，在2015年爆發難民危機後，其態度更是強硬。荷蘭極右翼政黨自由黨之所以能夠取得很大的政治成功，主要就是因為它迎合、利用了民眾對移民的恐懼心理。

**中東歐國家民眾的認同危機則與歐洲一體化密切相關，集中指向歐盟體系與其政治傳統和當代制度建構之間的內在矛盾。雖然很多中東歐國家已經加入歐盟，但形式上的聯合並不意味着真正的內在團結。**對於歐盟在財政、移民、外交等很多方面的指令安排與權能分配，中東歐國家持有很大意見，雙方就歐盟的基本價值觀框架及其導向也沒有達成一致意見。由此，在歐盟這個越來越想着趨向政治實體化變革的超國家機構框架下，很多中東歐國家如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等表現出比西歐國家還要強烈的民粹主義情緒。

民族國家是各國特定的文化與歷史身份的載體。**面對移民問題及其背後的多元主義趨勢，迴歸保守主義的身份認同成為各國民眾的自然反應。**多年前，歐盟的一項調查顯示，各國民眾在促進就業、提升生活品質、消除貧困、管理移民和邊界管控、打擊恐怖主義等很多方面，都對歐盟有很高的期待，但歐盟對這些問題的解決卻並不令人滿意。因此廣大民眾也就對歐盟日漸失去信心，並轉而認同民粹主義話語。

（三）嚴重失效的社會對話機制阻礙了政府改革的有效推行

面對種種問題，歐洲各國迫切需要與時俱進的改革，但是政府在推動改革的問題上卻總是顯得低效、無力，其中原因之一即是缺少社會的廣泛支持。政府缺乏能力開展有效的社會對話，使得很多領域的改革無法取得實質性的成效，甚至還經常會出現像法國那樣大規模的街頭政治。

日益多元的當代社會本身就存在着諸多難以調和的訴求與矛盾，任何改革都不可能讓所有人滿意，這是所有政府都面臨的挑戰。**代議制民主制度作為一種間接民主，如果不能建立一套有效的社會對話機制，就會讓人民覺得自己的聲音被忽視、政治權力被剝奪。**今天的歐洲民眾很大程度上已經失去了同政府與傳統政黨及其政治精英進行對話的信心與耐心，認為只有藉助於激進的方式才能引起重視。

與此同時，前述階層固化的不斷加重也強化了社會不同階層的利益邊界，人們捍衞利益邊界的意識也愈加強烈，而**任何改革都需要暫時性地犧牲某些羣體的利益。這一局面與社會對話機制的失效共同導致了社會凝聚力與內在團結的缺失，使得社會改革寸步難行。**這種局面也凸顯了各國政府治理能力的不足所在。

民眾對諸多改革的“不合作”態度自然有其自身合情合理的原因，但“只要權利不要責任”的價值取向似乎已經成為西方現有制度體系催生的怪物。這是選舉政治所催生的一種現象。為了贏取選票，諸多政黨會習慣性地向選民承諾賦予他們更多的權利，使之享受到更多的利益，卻很少會談及需要為此去承擔什麼樣的責任。因為，“賦予權利”永遠比“要求責任”更容易贏得選民的支持。長此以往，社會困局必然惡性循環，引發連環的負面效應。而民粹主義恰恰是在這樣一種機制下不斷滋生。

沒有良好的社會對話機制，就不會產生廣泛的社會動員力，而後者對任何一個國家社會的發展與改革而言，都是至關重要的。社會對話機制的失效很深刻地反映着針對現有制度體系的民心向背。歐洲各國社會對話機制的失效所折射的不只是社會內部矛盾衝突的尖鋭程度，更是其制度體系的能力缺陷。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0年第6期，原題為《歐洲民粹主義的多重面孔》。 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