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華時製造的邏輯和藉口_風聞

日本為什麼侵華，今天當然已經非常清楚了，那就是日本軍國主義為了建立霸權，掠奪領土和資源。

但是在當初，日本人曾經制造了種種荒唐可笑的“邏輯”和藉口。這些邏輯當中最荒唐的，莫過於東京帝國大學教授蠟山正道的言論。他説，中國“拒絕鄰邦日本的提攜，反而聯蘇容共，向西歐帝國主義國家求援，擾亂了東亞的秩序。”也就是説，中國拒絕了日本的善意提攜，惡意向蘇聯和歐美求助，擾亂了國際秩序，日本不得不出兵。可惜的是，日本人的這些“邏輯”，直到今天，仍然被很多人高度認同。

日本軍國主義在全面侵華前，曾經無數次向全世界聲稱他們對中國採取軍事行動，一是為了應對蘇聯勢力東擴，對日本戰略生存空間的擠壓，二是在“幫助”中國，防止中國走上錯誤的道路。

日本人説，蘇聯向東擴展影響，向中國等國輸出革命，嚴重威脅到了日本的生存。因此日本出兵中國，是為日本國的生存和國家榮譽，不得不戰：“日本之戰於華北，為生存而爭，為榮辱而戰”。

東條英機在東京受審時，為日本的侵略行為辯護，稱“日本的生存空間太小，不得已才選擇擴張生存空間”。

日本人説，他們先發制人，是迫不得已，是為“防共”，防止中國落入共產主義集團的控制之下。張皓在論文《發動全面侵華戰爭與建設“新日本”》中引用了大量資料。比如《盛京時報》宣稱：“近百年來，日本之憂常在北方。甲午之役，三國之干涉，日俄戰爭，其禍因為強俄。今日外蒙與新疆，悉為蘇俄所掩有，則‘滿洲國’不得不受直接威脅，而華北首當其衝。現在蘇俄雖困於內訌，其赤化世界之雄圖未曾放棄。殷鑑不遠，請看西班牙！日本之爭華北，未始非先發制人、未雨綢繆之計。一言以蔽之，盡於‘防共’二字而已。”

近衞文麿指責“中國目前對日本的敵對和蔑視具有第三國際背景。”，宣稱“問題的根本是日本、‘滿洲國’和中國應合作反對共產主義的威脅。”

近衞文麿宣稱：“日本外交在安定東亞。所最重視者，在赤化勢力之進出。華北治安，日本有重大關係，防止由外蒙進來之赤化勢力，以謀東亞安定。”

日本打着所謂黃種人對抗白種人的旗號，積極地推動“亞洲主義”，説日本與中國文化上同源，因此應該追隨日本。

日本人説，日本在東亞是大國，“負有維持東亞和平治安的義務”。日本基於責任心，“為着東亞大同起見，無日不希望中國向上”，日本對中國，就像父親兄長對兒子弟弟一樣關愛：“無時不在盡力圖謀日華親善，日本對於中國那種親切的熱忱，好像父兄望自己的子弟學好一樣懇切”。

然而，中國不但不感戴日本的幫助，不考慮與日本同文同種情同手足的關係，反而倒向了蘇聯：“老大中國不但毫無長進，而且每況愈下了，到了最近幾年，反而倒行逆施，聯俄容共，情甘赤化起來，以致日本幾十年來的苦心，全都付諸流水，悲痛之餘，未免轉為切齒之恨了”。日本“看着這孺子實在有點不可教”，“為着維持東亞和平治安計，不得不用正義之劍，斬此害羣之馬”，“斷然決然地大加膺懲”。

基於這個邏輯，日本反覆指責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在外交上接近蘇聯是“為着自己的地盤，想滿足獨裁獨善的慾望，竟敢認賊作父，採取聯俄容共的政策”，因此迫不得已，忍無可忍，只能斷然發動全面戰爭，以防止中國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日本人説，他們要幫助中國抵禦兩個外來勢力。除了中國一起抵抗共產國際這個“赤化”的“危險的”國際組織，還要幫助中國抵抗歐美帝國主義。

日本人指責，國民政府除了靠近蘇聯外，還竭力尋求歐美的援助以抵抗日本，才導致了七七事變的發生。七七事變之夜下令攻打駐防盧溝橋第29軍部隊的日本駐屯軍第1聯隊聯隊長牟田口廉宣稱：中國人“對於日本力主東洋和平而忍耐自重的態度，誤認為日本軟弱無力，只要有蘇、英的援助，對付日本沒有問題，所以他們高叫打倒日本，從而導致了目前的結果”。

所以他們對華作戰之目的是“拯救”中國於歐美的壓迫和侵略中。近衞文麿在日軍對北平發起總攻之日即7月27日發表演講：“中國領土之保全，在拯救鄰邦，使其免歐美之侵略。今日之事態，若不幸延長，則無殊用亞東人之手，斷亞東人之生機。餘屢言中國方面須屆時猛然反省，亟返亞東人本來之面目者，其意實在此焉。”

 二

 為了侵略中國，日本炮製出了“滿洲特殊權益論”，理由很簡單：因為中國東北離日本很近，如果被俄國佔領，會影響到日本的生存，所以日本必須要佔有。日本外交史專家信夫淳平認為，大多數日本人的心中都將滿洲看成是日本的接壤地，是關乎日本國防和經濟命運的重大利害要地。在信夫看來，“我國在支那既往的特殊權益正在受到歐洲列強勢力東漸的侵害，而支那自身無抵抗之力，因此，我國才不得已，親自採取防衞的措施”。

日本侵華是分幾步走的。第一步，是悍然出兵中國東北，中國軍隊沒有任何抵抗，日本因此順利地佔領了東北，成立了偽滿洲國。

但是，成立了偽滿後，日本並不滿足，接着染指華北。為什麼呢？因為華北離日本也很近。因此他的第二步，則是鼓動“華北自治”，然後投向日本。

日本所謂的華北“明朗化”是怎麼回事呢？自1933年5月31日的《塘沽協定》導致華北門户洞開之後，日本企圖從經濟上蠶食華北。1935年，日軍先是強迫蔣介石將其嫡系部隊從華北撤走，接着又推動華北五省“自治”運動，“成立他們理想中的華北國”。“公開謀使華北五省脱離南京的管轄”。

日本外相廣田弘毅提出所謂“廣田三原則”。他聲稱，為了共同防共，華北須“明朗化”，所謂“防止赤化，須中日共商一有效之方法。赤化運動發源某國，在中國北部邊境一帶有與日本協議防止赤化之必要”。他要求國民政府必須與日本建立軍事同盟，接受日本“軍事上之指揮管轄權，以對俄”。此外，廣田“堅決要求中國承認‘滿洲國’，並放棄其他西方強國的支持”。也就是接受日本佔領中國東北這一事實。

這兩步走完，在中國國內當然激起強大的反對聲浪，出現反日浪潮。日本人因此説，日本侵華，是因為中國近些年不斷地侮辱日本、排斥日本的結果。即所謂國民政府“排日侮日”與華北“中央化”的必然結果。

他們説：七七事變“系中國多年來辛苦大膽經營之‘排日’運動與教育之自然結果”，中國“排日侮日”是七七事變發生的“第二個重要的原因”。 

在日本企圖實施華北“明朗化”下，國民政府不能不採取必要舉措，決定了對日抗戰準備的政策，努力“收回冀東察北”。 

日本因此指責中國試圖“驅除日本在華北的勢力”、“盛行軍備之擴張”。日本指責華北“頗發抗日反滿色彩濃厚之不法事件”、“中國對日暴狀不下數百件”。寺平忠輔指責第29軍在七七事變之初“認為日本要將華北變為第二個滿洲國，因此主張馬上同日開戰”。 

日本輿論稱：“中國政府……自九一八事變以後，不但不閉門思過，反躬自省，反而變本加厲，把所有的排外手段，集中於日本一國，對內施行排日、侮日、仇日的煽惑教育，對外用以夷制夷的卑劣手段，中傷或牽制日本。日本固然寬宏大量，由東亞大局上着想，隱忍自重。可是日本越隱忍，中國越狂；日本越退讓，中國越自負，日積月累，由排日而侮日，由侮日而挑戰。就是沒有盧溝橋的衝突，也必有其他的衝突”。 

日本之所以悍然侵略中國，是因為它嚴重低估了中國人民的抵抗意志。日本人曾經計劃三個月滅亡中國，實現其戰略理想，沒想到最終陷入八年戰爭泥沼。在七七事變之後，國際社會曾一度觀望，但是當中國人民展現出堅強的抵抗意志，國際援助開始慢慢展開，對日本的戰略物資禁運等制裁措施也開始一項項推出，逼得日本無法支撐，偷襲珍珠港，最終滅亡。中國雖然最終獲勝，但是付出了極為慘痛的代價。 

為了防止歷史悲劇重演，中國近年來一直重申二戰後形成的現行國際秩序，“該國際秩序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不容隨意否定或推翻。”中國是二戰勝利成果和戰後國際秩序的主要締造者之一，有權利、有責任、也有必要聯合國際社會維護鞏固這個成果和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