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菊華 | 建議“全職太太成為合法職業”，工作與家庭對女性真的是“魚和熊掌”？_風聞

編者按

3月8日是國際勞動婦女節。工作-家庭能否平衡及如何平衡，一直是與女性社會生活息息相關的重要議題。2022年全國兩會期間，有政協委員建議建立家庭全職服務成員職業權利保障制度，讓“全職太太”成為合法職業。對於女性而言，工作與家庭的關係究竟如何，是否如“魚和熊掌”不可兼得？本文指出，工作與家庭之間的關聯機制和關聯模式可以概括為六種：各自安好型、彼此增益型、相互對抗型、雙向模糊型、舍家從業型、棄業從家型。空間的不共域性、時間的不共時性和心理的不共情性，帶來工作-家庭的邊界效應及領域張力，加上日益提升且過度的職場要求和家庭責任，加劇了角色之間的不兼容性；‘而“必須性期待”使得女性更難平衡二者關係。我們特推出本文，以供讀者參考。祝願全天下女性朋友節日快樂。

建議“全職太太成為合法職業”，

工作與家庭對女性真的是“魚和熊掌”？

​楊菊華 |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本文原載《探索與爭鳴》2018年第10期

原標題為《 邊界與跨界：工作-家庭關係模式的變革》，為閲讀方便，有刪節

文中圖片非經註明來源於網絡

在生育政策日漸寬鬆的環境下，社會對政策回應的不熱烈引起了國內學界對工作與家庭關係問題的關注。作為人生生養之基和發展之所的兩個最重要場域，互不耽誤、彼此增益是人們的基本訴求。但是，因種種因素的制約，工作與家庭的關係似是“魚和熊掌”，或只能二取其一，難以兼得。

本文將家庭限定在常規性的家庭責任，尤其是子女養育範疇，將工作界定為有償的社會勞動。因社會生態的複雜性、家庭形態和生命週期的不一致性、職場追求和心理滿足感的個體差異性，很難找到適用於所有人羣的工作-家庭關係模式。儘管如此，在各種矛盾的特殊性的基礎上，工作-家庭關係依舊存在普適性的內核，不少學者對此進行了積極探索。而從理論上建構工作-家庭關係的分析框架，闡釋二者的關聯路徑，或可突破個體經驗的侷限，總結和凝練出規律性的模式，從而填補學理認知的不足，為今後工作-家庭關係的研究提供一個可供參考的分析框架。同時，對工作與家庭平衡或失衡原因和機理的探討，有助於發掘實現工作-家庭平衡的方法，推動政府對工作-家庭平衡關係重要性的認識，出台並完善家庭友好政策，解除育齡婦女生育的後顧之憂，推進性別平等事業的發展，激發“性別平等紅利”。

工作-家庭關係的邊界理論

工作-家庭關係問題的提出或對該問題的關注，最早可追溯至19世紀中葉，當時人們試圖找到工作與休閒的平衡點。1970年代後期，英國學者開始使用“工作-生活平衡”概念，描述個人工作與私人生活間的平衡狀況。此後，工作-家庭關係的研究視角經歷了從衝突（conflict）、增益或促進（facilitation）到平衡（balance）三個階段的演變。最初，基於現實生活和角色衝突論，學者一般從衝突視角來觀察二者關係，認為工作-家庭衝突就是角色衝突，即某一角色的要求給另一角色帶來困難，具有工作對家庭和家庭對工作的雙向性。此後，學者逐漸關注到二者的增益效應，認為一個角色的經驗可能提升另一個角色的質量，除衝突外，可能也會相互促進。在女性普遍進入社會場域後，工作與家庭的關係更成為西方學界普遍關注的重點學術和政策議題；女權主義公共政策的理論倡導，更強調彼此嵌入、相互作用和角色衝突最小化。

（一）源起：角色與角色衝突

所謂邊界，是指在一定的場域中建立的限度和界限，並以此界限來定義行為的必須性、應允性、合理性、安全性。有邊界必然就會有跨界。跨界是指從某一場域或屬性進入到另一場域或屬性；儘管主體未變，但領域屬性和行為已經發生變化。邊界的形成、責任的承擔等，均與各自的角色定位和要求密切相關。

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總在同時扮演着多重社會角色。一種角色可被界定為一個社會位置，與該社會位置相匹配的行為舉止或某種特定的行為和意念。從本質上看，角色是他人和自己對相互作用中處於一定地位的個體在特定情景下與其身份相稱的期望系統，而社會角色是關於人們在特定類型的關係中應如何行動的一套規則。角色之間和角色之內總存在着時間、空間上的張力（tension）或衝突（conflict），新舊角色轉換過程中也會帶來不適應。

在傳統的農業社會，男性和女性各司其職，男主外、女主內，但工作和家庭並非兩個相互獨立的場域。在男耕女織分工模式下，男性的工作與家庭的邊界是明晰的，但女性的卻不然——她們在養兒育女的同時，也在提供家庭生計，故工作和家庭邊界對她們而言時常是模糊的。隨着工業化進程的推進，傳統的家庭物質生產功能逐漸為社會性勞動所取代，於是工作與家庭的物理邊界逐漸明晰，形成了兩個相對獨立的空間場域。然而，在現代社會中，性別角色觀念和角色行為的雙重變化，加上家庭內外結構的變遷和現代化進程的演進，逐漸模糊了二者之間的角色邊界，進而使得邊界的界分問題成為工作-家庭關係的一個重要研究領域。

社會規制、角色之間的不兼容性和生理稟賦等，可能使得身兼數角的個體難以同時滿足不同角色的要求，形成工作-家庭之間的張力；而個體的差異性又會引發扮演同一角色之人的內心矛盾和混亂，角色間衝突可轉化為角色內衝突，反之亦然。角色張力在不同生命階段的表現程度有別。比如，事業發展初期也正是生兒育女的黃金階段，但出於職位升遷、收入提升等職場發展的目的，個體往往面臨職場要求過高、工作載荷過重等問題；反過來，附着在結婚生子之上的養兒育女等角色身份，也要求當事人對家庭有大量的投入。換言之，不同的角色附着了不同的行為準則和規範，驅動個體在不同情境下以相匹配的方式與人互動；偏離了社會角色的規訓，就會受到相應的排斥和懲戒。因此，當工作與家庭彼此涉入過深時，可能使得工作-家庭關係失去平衡，而邊界的模糊性、責任的滲透性、界定的主客觀性等都會帶來工作-家庭關係模式的複雜性。

（二）核心觀點：邊界理論的基本特徵

工作與家庭顯然屬於兩個擁有各自空間、邊界清晰的獨立場域，但在實際生活中，時常出現二者邊界的跨越與滲透、侵入或融合。

1990年代中期，Nippert提出了工作與家庭的邊界理論；Clark對該理論框架進行了系統的闡釋。她認為，工作和家庭是兩個各自存在的相對獨立的領域和系統，人們每天都在這兩個空間中進行轉換，扮演不同的角色，進而可能形成角色間的矛盾與衝突。根據Clark的觀點，當某一場域的角色要求擴展時，二者的邊界會出現位移，矛盾衝突即會出現。因此，無論是工作干預家庭還是反之，當一個領域的角色要求不斷提高，而且與另一領域的角色要求相牴觸時，就會產生角色衝突現象。概而言之，工作-家庭邊界理論的內涵和基本觀點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工作與家庭之間存在三類邊界：物理邊界，時間邊界和心理邊界。物理邊界界定行為或思慮發生的地點：在單位工作、在家庭過活。時間邊界界定事件行為發生的時間：在規定的時間上班、承擔社會責任，在下班後迴歸家庭、履行私人職責。從理論上看，這兩類邊界具有客觀性、外部性、結構性和穩定性，故是具象和清晰的。相反，心理邊界是個體自我設定的，用以判斷自己在什麼時間、什麼地點做什麼事情，故邊界相對模糊（因個體完全可能“身在曹營心在漢”），具有主觀性、內在性、情感性和易變性。但在現實生活中，物理和時間邊界也可能變得模糊，如在工作時處理家庭事務，或在家中處理工作問題。

二是不同角色範圍的邊界具有三種屬性：滲透性（permeability，指某種角色領域的元素進入其他角色領域的程度——下班後將工作帶回家處理或思考工作，是工作對家庭的滲透，上班時處理家庭事務則是家庭對工作的滲入）；靈活性（flexibility）或延展性（指為適應工作或家庭的要求，對各自的邊界進行調整）；混合性。這三種屬性共同決定工作與家庭領域的邊界強度，即其中一個領域邊界阻礙另一個領域的角色向其滲透或擠壓的能力，進而決定邊界是否可以混合。若這“三性”都很高，則表明邊界的強度較弱；而若邊界不具有滲透性和靈活性，且不允許二者的混合，則屬於強邊界。換言之，強邊界是指邊界的滲透性和靈活度較低，工作或家庭場域內的行為均不易受到對方領域行為角色的滲透，也不易為適應其他領域角色的要求而進行相應的調整。弱邊界則具有高度的滲透性和靈活性或柔韌性，易因其他領域的要求而進行調整，也易被其他領域的行為所滲透，具有較大的退讓空間。

三是工作與家庭邊界強弱關係的不同組合，是形成不同的工作-家庭關係模式的基礎。滲透性和靈活性共同決定了工作-家庭關係的三種組合模式。1.工作與家庭某一邊界強、另一邊界弱，形成強邊界和弱邊界組合格局。工作對家庭的干涉意味着，工作領域的邊界較強，其角色要求的增加會對家庭領域的邊界產生擠壓；而家庭領域的邊界較弱，在受到工作領域角色的擠壓時易發生退讓。反之，若家庭角色對工作角色帶來擠壓，則表明家庭的邊界較強，工作的邊界較弱，前者對後者有較大滲入。2.家庭和工作的邊界都弱，均具有較強的滲透性和靈活性，彼此都易讓步和妥協，各自的角色更易相互侵入對方的場域，在工作與家庭之間形成重疊、模糊地帶。3.雙方的邊界都強，都缺乏滲透性和靈活性，彼此難以讓步與妥協。工作邊界強，家庭角色無法對此形成擠壓；反之，家庭領域邊界牢固，工作也無法侵入。個體只能在各自領域外尋求更多的資源而滿足各自的角色要求，而一旦這種額外資源不可及、不可得，個體就會產生超負荷感，帶來心理認知和體力資源的巨大消耗。

四是工作-家庭的張力是在邊界跨越者與維護者的互動過程中發生的，跨界行為是產生工作與家庭不同關係模式的前提。所謂邊界跨越，是指因同時扮演家人和員工兩種角色，而必須在工作與家庭之間頻繁轉換的行為，既可以是心理邊界，也可以是物理空間和時間維度的跨越與滲透。在業者同時兼具雙重身份，需反覆穿梭於工作與家庭邊界，是邊界的跨越者和角色的轉換者。當工作與家庭的角色要求均被滿足時，二者處於平衡狀態；而當家庭領域和工作領域的角色要求無法被滿足時，就可能出現二者間的矛盾衝突。在跨越邊界的過程中，邊界跨越者還可能與邊界中的其他成員，例如與工作領域的上司、同事，家庭領域的父母、子女、配偶等產生互動。當與其他邊界維護者存在良性互動時，工作與家庭的關係趨於平衡；反之，當邊界跨越者與其他邊界維護者產生摩擦時，則可能引發工作-家庭衝突。

（三）拓展：邊界效應

由此可見，工作-家庭關係具有雙重屬性（正向與負向）和對偶或共變特性。所謂“雙重屬性”，指二者之間的關係既可以是平衡、相互促進，甚至彼此增益的；也可能是失衡、相互矛盾，甚至彼此衝突的，進而帶來一方的退認甚至“魚和熊掌”的“雙失”。無論這兩種屬性中的哪一種，都既是主觀感受，揭示個體所看重的不同角色身份的平衡或失衡感，以及由此帶來的主觀滿意或不滿意的體驗，也是一種社會建構，即個體必須履行與所承擔的多種社會角色與相對應的各種角色期望和責任的平衡或失衡狀況，進而帶來家庭功能和社會責任的協調或不協調發展。從方向性來看，工作與家庭關係並非單向性，而是具有互動性，可從工作到家庭，也可從家庭到工作。故此，工作與家庭之間究竟呈現出一種怎樣的關係，需要同時考慮二者之間的影響或滲透。

工作-家庭關係涉及空間的不共域性，時間的不共時性和心理的不共情性，即在某個特定的空間和時間，人們不能同時踏進兩個領域。無論是行為還是意念，都存在於一定的時空維度中。維度邊界必然帶來邊界意識，產生邊界行為。邊界意識是以領域分化原則為基礎的差別意識，強調工作與家庭場域的相對分離性和斷裂性，以及由此形成的相對自主性和自律性。現實世界並非完整的理性整體，而是由相互獨立卻又彼此交錯或交疊的多面向、多場域交織而成的一幅拼貼畫，有公共領域也有私人領域，需要處理工作、家庭、休閒等多種事務，在工作場域不談家庭，在家庭空間不問工作。個體遵從各自領域的“遊戲規則”和角色設定，不跨過邊界對其他領域形成干涉，以免帶來秩序的錯位和混亂。實際上，邊界意識起到一種自覺阻止領域之間相互僭越的作用。

邊界行為則是基於邊界意識和角色要求作出的維持或跨越邊界的具體行動。不論處於家庭領域還是工作領域，只要扮演不同的角色，就必然會被不同的角色要求或角色期望所約束。當不同的角色要求之間發生衝突時，就必須權衡不同角色並作出選擇，由此引發邊界行為。例如，作為員工，職業角色要求必須加班完成相應的工作任務；而作為父母，又必須早點回家陪伴孩子。若工作邊界意識勝過家庭的角色要求時，個體可能繼續加班而履行工作責任；反之，則可能迴歸家庭而忽略工作任務。

邊界行為引發邊界效應。無論是邊界的維持還是邊界的僭越，都會帶來邊界效應。邊界、邊界意識的存在和邊界行為的發生，就像一堵無形的牆，形成屏蔽效應，防止工作和家庭角色（過多地）相互流動和彼此滲溢。一方面，若人們完全按常規來扮演角色，不越界，不滲透，則可能帶來兩方面的效應：當彼此無需滲溢時，可推動工作-家庭平衡；當彼此需要滲溢但邊界的屏蔽性過強時，則可能引發二者關係的失衡。另一方面，當一方的要素跨界進入另一方的場域時，就會導致場域邊界的位移，進而引發邊界的模糊、邊界的跨越乃至邊界的重構，由此也會形成雙重後果：當彼此實現良性滲入時，就不會對二者關係帶來明顯的負向影響，而當這種互動具有壓迫感和侵入感時，就會帶來明顯的負向效應。

邊界與跨界：工作-家庭關係的六種模式

工作與家庭的關係好似一個2×2 的矩陣，不同的組合構成了工作-家庭趨向平衡和趨向不平衡的多重關係。這裏是從相對意義而非絕對意義上來考慮二者關係：工作-家庭衝突、工作-家庭增益、家庭-工作衝突、家庭-工作增益。進而，該矩陣可演化為工作-家庭關係的六種模式（當然，還可做進一步的細分）：各自安好型、彼此增益型、相互對抗型、雙向模糊或單向退行型、舍家從業型和棄業從家型。前兩種模式為工作-家庭平衡，是魚和熊掌兼而得之的理想狀態，是人們普遍追求的目標（至於哪種是熊掌哪種是魚，或因個體而異），需要較高的個體稟賦、良好的工作制度安排、正式和非正式的家庭支持、對工作與家庭責任的合理定位等；後四種模式表示工作-家庭失衡，更可能是多數人（在一段時期內）難以規避的現實。

模式一：各自安好型。工作-家庭的平衡可表現為兩種形態：一是各自安好型（見圖1），指工作與家庭的邊界（比較）明晰（即邊界跨越不明顯），各自的責任比肩而立，互不相擾，亦不滲透和重疊。在該模式中，工作歸工作，家庭歸家庭，相互尊重對方領域的角色和職責要求，維持良好的邊界關係，履行各自領域的責任，並在意念和行為上不輕易涉入對方領域或涉入不深，故不會導致個體在對方領域常規性的失責，也沒有引發其他不良後果。

 模式二：彼此增益型。各自安好型是基本沒有邊界跨越的情況，而彼此增益型則是在家庭和工作相互滲透和交互的情況下發生的（見圖2）。移動技術的普及，導致就業者工作與家庭的邊界呈現出流動性、連續性、互通性、可識別性和個性化等特性，而前三個特性使得人們有時難以在工作與家庭之間劃出一條明確的邊界，即邊界的跨越或身份的模糊性是移動技術時代的一個普遍性特點。這就可能帶來兩種後果，或雙方角色模糊或彼此良性互動（即“增益”）。

所謂彼此增益型，是指工作與家庭職責的邊界都較弱，各自的責任滲透到對方場域，在有限的範圍內自由流動，但對各自的職責不形成擠壓效應，彼此也均無強烈的被侵入感。當工作需佔用更多時間時，家庭責任可做適度讓步；而當家庭職責要求更高時，工作能提供適度的靈活性，形成增益性的互動關係。但前提條件是，彼此領域的角色在模糊地帶所佔比重相當時，形成一個具有彈性的中間地帶，帶來中介效應，從而為邊界兩側的職責提供緩衝機會，使得工作和家庭邊界融而不亂，主次有序，功能清晰。  

圖3是工作-家庭平衡的另一種呈現形式。由於工作與家庭的不共時性、不共域性和不共情性，二者之間存在矛盾與衝突難以避免，但隨着各種有利條件的提供，其距離從d1縮短為d2，最後歸至於零。當然，實際情況遠比該圖表示出來的要複雜得多，二者的關係演化軌跡難以呈現線性模式，而可能出現拉鋸式的反覆；也不會是各自都作出一半的讓步，而是根據實際情況，一方讓步更大，另一方讓步較小，但無論是哪一方的讓步，都不足以影響到對方領域的職責和當事人的心理。

 模式三：相互對抗型（或邊界屏蔽）。強-強邊界因缺乏靈活性和滲透性難以混融，故最易導致工作-家庭關係的失衡。個體既要維護好家庭和工作的邊界，謹慎避免彼此的侵入與跨越，還要致力於魚和熊掌的雙重追求，試圖扮演好家庭和職場雙重角色卻深感力不從心。若邊界具有“雙向屏蔽效應”，工作與家庭就會相互對抗（見圖4）。

在現代社會，職場人士既要做好本職工作，又要承擔家庭責任，處於雙重壓力之下。一方面，職場競爭愈演愈烈，工作角色的要求不斷增強且標準越來越高，人們承擔更重的工作指令和更多的責任，工作壓力和工作強度大；同時，個體人力資本的改善也增強人們對未來職場發展的追求，為在職場站得住腳、得到職位升遷和收入增加，進而達成向上流動的目的，人們難以在職場上作出讓步，必須竭力做好工作。另一方面，家庭的要求也與日俱增，個體必須擔起與角色相匹配的家庭責任，扮演好“好家長”角色，特別是履行好一個“好母親”的職責。但是，因時間和精力的有限性，這幾種情形相疊加，造成角色超荷或載荷過重，致使個體在工作與家庭兩個場域中“兩班倒”，疲於奔命，形成強大的張力。若個體平衡能力較差、而外部支持資源又嚴重不足，就可能出現最不盡人意的結果，造成魚和熊掌“雙失”——丟了家也失了業。

模式四：雙向模糊或單向退行型。這種類型又可分為三種情況：一是雙向模糊型。若兩個場域的元素彼此滲入過深，個體可能無法看清或忽視另一場域的角色要求，分不清角色和責任的主次，失去對各自角色類型、責任、期望的準確把握與履行，進而使得模式二的良性滲溢演變為因角色不清帶來的彼此侵佔，加劇角色衝突。而角色的模糊性和混淆性也會形成工作與家庭的張力。人們在不同角色間互換時，常因緊急的工作要求而放棄預定的家庭安排，犧牲陪伴家人的時間、精力，或因緊迫的家庭事務而工作鬆懈甚至放棄工作追求，工作態度消極、行為敷衍。由此，雙弱邊界未必帶來良性增益，也可能帶來如圖5a所示的負面結果。可見，模式四的問題是，工作和家庭之間相互滲溢過多、涉入程度過深，吞噬了對方大部分的邊界，分不清或忘記了自我的主角身份，使本應有的空間距離、時間分割、心理界分等邊界意識都變得模糊不清乃至喪失，嚴重地干擾了對方的責任履行。如果説模式二的邊界跨越只是一種物理效應的話，模式四的跨越就從量變上升為質變，形成化學反應，混淆了不同場域的規制要求。模糊程度越高，負面後果越嚴重，既可能表現在工作績效、離職行為、心理緊張感、心理滿意度等方面，也可能表現在家庭養育責任的履行方面。

若工作的邊界強、家庭的邊界弱，就會造成因工作而壓迫家庭責任的狀況，或身在家庭心在職。如圖5b所示，在工作-家庭衝突較量中，家庭角色逐漸退行，家庭的空間領域、時間領域、意念領域等被工作所侵佔，角色扮演草草，進而給人帶來挫敗和焦慮等負面情感，難以履行好家庭責任。反之，若家庭邊界強、工作邊界弱，家庭也會對工作帶來負向滲溢。特別是在婚育後，養育子女等家庭責任會對工作帶來干擾，從而影響職場發展，產生工作退行性行為；在心理層面，上班時間經常無法集中精力工作（非故意的打發時間或消極怠工），身在職場心在家；在行為層面，可能出現經常性遲到、普遍性缺勤，難以達到工作角色期待，進而外溢或延展到個體的工作業績以及組織績效（見圖5c）。

模式五：舍家從業型。圖5b的進一步發展，可能帶來更為不如人意的結果。如今，人們或先立業後成家，或先成家後立業。以工作為起點來考量工作與家庭的關係，關注的是工作對家庭的滲溢，反之亦然。無論是從哪一個立場出發，當一個角色對另一個角色的侵入遠遠大於另一個角色對自身的侵佔，且擠壓程度過重、角色模糊程度過深時，就會給另一領域帶來難以承受之重，模糊地帶就會發生傾斜，使得個體容易忽視另一領域的角色需要，造成彼此的失衡由此可能驅動受迫者舍家從業的結局——當魚和熊掌難以兼得時，受迫者即會放棄既有的適應技能和適應模式，退而求其次，以捨棄（部分）家庭角色責任的簡單方法來應付當下的情景，降低眼前的焦慮。（見圖6）

模式六：棄業從家型。工作和家庭是兩個空間分割、時間相連的場域。若把衝突和平衡視為兩個端點，一端是分離，而另一端可能依舊是分離，也可能是整合， 即工作與家庭關係在“連續統”上進行移動。一般情況下，多數人都不會完全處於兩個端點上，即不會出現工作與家庭完全對立，亦不太可能發生工作與家庭完全融合的情形，而多是介於二者之間。但是，圖5c的進一步發展可能帶來棄業從家的結局。如果長期難以達到工作-家庭關係的理想狀態，行為和心理上無法有效調適，會帶來負向的邊界行為效應，導致家庭對工作的極端負向溢出，即為家庭而放棄工作（見圖7）。

工作-家庭的邊界跨越當然不會像前面圖形展示得那樣整齊劃一；在現實社會中，單向性的捨棄是雙方反覆較量的結果，在家庭角色的抗爭最終無能為力的情景下，才會大幅度甚至完全為工作捨棄家庭（如不生二孩，對父母難以盡孝）或反之。而且，一方角色因為受到擠壓而產生的負面情感效應也會給另一方帶來不利影響，二者間或多或少地彼此抗爭，故不能僵化機械地看待邊界行為和邊界效應。

工作-家庭關係能否平衡

通過以上對工作-家庭關係狀態的“連續統”的討論以及對不同模式的分析，讓我們對於二者關係的基本形態有了一個初步但整體性的認識。工作與家庭之間能否達到平衡？為什麼女性更難平衡工作-家庭關係？從工作-家庭邊界視角出發，如何推動二者之間的關係趨向平衡甚至彼此增益？下文將對這幾個相關問題進一步展開討論。

問題一：工作-家庭關係究竟能不能平衡？

工作-家庭平衡是指各自角色責任間一種相對（而非完全絕對）協整狀態，人們總是致力於協調職業發展與家庭生活的關係，試圖達到平衡狀態。那麼，工作-家庭究竟能不能像模式一和模式二一樣，達成理想的平衡呢？在實際生活中，第一和第二、第五和第六種情形都相對少見，多數人處於第三和第四種狀態中。更有人認為，追求工作-家庭的平衡是不切實際的想象。一方面，在全球化背景下，在業競爭十分激烈，而要想在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必須付出更多的時間和精力，而這可能遠超出朝九晚五的時間界限。另一方面，低生育率背景下的家庭責任非但未減輕，反而更繁重。

因此，所有有家有口的成年人都會面臨工作-家庭難以平衡的困境。不過，對處於不同生命週期的人來説，失衡程度可能各有不同。實證研究表明，工作-家庭關係存在人羣、城鄉和階層差異。比如，據美國 2010年全國職業健康補充調查數據，16%的受訪者表示，他們面臨工作-家庭的平衡困境，但這種困境因年齡、種族、婚姻狀況、教育程度、行業等而有所區別：30—44歲者、離異者、大專及以上受教育程度者、僱員等更可能面臨該困境。特別是有年幼子女之人，完全平衡二者關係更難。所謂的平衡，很可能是以犧牲某一邊的需求或利益來實現的。因此，處於育兒期之人必須認清工作-家庭關係的本質特徵，更理性地安排工作和家庭事務，形成更合理的家庭和職場預期，從而增加工作與家庭關係平衡的可能性。

中國單獨二孩和全面兩孩的政策效果均不如預期，就很好地詮釋了二者之間的平衡難度。二孩的降臨無疑會進一步加大家庭的角色責任，需要更多的時間和精力付出，從而強化家庭對工作的擠壓效應。加之當前托育服務體系幾近崩潰，社會化托育服務嚴重不足，該責任完全落於家庭（尤其是女性）身上，進一步加深家庭責任對女性社會勞動參與的衝擊和時間擠壓，致使女性工作-家庭更難平衡。為此，社會各界將焦點聚集於女性工作-家庭之間的關係上，而這一聚焦透視出的正是傳統的性別角色觀念。

問題二：女性為何更難以平衡工作-家庭關係？

對於該問題，更深層次的歸因依舊在於角色觀念。角色行為受到包括決定社會情境的社會慣習、與社會角色相匹配的內外社會預期、與行為有關的社會約束與懲罰的約束，既會影響個體自身行為，也會影響自己對他人、他人對自己行為的價值判斷。在社會變遷過程中，女性承擔了諸多新的角色，但傳統的性別文化規制仍十分穩定且疏於變化。女性若不遵循既有的行為準則並按此行動，就可能招致懲罰。的確，其社會勞動參與提高了生育的機會成本，顯著且穩定地降低了生育水平。而生育功能也使她們失去了時間和精力優勢，提高了就業的門閥值和離職概率，面臨晉升的挑戰和歧視，降低收入水平並帶來母職懲罰，造成“性別式的市場分割”，對其市場參與造成負面影響。全球性別差距報告數據也顯示，在過去十餘年間，兩性在勞動就業方面的差異原地踏步甚至持續加大。

因此，雖然今天的女性既是子女的養育者又是麪包的提供者，但深厚和強大的文化規制削弱了其協商能力；同時，社會分化程度越來越深，社會分工越來越細，各項工作要求越來越高，角色間和角色內的衝突加劇。今天的男性雖也承擔工作-家庭雙重角色，但女性面臨的是懲戒性的“必須性期待”（必須扮演“好母親”），而男性面臨的是具有獎賞性的“應該性期待”（應該扮演“好父親”），二者界限儼然不同。而且，男性一旦在公共領域外還涉足家庭，可能給他們帶來父職收益；但若女性在家庭領域之外涉足公共領域，則可能面臨母職懲罰。儘管有些角色與特定的情境相關，但針對社會角色的普遍性期望仍舊起支配作用，即職場女性必須同時演好工作和家庭雙重角色，這就使得她們更難找到二者的平衡點，並不得不在某些方面作出妥協和讓步。

問題三：如何推動工作-家庭關係趨向平衡？

前面的六種模式告訴我們，當工作-家庭基本不存在跨界行為或各自邊界較弱，且二者在必要時可彼此滲入而又不對另一方產生擠壓效應時，便可能實現二者關係的平衡。現代科學技術的進步和互聯網的普及，使得工作時間和工作場所的彈性更大，隨着非共地的工作成為可能，時間和空間的滲透成為常態，滲透行為更具有多樣化，從而給工作-家庭關係的平衡帶來更大的可能。但是，“能做到”和“做到了”是兩種有本質差別的形態，二者關係究竟向哪個方向發展取決於多重要素。經驗表明，公共制度的介入是決定工作與家庭這兩個場域關係走向的要因。家庭友好政策可在推動工作-家庭關係趨向平衡方面起到積極的作用。許多低生育國家都推行了家庭友好政策，在兒童早期照料與教育、帶薪和無薪家庭照顧休假、家庭福利津貼與税收減免政策、家庭友好型工作安排等方面做了具體規定，保證員工能協調家庭責任和社會工作。這些政策增加了嬰幼兒養育的社會支持的可及性和可得性，消減了生育對女性職業發展的束縛，緩解了工作對家庭的制約，提升了女性的就業率和生育率，帶來了“性別平等紅利”。

中國的特殊性在於，女性普遍的社會勞動參與，家庭功能的極大削弱，家庭意識及其文化的根深蒂固，以及過度的育兒之風。生育政策的長期推行和經濟社會的快速轉型，極大地削弱了家庭的生養功能，改變了子女的養育行為；而業已形成的過度育兒之風，也讓大城市青年人更難以平衡工作與家庭的關係。子女數的大幅度減少理應降低養育責任，但伴隨生育數量的減少，對孩子質量的要求幾何式升高——每個孩子都十分珍貴，不能有所閃失與懈怠，由此形成了嚴重的育兒焦慮心態。家庭責任的無限擴大，又是在女性全面參與社會勞動、而男性並未真正迴歸家庭、且社會勞動的要求日增的情境下發生的。一方面是傳統的家庭功能削弱、家庭內部的支持降低但育兒要求提高；另一方面是職場需求的進一步提升，但社會並未給女性提供應有的支持。因此，加快建立和儘快完善家庭支持體系以及嬰幼兒托育服務體系，緩解家庭（尤其是女性）的生養壓力，是迫在眉睫的社會責任。與此同時，必須致力營造良好的育兒環境，培育理性的育兒觀念，就像當年提倡“優生優育”一樣，下大力氣在保證孩子健康和接受良好教育的同時，消減當下的過度育兒這一浮躁之風和攀比之氣，進而維持合理的工作-家庭邊界，降低各自領域過度的角色要求，減輕彼此的張力，推動工作-家庭關係趨於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