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烏衝突“巴以化”的歷史標記作用_風聞

標題原本想寫成《俄烏衝突“巴以化”，巴以衝突“無解化”》，後來想強調一下“俄烏衝突”的歷史標記意義，就寫了現在這個題目。

“俄烏衝突”現在是有一些“巴以化”的趨勢。雙方的談判目標差距過大，矛盾衝突有可能長期化，無解化。更重要的是，烏克蘭出現的“法西斯力量”已經有些根深蒂固的跡象。他們是公開活動並迅速擴散的。 

與此同時，近期看到的三則新聞也讓我有所思考。 

一是1月份的《德國海軍總監自稱“極端的羅馬天主教徒”號召“聯俄製華”，外交部：典型的宗教極端言論》。 

二是前天的《美媒爆特朗普説應該讓F22掛中國國旗去炸俄羅斯》。 

三是今天的《梵蒂岡前駐美大使萬字長文怒斥北約和拜登：應聯手俄羅斯反華》 

這三條新聞反映了西方在快速“退化”，從原有的“世界核心”地位向“地域文明”的水平跌落，失去了“人類視角”的高度。 

正因為如此，他們解決不了“巴以衝突”，現在連基督教內部的“俄烏矛盾”也解決不了。西方文化，不管是歐洲文化還是它的變體——美洲文化，都沒有實現跨越經濟週期的穩定繁榮能力。 

也就是説，西方文化，特別是基督教文化，在現實中沒有辦法處理經濟週期下降階段裏的各種負面問題。進一步説，在上升階段裏的各種嚴重問題也未被識別，只是被繁榮的局面遮蔽和隱藏了。 

西方隨經濟週期運行的這種大起大落，大治大亂的面貌，實則是“私有制”引起的。因為“私有制”把“利潤”神聖化，教條化，用來對應經濟運行的“上升”和“下降”階段，也就是“有新增財富”和“無新增財富”兩個階段。 

結果是，在上升階段（有新增財富的時期）能加速經濟發展，但是在下降階段（無新增財富的時期），因為利潤不能從新增財富中來，只能從別人的損失中來，就快速引起“零和博弈”，導致秩序大亂。 

雖然西方也出現了公有制思想，但在實踐中，西方的公有制國家同樣沒能處理好經濟中的各種問題，導致了與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不同的，公有制特有的經濟危機。比如大饑荒現象，貧困化現象等。領導層也容易固化甚至神化，使國家和文化都“帝國化”。

因此我想説，俄烏衝突“巴以化”，“無解化”，以及想通過樹立“東方敵人”來解決內部問題的做法，不但扯下了西方“民主自由”的假面，暴露出“法西斯”面目，更標記出了人類歷史“西方中心階段”的動搖。西方文明實際上沒有達到人類視角的高度，沒有能力處理更困難的跨週期，跨種族，跨文化問題。 

當然，“西方中心”的動搖是否意味着“東方中心”的到來，取決於東方智慧是否能解決西方遇到的那些問題，能否對私有制和公有制都進行超越，在經濟週期的不同階段都保持健康和穩定，以及在全球化不可逆的環境裏，處理好民族關係。

“俄烏衝突”、“巴以衝突”給中國的啓示是，不要站在第三方的位置去看這些歷史事件，而是要站在超越的角度去看他們，去思考他們。這樣才有希望推動歷史進步，而非原地踏步。

可參考本人文章：

《“俄烏衝突”中國應該這樣站隊》、《俄羅斯現狀給中國的警示》、《模式之爭背後的歷史玄機》、《説説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三大輿論戰役》等。可在主頁獲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