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送外賣多進工廠”能解決問題? 真正要命的是無形的能力剝奪 | 文化縱橫_風聞

陳龍 |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

趙磊 | 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

【導讀】進入3月，一年一度的兩會再次成為關注焦點。近日，一則人大代表建議年輕人“少送外賣多進工廠”的提案，就引發廣泛熱議。背後的原因不難理解：這份提案涉及的網絡經濟火熱與實體製造業招工難、工資低的鮮明對比，以及外賣騎手的生存處境等問題，直接觸及社會痛點。然而，在這些議題背後，其實還隱藏着一個更嚴峻的挑戰：愈演愈烈的****服務業零工經濟從業者“去技能化”問題。

本文作者之一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博士陳龍曾對外賣騎手進行長期田野調查，他和趙磊的這篇文章指出：當前互聯網平台零工經濟經濟從業者多為低學歷、低收入羣體，**他們正陷入逐漸喪失原有勞動技能，又無法獲得新技能的困境——這就是所謂的“去技能化”問題。**並且，這一困境還隨着經濟智能化和無人化的進程，而被進一步放大。以外賣行業為例，**隨着無人配送的推廣，騎手在配送中的作用只會變得越來越小；**而配送平台未來需要的新藍領工人所要具備的技能，又是現在的騎手所不具備的。

在此背景下，如何幫助以騎手為代表的服務業零工經濟從業者“再技能化”，這一問題的重要性，不亞於近些年人們更關心的零工經濟從業者的社會福利保障問題。作者認為，出路應在於多主體共同參與的“再技能化”培養：不僅需要從業者自身的努力，平台也應提供相應的培訓服務和制度激勵，此外還需要政府與社會提供恰當的政策、制度和環境。

**本文發表於《文化縱橫》2022年第1期第79-86頁，原題《當勞之急：服務業零工經濟的“去技能化”》。**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參考。

當勞之急：

服務業零工經濟的“去技能化”

新業態勞動者權益保障一直是勞動關係領域關注的重點。2021年7月，人社部、發改委等8部委共同印發《關於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指導意見》，聚焦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面臨的突出問題，要求企業依法合規用工，積極履行用工責任。這是國家維護新業態勞動者權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舉措。

但在重視新業態勞動者權益保障問題的同時，另一個問題同樣值得預警，即新業態勞動者“去技能化”。儘管“機器換人”一直是製造業熱議的話題，但服務業也面臨同樣嚴峻的問題。在實踐中，包括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在內的很多新業態勞動者在勞動過程中非但沒有新技能形成的條件與可能，而且由於行業發展本身強調智能化與無人化，所以新業態勞動升級的問題迫在眉睫。

長期以來，自動化“最後一公里悖論”的存在使“機器換人”被認為是杞人憂天。小到數據標註，大到自動駕駛，無論大數據、人工智能、機器學習技術多麼先進，人在其中的作用似乎都不可能被完全消磨殆盡，即便淪落到“幽靈工作”那般隱蔽和微不足道，機器也不可能完全取代人。人機合作被視為更加令人信服的可能和未來。某外賣網絡平台負責人就曾表示，無人配送、非接觸經濟是一個生態概念，只有規模化、常態化，才能解決降低成本的問題，在所有創新和技術迭代的優勢還沒顯現的時候，依然需要人力，需要藍領工人發揮作用，大批量的失業不太可能。

**可問題在於，在推動無人配送的進程中，一方面藍領工人原本擁有的一些技能在自動化進程中悄然消退，另一方面智能化趨勢所需要的新技能又無法從現有工作中獲得自動培養。考慮到新業態勞動者數量龐大，自動化、智能化、無人化發展迅猛，**新業態勞動羣體的“再技能化”也是當勞之急。

**********▍**********去技能化與技能極化

“去技能化”（deskilling）一直是勞動過程理論關注的重點。但一直以來圍繞技術發展與工人“去技能化”之間的關係卻存在很大爭議。**勞動過程理論認為，資本主義出於控制命令和降低成本的要求不可避免地會導致“去技能化”——拆解工作，降低技能要求，用管理控制取代工人的自主權。**馬克思和佈雷弗曼都認為，從熟練勞動到簡單勞動的還原是由於技術分工、機械化、自動化和科學的管理而出現的。

與此相反，哈里·傑羅姆在《工業機械化》中提出“平均技能”的概念。他認為隨着機械化水平的提高，工人的平均技能水平也會相應提高。“關於將來進一步機械化對技能的影響，人們有理由相信，進一步變化的影響將提高所需要的平均技能”。

制度經濟學家霍奇森也反對“去技能化”的説法，“至少在整個20世紀，在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的很多主要部門，技能水平在提高而不是下降……整個資本主義歷史上的經驗證據，證實了通向更高的複雜性和不停斷提高的技能水平這個強烈的總體趨勢。”弗裏德里克·普賴爾也認為，“對由於轉移到服務業而出現的實質性技能水平的下降的擔心是沒有根據的……整個工作結構正在轉向需要更多數據分析、更普遍的教育和更特殊的職業準備的工作。”

佈雷弗曼在《勞動與壟斷資本》中對傑羅姆“平均技能”的觀點進行了尖鋭反思，實際上也道出了霍奇森、普賴爾等人忽視的問題。**佈雷弗曼認為，儘管隨着工藝的發展以及科學知識在工藝上的應用，各種類型的勞動過程都融入了更多的科學知識，所以勞動過程的“平均技能”要比過去多，但問題在於勞動技能是傾向於平均化，還是傾向於兩極分化。**對於工人而言，“他們的技能不僅在絕對意義上降低了（因為他們失去了手藝和傳統能力，而沒有得到足以補償這種損失的新能力），而且在相對意義上更加降低了”。因此佈雷弗曼總結道，“科學越是被納入勞動過程之中，工人就越不瞭解這種過程；作為智利產物的機器越是複雜，工人就越不能控制和理解這種機器……這是一種脱節，‘平均技能’這一概念把它給掩蔽起來了。”

佈雷夫曼並沒有否認傑羅姆、霍奇森等人認為資本主義經濟複雜性和技術進步推動工人“平均技能”或“總體技能”水平提升的觀點，但指出了一個比“去技能化”更加現實的問題——“技能極化”。布氏的觀點在後來也得到印證。在1982～2017年的35年時間裏，美國勞動力市場的主要特點就是典型的就業極化：高技能（非常規性認知）和低技能（非常規性操作）工作增加，以及中等技能（常規性認知和操作）工作被自動化替代。由於非常規性認知工作更多地體現為科研、管理等高技術、高薪酬職業，非常規性操作工作更多地體現為低技能、不穩定、低薪酬的臨時服務工作，因此技能極化同時意味着就業極化與收入不平等增加。

不僅美國，自上世紀90年代開始，歐洲國家的勞動力市場也先後出現極化模式。根據歐盟改善生活和工作條件基金會（Eurofound）發佈的《危機中的就業極化與工作質量》報告顯示，歐盟國家在1998~2007年間不同類型崗位變動存在明顯差異，高收入或高技能崗位的增長規模擴大，而到了2008~2011年間，中間崗位明顯減少，最低和最高收入崗位均有所增加，出現了備受關注的就業極化。一項來自日本的研究也表明，在1984~2010年間，日本中等技能職業大幅減少，而高技能和低技能職業增加迅猛。**也有研究表明中國勞動力市場，尤其是製造業也出現了技能極化。**呂世斌和張世偉對我國1998~2009年的製造業面板數據進行分析後發現我國就業市場也存在極化現象。屈小博和程傑發現我國就業市場整體表現為升級趨勢，但在農民工就業市場上已經出現了極化現象，並且整體就業市場存在極化風險。郝楠在對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就業結構和工資結構的演變歷史和路徑考察後發現，我國就業市場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定程度上出現了極化趨勢。

**********▍**********配送平台的“技能極化”：無人配送與新藍領工人

**“技能極化”也出現在服務業零工經濟中。**馬爾卡希在《零工經濟》一書中指出，“零工經濟是一種技能經濟，所以技能型勞動者會是魚與熊掌兼得的大贏家。他們的技能優勢讓他們可以拿到高薪，並享有最好的機會去設計自己的職業生活，創造自己的未來……**零售業、服務業的工人以及其他低技能勞動者的命運在零工經濟中會略有所改變，但他們的境況將是最糟糕的。**他們所從事的大多是工資低且不穩定的兼職工作，福利很少甚至完全沒有，對自己的工作安排一點兒也做不了主。他們的工資正在停滯或縮水，他們的工作也最容易被自動化所替代。”

**以配送平台為例，“技能極化”正悄無聲息地加速進行。**2017年12月，某外賣網絡平台CEO在一場戰略發佈會上提出“未來物流”戰略，要把當下勞動密集型的配送平台轉變為技術驅動型平台。為此，“未來物流”要實現三個階段的目標：智能調度、人機混合、無人配送。這三個階段性目標實際也代表騎手“去技能化”的三個階段：人工配送、人機配送、機器配送。**可以預見，在未來配送中，騎手發揮的作用會越來越小。與此同時，一方面無人配送創造的新就業崗位所需要的技能是從配送環節中退出的騎手不具備的，另一方面平台在使用騎手的過程中並沒有促成其新技能的養成，**所以外賣配送行業的“機器換人”很有可能演變為“機器裁人”。

**目前，配送平台普遍進入智能調度階段，通過智能調度系統指揮騎手完成配送。**智能調度系統的研發和應用，標誌着人工配送進入數字化、智能化時代。在此之前，商家或平台自僱配送員配送。不僅配送，就連呼叫、選餐、收取、調度、記賬、申訴、績效也通過人工完成，電話是當時主要的信息溝通渠道。隨着外賣網站、自動接單系統、打票機、手機和移動互聯網加入，配送以外的其他環節才陸續轉為線上，進入O2O時代。儘管智能調度系統負責配送以外的所有環節，包括點餐、下單、支付、呼單、匹配、派單、路線規劃、時間預計、績效考核等，但配送仍然依賴數量龐大的騎手。此外，智能調度系統通過騎手配送產生的大量數據不斷優化升級，外賣網絡平台的智能調度系統先後完成升級換代。在智能調度階段，由於配送由騎手完成，因此騎手與商家或顧客溝通的技巧、在錯綜複雜的路面駕駛電動車的技術、自主規劃路線和計算時間的經驗以及APP操作的熟練程度都在騎手配送中發揮着舉足輕重的作用。

但是，2017年10月國內首個外賣機器人落地項目——“萬小餓”空降上海虹橋萬科中心，標誌着配送平台從人工配送進入人機混合配送階段。2018年5月，某外賣網絡平台獲批中國首條外賣無人機航線。在上海金山工業園區，騎手把外賣送到無人機配送點，無人機沿着特定的航線將外賣送到取餐點，騎手取餐後再送到顧客手中。整個配送過程，無人機飛行距離約佔配送全程70%，只留下30%由騎手完成。2020年4月，某外賣網絡平台新一代無人配送車在北京順義落地運營。車上配置攝像頭、毫米波雷達、超聲波雷達，可識別0.05m~150m範圍內的障礙物，時速可達45km/h。但是到最後的進旋轉門、上樓環節，無人配送車還需依靠騎手助力，因此騎手將轉型為小區常駐服務人員，協助完成最後100米的配送。在人機混合配送階段，配送環節的最大特點是騎手和機器共同完成，但是騎手已經由配送主力退化為輔助機器配送，他們駕駛電動車的技術、自主規劃路線和計算時間的經驗以及與顧客或商家溝通的技巧在以機器配送為主的時代不再被需要。

2021年7月，某外賣網絡平台在世界人工智能大會上透露，最晚3~5年會讓無人配送車發展到規模化應用階段。同樣，無人配送的另一個重要應用——無人機服務，也預期3~5年後會在更多城市出現。無人配送的快速發展不免讓人產生騎手被替代的擔憂。儘管平台公司強調無人配送並不會完全取代外賣騎手的工作，尤其對於末端100米可能出現的複雜場景——旋轉門、推拉門甚至刷卡門—— 仍然需要騎手完成，而且表示“在所有創新和技術迭代的優勢還沒顯現的時候，依然需要人力，需要藍領工人發揮作用……未來的藍領可能不是現在大家理解的工人，而是能夠檢查智能前端和終端的操作，並解決相關服務問題的人……屆時會衍生出更多新的行業和領域，同樣需要智能時代的新藍領。”

這裏值得注意的是：

首先，隨着無人配送的推廣，騎手在配送中的作用只會變得更加微小，從事的也只是對於機器而言十分複雜但對於人來説毫無技能的工作，如開關旋轉門、上下樓等，而且由於機器承擔主要運力，配送中所需騎手的數量也會大幅減少；

**其次，配送平台未來需要的新藍領工人所要具備的技能是現在騎手所不具備的，換言之，**平台屆時會選拔新的勞動力，產生新的勞動需求，到那時候，低技能的騎手顯然不是平台青睞的對象；

**最後，新藍領工人不是憑空產生的，而平台並不負責現有騎手的技能培養，**至少平台負責人在憧憬無人配送願景的時候沒有介紹平台如何把現有的上百萬騎手變成平台期待的新藍領工人。

**********▍**********當勞之急：多主體參與的“再技能化”培養

中國最大的兩家配送平台官方網站上統計，註冊騎手人數合計超過800萬。**此外，由於“虹吸效應”，傳統製造業中的流水線工人和低技能的服務人員在源源不斷地湧入配送等零工經濟中，以至於有學者擔心如此下去會引起製造業的結構性風險。**根據國家信息中心發佈的《中國共享經濟發展報告2021》數據顯示，我國2020年共享經濟服務提供者約為8400萬人，同比增長約 7.7%。這裏，服務提供者主要指外賣騎手、滴滴司機、快遞員在內的零工經濟從業者。可以預見，未來零工經濟從業者數量可能會更多。

不可否認，無人配送代表的技術進步符合經濟社會發展需要，而擁有符合時代需要的新技能的藍領工人將成為零工經濟的“香餑餑”。當前我國科技發展迅速，經濟增長對技術進步依賴程度不斷提高，未來經濟增長將更多依靠生產率提升，經濟結構調整與產業結構升級的步伐將進一步加快，勞動力市場也必將順應這一趨勢，對教育和技能水平的需求明顯增加。但是，當前大量低技能青年農民工進入勞動力市場，他們從事的崗位正加速顯示出有被新技術、新設備所替代的趨勢，而且絕大多數低技能崗位還在悄無聲息地“去技能化”。

可以預見，未來3~5年無人配送的迅速發展勢必要淘汰一批外賣騎手，而從配送環節退出的騎手又難以立馬轉變成平台青睞的新藍領工人。因此，面對技術進步的衝擊，以騎手為代表的服務業零工經濟從業者能否形成勞動力供給與就業崗位的同步提升值得關注，其重要性不亞於零工經濟從業者的社會保障。

應當説，**技術變革使勞動過程既不是技能化也不是去技能化的過程，而是再技能化的過程。**換言之，技能要求是一個結構性轉換的過程，在此過程中，“再技能化”起着關鍵作用。從配送平台發佈的騎手羣體數據來看，當前配送平台的騎手以“80後”“90後”為主，年齡集中在20~40歲，男性佔92%，而且85%的受教育程度在大專以下，77%來自農村地區，已婚已育比例在60%以上，在他們成為騎手之前或在兼職騎手時，他們還從事（過）建築、保安、服務員、代駕、銷售、微商、裝卸、環衞等工作，這些工作無一例外都屬於零工經濟中的低技能工作。那麼，這些騎手的再技能化如何才能實現？

**毋庸置疑，任何職業能夠長期可持續發展，首先離不開自身努力，騎手也不例外。**尤其是騎手職業門檻較低，學歷要求不高，更加需要自身不懈努力，使技能、服務能力不斷提升。騎手要意識到配送行業未來朝向自動化、智能化、無人化的發展趨勢，居安思危，自覺主動投入再技能學習中。但也應當看到，勞動者能否順利實現再技能化，不僅取決於個人的主觀努力，還取決於勞動者羣體所處的社會環境提供的機會和條件。

**從平台角度來説，**目前配送平台開展的培訓主要服務於騎手配送，涉及APP操作、與商家/顧客的溝通技巧、道路交通法規、配送舉止與禮儀等，還沒有開展與無人配送同步的新藍領工人技能培訓。**考慮到無人配送業務的發展，騎手將逐漸從配送環節退出，配送平台應逐步推動現有騎手向新藍領工人的再技能化培訓，如一些平台專用技能的培訓，包括無人機/車配送實戰操作、智能前端和終端的維護與檢修、數據採集與傳輸等，還比如一些行業通用技能的培訓，包括測繪、軟硬件調試、仿真與編程等。**平台企業可以充分利用APP線上培訓的便捷性開發短視頻教學課程，同時鼓勵騎手利用空閒時間自主學習（騎手在非高峯期實際有大量閒散時間，等單間隙可以充分用來提升職業技能）；平台還可以開展內部職業技能認定，通過職業技能系列課程的學習，篩選、選拔和儲備符合未來無人配送需求的新藍領工人；作為激勵手段，平台還可以把新藍領職業技能的培訓與騎手當前的薪酬考核、等級晉升相關聯，在跑單量、好評數排行榜以外，發佈技能學習排行榜，並利用線上優勢，開展新藍領職業技能競賽。

從國家角度來説，技能總是在一定教育的基礎上實現的。但是目前來自農村地區的騎手大多年齡偏低，還有是在沒有完成義務教育就輟學提前進入勞動力市場的，這對他們未來再技能化必然會產生基礎性影響。因此**一方面，農村地區義務教育的嚴格落實至關重要，城鄉教育資源均衡發展十分緊迫，基礎教育是實現勞動力結構轉型升級的重要前提；另一方面，國家應加快落實普及高中教育。普及高中教育不僅可以提高全民知識水平，而且間接提高了入職年限，避免青年過早進入低端勞動力市場。**其次，職業院校培訓是國家介入技能形成的重要體現。當前我國職業院校培訓仍然存在一些問題，知識教育、技能培訓與企業需求之間仍然難以實現有效對接，需要國家加大對職業院校培訓的投資力度，重視職業教育師資培養，提高職業教育在全社會的認可度，鼓勵各種形式民間技能培訓，充分發揮職業教育在改善勞動力數量和質量的供給矛盾方面的優勢。此外，職業教育的目標不應僅僅定位於為城市化、工業化、智能化輸送勞動力，畜牧育種人才、種植養殖人才、農業管理人才也是技能型勞動培養的目標。

從社區角度來説，近年來由於配送平台的蓬勃發展，在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核心商業區周邊的城鄉接合部因為租金低廉、離商業中心較近等因素吸引了不少騎手聚居的“騎手村”。“騎手村”逐漸成為社區治理的重要板塊。**由於騎手的日常生活在“騎手村”度過，因此通過街道和社區開展一些通用技能培訓也是一種嘗試，如電工、管道維修、智能家電維修等等。**由於很多騎手是兼職，依託街道和社區開辦再技能化培訓班，不僅可以增加騎手的收入來源，服務當地街道和社區，還可以為他們將來從事其他工作奠定物質和技能基礎。此外，應充分發揮街道和社區的基層團組織作用，把日益壯大的“90後”“00後”騎手納入基層團組織中，通過團校、青年志願者工作站等形式、有針對性地組織青年騎手開展職業技能培訓。

從更長遠的角度來説，提供終身學習的制度保障，讓接受教育和技能培訓成為社會常態，是順應技能社會形成的必然要求。技術驅動的經濟結構轉型對未來勞動力的知識和技能水平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零工經濟從業人員、政府、平台企業、職業院校、街道社區共同參與到再技能化教育與培養中，各盡所能，才能最終促成有創造活力、有人性温度、有制度保障的技能社會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