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俄烏戰爭若干問題的回答_風聞

最近很多人都來問我對俄羅斯烏克蘭戰爭怎麼看。説實在話，術業有專攻，俄烏問題大體超出了我近年的研究領域。戰爭和戰略研究，自從2004年博士畢業之後我就有意地迴避了；我也不是俄羅斯問題專家，我從來沒有到過俄羅斯或者烏克蘭，在職業生涯中我打過交道的俄羅斯人烏克蘭人加起來都不到十個，我對他們的歷史與現實所知甚少。明明是個川菜廚子，你非讓我做粵菜，不是不能做，但是口味肯定不正宗。所以，在過去的兩週內我婉拒了不下十次報酬不菲的商業演講或者連線邀約，更對數十個電話、微信、賬號後台的詢問予以禮貌回絕。

這十多天，是在與各路朋友交流探討俄烏戰爭的方方面面中度過的。國際會議和多輪線下討論，刺激了我自己在這個問題上的若干思考。為了捋清自己的思路，也為了集中回覆方方面面的朋友們的諮詢，特將多位比我更專業的同行們的觀點，以及我自己的一點思考，用文字紀錄如下，供大家批判，也供自己未來回溯驗證。

一個問題：普京為什麼會在外部力量的擠壓、刺激和推動之下發動這場戰爭？

首先，他最初心目中所設想的是一場速戰速決的“特別軍事行動”，（據説速勝宣傳稿都準備好了，甚至還被誤發出來了）而不是一場生命和政治賭注巨大的曠日持久之戰。他以為這次對烏克蘭的閃電戰，會跟此前的歷次行動一樣，摧枯拉朽，熱刀切黃油，塑造和鞏固他的戰鬥領袖的光輝形象。有人分析，這種誤判跟他的信息通道狹窄有關，俄羅斯的高官們似乎都不太敢向他講真話了，都在比着講好聽的話，或者順着他的意思説，從而對他形成了誤導。

其次，全球疫情帶來的社會痛苦和不滿，應該是對他的執政造成了一定的壓力。這次開戰後俄羅斯社會內部的確有不少反戰聲音，就能從側面説明這個問題。而他當年曾有個著名的豪邁承諾：“給我二十年，我將還你們一個偉大的俄羅斯”。如今二十年期限已到，俄羅斯偉大嗎？現狀讓普京總統難以向人民和歷史交代：經濟結構嚴重依賴資源產業，通脹高企，人均GDP徘徊在10000美元已經十多年，北約和歐盟東擴步步緊逼，烏東地區的本族同胞在遭受烏克蘭納粹分子的虐待、清洗和屠殺。所以，在這種背景之下，一場針對烏克蘭的特別軍事行動以反擊西方的擠壓，併為烏東地區的俄羅斯族同胞伸張正義，既是首選，也可能是沒得選。

最後，過去二十年來，他一直在警告北約和美國，他會用軍事手段來反擊北約東擴。但是，在美帝國體系的逼人權勢之下，他不斷隱忍和退讓。而2021年夏季的美國敗退阿富汗，以及中美貿易戰對抗的態勢與結果，讓他意識到他的戰略機遇期來了，因為美國的實力和意志在消退，而中國已經被美國戰略圈確認為最大對手，俄羅斯因此而獲得某種行動自由的空間。當然，從目前來看，這種戰略和政治判斷並不算錯誤，美歐對他的反制基本上的口頭的，軟弱的，甚至連經濟金融制裁都拈輕怕重。

第二個問題：為什麼這場戰爭以如此方式演進？

首先是俄軍的軍改在進程和方向上都存在大問題。雄心勃勃的國防部長謝爾久科夫被圖佤族人（蒙古人種，非俄羅斯主流族羣，因而在內政鬥爭中沒有威脅）紹伊古所取代之後，前者發動的俄軍軍改就人亡政息，半途而廢了。作為一個國勢崩塌後的前大陸性帝國，俄羅斯的國力、科技和產業基礎不足以支持昂貴的陸海複合型的信息化高科技新軍改。而且，俄軍軍改的方向是輕量化、智能化、快捷化，但是此次俄烏戰爭則讓我們重新回到克勞塞維茨意義上的戰爭概念：戰爭迷霧帶來巨大的不確定性，將士們的勇氣和堅韌，攻勢的頂點，戰爭不過是政治以暴力方式的繼續，等等等等，這些傳統概念一夜之間又回來了。

其次，軍隊本身的作戰準備並不充分。俄羅斯的大部分軍人並沒有戰爭經驗，也沒有特別強大的政治動機來參與對外作戰。在這個貧富分化和社會腐敗都很嚴重的國家，許多窮人家的年輕人蔘軍的主要動機是為了混一套國家發的房子，而不是出於愛國主義或者意識形態狂熱。烏克蘭軍方通報美方的情況是，這次出國參戰的時候，有部分俄軍士兵似乎並沒有意識到這是真正的大戰，還以為是一次演習而已，説明俄軍為了獲得戰略欺騙的突然性，軍內的戰前動員非常不充分。與之相關的是，俄軍的後勤保障應該是出了大問題：有若干戰車被遺棄在路邊，俄軍內部的溝通竟然有一部分是用深圳產的兩三百人民幣一台的對講機相互明碼呼叫。俄軍推進到現在，未能實現對烏克蘭國土南北向的包圍切割，多個方向的進攻受阻陷入膠着，需要修整和補給才能繼續進攻。

其三，在烏克蘭方面，其政府和軍隊沒有像最初各方所預期的那樣望風而逃，反而表現出較為頑強的抵抗意志和動員能力。在2014年的衝突中，烏克蘭因為內部腐敗混亂而不堪一擊，但是這八年來整軍備戰疊加反俄宣傳，而且一直在拿烏東地區的親俄力量練兵，幾十萬人被徵兵參戰後復員，所以具備了發動“人民戰爭”的一定條件。烏克蘭這些年來得到美歐軍方和情報勢力的長期扶持、裝備和訓練，其防守反擊的效果超出各方預料。而且，烏克蘭政府還試圖給人民發放武器以發動人民戰爭，把大量軍隊和裝備部署到城市居民區內，當然，這是一種焦土戰略的心態，本質上就是拿烏克蘭人民做肉盾。從目前可以獲得的各方面信息來看，儘管烏克蘭也是高度腐敗的，但是中西部的烏克蘭人有其自身的民族和政治認同，而且這種認同在2014年以來烏克蘭內部的對俄羅斯族聚集區的戰爭中得以強化。戰爭爆發之後，尤其是烏克蘭政府和軍隊表現出較強的抵抗意志之後，整個歐美社會都被動員起來支持烏克蘭，雖然沒有歐美政府的直接參戰，但是政治道義、輿論動員、信息情報、後勤物質以及軍火裝備等方面的支持都開始動員起來了。上述因素是烏克蘭政府軍能夠展現出一定抵抗能力的物質和精神基礎。

第三個問題：這場戰爭的人心向背如何？

站在外人的角度看，烏克蘭人民處於非常可悲的境地：蘇聯垮台之後，統治集團是非常腐敗的一批官僚政客，而之後通過顏色革命和多輪選舉替換上台的，則是一批心向西方的以猶太人為主的投機政客，其中很多人甚至持有美國護照。從這個意義上，今天的烏克蘭已經不屬於烏克蘭人民，它早已被外人竊取了。如同股市黑莊控制了一家上市公司，不僅要掏空其自有資產，還要加足槓桿貸款籌資，然後把現金全部弄走，把壞賬留在公司。今天的烏克蘭人民不是自己國家的主人，而是別人賭桌上的籌碼。他們被人稱作為“歐洲子宮”，今天有很多跑到西方各地的烏克蘭難民，未來還會不得不出賣自己的肉體和器官來求生存，法國巴黎郊區的布朗尼森林和荷蘭的紅燈區必然會出現新的“商品”女郎。

反而是俄羅斯政府和軍隊，由於還存在對美好的蘇聯時代的懷念，因而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拿烏克蘭人民當自己人看，所以我們才會看到軍車和坦克車隊在烏克蘭遵守紅綠燈並在平民攔車的時候停車糾纏，才會看到決策者努力避免平民傷亡和建築損失，才會看到俄軍各種投鼠忌器的窩囊操作。俄軍更講政治，普京把“爭取人心”的政治考量放在了軍事便利之前，他的選擇是多付出數千俄軍士兵的生命來換取烏克蘭（表）兄弟的回心轉意。但是他們目前面對的不是“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的覺悟羣眾，而是被三十年政治催眠後敵視俄羅斯的烏克蘭民族主義大眾。

自古統治者都知道政治和戰爭最終取決於人心向背，而征服人心是很難的。能不能通過征服者的自我約束、犧牲和寬容換來人心？還是不得不要用暴力、清洗和再教育來強行改造一個被征服地區（比如日本一百多年前對台灣地區的清洗與征服）？這取決於決策者對人性和歷史的理解，而俄羅斯的這次征伐將為我們提供鮮活的經驗教訓。

第四個問題，戰爭未來將會如何演進？

所有的戰爭都存在很大的賭博性質，從沒有必輸或者必贏之戰，因為一些不起眼的偶然性因素可以嚴重影響最後的結局。

俄烏戰爭最終鹿死誰手，目前還未可知，但是總體上講，俄軍還佔有一定優勢，只不過贏得戰爭達成目的的整體代價和作戰時間都可能遠遠超過普京最初的設想。

理由是，俄方掌握着制空權，而烏克蘭政府軍在美歐的支持之下則掌握着信息優勢和國際輿論優勢。有了制空權，普京可以大規模調動他的陸軍而不那麼擔心被突襲或者包抄。但是他又投鼠忌器，無法像在歐美軍隊在中東作戰時那樣大規模地火炮洗地拆城拆樓。因此，只能是慢工出細活，鈍刀子割肉了。

烏克蘭軍隊正在陸續獲得歐美資金、軍火乃至僱傭兵、志願兵的支持補給，近期組建的外籍軍團據稱已經達到1.6萬人。我對這個數字存疑，但是如果戰爭持續三個月以上，這個數字是可能實現的。所以，俄方有必要切斷烏克蘭西部邊境的外部補給通道，但是到目前為止外部補給通道仍然是通暢的。

俄方高層明確地發出了核威懾，目的是確保北約國家不敢直接下場助戰。從這兩天的信息來看，歐美政要也顯得有點冷靜了：美軍的戰略武器演習也有意推遲了，拜登政府在對策討論中擔憂是不是過度刺激俄羅斯了；歐洲社會也陷入了某種程度的恐慌，奧地利等國的藥店裏碘片脱銷了。這些現象説明戰略核威懾的確是他們聽得懂的語言。

俄方的戰爭目的，應該是通過戰場上的決定性勝利，比如殲滅其主力部隊，逼迫烏克蘭政府投降簽署炮口下的和平協議，確認烏東俄語地區或至少是盧甘斯克和頓涅茨克那兩個共和國的獨立，並讓烏克蘭承諾永不加入北約，保持對俄友好或者中立。然後普京就可以班師回朝，宣佈勝利了。如果是這種解決方案，那就相當於1939年蘇聯芬蘭戰爭的重現，慘勝也算勝利，對於普京而言也是可以接受的安排。

但是問題在於，即便俄軍用幾個月的時間殲滅了東部的烏克蘭軍隊主力，烏克蘭政府和忠於他們的一部分人民也未必願意投降，在西方的道義、物質和人員支持下，烏克蘭中西部將陷入某種形式的“游擊戰”或者“平叛”作戰狀態。這就類似於1812年拿破崙出征沙俄，他以為通過戰略決戰擊敗沙俄軍隊主力之後，法俄之間再次簽訂共同對付英國的同盟條約，即可勝利班師回朝了，沒有料到俄方堅壁清野，不惜一把大火燒燬首都莫斯科城，也要把法軍凍死在冰天雪地中，導致拿破崙帶去的70萬大軍僅有三千人活着回國。

還有一層不確定性是，如果戰爭遷延日久，美歐對俄製裁帶來的經濟和社會痛苦累積下去，那麼普京政府的穩定性和普京總統本人的人身安全也是有可能出問題的。這種場景下，就可以出現烏克蘭軍隊反攻俄羅斯的奇觀。

據生活在莫斯科的華人所反饋的情況來看，俄羅斯人目前對普京出兵總體上是支持的，跑出來遊行反戰的僅僅是少數親西方的知識分子，而且小規模的反普京遊行在俄羅斯其實並不是新鮮事。但是對於制裁帶來的貨幣貶值、通脹上升（目前僅僅是開頭），民眾也是有一定情緒的。近期的民意調查來看，這場戰爭的爆發，使得普京和澤連斯基兩人的支持率都有所上升。但是，這場戰爭最終究竟是會延續和鞏固普京的政治生命，還是普京自己戳破自己的政治神話而將澤連斯基從一個政治小丑烘托成歐洲英雄？關鍵要看烏克蘭和俄羅斯國內的國民政治意志，誰更能忍受戰爭和制裁帶來的痛苦。

第五個問題：這場戰爭對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進程意味着什麼？我們應該如何處理對俄關係。

這場戰爭必將具有重大歷史意義，必須放在大體服從叢林規則的世界政治史的大背景中，才能準確而深刻地理解其含義。具體來説，我認為應該從中美蘇（俄）三角關係的歷史演進來理解這場戰爭。二戰結束以來，真正具有全球戰略玩家地位的，只有美蘇（俄）中三家。其它各方，要麼不具備參與全球大棋局的國力（比如印度、巴西等地區大國），要麼不具備參與的政治意志和主體性（比如德國、日本、歐盟）。中國從這個大三角關係中的最弱者，如今已成長為綜合國力排行第二的玩家，到本世紀中葉，如果不犯顛覆性錯誤的話，中國完全有可能成為首要角色。

簡單回顧一下二戰後七十多年的三角關係演變史，有助於我們跳出樸素的善惡評價，而以現實主義的思維去理解中美俄之間的恩怨離合：1950年代中國一邊倒，倒向蘇共，對美歐在亞洲的政治和軍事冒險實施了堅決的軍事鬥爭，通過朝鮮戰爭和抗法援越等戰爭，為亞洲紅色事業的勝利立下了汗馬功勞。但是“一五”計劃的巨大成功和對外征戰的接連勝利，讓我們自己頭腦難免發熱，內政外交都逐漸變得左傾激進，於是到了1960年代，中國“兩個拳頭打人”：左手打蘇修，右手打美帝。而到了1969年，中蘇在珍寶島爆發邊境衝突，蘇軍遭遇伏擊吃了虧，於是蘇聯照會美國説，“八年前你們曾經有過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提議，美蘇雙方共同出擊用核彈摧毀中國戰略武器基地，我們當年曾經拒絕，現在願意考慮合作。”而有趣的是，這次輪到美方拒絕蘇聯了。關於這段歷史的細節，有興趣的讀者可以看看郝雨凡教授二十年前根據美蘇解密檔案寫的學術論文。

從1968年開始，毛澤東同志親自策劃了中國對外戰略的轉向，最終帶來中美之間的和解與戰略協作。基辛格、尼克松先後訪華，美軍得以撤出越南戰爭的泥淖。小平同志於1979年農曆春節訪問美國白宮，之後不久便有了第三次越南戰爭，也就是中國的對越自衞反擊戰，打退了蘇聯陣營擴張主義的囂張氣焰。

到蘇聯末期，中蘇關係緩和，但是中國同西方的關係開始出問題。1989年戈爾巴喬夫訪華，1990年代中俄戰略接近，劃清領土爭議，雙方在許多戰略和全局性問題上達成共識。到了最近的十年，中俄關系成為背靠背、肩並肩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達到了歷史最好水平。當然，如果熟悉現代國際關係史，人們不難意識到今天的中俄關系其實是無法跟1950年代初的中蘇關係比的，畢竟那時的中蘇之間是“同志加兄弟”的關係，那時的中國人憧憬着“蘇聯老大哥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

從戰略與安全的角度看，今天的中美俄三角關係，其實仍然是當年的中美蘇三角關係的延續。我們彷彿回到了1950年代，北京和莫斯科背靠背肩並肩地面對西方同盟體系，但是與當年不同的是，這次是北京而不是莫斯科居於強勢地位。在這個三角關係中，誰被孤立，誰就會遭遇大戰略困境和國運的崩塌；誰能讓其它兩方處於敵對關係，而自己居中調停，那麼誰就能處於左右逢源的主動地位。毛澤東同志和其他中共領導人們曾經反覆研討大三角關係，華盛頓、莫斯科和北京搞戰略研究的人都明白這個道理，許多人都曾在文章和著作中明確寫出來上述定論，但是，後冷戰時代的美國執政者被勝利和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衝昏了頭，（也有觀點認為美國是被其軍工複合體的特殊利益給綁架了外交政策），他們以歷時三十年的傲慢與擴張，親手把中俄再次捏到一起。

所以從大三角的維度來看，今天的俄烏戰爭與70年前的朝鮮戰爭具有很大的相似性。當年蘇聯需要自己的盟友中國幫忙出面打一場戰爭，以便為自己爭取埋頭髮展的時間與空間。中國付出巨大的生命和財務代價捍衞了同盟的戰略緩衝區。但是美國戰略圈意識到，在朝鮮半島與中國糾纏，其實是“在錯誤的時間與錯誤的地點與錯誤的敵人進行的一場錯誤的戰爭”。同樣，今天的美國決策者和戰略圈也明確地強調，美國絕不能直接捲入俄烏戰爭，當今美國的真正戰略對手是中國。

從現實主義的三角博弈邏輯來看，如果甲乙丙三方實力由大到小排序的話，實力居中的玩家乙的生存概率是最低的，因為它被鎖定在甲乙之間安全兩難（security dilemma）之中無法脱身，而甲總是有足夠的資源和機會去誘惑丙與之結盟去對付乙。反過來，國力居於第三的玩家丙卻享有一個巨大的結構性優勢，那就是無論他挑釁誰，都不會受到真正的懲罰，因為另外兩家都把對方視為首要威脅。老三丙在甲乙眼中的“較小威脅”特徵賦予丙以行動自由和安全，從而使得它的生存概率不僅大於老二乙，甚至大於實力最強者甲。中國在冷戰期間能囂張地在兩大陣營之間縱橫捭闔而未遭敗績，便是得益於這樣一種結構性優勢；俄羅斯今天便具備了這個結構性特徵的庇護，普京前年曾經公開説出“坐山觀虎鬥”一語，説明他對自身的結構性地位有清晰的覺察。我曾經有一期視頻節目介紹三角決鬥的多主體認知邏輯及其戰略含義，感興趣者可以上網搜索。 

當年的蘇共由於種種原因而未能將中國留在自己陣營或者保持中立，因而在小平同志訪問白宮的短短12年之後，蘇聯崩盤瓦解。今天的中國如果要擺脱實力地位和權力結構所註定的不利地位，就必須在對俄關係中展現出當年的蘇共決策者所不具備的那種智慧和肚量。

2019年10月中旬，美國進攻性現實主義代表人物，芝加哥大學的米爾斯海默教授，來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做了一次學術講座，我是主持人。講座結束之後，我送他出門路過明德廣場時，與他在共和國七十週年紀念的大花壇前合影留念。他一邊握着我的手對着鏡頭微笑，一邊跟我説，“你信不信，十幾二十年之後，美俄會聯合起來對付中國？”我告訴他：“我也算是現實主義者，我認為你説的這種場景確有可能出現，但是我更相信事在人為，因為社會科學的所謂規律並非註定的，別忘了，我們人是有認識能力和選擇空間的。”

第六個問題：如何理解美國和歐洲在這場戰爭中的利弊得失？

許多人將這場戰爭理解為美國的陽謀，是美國在用烏克蘭作為誘餌逼迫俄羅斯陷入戰爭泥淖。我認為這種看法雖不能算錯，但是可能簡單了點，因為並不存在一個統一的決策主體叫做“美國”。 

拜登總統、民主黨精英們以及與他們聯繫緊密的軍工複合體、猶太資本勢力和情報勢力，與烏克蘭政府之間的確存在錯綜複雜的關係，他們能從中獲得各自想要的好處。對於拜登政府而言，最重大的利益是內政與選舉利益。由於俄烏戰爭的爆發，普京領導的俄羅斯政府同西方的關係急劇惡化，美國民主黨和國際資本所控制的全球主流媒體在美歐大眾中掀起一輪對普京本人及其政權的狂熱妖魔化，誓將普京的俄羅斯變成“國際賤民”。這種政治輿論氛圍，對於正在為共和黨議員的中期選舉積極助選併為2024年大選熱身造勢的特朗普而言，是一個非常有效的打擊手段，因為總所周知，特朗普毫不諱言他對普京的崇拜和欣賞，並以與普京的特殊關係為榮。因此並不奇怪的是，唯一支持特朗普的美國主流電視台FOX新聞，對於俄烏戰爭的態度明顯有別於其他美歐媒體，而共和黨背景的戰略家則反覆出來公開表態，俄烏戰爭的根源在於美國的對俄政策。

從美國國家利益的角度來看，俄烏戰爭有效地離間了歐俄尤其是德俄之間的能源和經濟合作關係，無論是歐元還是俄烏兩國的貨幣，都出現了大幅下跌和資本外逃。歐洲同俄羅斯之間的敵對情緒，破壞了中國所倡導的一帶一路倡議的落實和推進，因為一帶一路的地緣政治本質是激活歐亞大陸的內在聯通與共生，擺脱海洋霸權的離岸制衡。

但是，值得觀察的一個新動態是，這場戰爭正在刺激歐洲尤其是德國的政治與安全神經，他們開始考慮重新武裝自己了。以前的歐洲一體化，主要是集中在經濟和貨幣領域，但是這些國家之間在財政上的分開的，也沒有共同安全與外交政策。但是新冠疫情的衝擊迫使歐洲拿出7500億歐元的共同基金來應對，這意味着歐盟的財政一體化邁出了實質性步伐。而接踵而來的俄烏戰爭和核威懾，使得德國議會出人意料地同意一次性增加千億歐元的軍費開支。這個趨勢如果持續，不久的將來我們也許會看到一支小而精的歐洲聯軍的建立，法國將自己的核武器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地位以某種方式同歐盟共享，從而產生巨大的地緣戰略影響：七十年來的大三角關係將被四角乃至五角關係（加上印度）所取代。也許，俄烏戰爭的最大後果，可能是讓一個以德法為核心的數億人口的統一歐洲大帝國突然間崛起於歐亞大陸的西端，美國主導的西方陣營一分為二。

第七個問題： 這場戰爭及其引發的制裁，對全球貨幣金融體系和人民幣國際化的影響如何評估？

許多人以為這次戰爭將大大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但是我認為未必如此。根本原因在於：有許多人對人民幣國際化是葉公好龍。

從全球資本流動來看，俄烏戰爭的爆發驅使大量的資金逃離歐洲和俄羅斯，其中一部分逃到中國的人民幣資產中，一部分逃到美元資產中，美元和人民幣大漲，而其它貨幣走弱或者暴跌。隨着各種對俄經濟金融制裁的措施被一一提出和討論，俄羅斯和其它潛在高風險國都在考慮多使用人民幣和中國的金融支付體系作為其跨境經濟活動的工具和通道，以免將來被美歐徹底卡死。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如果把自己國家的儲備資金放在美國國債中，或者放在歐洲國債和金融機構中，或者換成了黃金但是仍存在美歐，甚至是以個人或者企業法人的名義持有在歐美的股權債權乃至實物資產，那還是會存在被凍結和沒收的風險。所謂的資本自由流動和產權保護，乃至瑞士的永久中立和歐洲老牌銀行的為客户保密原則，都不過是人為編造的神話而已。在歐美政府眼中，你和你的錢其實一直在裸奔，只是一層“法治”“信用”的薄紗讓你自以為穿着皇帝的新衣。在此背景下，中國政府、企業和個人乃至所有帶有中國背景的人的海外資產，都將充滿不安全感，因為一旦將來美歐日針對中國採取類似於對俄的制裁措施，那麼他們的存量海外財富將成為第一批受害者。其實，熟悉世界政治和金融歷史的人都知道，一戰中期美國參戰之後，德國企業和富人在美國的各類有形和無形資產很快被政府充公了，戰後也從未獲得賠償。這次對俄羅斯企業和富人僅僅是故技重施而已。下次對中國富人，他們也不會有任何顧慮和猶豫。華裔富人以前之所以不相信會出現這種事，僅僅是因為他們沒有多少文化，容易被人忽悠而已。

同理，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個外匯儲備國，下邊都將面臨一個嚴肅的問題：十幾萬億美元的巨大儲備究竟該如何安放？對於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王公貴族而言，一個合理的選擇是把儲備一分為二，一部分放在歐美日，另一部分放在中國及其主要戰略伙伴的金融資產中，確保將來無論哪個籃子打掉了，自己還有一些雞蛋。但是中國自己將因此而面臨更加巨大的麻煩：我們的儲備本來就高居世界第一，如今再加上別國湧入咱們債券中的外匯儲備投資，鉅額的外儲將進一步限制我們在歐美製裁威脅下的政策選擇空間。如果對於湧入的外匯投資不加干預，那麼人民幣匯率漲得太兇，不利於出口製造業；而如果要干預外匯市場，那麼為了維持低通脹，貨幣政策的對沖成本極其昂貴，對此，2003年至2013年的人民幣升值週期，我們的央行已經充分領教過了。

面對這個兩難，我擔心這次俄烏戰爭對人民幣國際化不但沒有促進作用，反而可能會導致倒退。許多人以為俄烏戰爭及其制裁讓外國政府和個人更願意接受人民幣，因此會加速人民幣國際化。但是在我看來，人民幣國際化的瓶頸從來就不是別國政府和市場主體的信任，最大的瓶頸一直是中國自己搞的各類管制，包括不讓別人自由大額地買賣自己的人民幣國債等等。這種改革的進程和力度取決於決策者如何理解和平衡自身內部的不同利益，如何規劃中國同世界的經濟關係，如何定位自己在世界市場體系中的分工地位。説到底，作為全球最大工業出口國的貨幣轉型為全球貨幣，“非不能也，是不為也”。中國到底是做一個匍匐在美聯儲腳下的以出口順差和招商引資為發展之能事的典型東亞經濟體，還是轉型成一個願意為世界提供貿易逆差和財政赤字這兩大公共產品的，自信地與美國並立於世界經濟舞台中央的，以內循環為主的新型經濟體？前一條路，是東南沿海的出口工業部門以及相關的地方政府和主管部門所熟悉和偏好的道路，儘管空間越來越逼仄；後一條路，則是要“走美國人的路而讓美國人無路可走”，走通了就是新時代的康莊大道，走不通則是歷史輪迴的狹路相逢。所以，究竟這場戰爭帶來的制裁對人民幣國際化是促進還是倒退，關鍵看我們自己對內部利益的取捨平衡，和對中華民族未來的戰略定位。在今年年底的重要會議即將到來之際，人們實施保守決策的概率偏大。

第八個問題：這場戰爭及其引發的制裁將如何影響各種市場價格？

在2月24號戰爭開始之前三天，我曾經向夫人申請了一筆資金，並專門挑選了幾隻黃金股和軍工股，但是由於某些原因，在臨下單之際我合上了筆記本電腦，因而至今空倉。“事件套利”（event driven arbitrage）的風險在於，你無法預估事態會發展到何種烈度，你也無法判斷你所預期的事態究竟將在何時發生。我在最後時刻合上筆記本電腦的事實説明，我對俄烏戰爭的預判不夠精確。同理，下列分析屬於我的思想實驗，所做判斷供讀者朋友批判，也供我自己將來對照回溯，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

2月24日開戰之後十天內，美元、人民幣保持強勢，黃金、原油都大漲。歐洲股市受到的影響較大，而中美股市受到衝擊較小，當事國俄羅斯索性把股市關了，免得大家人心惶惶。

未來，美元指數短期內應能慣性上衝，可以挑戰100大關。但是考慮到美歐對俄製裁不太容易如目前市場所預期的那樣不斷加碼，故我並不認為此趨勢可以持續，未來較大概率是繼續在90至100之間來回震盪而已。

布倫特原油的價格此刻約為120美元每桶，已經到了歷史高位區域，考慮到美國、歐洲和中國經濟增速今年都不可能太高，未來半年內原油價格的下行空間遠大於上行空間。美國的頁岩氣和頁岩油其實是存在產能擴張空間的，只要拜登政府在綠色環保政策的執行上適度糾偏就行。此外，通過外交手段鼓勵中東地區多出油，也是把能源價格壓下來的好辦法。能源價格一旦見頂，美國國內的通脹預期就可以穩住了。這對於拜登政府在今年第四季度的中期選舉意義重大。

美國的加息問題，我一貫認為會是雷聲大雨點小，主要是用來説説而已，不能真乾的。俄烏戰爭將進一步限制美聯儲加息縮表的空間。

黃金價格此刻為1970美元每盎司，未來掉頭向下的時間可能會早於原油。因為俄羅斯手裏有一千三百多億美元的黃金，打仗很花錢，手頭的外匯如果花完了，或者金融資產被凍結了，接下來就得賣黃金。市場已經有人預期到這一點，所以將來會有人主動針對俄羅斯而做空黃金。而且從基本面來看，近年來中印兩國的黃金消費比較低迷，年輕人不再喜歡黃金飾品，而長久以來黃金所擁有的避險功能又被數字貨幣所部分取代，因此不能對黃金太過樂觀。

糧食價格則有待觀察，因為俄羅斯和烏克蘭都是產糧大國，新冠疫情疊加戰爭影響，可能帶來較長時期的全球性糧食短缺，引發邊際全球發展中國家的一輪大通脹。而在很多窮國，糧食價格大漲驅動的大通脹，往往意味着新的戰亂和政治動盪，以及它們的貨幣匯率暴跌。

總之，只要這場戰爭不在東亞地區引發連鎖共振，那麼它對各類投資品的價格衝擊將是短期脈衝式的，而不是根本趨勢性的影響。戰爭帶來的真正重大的衍生傷害是在全球外圍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