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14歲進中科大少年班23歲博士畢業28歲回國任教，如今主動轉型當“網紅”_風聞

“您每天花多長時間在網上？”聽到這個問題，袁嵐峯抓了抓自己稀疏的亂髮，給出答案：“幾乎所有時間。”想了想，他又補充道：“不在上課、備課、接受採訪，那就是在上網。”

很難想象這個回答來自一個科研工作者。1978年出生的袁嵐峯是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合肥微尺度物質科學國家實驗室副研究員，從外貌上看，袁嵐峯符合人們對於一些科研工作者不修邊幅的想象，在家中接受記者採訪時，袁嵐峯穿着一條睡褲，頭髮一如既往亂蓬蓬的。

但是，袁嵐峯的書房暴露了他的另一面。陽台上堆放着的三腳架，是為了方便視頻團隊的採訪和拍攝；書架上擺放着大量的歷史、社科和自然科學類書籍，一套包裝精美的《二十四史全譯》，書架也是他經常出鏡的視頻背景；另一個供選擇的視頻背景是面“榮譽牆”，獎盃和獎狀除了來自中國科協等機構外，還有不少來自微博、西瓜視頻等平台，各類榮譽稱號是對他粉絲量和網絡影響力的褒獎——這個書房也是他為了拍攝科普視頻特意裝修的工作間。

袁嵐峯的另一個身份是所謂“網紅”，準確地説，是一名網絡知名的科學傳播工作者。截至目前，他在全網粉絲量已接近1000萬，去年一年，他在網上發佈了110條長視頻，377條短視頻，平均下來，每天至少發佈一條短視頻。2021年，他的科普專著《量子信息簡話》正式出版發行，由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出版社出版，一年不到，已經印刷了3次，第一次印了3000本，後兩次各加印5000本。類似的專業學術書籍，很少能賣到1000本，這樣的印刷數，非常少見。

對於袁嵐峯其人其事，網上有另一派觀點。有人認為他既不是參與量子科學實驗的科研人員，也不為這些主營量子技術的企業效力，作為科研人員，卻一門心思熱衷科普。如果再搭配他天才的成長經歷——兩年學完小學和初一課程，14歲進入中國科大化學物理系，23歲獲得化學博士學位，先後在美國康奈爾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進行博士後研究，28歲回到中國科大工作……不少人難免發出“傷仲永”的感嘆。

從科研工作者到網紅，袁嵐峯經歷了什麼？又為何做出如此選擇？

從科研到科普

去年底，袁嵐峯搬進位於合肥高新區的新家。沿着地鐵，他家附近有量子科學中心站和科大先研院站。連路邊公交車站的宣傳牌，也在顯示着這片區域的“雄心”：圍繞量子通信、量子計算、量子精密測量等領域，積極打造量子創新技術策源地。他家小區後門緊鄰雲飛路，這條路還有另一個名字——量子大道，因為在這條路上密集佈局了國盾量子、國儀量子、本源量子、中創為量子等20多家主營量子技術的企業以及關聯企業。這裏距離袁嵐峯工作的中國科大東區車程大約需要一個小時，但離他長期關注的“量子信息”倒是近在咫尺。

上學期，袁嵐峯在學校的課不算多，最讓他耗神的地方，是微博、知乎、抖音、西瓜視頻、今日頭條等網絡平台。如今，袁嵐峯有一支長期合作的視頻團隊，五六個人包括編導、攝像、商務等。工作的基本流程是，袁嵐峯看到一條科技方面的新聞，記下來，自己查資料、問專家，做好研究，寫成科普文，發在個人社交平台上；一段時間後，選題積累幾個，專門的視頻拍攝團隊到他家裏，拍攝素材；素材打包發給後期團隊，製作完成發在短視頻平台上。

袁嵐峯在拍攝科普視頻。 

關於袁嵐峯如何走上科普之路的故事，要從2015年説起。這一年在量子信息領域，有一個轟動的大新聞，中國科大潘建偉研究組在量子瞬間傳輸技術方面取得重大突破。許多報道形容，這項技術的實現效果，好比電影《星際迷航》裏的傳送術。“讀者們最常見的評論是‘不明覺厲’。”袁嵐峯萌生了讓更多人“搞明白”的念頭。可是，他的專業領域不是量子信息，而是理論與計算化學，不過這個領域的理論基礎就是量子力學，他對量子信息也比較熟悉。於是，他找了一些資料，又和潘建偉研究組的同事在電話裏聊了半個小時，寫出一篇他自己覺得很“標題黨”的文章，叫《科普量子瞬間傳輸技術，包你懂！》，發在了個人微博上。文章發出後，反響出人意料，當時袁嵐峯只有8000多粉絲，轉發和評論卻如潮水般，以至於他看轉發的速度，一度趕不上轉發增加的速度。

身邊朋友們鼓勵他繼續寫，甚至，馬上就有人請他去講量子信息。“你們請我幹什麼？我又不是專門研究這個的。”袁嵐峯覺得奇怪。後來一打聽才知道，專業的已經請過了，最大的問題是聽眾聽不太懂。他自認對量子信息也只知道一鱗半爪，為了講課，他只好去系統學習一遍，1個月內讀完了這個領域的經典教材《量子計算和量子信息》。

袁嵐峯很快發現，自己對於科普的興趣比科研大得多。他本就是涉獵廣泛的人。他喜歡文學，啓蒙讀物是《西遊記》；社會科學方面，對他影響最大的，是孔子、羅素、魯迅等人；當年考大學，他因為同時喜歡數學、物理和化學，所以選擇中國科大化學物理系，這是當時全國唯一數理化並重的系。有位英國哲學家説：學者分為兩類，“狐狸”型和“刺蝟”型，狐狸知道許多事情，刺蝟知道一件大事。“事後看來，我就是一隻超級大狐狸。”袁嵐峯説。

2016年8月16日，中國發射世界第一顆量子科學實驗衞星“墨子號”。這令公眾對量子信息產生了更強烈興趣，許多記者找他採訪，他很奇妙地成了一個媒體眼中的量子信息專家。

科學領域的知識在社會傳播中往往會形成誤區。袁嵐峯意識到這一點，就是在“墨子號”發射之後。有媒體報道稱，量子密碼是通過量子糾纏實現的，但袁嵐峯跟量子信息的一線研究者交流後才發現，事實並非如此，量子密碼完全可以不用量子糾纏，每次只發一個光子就行了。

“網絡上不少科普內容，講的都是錯的。如果不去糾正，不告訴大家正確的是什麼，影響可能非常大。”袁嵐峯説，“但科普這件事，本來就很難做，首先科普者要有科研水平，知道真的是什麼，再要有語言水平，把真的傳播出去。”真正的科學和公眾之間，應該有一座橋樑，但情況往往是，科學家可能缺乏深入淺出的表達，面向公眾的傳播者也許缺乏準確深刻的理解，導致這座橋樑，經常斷在那裏。

他想成為這座橋樑。

對流量的焦慮

成為這座橋樑，袁嵐峯是有天賦的。在採訪中，他轉述了視頻合作團隊對他的評價：“一個極少見的、有網感的科學工作者。”“雖然我並不知道網感是什麼。”袁嵐峯自嘲。

袁嵐峯的上網經歷可以追溯到1997年，當時他登錄中國科大的瀚海星雲BBS，註冊賬號“胡不歸”——“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網名來自陶淵明的《歸去來兮辭》。因為他發帖頻繁且質量高，與人“論戰”的同時處事公正，因此被選為副站長。他喜歡分享觀點，在個人社交平台上，他至今依然保持着每天至少3條發帖量，基本格式是相關評論帶上科技新聞鏈接。他也喜歡看網友的評論，“只要有空，我就多看幾條評論，這樣我才知道他們在想什麼，以後好針對性回答。”袁嵐峯解釋。

即便如此，科研工作與網絡流量之間的矛盾，天然存在。

袁嵐峯的某個視頻被觀看了2000多萬次，但視頻時長只有48秒，也不是精心製作的。那是他在一次科普日的網絡直播，講的一小段“世界上為什麼會存在固體”，合作的視頻製作單位截取出來放在網上，沒想到就成了“爆款”了。袁嵐峯知道自己的語速，是1分鐘300字，“這視頻內容不到300字，能講出點啥？”他反問。他更習慣生產長的內容，無論是視頻還是文字，有時會在鏡頭前講半個小時甚至更長。“以前有記者説我是短視頻製作者，我問他，你見過半個小時的短視頻嗎？” 2018年，英國數學家邁克爾·阿提亞提出證明黎曼猜想的“簡單思路”，震動數學界，這一猜想是由德國數學家黎曼於1859年提出的，已經困擾世人一個半世紀。袁嵐峯下大功夫調研，看了很多資料，把他能明白並值得向公眾傳播的內容寫出來，拍了6集長視頻，提前準備的稿件寫了3萬多字。如此精心製作，播放量卻並不高。

不過，袁嵐峯發現，還是有人從中受益。關於黎曼猜想的6期視頻上線後，他的一個在上海科技大學當助理教授的師妹，“專門跑過來跟我説，之前對黎曼猜想完全不懂，看了我的視頻，現在理解程度超過了99%的人”。袁嵐峯很高興，他仔細思考了一下，然後把自己科普的對象，默認為對科學相關領域有一定掌握和興趣的專業人士。

袁嵐峯在活動中介紹他的新書。

快節奏的時代，耐得下性子念長文章、看長視頻的人少，肯買書來讀的就更少。不過袁嵐峯還是出書了。他給的理由是，量子信息是個非常大的領域，每篇文章、每段視頻只能零敲碎打地説一點。編輯來約稿時，要得很急，距離截稿只有2周時間，對方建議袁嵐峯把這幾年已寫好的文章整理下，再稍做修改就能出版。袁嵐峯想了想，還是重新寫了一本。“書可以按照體系告訴大家每個章節在講什麼，彼此之間有邏輯關係，書籍裏知識如何排布非常有技術含量。”袁嵐峯説。

這本《量子信息簡話》的前言中，袁嵐峯已經給出了閲讀建議：如果看不明白，請不要氣餒，完全跳過也不會影響對前後文的理解。從章節順序上，能看出袁嵐峯的用心。普通的教科書通常先講量子力學原理，但袁嵐峯把相對容易理解的量子精密測量提到前面，然後再講原理、量子計算和量子通信。書中還設置了選讀內容，專業性較強。

到底是何人在看他的科普作品，這一點他也無法預測，有時候產生的效果出人意料。前幾天，他收穫了一個自己描述為“非常神奇”的經歷——參加某青少年科創活動時，有一位小學五年級的小朋友向他提問，問出一堆關於量子信息的問題，而且問得很專業，小朋友説自己已經把《量子信息簡話》看完、看懂了。

沒有受眾，肯定做不好科普。為了配合傳播規律，袁嵐峯也在嘗試改變。文章的語言風格不一樣了，由最初正規的論文內容，變得越來越口語化；拍攝的視頻素材，不僅縮短了時長，還時常運用當下網上最流行的“梗”。不過，他有時會刻意避開有些“炒作”意味的剪輯方式，要求視頻態度温和有禮貌；還經常給製作團隊提關於標點符號的意見，比如要用全角符號，每個數學運算符前後都要空一格。

流量世界裏，袁嵐峯依然保持着科研工作者的嚴謹和對質量的高要求。幸好，他已找到了存活路徑——短視頻平台跟他簽訂了3年協議，每年撥出固定的資金買斷他科普視頻的發佈權——這讓他不用為流量太過焦慮。

科普成為職業

把全部精力投入科普事業，意味着科研工作不得不完全停滯。

去查袁嵐峯發論文的記錄，會發現最近一篇發表於2019年，是他輔導的博士生畢業後發表的論文，他是幾位共同作者之一。時至今日，袁嵐峯的職稱依舊停留在“副研究員”。網上議論這件事的人很多，也有人質疑袁嵐峯的科研能力。為此，他親自回答過一個知乎問題：“如何看待曾經的‘天才神童’袁嵐峯，現在也只是做簡單的科普工作？”

究竟應該怎麼看待“簡單的科普工作”？就大環境而言，人們對科普工作的貢獻認可度不高。有科研單位裏的人想做科普，領導不支持，佈置很多與科普無關的工作給他；有在醫院工作的醫生因為熱心做科普，年末績效評估被排在最後一名；還有人因為樂於做科普，被同事背後議論不務正業。另外，在市場競爭中，科普工作相對而言“吸金”能力不強。職業科普人汪詰，辭去了程序員工作，和朋友創業開公司，他利用知識付費，寫科普作品，做電台節目，不過因為科普類受眾人羣相對少，汪詰賣得最好的付費節目只賣出2.5萬份，而經濟類的、心理學類的類似節目，動不動賣出幾十萬份。

袁嵐峯在進行科普演講。

袁嵐峯對此比較坦然。中國科大對他做科普這件事態度很積極。他寫的文章，領導看到説挺好，並不覺得他不務正業。他開了微信公眾號，在上面寫寫科普文章，學校還幫忙招募在校學生做編輯，當勤工助學。最大的支持，是學校對他相對寬鬆的考核體系，“沒有説你這一年不發論文，就要把你開掉”。袁嵐峯覺得這樣很合理，“我們學校有幾千個人發論文，難道差我這一個嗎？”

在科普這件事上，中國科大有一定優勢。中國科大科技傳播系創辦於2001年，是全國第一個此類院系。可能是由於袁嵐峯在相關方面的“建樹”，2021年他擔任了科技傳播系的副主任。中科院最新成立的科學傳播研究中心設在了中國科大內，袁嵐峯任副主任。

雖然成了副主任，但在職稱上，袁嵐峯依舊沒能“轉正”。現行體制中，無論是科研機構還是高校，都沒有全職的科普工作崗位。“我們要維護職稱資格的嚴肅性，按照目前的標準，無論要評教授還是研究員，主要看科研成就，這些年我大部分時間花在科普上，確實不應該通過這個渠道解決問題。”袁嵐峯解釋。不過，曙光已經出現，去年北京率先推出科學傳播高級職稱，不少地區也在研究推進。

“有個剛保研到科技傳播系的小姑娘，從化學系轉過來，2020年拍了個科普視頻，獲了中科院和科技部的獎，她將來想成為一位科普作家。”袁嵐峯饒有興致地跟記者説起他的學生。他確立了今年相當重要的一個目標：以前只是一個人單打獨鬥，現在，希望培養更多的科普人才，把科普的整個事業建設起來。雖然，科技傳播系在研究生招生時被分在傳播學大類下面，學生大多是本科學傳播學的文科生，學習科技硬知識要付出極大努力。

袁嵐峯説起，他在美國康奈爾大學的導師羅阿爾德·霍夫曼教授是諾貝爾獎獲得者，也是一名科普作家。他的科普電視片《化學世界》和科普書《相同與不同》等，挺有影響力。袁嵐峯記得，在一次小組會上，霍夫曼教授拿出一張寫着某個化學式的幻燈片，跟大家説，有人來問這個東西有什麼性質。從一般科研者的角度，袁嵐峯很驚訝，幹什麼要問這個問題，怎麼會問這種問題，幹什麼要去解答它？隨後，他看到霍夫曼教授在黑板上畫圖推理，硬生生只根據一個化學式，推導出了這個物質的性質。

“再難的科學道理，也是可以向普通人説清楚的。”袁嵐峯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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