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本來就是短短的這麼幾十年，固守自己的觀點是很不值得的一件事情_風聞
观察者网用户_239515-2022-03-10 07:38
來源：一席
周浩，紀錄片導演
人生都是苦難的，我們幹嗎要假裝永遠活在蜜罐裏？所有人都知道糖是一種對身體沒有任何好處的食物，但我們仍然嗜糖。偶爾有人叫你吃點青菜，吃點苦瓜，你會抱怨説，你就不應該拿這樣的東西給我吃。
用影像講故事的人
2022.01.09 北京
大家好，我叫周浩，是一個紀錄片導演。
人生有很多事情是説不清楚的，當發生一個事情以後，我們都喜歡去找因果。電影《哪吒》裏有一句特別時髦的話，叫“我命由我不由天”。活到50 歲後，你會覺得有時候命好像還是得認。
我報考大學的時候選的是機械製造專業，這個專業我談不上喜歡，但它幾乎是我唯一的選擇，因為我是一個紅綠色弱。紅綠色弱意味着什麼呢？紅花通常是普通人看起來最炫目的，但在我的世界裏，黃色的花比紅花更引人注目。
這讓我意識到，因為起點不一樣，同一個事物在不同人眼中是不一樣的狀態。大家都説“紅色是最醒目的”是真理，但它對我來説就不成立。那我也是人，我的感受不重要嗎？
如果當年能選擇一個好專業的話，也許我後來不會改行兩次。畢業以後，我先是做了九年的記者，後來又改行拍紀錄片。
紀錄片是什麼，它能起什麼作用呢？我一直覺得紀錄片是一種媒介，它是人和人之間溝通的一種方式。
我們喜歡一個導演，實際上是喜歡這個導演看世界的方法。每次去參加電影節，能獲獎當然是一件非常嘚瑟的事情，但更興奮的是在那裏能看見不同人對世界的不同解讀。
通過他們的片子，我們會發現原來世界還可以這麼被解讀，好像拓展了我們對這個世界的認識。這也讓我覺得，人生本來就是短短的這麼幾十年，固守自己的觀點是很不值得的一件事情。
我從2001 年開始做紀錄片，到現在已經做了11 部長片了。我可能是中國導演裏拍攝題材最寬泛，拍攝的行業和人物跨度最大的一位。
▲周浩部分紀錄片作品
所以給別人一種感覺，好像我什麼題材都能拍，什麼人物都能拍。我拍過級別很高的官員，拍過毒販，拍過工人、農民、警察、醫生、學生，真是蠻多的了。其實你們看到的只是我的成片，沒有成片的遠遠多於這11部，沒有大家想象的那麼簡單。
01
我想先跟大家講講我和龍哥的故事，大概是2004年左右，拍完我的第一部片子《厚街》，我正在四處尋找下一部片子的題材。我生活在廣州，當時在《廣州日報》頭版下面的通欄裏看到一條小通訊，説在廣州火車站的某個爛尾樓裏聚集着一羣吸毒的人。
出於記者的好奇，我拿着攝像機進入了那個爛尾樓。去了以後，看見很多觸目驚心的場景。其實在進入這種環境的時候，他們對你是非常提防的。但如果你去了一次，去了兩次，仍然沒把警察帶來，他們對你的防備也就放下了。
在這裏面我就看見一個衣冠楚楚的、跟我年紀相仿的中年男人，後來我才瞭解到他是在裏面販毒，以販養吸。他在那棟爛尾樓裏算是一個比較有臉面的人，他就是龍哥。因為我並沒有給他帶來危險，他又是一個喜歡交流的人，我們就開始慢慢聊天，甚至還去喝過兩次酒。
我當時告訴朋友們説我在拍一個關於吸毒的片子時，他們並沒有感到特別新奇，覺得那能有什麼呢？吸毒人的狀態大家都瞭解，這能拍出一個什麼樣的故事來？
當時我也沒有抱太大的期待，只是有這麼一件事兒，定期我就會去看一看。其實每次都是他主動找我，到今年我們認識已經18 年了，我們倆仍然還在延續這樣的關係，只有他能找到我，我找不到他。他電話經常換，但是這20年來我是沒換過手機號的，所以他找我很容易。
龍哥其實是個很要面子的人，每次會裝成沒事的樣子問我要點小錢，我也會給他，所以這個片子的英文名叫Using，利用。我想拍一部片子，他需要一點小錢，偶爾也需要一個人聊天，這就是我跟他早期的關係，我就靠着這種關係一直拍了下去。
▲紀錄片《龍哥》
有時候他會消失半年，突然間給我打電話，見面的時候我就會把攝像機帶過去。我跟他在這種交往中間開始了這部片子的演繹。一開始我想拍的是一個毒販的人生故事，最後我不得不進入這部影片，這是我們兩個男人互相角力的過程。
《龍哥》這部片子裏有一個經典的片段就是龍哥吞刀片。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一個電話問我你是不是有一個朋友叫阿龍。我説是的。然後對方説，他現在正在派出所，你過來撈他。
當時我在廣州的居住地離派出所大概有80 公里，我打車趕到那裏的時候，龍哥已經回家了。我又趕到他家，一進門就看見他在牀上打滾。我説，怎麼了？他説，剛從派出所被放出來，偷了點東西。
他偷了將近三萬塊錢，如果被定罪的話，可能會有十多年的牢獄之災。他告訴我他在派出所吞了刀片，警察怕出事，就把他放走了。當天晚上我在他那兒待到很晚，我看見他吞了很多生韭菜，據他説，吃生韭菜可以把刀片纏出來。
第二天早上我又趕過去，他的狀態比前一天要好一點，然後我們也是有一句沒一句地聊天。在談話的過程中，他突然開始吐血。我也不知道為什麼，當時面對那個場景沒有感到特別緊張，這個事情好像也就不了了之了。
一年以後，我跟他的女朋友阿俊談到這件事，阿俊那時已經和他分手了。阿俊説，你不知道嗎，他一直在騙你。我説，怎麼了？阿俊説，那天你來之前他專門抽了一管血含在自己嘴裏，你來的時候吐出來了。
我説我跟他談話談了半天，沒看見有任何跡象，他也不可能一直含着一口血跟我交流啊。阿俊説，他是一個天才的演員，他這輩子不演戲可惜了。
▲圖片來源《龍哥》
我斷斷續續拍了他三年。三年以後，他因為販毒在麗江被逮捕，被判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後來因為要慎用死刑，他就沒有死成，改判了有期徒刑。他進監獄以後，他的入獄通知書是寄給我的。在看守所裏面，我問他，你到底吞刀片沒有？他遲疑了一下回答我説，吞了。
龍哥是在2006年底入獄的，最近一次聯繫我是今年元旦，他給我打電話，我問他你還有多久出來？他説還有四年。我問，出來後有什麼打算嗎？他説，我要回家，這輩子虧欠太多了，父母的身體已經非常不好了，我再回去儘儘孝吧。
到今天為止我仍然在給他錢，因為我變成這個世界上唯一能給他錢的人，這個時候好像我就變成了他的某種希望一樣。錢也不多，每年大概三四次，當初是200塊，現在是600塊。
那天他還跟我説，他回家的時候希望我能陪他一起。我説，你還想被拍呀？他説，都到這一步了。我和阿龍的糾纏，也許從拍紀錄片開始就註定了將延續一生。
▲圖片來源《龍哥》
前段時間還發生了一件非常奇特的事，我在微博上收到一條私信問我，阿龍是不是叫呂某某？我説，是，你認識他嗎？他説，我們是一個號子的，他挺仗義的。
人生本來只有自己的一段，但當你遇到這樣的故事，搭上這些人，如果你能承受的話，的確是“厚重”了起來。這種感覺有時候你會覺得——好像不應該這麼説——但的確是有些“美妙”吧。
02
拍紀錄片又發不了財，甚至還要貼錢，那我們這些人為什麼還要一直拍？我覺得自己應該是在享受拍片子帶來的那種“發現”的快樂，做片子的時候，最快樂的事就是你發現了那些連接。
2015 年，我一個朋友叫劉新宇，他在做《中國留守兒童白皮書》，請我去拍點小片子。我是從貴州出來的，我説那我就回貴州拍吧，他説沒問題。
憑自己對當地地貌的瞭解，我隨機地找到一個鄉村中學。那個校長很熱情地接待了我，給我推薦了一個初二的班級。他説，這個班大概有百分之六七十的孩子都是留守兒童，也許你能看到一些故事。
然後我就去教室裏跟他們一起上課，開始了我的拍攝。大家知道中學生的學校生活其實是很乏味的，你也很難去發現什麼故事。我就跟他們聊天，聊他們家庭的狀態，但仍然沒有找到特別興奮的點。
正好趕上清明放假，我就決定跟其中的幾個孩子回家，其中一個孩子叫梁忠彪，就是畫面中這個孩子，我跟他回家的時候看見了這一幕。
▲《小彪和狗》片段
小彪的父母常年在外打工，一年只回家一次。他還有一個哥哥，他跟奶奶不和，於是他就一個人住。小彪在鄉里讀中學，一週也只能回去一次，這就意味着這隻小狗一週只能吃一頓飽飯。
你説父母愛不愛自己的孩子，肯定愛，但他們不得已要出去謀生。小彪也非常愛這隻狗，但是他要上學。我突然好像找到了某種連接，小彪跟小狗的關係，就像父母跟他的關係。
在我們拍完後不久，這條狗就跑不在了。我跟梁忠彪現在偶爾還有聯繫，一個月前，我問他，你現在應該上大學了吧。他説，我在深圳上職業學院，已經二年級了，馬上就要畢業了。
我又問他，你後來有沒有再見到這條狗。他説，我相信有一天我們還會再相遇。他今年大概二十二歲，我沒想到他能説出這樣的話。這條狗給他留下的記憶太深刻了，一直陪伴着他。
經常有人問我，導演你的題材怎麼來的。其實我們做片子，有時候題材來得特別驚心動魄，但有時候好像也就是一個微小的觸動，就會讓你去拍攝。
我在拍完《大同》以後，就在想下面該拍什麼片子呢？拍完了市委書記，是否該拍省長？
▲紀錄片《大同》
也是在這次拍留守兒童的過程中，我到了貴州的一個布依族寨子，也是去拍這個孩子，那個孩子，沒有太多的驚喜。在拍攝的最後一天，我碰見了一個小姑娘。
當時我們其實是在拍別的女孩，這個女孩一直跟在我們後面，跑過來跟我説，你為什麼不拍一拍我？
▲《長大》片段
這個小姑娘當年十二歲，現在已經十九歲了，她今年高考。她告訴我們説，這輩子不想嫁人，只想回到她的村子教書。我當時第一個反應就是，好吧，我來陪你長大吧。
於是從2015年開始，我一直跟拍了包括她在內的三個女孩的故事。就是這張照片上的三個女孩，最左邊是羅晶，中間是韋秀業，靠近我的是韋小鳳。韋小鳳今年臘月二十三結婚，我也會趕到貴州普安去。
你們也許會覺得拍攝這樣的題目很簡單，只需要投入時間就行了。其實在這個片子裏我受到了非常大的挫折，也許是我拍片子以來受到的最大的挑戰。
就是中間這個女孩子，我已經拍了她六年時間了。她去年高考，我們去拍攝的時候，因為疫情進不了她的學校，只能拍她從學校出來，進入另外一個考場的過程。去之前我也給她打過電話，我説明天要拍你高考。其實她蠻緊張的，但她説，好，你來吧，反正你都拍了這麼久了，但是要稍微離我遠一點。
拍攝那天的時候我是站得很遠，但攝影師和錄音師離她很近，因為他們已經很熟了。從她一出校門開始，攝影師就拿着鏡頭貼着她拍，大概也就一兩米的距離。應該是緊張吧，這個女孩突然之間大哭，最後一直哭到考場門口，讓我幾乎崩潰掉了。
我就告訴我們的團隊説，我們撤吧，我不希望她在出考場的時候還看見我們。後來又跟她班主任説我們就走了，不再打擾她了。後來老師説她考完語文出來狀態還比較輕鬆，但這還是讓我特別內疚。
高考成績出來後，她剛剛上二本線，被天津的一所學校錄取了。但是她説天津太遠，還是想讀本地的大學，所以她今年又復讀了。在她復讀這半年裏，我都不敢去打擾她。
其實我們兩個在微信上已經達成和解了，但這種愧疚感產生的壓力我覺得是非常大的。碰見毒販，碰見官員，你好像可以泰然處之，碰見一個小姑娘真是一點辦法都沒有。
拍片子並沒有大家想象的那麼風光，而且你們看見的都是我的成片，其實還有很多片子是沒有成功的，而且到現在我也不敢保證這個片子一定能拍出來。
03
紀錄片的所有素材都來自真實世界，但其實每部影片都是導演自己的影片，你們所看到的故事都是導演重新構建出來的。
我有一部片子叫《棉花》，它是我所有成片裏製作週期最長的，花了大概八年時間。《棉花》的創意是特別腦洞大開的，中國是全世界最大的棉花進口國，地球上最早種植棉花的地區是兩河流域。
當時我就特別想在兩河流域拍人種棉花，然後進口到中國紡紗織布，在泰國成衣，最後穿在一個美國人身上。最後因為各種原因限制，而且只有我自己，所以就變成了去拍新疆人種棉花，河南人去新疆摘棉花，在廣東紡紗織布，最後做成牛仔褲的故事。
▲紀錄片《棉花》
這是一個河南的婦女，她有三個孩子，她要去新疆摘棉花了。她走之前，跟三個孩子一起吃了一頓早飯，大家仔細聽一下她説的是什麼。
▲《棉花》片段
我做片子的時候都習慣自己做字幕，因為我覺得做字幕的時候，能夠對內容有更多的理解，可以重新認識那些你以為已經很熟悉的段落。
這部片子已經制作完成11 年了，至今為止只有一個河南人告訴我説，導演，你的字幕錯了。她跟孩子説的是，“放學騎自行車要小心，別走中間，別不照着路騎，騎自行車不照着路騎容易翻車。”
你們看被我寫成了什麼。
我覺得我是充滿誠意來做一部片子的，但最後竟然會做出這麼一種東西來，你可以想象人的主觀意識多麼強烈，想當然就給別人添加了字幕。
有時候我們對生活的解讀是非常自我的，這個錯誤給了我非常深刻的教育，你們現在還相信紀錄片的真實嗎？
04
拍了這麼多年紀錄片，我一直覺得紀錄片有一個比劇情片更好的優勢。劇情片給人的感覺是前面有個舞台，演員在上面演戲，導演把演戲的過程拍下來，就成為一部電影。
但在紀錄片裏，觀眾或者攝像機和舞台之間的邊界好像隨時可能被打破。日本有一個很知名的前輩小川紳介説過，紀錄片是由拍攝者與被拍攝者共同創造的世界。
我相信未來的電影一定是可以有多種選擇的，每個觀眾都可以選擇電影的結尾和電影的走向，會把這種互動性放進去。其實在紀錄片的拍攝中，這種互動也一直在進行。
我今年有一部片子，大概幾個月後會上院線，叫《孤注》，講的是兩個患PTSD（創傷後應激障礙）的人的故事。
▲紀錄片《孤注》
大家知道，有PTSD的人通常是不願意跟別人談論自己的故事的。我們好不容易找到了兩位願意接受拍攝的對象，一位是青島的心理諮詢師，還有一位是台北的默劇演員。
這位默劇演員小時候遭受過性侵，青島的心理諮詢師在很小的時候目睹了父親跳樓自殺。五年前，她和丈夫開車的時候，丈夫出車禍去世了，她就坐在副駕駛的位置。
▲《孤注》預告片
這個片子一開始是想去拍他們怎麼活過來的故事，但我們每次去拍的時候，他們都知道我們是為什麼而來的——因為他們有創傷，所以我們才會進入他們的生活。你在不經意間的舉動或者你的進入本身就會讓他們不斷地閃回，不斷地想到曾經的苦難。
雖然我從一開始就告訴自己，絕對不主動去問他們曾經發生的那些事情，他們在片子裏所説的事情都是在對別人的表述中説出來的。但是隻要我們一出現，問題就會出來。
那怎麼辦？這片子的英文名字叫All in，是德州撲克的一個術語，我都賭進去了，我沒有後路了。
這個片子首映是在上海電影節，放映完以後我一個同樣在做紀錄片的朋友説，你壓根就不應該拍這部片子。我説，怎麼了？他説，這不就是在販賣苦難嗎？然後你還會得到某種社會的響應。
我覺得他説的好像有道理，在這個片子裏，我自己的感受也是非常矛盾的。這兩個主角也對我有很多質疑，你為什麼要拍這部片子？你到底要做什麼？
▲圖片來源《孤注》
説實話，這部片子到最後也沒有提出任何解決方案。做完之後我的感覺是，面對這一切，我們無處可逃。我把這種行為理解為什麼呢？就是陪伴吧。這兩個被拍攝者真的非常不容易，我很感謝他們。
我們經常會討論，好的紀錄片拍攝對象和拍攝者之間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我的理解是一種共謀的關係。
他們是兩位真正有勇氣的人，他願意把自己的苦難説出來，想為這個羣體發聲。他們已經做好了一切準備，去迎接大家的挑戰。
有時候我們真是願意當睜眼瞎，假裝沒有這個事，當有人願意把他們的苦難説出來的時候，為什麼我們看的人還這麼牴觸呢？
人生都是苦難的，我們幹嗎要假裝永遠活在蜜罐裏？所有人都知道糖是一種對身體沒有任何好處的食物，但我們仍然嗜糖。偶爾有人叫你吃點青菜，吃點苦瓜，你會抱怨説，你就不應該拿這樣的東西給我吃。
05
前段時間施一公教授在一個演講裏談到，我們認識的世界不是客觀的，我們所看見的、所能感受到的能量形式疊加起來也許還不到宇宙形態的4%，也就是説我們對96% 的宇宙形態是無知的，這是一個科學家對世界的判斷。
我就聯想到我幾年前做過的一個關於AI圍棋的短片，叫《7%》。這片名是怎麼來的呢？日本有一個棋聖叫藤澤秀行，他説過一句話，“棋道一百，我只知七。”藤澤秀行是那個年代最頂級的棋手，當你問他圍棋是什麼的時候，他説我大概只知道7%。
《7%》講的是騰訊的一個圍棋軟件絕藝的故事，絕藝研發出來之後，把它放在中國最大的圍棋網站野狐網上和專業棋手下棋，勝率是非常高的，可以連續20盤、30盤不敗。隨着它的勝率越來越高，人們漸漸意識到這可能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電腦。
誘使我做這個片子最重要的原因是做絕藝的這幫程序員沒有一個人會下圍棋，他們只用了半年時間就研發出了這個軟件，而這個軟件最後可以秒殺最職業的選手。像柯潔這樣積分最高的棋手，聰明，有天賦，努力十多年以後能變成世界第一。但現在有另外一羣人用半年的時間，就可以超過他。
我想再講一個我的感悟。我參加過這麼多電影節，印象最深刻的一個電影節是在挪威北部，這個城市叫特羅姆瑟，就是地圖左上角那個圈。
我當時住在廣州，到特羅姆瑟大概要轉三次飛機，耗時將近24 小時。這個城市位於北緯69.2度，因為有大西洋暖流，那裏的海邊終年不結冰。我在那裏見過我這輩子都非常難忘的極光，我當時覺得這就是天邊的感覺，也不知道下次什麼時候能去。
後來有一次我從美國坐飛機回國，飛機上有航行圖，我突然發現我的飛機從特羅姆瑟不遠處飛過。我以前以為中美之間的飛機是走太平洋的，實際上它是走北極。我當時看了一下地球儀，如果有一個航班從北京直飛特羅姆瑟，我估計就跟北京飛莫斯科差不多，六七個小時就可以到。
我舉這個例子是想説，有時候我們以為經驗幫助了我們，其實是經驗害了我們。那些固有的認知阻礙了我們，讓我們越走越窄，越來越不知道這個世界是怎麼回事。
再説回到龍哥吞刀片的事情，這個片子在早期放的時候，北京電影學院的崔衞平教授就質疑我説，你是一個記者出身的人，為什麼不去探究一下龍哥到底有沒有吞刀片？
我説崔老師，有一天龍哥出獄了，我把他帶到你面前，你親口問他，他親口回答你以後，你覺得你就得到真相了嗎？有時候我們可以換一個角度來思考這件事情，如果是劉謙吞了一個刀片，你會很緊張嗎？
對我而言，我不覺得吞刀片這件事的真偽是一個值得深究的問題。我覺得通過這一件事情的來回，各種人的反應，龍哥的反應，阿俊的反應，讓我對這個人更加了解了。
《龍哥》在放映的時候，我會經常問大家一個問題，龍哥是好人還是壞人？我幾乎沒碰見一個觀眾第一時間跳出來説龍哥是壞人。這個人又吸毒又販毒還謊話滿篇，在大家以前的認知裏，他肯定是個大惡人。
但為什麼看完片子之後你突然間語塞了，沒法直面這個問題了？我覺得這就是你跟龍哥的交流開始了，儘管你以前從來沒想過你會跟一個毒販進行交流。我想從來就沒有什麼真正的惡人，也沒有什麼真正的好人，大家都是人，互相珍惜吧。
我們這些做故事的人，就喜歡講這些事情。如果沒有故事，所有發生了的事情都會四處飄散，彼此之間毫無差別。當我們把經歷的事情進行梳理，某種意味深長的東西就會產生。我都不願意説，某種意義就會產生，我覺得意義這個詞好像都拔高了我對世界的認識。
當你看了片子以後，你會笑，會敬畏，會充滿激情地去行動，會被激怒，會想去讓什麼東西改變，也許你還會罵我，但我想這都沒有關係吧。
我們知道自己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因此就沒有必要太多去排斥別人的觀點。這個世界之所以有這麼多分歧，就是因為每個人都認為自己是對的，別人是錯的，但我們哪來的自信認為自己是對的呢？
真理的對面永遠有另外一個真理，只有當兩個真理放在一起的時候，也許我們對這個世界的認識才有可能離“客觀”更近一點。所以我覺得，放下我們自己吧，放下我們那些固有的認識吧。
謝謝大家。
策劃丨瓜西西、小北
剪輯丨大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