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一個一言難盡的印度領袖_風聞

作者   靜夜史言

1948年1月30日，對於印度人民而言是一個如喪考妣的日子。因為就在這一天，隨着3聲清脆的槍響，久經考驗的印度國大黨領袖、民族解放運動著名領導人、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創立者、“聖雄”莫罕達斯·卡拉姆昌德·甘地，在德里做晚禱時被印度極右分子開槍暗殺，享年79歲。

甘地的與世長辭，是國大黨乃至印度人民的巨大損失，看到甘地為了印度獨立做出艱苦努力和付出巨大犧牲的偉岸身影，億萬印度人民無不潸然淚下。隨後印度為甘地舉行了規模空前的國葬，數百萬不同教派的民眾自發組織起來，默默目送甘地走完了最後一程。

然而，正所謂人走茶涼，就在甘地屍骨未寒，其倡導的博愛精神依然餘音繞樑，“非暴力不合作”精神依然熠熠生輝時，廣大印度人民在開國總理尼赫魯的帶領下，以迅雷不及掩耳盜鈴兒響叮噹之勢從屠龍少年變成惡龍，為了所謂“有聲有色”的印度夢，印度更是奉行“能動手就別吵吵”的原則，即便戰五渣也敢挑戰世界一流，即便被打得屁股尿流也“九死而猶未悔”。

作為印度的開國領袖，尼赫魯為新生的印度注入了暴戾的基因，這無疑是對甘地“非暴力不合作”尤其是“非暴力”的徹底背叛，而尼赫魯作為甘地的學生，其所作所為也成為甘地的莫大諷刺，“聖雄”一詞也隨着印度幾十年如一日的演繹最終粘上了濃濃的咖喱味，並最終成為印度“奇葩”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那麼，作為萬民景仰的“聖雄”，甘地就真的那麼不堪，以至於甘地前腳冰涼，後腳印度就改弦更張嗎？應該説印度的操作雖然一如既往地難以理解，但對甘地的背棄則不能不説是一個非常靠譜的選擇。因為沒有甘地的印度一文不值，但有了甘地，印度連上秤叫價的資格都沒有了。

印度今日，無論是中印邊界上的上躥下跳，還是聯合國入常問題上的賊心不死，本質上都是為了所謂的大國夢，尤其是和北方的中國來個波瀾壯闊的“龍象之爭”，而甘地以及其代表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毫無疑問無法幫印度圓夢，所以印度對甘地的背棄乃至鄙夷也就不足為奇。

今天的很多人提起甘地乃至印度，總是習慣性地充滿戲謔和嘲諷，對於這種不負責任的態度，靜夜史和諸多印吹死挺一再表示強烈的反對。畢竟，你不深入瞭解甘地，根本就不可能知道“非暴力不合作”操蛋在何處。到頭來你不僅找不到戲謔和嘲諷的依據，更會情不自禁地對印度的未來充滿異想天開的期待。

作為所謂的四大文明古國之一，南亞次大陸上也曾孕育過極其輝煌的文明，但奈何開伯爾山口常年單向開放，雅利安人和中亞的遊牧民族順着這條“綠色打印通道”不斷南下，印度文明也被不斷疊壓成秀色可餐的“千層餅”。

由於不同文明的瘋狂注入，導致了古印度文明的紛繁蕪雜、一言難盡，畢竟你説它文明源遠流長，但千百年來人種早已不是一路人；你説它文明沒有繼承性，雅利安人創造的種姓制度至今自然拴着廣大印度人。

甘地，就是在這片瀰漫着咖喱味的土地上降生的。作為種姓制度最高級別的婆羅門種姓，甘地所在的波爾班達爾貴族長期擁有着其它種姓望塵莫及的財富和地位，這使得甘地有機會前往宗主國英國鍍金深造。

和我國古代科舉制度中只要參加科舉就有機會成為士紳階層一員一樣，婆羅門種姓的先天優勢，以及到英國鍍金的“後天努力”，讓甘地自然而然地成為印度土著精英的一份子。

雖然有文明的時期，就有所謂精英和非精英的存在，但甘地時期的印度土著精英階層，卻有着別樣的內涵。

話説1857年聲勢浩大的印度民族大起義被鎮壓後，深受印度人民反抗精神感染的印度土著精英提拉克，毅然走上了繼續反抗英國殖民統治的道路上，大起義後低沉的抗英鬥爭再度高潮。

面對暗流湧動的危險局面，英國經過艱苦的思想鬥爭，最終決心使出屢試不爽的殺手鐧，用祖傳攪屎棍將印度攪得地覆天翻。

於是英籍印度退休文官休謨積極奔走聯絡土著精英，並在1885年成立了印度國民大會黨，簡稱國大黨。

古今中外的很多事例證明，很多暴力革命之所以爆發，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在於底層上升的通道被封死，英屬印度似乎也不例外。所以當英國默許國大黨的成立並給予不同的待遇時，印度土著精英很快被分化瓦解了，於是一場潛在的印度暴力反抗偃旗息鼓，國大黨作為土著精英的鬥爭舞台也成為印度人民和英國殖民者之間的緩衝墊，以資產階級為主的印度土著精英最終成為英國殖民者的“模範抗議者”。

國大黨如某足一樣的墮落德行，深深傷害了提拉克，最終提拉克與國大黨分道揚鑣，並提出了最堅決的鬥爭目標：“將英國佬徹底趕出南亞次大陸”。

提拉克的雄起並不是一時興起，因為它深知，只有團結所有被英國殖民者壓迫的族羣，印度的獨立才可能成功。再加上兩次布爾戰爭將日不落帝國推向了盛極而衰的不歸路，提拉克最終看到了印度效仿南非的希望。

雖然鼓勵印度本土企業發展、估計農民抗議等“消極抗議”行動根本撼動不了英國殖民統治的基礎，但卻推動了國大黨在分化中逐漸萌生了革命性。

眼見革命形勢又一次風起雲湧，英國殖民者再度慫恿國大黨“滅火”，國大黨領袖那奧羅哲提出“自治”訴求，巧妙地平衡了改良派和激進派的矛盾，英國在印度地殖民統治的危機也再度平安過關。

英國種種分化瓦解的手段，令提拉克累覺不愛，最終在1920年含恨而逝。而作為甘地的“精神導師”，提拉克的絕望卻讓甘地看到了“和平抗爭”的希望，這是甘地“非暴力不合作”思想的實踐基礎。

1891年取得律師資格回國後，甘地在印度遭受了英國殖民者的無情羞辱，後選擇逃離印度到南非另謀出路。

彼時的南非在西方殖民者幾百年如一日的“影響”下，不僅面貌早已天翻地覆，更繁衍了新的種族布爾人。

為了反抗英國殖民者的壓迫，改變二等公民地位，更為了保衞金礦，布爾人與英國殖民者兩次血戰，最終迫使元氣大傷的英國最終妥協，同意南非自治。

布爾人的成功，深深鼓舞了甘地，畢竟印度人在南非也同樣是二等公民，有次甚至因買了一等公民車票還被連人帶行李扔下火車，所以為了廣大南非印度人的社會地位，甘地在布爾戰爭中毅然加入了英軍抬擔架，企圖以賣力的討好換取英國殖民者的同情，並給予印度人更高的社會地位。

然後，英國殖民者確實感動得一塌糊塗，並最終將甘地的訴求忘得一乾二淨。甘地很生氣，後果不嚴重，因為還有更多的立功機會等着他。

在布爾人喜提自治權後，南非的土著祖魯人開始反抗英國殖民者和布爾人，於是甘地再度整裝待發，組織擔架隊為英國殖民者鞍前馬後。

事實證明，英國雖然“紳士”，但都是對強者的，對甘地這種上趕着捧臭腳的，英國一向很嚴厲，甘地在南非沒有為同胞爭取到更多地位，反而留下了一堆笑柄。

1915年，甘地以社會活動家的身份回到印度，然後他將從1894年在南非納塔爾省組織印度僑民投入反對南非種族歧視鬥爭中首次提出的非暴力口號用於印度的抗英鬥爭實踐，對印度風起雲湧的暴力反抗帶來了滅頂之災。

一戰期間，英國無暇東顧，向甘地領導的兩次“非暴力不合作”運動進行了妥協，極大地提升了甘地的社會地位以及“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所謂正統性。

一戰期間，為了英國一句“打贏一戰就給印度自由”的承諾，超過120萬的印度人奔赴海外幫助英軍作戰，其中傷亡高達10萬多人。但英國在感動之餘，又一次選擇了忘記。

畢竟，作為日不落帝國的模範殖民地兼“英國女王王冠上的明珠”，英國豈能輕易放棄印度的既得利益？所以，不值錢的承諾張口就來，忍痛割愛的操作從不安排。

印度人民很生氣，後果很嚴重，他們紛紛走上門，一邊遊行一邊問候着英國統治者的祖宗十八代。

然後，英國殖民者決心讓印度人見識下社會的毒打，於是不由分説地架起機槍，對手無寸鐵的印度抗議者展開了自由射擊，共造成超過1500人傷亡，這就是震驚印度的“阿姆利則慘案”。

慘案發生後，印度人民很憤怒，英國殖民者很惶恐，國大黨很矛盾。

作為英國殖民者的買辦型型政黨，國大黨本質上是英國殖民統治的既得利益者，説好聽點類似於古代中原王朝的士紳階層，所以它們不可能把槍口對準衣食父母般的統治階級。但問題是印度人民傷亡慘重，國大黨又是印度人的政黨，不和英國殖民者馬不停蹄地幹起來，其結果必然是人必唾之，將來沒有了忽悠印度人民的價值，被英國殖民者一腳踹開也是意料中事。

所以為了生存更為了地位，國大黨必須有所作為。但問題是指望這些天生軟骨的買辦們操起武器揭竿而起，那是真正的痴人説夢。

在這樣的矛盾下，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正式成型並逐漸成為國大黨的指導思想。“非暴力不合作”最優秀的地方在於，他讓針鋒相對的雙方都感覺找到了知音，尤其是印度人民感覺國大黨終於雄起，英國殖民統治完蛋只在須臾之間，而英國則沒有傷到一根毫毛，甚至還胖了好幾斤。

1920年，甘地被任命為國大黨全國運動的代表，負責領導全印度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

應該説，“非暴力不合作”思想的出現，拯救了騎虎難下的國大黨，讓國大黨得以繼續兩頭通吃，跪在地上對英國殖民者喊打喊殺。

但“非暴力不合作”也再度加速了國大黨的撕裂，比如尼赫魯就主張印度要“自治”，錢德拉鮑斯則直接要求暴力革命，甚至在二戰時期勾結日本侵略者反攻印度。

但甘地無疑牢牢佔據着國大黨的核心地位，因為作為對手的英國始終在不斷“助攻”。

是的，強取豪奪了幾百年，英國從未見過“非暴力不合作”這樣的奇葩反抗模式。不過就像“黔驢技窮”中只會嘶吼和尥蹶子的外地驢一樣，當見識到了甘地“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巨大威力”，尤其是每當非暴力不合作有發展成暴力革命的苗頭時甘地總能及時叫停的操作後，英國不經深思熟慮，毅然決然地接受了甘地的“挑戰”。

隨後幾十年，甘地領導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與愛不釋手的英國緊密合作，一步步將甘地推到了“神明”的位置，具體來説就是不斷妥協，偶爾強硬。

比如每當甘地叫停“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給剛剛熱完身的印度民眾潑下一盆冷水時，英國殖民者總是能突然出現並逮捕他。

然後，剛才還在憤怒和不解的印度民眾立刻就明白了，甘地為了印度人民的獨立和解放事業，又一次“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了，所以甘地每絕食一次，“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就昇華一次，每吃一頓牢飯，甘地的形象就高大一分，比《阿甘正傳》中的阿甘還能蜕變。

1939年二戰爆發後，甘地再度看到了印度自立門户的希望，於是甘地發動要求撤離印度的運動，並再度遭到殘酷鎮壓。

然後，雖然深知英國言而無信的德行，但甘地依然對英國抱有美好的憧憬，所以它再度遭遇了英國佬的無情耍弄。

不過，甘地卻在這一次的捉弄中看到了柳暗花明的真正希望，除了錢德拉鮑斯失敗的武裝反攻喚醒了印度人民的鬥志，更重要的是，二戰徹底將英國打回了原形。而美蘇作為並駕齊驅的超級大國，為防止殖民帝國的死灰復燃，積極推動第三世界民族獨立，印度終於看到了自立門户的曙光。

1947年，在經過一年多的扯皮後，英國《蒙巴頓方案》橫空出世，英屬印度最終分裂為印度和巴基斯坦兩個自治領。

雖然最終印度成功獨立，但卻根本不是甘地的本意。更尷尬的是，印度獨立從來不是因為“非暴力不合作”運動，而是英國綜合國力的盛極而衰以及美蘇的“落井下石”。

對於英國殖民者而言，甘地是最好的“合作者”，他那温和的反抗方式，讓英國體會到了按摩的快感，他那退出英屬印度政府，拒絕英國產品，甚至提倡男耕女織自然經濟的口號，便利了英國殖民者的強取豪奪，可以説“非暴力不合作”運動非但沒有加速英國殖民統治的衰落，反而成了英國殖民統治的幫兇。

所以，“非暴力不合作”運動不可能帶領印度走向真正的獨立，但卻給今天的印度留下了無窮無盡的禍根。

毛主席早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説過：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緻,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温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

很明顯，甘地不懂，即便懂了也不敢推行，畢竟自我革命需要太大勇氣，而甘地明顯沒有。

所以，泰戈爾吹捧給甘地的“聖雄”稱號，並不是一個多麼高大上的詞彙，西方國家不遺餘力的吹捧，恰恰説明了“非暴力不合作”思想的“弱不禁風”。

靜夜史認為，甘地不是印度的偶像，卻更像是印度的災難，因為他沒有解決印度社會的現實問題，卻把一切困難都留給了下一代。

所以，只要印度一天將甘地奉為圭臬，那麼印度的真正崛起就一天無從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