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烏俄戰亂，美國又來給中國“下套”？_風聞

2月27日，我們曾在《俄烏衝突升温，各國為啥都來找中國》中，提到了美西方大肆亂攪各國的輿論場，並試圖將禍水引向中國。

同一天，華爾街日報就發表了一篇名為《U.S. looks to make China pay for close ties to Russia in Ukraine Crisis》的文章。

文中援引了一位美國政府高官的話，他説：“要讓中國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感到痛苦，華盛頓將從中俄之間的任何分歧獲益……美國正在利用國際論壇迫使中國對烏克蘭局勢採取公開立場。”

翻譯翻譯就是——美國無論是“撬開中國與俄羅斯的緊密夥伴關係”，還是“迫使中國對烏克蘭局勢採取公開立場”，增加中國的國際壓力都能夠讓中國“付出代價”。

在過去一段時間裏，美國一直在試圖通過引導大眾輿論來使中國付出代價，因為這是最容易且效果最好的方法。

而為達到這一目的，他們往往扶植大量各路常態反華力量。

這些反華團體積極的與疆獨、港獨、民運及以1450為代表的台灣網軍形成合力，協同炒作各類不利於中國大陸的議題，以期造成中國社會內部的分裂和國際上的消極影響。

從瞬間引爆輿論場的“烏克蘭美女惡俗言論”，到此起彼伏的各種煽動中俄、中烏社會對立為導向的信息，相信大家最近都對此深有體會。

2月28日，《環球時報》發表文章表示：“認知戰”已在中國網絡空間打響。

所謂“認知戰”，指的其實就是以營造消極氛圍，煽動政治不滿，製造社會動盪為目的的，具有攻擊或作戰屬性的行動。

在未來，中國的和平崛起一定會招致更多輿論場上的圍追堵截，我們必須做好思想準備，來面對這一場持久的博弈。

但是，美西方對社交媒體的話語權和控制權很強，甚至毫不誇張的説，他們在把玩輿論這方面的能力已經登峯造極。

在上一篇文章的在後台留言裏，很多讀者也都意識到了中國與美西方輿論戰上的差距：

當時，就有不少人希望我們能聊聊美國是怎麼操控輿論的：

所以今天，咱們就來好好盤一波。

希望看完此篇的小夥伴們，無論或多或少，都能收穫一點思考。

01

故事的開頭，我願將這濃墨重彩的一筆落在2008年。

這一年，美國《外交政策》刊登了兩位教授的文章，宣稱世界進入了一個“意識形態新時代”。

文中提到——“建立一支海軍需要昂貴的代價，而散播一套有關世界秩序的新思想卻幾乎不需要花多大力氣”。

同樣是在這一年，轟轟烈烈的美國總統大選讓全世界記住了一個名字——貝拉克·奧巴馬。

他創造了美國歷史上的諸多第一：第一位黑人總統；第一位拒絕使用政府提供的公共競選資金的總統候選人；還有，第一位**“互聯網總統”**。

在整個競選過程中，奧巴馬近乎完美地利用了互聯網的種種助推功能——為自己塑造了無比親民的網絡形象，籌到了超乎想象的鉅額資金，更有力地在網絡平台上給了對手重重的打擊。

於是在2008年，當美國全球霸權野心與互聯網思維碰撞在一起時，二者迸發出了奇妙的火花，它開啓了一段長達十多年的美國“網絡外交”。

在最初一段時間裏，美國“網絡外交”側重以多種互聯網形式來向國外網民宣傳推銷政府的形象，以及傳播美國式“自由民主”的理念和價值觀。

奧巴馬宣誓入職當日，白宮網站就推出了全新版面，“白宮博客”還在Facebook、MySpace、twitter、YouTube等幾大社交網站開設主頁供國內外公眾瀏覽，以此來突出“溝通、透明、交流”的政府新面貌。

2009年7月，奧巴馬第一次出訪非洲。

為了擴大美國新一屆政府對非政策的影響，美國在傳播方面做足了功夫。奧巴馬的演講不僅被電視、廣播等傳統媒體轉播，同時開創性的使用了“播客”。

除此之外，為了在全球推行民主自由的價值觀，美國國務院還利用YouTube、twitter等網站創意策劃了一系列活動。

比如，2008年底，YouTube上舉辦了首屆“民主短片競賽”吸引了來自95個國家的900多人蔘加，該活動要求作者拍攝、製作一段主題為“民主是……”三分鐘長的視頻片上傳到YouTube上。

再比如，Twitter在全球風行，美國政府又開創了一項“民主是……”的競賽，要求參賽者用140個以內字符闡述“民主”併發送到twitter上。

而在獎勵設計和評選結果上，美國政府也頗具小心思——多是讓發展中國家的網民獲獎，首屆twitter競賽的第一名就頒給了中國網友。

而直到2009年伊朗總統大選，一場民主選舉在twitter的干擾下，演變成一場流血衝突。美國才真正意識到，互聯網的影響力或許遠超想象。

當時選舉結果已經揭曉，內賈德當選，但其反對派以內賈德選舉舞弊為由，拒絕承認這一結果，他們紛紛利用twitter發佈消息表達不滿，並組織街頭抗議。

為了聲援伊朗的“民主”活動，美國國務院要求twitter公司暫緩系統升級計劃，為伊朗反對者提供了便利的渠道，一個社交媒體瞬間化作了“革命武器”。

至此，美國的“網絡外交”終於找着了方向，開始呈現出日漸清晰的格局。

2010年，希拉里在關於“互聯網自由”的演説中明確提出，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將是美國“21世紀外交方略”的重要工具。

2011年初，“阿拉伯之春”來勢洶洶，先後在突尼斯、埃及、利比亞、也門、敍利亞等國爆發，引發嚴重的社會動盪甚至內戰。

但這場席捲中東、北非的“革命”事件卻讓美國倍受鼓舞。

手機和社交媒體構成的網絡不僅發揮了強大的政治動員和組織聯絡功能，還展示出了前所未有的輿論塑造和議程設置能力。

很快，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就做了第二次關於“互聯網自由”的演説。

她強調説“互聯網是加速政治、社會和經濟變革的巨大力量”，並且就很多問題作了更加細化的闡述。

最重要的是，“網絡外交”徹底被納入到了美國的外交政策框架中。

其實早在1965年，美國專家就提出過“公共外交”這一概念。

所謂“公共外交”，其實就是“旨在通過引導公眾的態度來對政府外交政策的制定與實施施加影響”。

自從冷戰以來的數十年中，美國為了貫徹其全球霸權的目標，早已嫺熟的運用着各種“媒體”。

20世紀50年代到90年代的冷戰時期，“自由歐洲電台”和“美國之音歐洲台”等在美國對蘇東的和平演變中，不斷根據變化發動輿論攻勢，配合當地反動派攪亂局面，奪取政權。

21世紀初，在獨聯體和中亞地區發生的“顏色革命”中，美國基金會對當地反對派其背後報紙、電視台等媒體的資助，也扮演了同樣的角色。

（烏克蘭的“橙色革命”）

如此，美國“網絡外交”的提出似乎一點都不出意料。

在既有“公共外交”和“媒體外交”思想的基礎上，這不過是美國政府冷戰時期以來一直重視和平演變策略的必然結果。

再加上互聯網技術的“先佔優勢”與英語作為全球計算機通用語言的“話語霸權”為其保駕護航，美國輕而易舉的就成了這場互聯網遊戲中的規則制定者。

從2008年開始，他們努力將這“外交箭袋中的一支新箭”打造成了一把“利劍”，對準了除美國以外的所有國家。

在這一過程中，有的被擊垮，變得支離破碎；有的卻越戰越勇，成為了今後美國輿論戰上最主要的目標。

02

時間再次回到風起雲湧的2008年。

在另一條故事線上，中國舉辦了一場令人難忘的奧運會。

在這個舉全國之力承辦的盛會里，中國人終於揚眉吐氣了一回，每個人臉上都洋溢着自信的微笑，宣告着一個古老的大國將勢不可當的崛起。

同時，也宣告着一個有着眾多人口、多民族的國家開始走入世界輿論風暴的中心。

早在伊朗的“twitter革命”中，美國就深諳**互聯網可以使得政府對信息的壟斷或控制變得力不從心。**因此在面對中國問題上，他們還打算用這一套。

沒想到的是，中國嚴苛的互聯網制度直接將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一系列媒體拒之門外。

但這並沒有阻礙美國的“邪惡計劃”，他們直接將計就計，精心策劃了另一出“大戲”。

2010年，谷歌公司宣佈退出中國市場。

當時，這件事掀起了一場軒然大波，引發了中國互聯網上極度撕裂的爭吵，甚至有人宣稱中國將重回閉關鎖國的狀態，謾罵不止。

在谷歌官方的通知裏，它們給出了兩條重要的退出原因：一是指責中國政府默許黑客攻擊它們的網站；二是反對中國的網絡審查制度。

有意思的是，這兩個堂而皇之的理由，前者根本沒有證據佐證，後者壓根就是目中無人，畢竟哪個國家沒有自己的審查制度？即便是美國，也有一套自己的網絡審查法案。

更有意思的是，這一場看起來完全是商業問題的事件，卻始終穿插着美國政府的身影。

事情發生後，美國國務卿希拉里當天就發表聲明要求中國政府“做出解釋”。

緊接着，美國白宮發言人尼克·夏皮羅和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佩羅西也明確表態，甚至連總統奧巴馬也親自出面質問中國。

小小的商業行為，卻連連引得美國政府下場，不免讓人起疑，這是不是有意為之。

而事後也證明，這一切的發展不過都是為美國以“互聯網自由”的名義推行其互聯網戰略，做的最直接、毫不掩飾的鋪墊，也是其日後公開誣衊中國的堅實依據。

在之後兩次希拉里關於“互聯網自由”的演講中，中國都成了被指責的對象。

她除了承認互聯網給中國民眾帶來了便利外，其他都是批評之詞。如指斥中國對互聯網信息進行管制，谷歌及其它美國公司受到網絡攻擊等。

同時她在演説中還多次拿埃及和伊朗做對比，稱“如果不支持網絡自由和網絡異見人士的要求，就會有被推翻的危險”。

美國各大媒體也相繼跟着造勢。

“美國之音”網站刊登了《中國對希拉里·克林頓的網絡自由講話充耳不聞》一文，抨擊中國政府嚴重阻礙互聯網信息流動自由；

《紐約時報》則在《中國猛烈抨擊“網絡自由戰略”》一文中表示，中國是目前世界上為數不多的限制互聯網信息流通自由的幾個國家之一，除了屏蔽色情和不良信息之外，還封鎖了Facebook、 YouTube以及Twitter等西方的視頻網站、社交網站，並對互聯網進行實時監督。

一時之間，國內外輿論都將“沒有人權、自由”的標籤貼在中國身上，而這僅僅只是開始。

此後，美國對中國的輿論策略做出了巨大的調整。

一方面，本着“山不就我我來就山”的原則，美國全方位打造對中國人價值傳輸的網絡平台。

比如，“美國之音”及其他一些重要傳統媒體如CNN、《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等陸續開設了中文網站。

在這些平台上，除了一如既往地樹立美國民主、自由、進步的形象，就是攻擊性地炒作中國社會存在的不足，並蓄意歸諸於體制問題。

甚至還頻頻推出專題，邀請一些海外“民族分裂分子”製作訪談等。

再比如，美國駐華使館網站每年都會在線提供美國務院發佈的《中國人權報告》《中國宗教自由報告》《中國人口販運報告》等內容，在社會制度、人權、民族、宗教等問題上與中國的立場對弈。

美國駐華使館更是早早進入中國的輿論場內，在中國互聯網平台上開通了賬號，一邊宣傳美國的“好”，一邊聚焦中國國內矛盾的熱門話題，針對性地採取對比手法，來踩中國的“差”。

2008年奧運會籌備期間，美國駐華使館微博賬號就開始關注起了北京空氣污染問題。

2012年以後，美國駐華大使館和駐上海領事館在館舍屋頂建立了PM2.5監測點，開始每小時在網上公佈一次空氣質量，並將北京的污染情況同步上傳到推特賬號上。

儘管這種單點監測數據的方法很不科學，但美方卻不顧中國政府的交涉，堅持以這種做法極力渲染北京空氣污染的嚴重性。

（曾經外國人眼中的北京：華北重度霧霾，爆表的空氣污染讓北京窒息）

2015年，柴靜帶着一部紀錄片《穹頂之下》回到大眾視野，引發國內輿論譁然。

當時，鮮少有人關注到這部紀錄片最後致謝一欄下自然資源保護協會（NRDC）這個名字，現在來看，這個由美國福特基金會等多個金主贊助的NGO顯然別有用心。

而另一方面，美國政府以各種手段支持境外反華勢力對中國開展網絡輿論攻擊，散佈謠言或挑撥網民矛盾。

比如，美國與“藏獨”分子合謀設立策反民眾、收集情報的網站“哲瓦在線”，主要工作就是對中國網民進行煽動蠱惑；

還有一些NGO組織會通過雙語郵件招募網民，就婦女歧視、艾滋病人權利保障以及住房、醫療等中國國內敏感問題展開調查，撰寫有關中國社會的負面調查報告。

這種報告往往避重就輕，並不會提出什麼實質性的解決方案，只是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帶節奏，攪動輿論。

在這一連串的“組合拳”下，中國雖不能説是傷痕累累，卻也早已是腹背受敵，防不勝防。

有數據顯示，每年美國對華援助的經費中有82%都流入了科教文新的領域，而這些細分的領域都將成為中國輿論土壤的温牀。

有時候我很難想象，我們的國家到底是如何在一片罵聲和誤解中堅定了方向，而我們的網友們，又是如何慢慢從各種謠言中找到破綻，並逐漸歸於理智。

人的眼界和格局總會受時代侷限性的影響，如今回頭再看那些發生過的事，才明白當時信以為真的謠言是如何漏洞百出。

所幸至始至終，我們都沒有在這場敵強我弱的輿論戰中完全倒下，甚至在美國官方和民間共同投身的無端栽贓打壓下，生出一副厚厚的外殼。

也許，我們還沒有在這場鬥爭中勝出，但美國一定要為他們無所不用其極的手段付出代價。

03

在中國的武林世界中，總會存在一些非常邪門的武功，被正道所不喜。

這種“邪招”往往破壞力極強，人人懼怕，但常常因為練法詭異，具有極強的反噬。

不得不説，美國在輿論場上的這些玩法，就和這些邪招頗有些類似。

像無端造謠的“洗衣粉事件”，搞得別人家破人亡；或者看熱鬧不嫌事大的引戰行為，也讓很多國家不得安生，挑事者美國總是能坐享漁翁之利，讓人敢怒不敢言。

但現在，練就一身邪術的美國，已經開始受到反噬。

最明顯的一點就是，那些年，他們曾耗盡心力編織的謊言正在一點一點穿幫。

過去，美國政府最擅長講“民主、自由”的故事，他們總能用直抵人心的敍述來獲取精英知識分子的共鳴。

於是，在中國信息傳播相對閉塞的年代裏，美國便是公知們嘴下“連空氣都是香甜”的模樣。

然而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爆發，在這個不看故事只看結果的考驗前，美國終於露出了它的馬腳。

曾被無數公知吹捧的“國外看病免費，醫療服務先進”，到頭來竟然是失控的疫情與數以百萬計的死亡數據，以及高齡者被棄療、底層平民收到天價賬單等現實問題。

還有那個始終在為美國醫療體系説話的知名公知@河山碩，早早就被丟到棄療區，直至病痛將他折磨死都沒能享受到所謂的“優越待遇”，更是讓人覺得諷刺。

後公知時代的到來，讓從前引人入勝的“美國故事”變成了“皇帝的新衣”。

像方方之流，好不容易拿了美金編了故事，也是會被網友分分鐘“打臉”。

時至今日，隨着@回形針 @高曉松 @洛杉磯房東這些堅挺在最後陣線的西方駐華公知陸續倒台，屬於公知們的光輝徹底暗淡下來。

也許，褪色的不是他們，而是他們心中狂熱皈依的“神明”。

不過，對美國來説最嚴重的還不是這些“面子”上的問題，而是“裏子”的社會撕裂早已難以修復。

自從進入21世紀，社交媒體的興起為美國政治人物開展政治宣傳、展示個人形象、表達內政外交立場觀點提供了一個廣闊的平台。

2016年，憑藉一系列討好選民的言辭和搏出位的行為，特朗普製造了超高的話題度，成功拉攏了眾多“鐵桿”追隨者，逆襲成美國第45屆總統。

然而在執政後，他仍然在網上毫無遮攔、不加修飾地表達自己對國內國際大小政策甚至醜聞八卦的看法，攪動輿論並影響和塑造民意。

直到2021年1月6日，特朗普的支持者暴力闖入美國國會大廈，打斷正在舉行的總統大選結果認證。

一場騷亂終於將美國人引以為傲的美式民主拉開了一條口子，與此同時，也將美國黨政甚囂塵上、政治極化的面貌置於世人面前。

早在特朗普入主白宮前，他與希拉里互相攻擊、惡意謾罵的電視辯論，就一度被稱為“史上最醜陋”的辯論。

而4年後，“史上最醜陋”辯論又在兩個老頭的對罵中，重新被定義。

如果説過去的美國兩黨政治還算得上“一黨兩派”，那麼現在則更像是某島上惡鬥不休的藍綠陣營。

選舉過程中的爭論，永遠都是關於大量意識形態化的“議題”，而非解決關乎羣眾福祉的“問題”。

尤其是選情與疫情的疊加作用下，“比爛”選舉大行其道，政治直接演化成了一個屁股問題：要麼左，要麼右。

於是，槍殺兩人但被判無罪的裏滕豪斯案，讓人們看到了赤裸裸的種族歧視；

疫情之下美國底層民眾無法獲得充分的生活保障，讓人們又看到了令人難堪的貧富差距；

兩黨之爭早已從國家政壇表層一直滲透到所能到達的社會末梢，讓民意愈加對立，讓現實愈加割裂。

200多年前，美國首任總統喬治·華盛頓卸任前就曾警告美國存在“黨派分裂的危險”，黨爭不僅分裂了政治，也撕裂了社會。

200多年過去了，美國還是沒有找到應對之策。

**但無論怎樣，**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尾聲

那麼，面對這場勢在必行的輿論博弈，中國該如何應對？

總書記曾指出：“網絡已是當前意識形態鬥爭的最前沿。掌控網絡意識形態主導權，就是守護國家的主權和政權”

很顯然，輿論的高地我不去佔領，敵人就會佔領，我們必須主動出擊。

事實上，當下互聯網的發展給予了我們極大的想象空間，中國人也早已經開始在探索新的方式。

李子柒在YouTube上坐擁百萬粉絲，將真實的中國傳統文化傳至四海，很多外國人因此而喜歡上了中國；

韓國網友詆譭中國文化，中國女孩就身着漢服登上美版雜誌《Vogue》，用流利的英文有力回擊；

還有tiktok的出海，讓短視頻之風席捲全球，雖然被美國無賴的搶走一部分，但也讓我們明白一個道理。

中國人是有能力開創一個全新的社交平台，且美國政府十分懼怕我們搶走他們的發聲平台。

然而可以預見到，未來就算美國多擺爛，他們仍舊會猛烈的對中國進行壓制。

就在在3月2日，中國日報網發表文章稱，美政府正“升級改造”涉疆謊言生產線，為新一輪對華施壓制造藉口。

但縱使他們在輿論場上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我們也不會選擇那些引戰、造謠等損人利己的腌臢手段去反擊。

在這場持久的博弈中，我們要用自己的方式講好中國故事，用飽滿誠懇的情緒、直指人心的話語將它傳播開來，就是最有力的回擊。

謊言、欺騙都會被拆穿，唯有真實的故事才會消除隔閡，永遠吸引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