軒講：你被中考“強制淘汰”了嗎？_風聞

大家好，我是在觀網陪你看社會的谷智軒。前兩天和B站的一個朋友聊天得知，正在讀大學的、以及擁有本科及以上學歷的人羣，構成了B站的主要用户羣體。似乎在這個生態圈中，大家普遍的認知是——中國現在的年輕人，上不了大學的，成了少數羣體。事實上，別説高考，每年的中考，都有將近一半的孩子上不了高中，只能被迫去讀中職，喪失了平等參加高考的資格——這個制度叫作“分流”。正在進行的全國兩會上，代表們提出的“最火”的建議之一，莫過於“取消中考，普及高中”，避免過早地對孩子進行分流。“分流制”究竟從何而來，又是否損害了社會公平？本期《軒講》就來聊一聊，為什麼我反對中考分流？

新中國成立之初，教育事業面臨過一次重要抉擇。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我們要普及教育事業，保障所有人平等受教育的權利。而另一方面，新中國的工業化，學的是蘇聯的斯大林模式，優先發展鋼鐵等重化工業，為此需要很多高技術人才。為了解決這個矛盾，1953年，教育部下發意見，在全國興辦重點學校，通過嚴格的考試，選拔出最優秀的人才，重點培養。

重點學校，是特殊時期中，公平和效率難以兼顧的產物。一方面，是為了高效選拔和培養國家需要的人才。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過重點學校發揮示範作用，集中力量和資源，摸索和取得經驗，最後由點到面，逐步推廣，通過重點學校指導、帶動一般的學校，最終使所有人，都能公平地享受到高水平的教育，是一種“先效率，後公平”的發展思路。

這種發展模式，使得高等教育精英化。小學、中學都為升學而服務，層層篩選出精英，最終目的，是為大學提供優質的生源。能上得了大學的，都是“天之驕子”，而多數普通人，都在這個過程中被刷下去了。改革開放後，我國開始轉變思路，發展了許多符合“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和輕工業，這些行業，在當時不需要那麼多“高技術人才”，但需要大量熟練的技術工人。而在80年代的中國，每年都有數百萬普通高中生，因為沒有考上大學，而直接就業，進入勞動力市場。這些高中生，不具備工廠需要的專業知識和職業技能，高不成低不就，還需要經過兩到三年的培訓，才能成長為熟練的技術工人。你讓他們去種地，農民也會笑他們“種地不如老子，餵豬不如嫂子”。

為了解決“熟練技工不足”的問題，我國開始重視中等職業教育。1978年，國家領導人在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指出，應該考慮擴大農業中學、各種中等專業學校、技工學校的比例。於是，我國的中學教育，開始逐步形成以重點中學、普通中學和職業中學為主的三級教育體系。重點中學和普通中學面向高考，為大學提供優質生源；而職業中學，則直接面向就業市場，為企業提供熟練的勞動力。讀了高中，你不一定能考上大學；但讀了中專，你一定能分配到工作。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由於中專包學費、包分配、畢業後就有幹部身份，成了就業市場上的香餑餑，考不上中專的人，才去讀高中。1998年的《新華字典》中有個例句，説“張華考上了北京大學；李萍進了中等技術學校；我在百貨公司當售貨員：我們都有光明的前途。”這就是特殊時代背景的產物。

進入90年代後，民企、外資對中國經濟的貢獻越來越大，而國企卻普遍遇到了困難。為了解決國企老大難的問題，國家開始改革國企產權、安排職工下崗、取消畢業生分配製度。1993年後，中專畢業不再包分配工作。1999年，普通本科院校開始擴招，讓上大學越來越容易。兩相對比下，中職變得不香了，越來越多的人去讀普通高中，參加高考上大學去了。1998年開始，中職的招生規模，連續三年減少。2001年，全國中職招生397.6萬，比1998年減少了121.9萬。其實，國家不再包分配，必然會降低大家報考中職學校的熱情，這是國家經濟發展、和教育體制改革的必然結果。但政策是有慣性的，教育行政部門不希望看到這個結果，於是在2002年，召開了全國職業教育大會，提出要“使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規模相當”，開始採用行政手段，強行拉高中職學校的招生人數，這就是中考“分流”制度的開端。

2002年，教育部下發通知，立下“力爭各類中職和普通高中招生數大體相當”的目標。上級部門的招生任務，被分解成層層考核指標，“發包”給了下級單位。任務完成的情況，直接和年度業績考核和獎勵掛鈎。比如2008年，浙江省就曾規定，如果一個縣連續兩年，中職的招生比例都低於50%，就要被撤銷“教育強縣”的稱號。各級教育部門接到指令後，又把任務下達給了轄區內的初中。為了完成指標，初中各顯神通：有的給教師金錢獎勵，讓教師去鼓動學生去報中職；有的則給學生髮錢，僱他們去報名中職；有的將考得差的畢業生強制分流，逼他們去中職；還有的學校，乾脆直接剝奪墊底學生的中考資格，不讓他們參加中考。為了完成上級的招生指標、保證中職學校生源，有些地方教育部門，直接為高中劃定錄取分數線，低於這個分數線的，一律送去讀中職。比如2020年9月，湖南懷化市800名學生，由於沒達到557分的“錄取線”，繳納高額擇校金，去了民辦高中就讀，結果也遭到當地教育局強制退學，被分流進了職高。

2003年到2010年，中職招生人數，從515萬上升至870萬，但代價又是什麼呢？教育部門靠行政手段，強行扭轉了中職日益萎縮的招生規模，保住了生源，但也扭曲了正常的中職教育體系，徹底搞臭了中職的名聲。盲目追求績效，只看招生數量，完全不顧教育質量，結果讓中職學校成了“髒亂差”的代名詞，中職學生也成了別人眼裏“被淘汰的人”。每年，都有將近一半的初中生，因為被強制分流，不情願地進了中職，喪失了平等參加高考的資格。

而農村子弟，成了這項機制最大的受害者。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我國農村的義務教育，都由村民集資籌辦。鄉鎮以“教育集資”的名義，對農民徵收辦學經費。農村並不富裕，光是教師工資，就佔到了鄉財政收入的六成以上，“教育集資”成了農民肩上一個沉重的擔子。為了減輕農民的負擔，2002年，國家實行“以縣為主”的教育管理體制，由縣一級政府代管村、鎮中小學，統一籌措教育經費、招聘教師。

但這個時候，問題就出現了：假如你是縣級政府的領導，教育經費全在你手上，你要怎麼做，才能最快地做出政績，讓所有人看到呢？答案是顯而易見的。縣級政府為了追求“速度”和“效率”，關停了大量農村中小學，把好的教育資源，全都集中到縣城或中心的鎮上，集中力量，大搞“重點中學”和“重點小學”。

這個決定，後來被稱作“撤點並校”。2000年到2016年，全國農村小學數量，從44萬所下降到10萬所；初中數量，從4萬所下降到1.6萬所。平均每一天，中國農村都有57所小學和4所初中被關停，即使是沒被關停的農村中小學，由於缺乏政策支持，教學質量得不到保證，連農村家長自己都嫌棄。縣級政府的本意，是集中資源提高辦學質量，但代價卻是——城鄉教育水平的差距越來越大。城裏的“重點學校”越辦越大，一個班擠六七十人都是常態，而農村學校卻成了“空心校”，一天天沒落下去。

“撤點並校”後，好的學校，都被集中到了遠離農村的縣城，或中心的鎮上。農村父母為了子女能到城裏讀書，額外承擔了大量擇校費、寄宿費、借讀費，有的為了陪讀、還不得不在城裏租房，負擔非但沒減輕，反而進一步加重了。面對中考“分流”的壓力，富裕的城市中產階級家庭，可以通過哄搶學區房、給孩子報培訓班、補習班，壟斷優質的教育資源，將經濟優勢傳承給下一代。而農村學生，身負的種種劣勢，卻不斷被中考分流制度固定、強化。

2012年，中國職業技術教育學會發布的報告揭示，被分流進中職學校的學生，絕大多數，都來自農村和城市的經濟困難家庭。中職學校的在校學生中，82%都是農村户籍，近70%來自中西部，45.7%的學生家庭，年人均收入不足3000元。越是好的高中，城市户籍學生的比例就越多；越是差的中職，農村户籍學生的比例就越多。中考，與其説是“選拔人才”，不如説已經成了一個“淘汰”貧困家庭學生、維護某些羣體既得羣體的工具。

過去幾十年，中國城鄉教育水平的差距在不斷擴大，但最大的問題，不在於考大學的階段，而是在於初中升高中這一階段。一項研究發現，80年代初，城市的高中升學率是農村的1.9倍。到90年代初，這一數字增長到了2.5倍。到本世紀初，已經增長到了3.9倍。雖然近年來，大學還在不斷地擴招，但因此而受益的，卻主要都是城市富裕家庭的學生。高三的老師，常常會跟學生説：“高考決定命運”。但對於廣大農村學生而言，他們的命運，在中考時，就已經被決定了。每年都有大量農村學生，在初中升高中的階段中，就已經被淘汰、被剝奪了平等參加高考的權利。

每一年高考，都會引發全社會的熱烈討論。但我認為，比起高考，中考的公平，更需要我們關注。因中考在本質上，只是同一區縣內考生間相互競爭的“資格賽”。中考的題目，由各地自行編制。其結果，既不能衡量地區歷年教育質量的變化狀況，也不能比較不同地區的教育質量差異。如今中考的目標只剩下一個，那就是將一部分人強行“淘汰”。自從“中職招生比例不得低於50%”的硬性指標出台後，中考就已經成了一個事實上的社會淘汰機制，和考生的個人選擇無關。看上去“分數面前人人平等”，但實際上，買得起學區房、上得起課外班，你就可以比別人更“平等”。成績只是表象，背後卻是社會精英階層，對貧困家庭的系統性排斥，嚴重傷害了教育公平。

一方面，是充滿中產焦慮和精英焦慮的“雞娃家長”，和他們培養出的各種“學霸”；另一方面，是數以億計從薄弱的農村教育走出的，沒機會接受高等教育的“廉價勞動力青年”。中考，將他們的人生，分流進了兩條截然不同的軌跡。而與之相伴的，還有中職學生的“破罐子破摔”。在學生被分流，進入中職的那一刻起，就已經被社會打上了“失敗者”的標籤，從中職學校走出來的學生，在升學和就業上，處處都受到隱性的歧視，大量中職學生因此自暴自棄。有學者研究了來自四個省份的2.5萬名學生，結果顯示，中職學生的輟學率極高，達到了29%-32%，遠遠高於普通高中生的4.2%-7.4%。

而自暴自棄的，不止是學生。很多中職學校的管理和教學人員，自己都歧視自己教出來的學生。中職學校普遍喜歡一刀切，搞“軍事化管理”，嚴格規訓學生的行為，怕學生“搞事”。可管得這麼嚴，教學質量卻不見提升。反正也沒有“升學壓力”，教師們對教學也是敷衍了事，老師講得不知所云，學生聽得雲裏霧裏。而學生學不到技術，畢業後技能水平低下，又進一步強化了社會對中職的刻板印象，形成惡性循環。而學校安排的所謂“實習”，也不過是把學生打包“賣”給工廠，上流水線充當廉價勞動力。你學的明明是會計專業，結果學校實習，卻安排你去超市當收銀員；你學的明明是汽修，結果送你去的卻是電子廠。你敢不去，就不發你畢業證。實習有名而無實，犧牲了學生的職業成長，成了一些地方向企業輸送“廉價勞動力”的工具。

最後，我也想和大家探討一個問題：在當下的中國，我們究竟需要什麼樣的教育？教育的功能，不僅是為下一代傳授技能和知識，在很多時候，教育也承擔了階級再生產的使命。人類社會，自從有了國家和階級以來，就永遠在面臨着權力如何繼承的問題。封建社會里，王侯將相們的地位，可以通過“繼承”的方式，在封建家族內部實現階級的再生產，確保權力世代相傳，進入學校接受教育，是統治階級的特權。進入資本主義工業社會以後，工業生產的需求，推動了教育全民普及，但是，富人和特權階級，卻可以通過教育分層的方式，搶先佔據了優質的教育資源，將優勢地位傳遞給下一代。而貧困家庭的子女，難以接觸優質教育資源，無論付出多少努力，總會有一層隱形的天花板，阻擋他們上升；總會有一雙無形的手，將他們推向和父母相似的人生軌道。

不可否認，自古以來，不同社會階層的教育就是不平等的。但我認為，國家應該儘量去縮小這種不平等，促進階層流動，而不應該以制度的方式，去人為加大這種不平等。既然現在的中考制度和“五五分流”，已經嚴重阻礙了階層流動，那我們就應該繼續改革，取消中考、取消五五分流，將職業教育分流，延至高中以後，實現十二年義務教育，允許學生根據興趣，自由選擇報名職業學校還是普通學校，打破既得利益。通過行政手段，強制讓一半的孩子上不了高中，逼他們去讀中職，對中國經濟的發展、社會的公平，乃至職業教育的未來，都沒有任何好處。

當年，我們之所以建設“重點學校”，初心是為了讓其先行摸索經驗，帶動一般的學校一起進步，讓所有人享受高水平的教育。而如今，重點學校壟斷優質師資和生源，炒作出高價學區房，還嚴重打壓了普通學校的發展。“效率”是有了，但“公平”卻無從談起。

當年，我們之所以大力發展中等職業教育，是80年代發揮“比較優勢”，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客觀需求，也是為了解決當時“大學難上”的問題。而如今，中國的東部沿海和一線城市，都已經摒棄低端的“人頭經濟”，用機器換人，向高端製造業轉型。我國的“人口紅利”早已接近尾聲，靠盤剝廉價勞動力來發展經濟的模式，已經越來越難以為繼。本科院校擴招後，上大學也已經不再困難。

回顧初心，我們可以看到，當年建設重點學校、大力發展中職學校，這些安排的歷史合理性。但同樣不容忽視的是，隨着時代的發展和中國的進步，這種歷史合理性，正在逐步喪失殆盡。“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廣大的中職學校，已經完成了它們的歷史使命。我真心地希望，中國的職業教育可以搞好，但靠行政手段嚴格保護起來的中職教育，註定是病態的、缺乏生命力的。只打擊教培行業，不去動分流制度，那麼“減負”，就容易成為少數富人家庭，維護階層固化的工具。盲目追求“50%”的數字，為了“分流”而“分流”，讓貧困家庭的孩子上不了高中，剝奪他們平等考大學的資格，結果只會擴大貧富差距，加劇城鄉不平等，製造更嚴重的社會問題。

教育，不應該是優勝劣汰、適者生存，而應該是一項基本人權和公益事業。貧困家庭的孩子，同樣是中國的未來，同樣是中國的希望，有資格平等地享受高水平的教育。在建設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出現階層分化，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但在我們社會主義中國，越是經濟落後的地方，教育就應該越給人以希望。既然有的孩子，已經“輸在了起跑線上”，那我們要做的，應該是去拉他們一把，給他們安上“助跑器”，而不應該在制度上，給他們設置重重障礙，逼他們去跨更多的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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