軒講:你被中考“強制淘汰”了嗎?_風聞
real谷智轩-观察者网原创视频栏目-2022-03-12 14:00
大家好,我是在觀網陪你看社會的谷智軒。前兩天和B站的一個朋友聊天得知,正在讀大學的、以及擁有本科及以上學歷的人羣,構成了B站的主要用户羣體。似乎在這個生態圈中,大家普遍的認知是——中國現在的年輕人,上不了大學的,成了少數羣體。事實上,別説高考,每年的中考,都有將近一半的孩子上不了高中,只能被迫去讀中職,喪失了平等參加高考的資格——這個制度叫作“分流”。正在進行的全國兩會上,代表們提出的“最火”的建議之一,莫過於“取消中考,普及高中”,避免過早地對孩子進行分流。“分流制”究竟從何而來,又是否損害了社會公平?本期《軒講》就來聊一聊,為什麼我反對中考分流?
新中國成立之初,教育事業面臨過一次重要抉擇。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我們要普及教育事業,保障所有人平等受教育的權利。而另一方面,新中國的工業化,學的是蘇聯的斯大林模式,優先發展鋼鐵等重化工業,為此需要很多高技術人才。為了解決這個矛盾,1953年,教育部下發意見,在全國興辦重點學校,通過嚴格的考試,選拔出最優秀的人才,重點培養。
重點學校,是特殊時期中,公平和效率難以兼顧的產物。一方面,是為了高效選拔和培養國家需要的人才。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過重點學校發揮示範作用,集中力量和資源,摸索和取得經驗,最後由點到面,逐步推廣,通過重點學校指導、帶動一般的學校,最終使所有人,都能公平地享受到高水平的教育,是一種“先效率,後公平”的發展思路。
這種發展模式,使得高等教育精英化。小學、中學都為升學而服務,層層篩選出精英,最終目的,是為大學提供優質的生源。能上得了大學的,都是“天之驕子”,而多數普通人,都在這個過程中被刷下去了。改革開放後,我國開始轉變思路,發展了許多符合“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和輕工業,這些行業,在當時不需要那麼多“高技術人才”,但需要大量熟練的技術工人。而在80年代的中國,每年都有數百萬普通高中生,因為沒有考上大學,而直接就業,進入勞動力市場。這些高中生,不具備工廠需要的專業知識和職業技能,高不成低不就,還需要經過兩到三年的培訓,才能成長為熟練的技術工人。你讓他們去種地,農民也會笑他們“種地不如老子,餵豬不如嫂子”。
為了解決“熟練技工不足”的問題,我國開始重視中等職業教育。1978年,國家領導人在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指出,應該考慮擴大農業中學、各種中等專業學校、技工學校的比例。於是,我國的中學教育,開始逐步形成以重點中學、普通中學和職業中學為主的三級教育體系。重點中學和普通中學面向高考,為大學提供優質生源;而職業中學,則直接面向就業市場,為企業提供熟練的勞動力。讀了高中,你不一定能考上大學;但讀了中專,你一定能分配到工作。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由於中專包學費、包分配、畢業後就有幹部身份,成了就業市場上的香餑餑,考不上中專的人,才去讀高中。1998年的《新華字典》中有個例句,説“張華考上了北京大學;李萍進了中等技術學校;我在百貨公司當售貨員:我們都有光明的前途。”這就是特殊時代背景的產物。
進入90年代後,民企、外資對中國經濟的貢獻越來越大,而國企卻普遍遇到了困難。為了解決國企老大難的問題,國家開始改革國企產權、安排職工下崗、取消畢業生分配製度。1993年後,中專畢業不再包分配工作。1999年,普通本科院校開始擴招,讓上大學越來越容易。兩相對比下,中職變得不香了,越來越多的人去讀普通高中,參加高考上大學去了。1998年開始,中職的招生規模,連續三年減少。2001年,全國中職招生397.6萬,比1998年減少了121.9萬。其實,國家不再包分配,必然會降低大家報考中職學校的熱情,這是國家經濟發展、和教育體制改革的必然結果。但政策是有慣性的,教育行政部門不希望看到這個結果,於是在2002年,召開了全國職業教育大會,提出要“使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規模相當”,開始採用行政手段,強行拉高中職學校的招生人數,這就是中考“分流”制度的開端。
2002年,教育部下發通知,立下“力爭各類中職和普通高中招生數大體相當”的目標。上級部門的招生任務,被分解成層層考核指標,“發包”給了下級單位。任務完成的情況,直接和年度業績考核和獎勵掛鈎。比如2008年,浙江省就曾規定,如果一個縣連續兩年,中職的招生比例都低於50%,就要被撤銷“教育強縣”的稱號。各級教育部門接到指令後,又把任務下達給了轄區內的初中。為了完成指標,初中各顯神通:有的給教師金錢獎勵,讓教師去鼓動學生去報中職;有的則給學生髮錢,僱他們去報名中職;有的將考得差的畢業生強制分流,逼他們去中職;還有的學校,乾脆直接剝奪墊底學生的中考資格,不讓他們參加中考。為了完成上級的招生指標、保證中職學校生源,有些地方教育部門,直接為高中劃定錄取分數線,低於這個分數線的,一律送去讀中職。比如2020年9月,湖南懷化市800名學生,由於沒達到557分的“錄取線”,繳納高額擇校金,去了民辦高中就讀,結果也遭到當地教育局強制退學,被分流進了職高。
2003年到2010年,中職招生人數,從515萬上升至870萬,但代價又是什麼呢?教育部門靠行政手段,強行扭轉了中職日益萎縮的招生規模,保住了生源,但也扭曲了正常的中職教育體系,徹底搞臭了中職的名聲。盲目追求績效,只看招生數量,完全不顧教育質量,結果讓中職學校成了“髒亂差”的代名詞,中職學生也成了別人眼裏“被淘汰的人”。每年,都有將近一半的初中生,因為被強制分流,不情願地進了中職,喪失了平等參加高考的資格。
而農村子弟,成了這項機制最大的受害者。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我國農村的義務教育,都由村民集資籌辦。鄉鎮以“教育集資”的名義,對農民徵收辦學經費。農村並不富裕,光是教師工資,就佔到了鄉財政收入的六成以上,“教育集資”成了農民肩上一個沉重的擔子。為了減輕農民的負擔,2002年,國家實行“以縣為主”的教育管理體制,由縣一級政府代管村、鎮中小學,統一籌措教育經費、招聘教師。
但這個時候,問題就出現了:假如你是縣級政府的領導,教育經費全在你手上,你要怎麼做,才能最快地做出政績,讓所有人看到呢?答案是顯而易見的。縣級政府為了追求“速度”和“效率”,關停了大量農村中小學,把好的教育資源,全都集中到縣城或中心的鎮上,集中力量,大搞“重點中學”和“重點小學”。
這個決定,後來被稱作“撤點並校”。2000年到2016年,全國農村小學數量,從44萬所下降到10萬所;初中數量,從4萬所下降到1.6萬所。平均每一天,中國農村都有57所小學和4所初中被關停,即使是沒被關停的農村中小學,由於缺乏政策支持,教學質量得不到保證,連農村家長自己都嫌棄。縣級政府的本意,是集中資源提高辦學質量,但代價卻是——城鄉教育水平的差距越來越大。城裏的“重點學校”越辦越大,一個班擠六七十人都是常態,而農村學校卻成了“空心校”,一天天沒落下去。
“撤點並校”後,好的學校,都被集中到了遠離農村的縣城,或中心的鎮上。農村父母為了子女能到城裏讀書,額外承擔了大量擇校費、寄宿費、借讀費,有的為了陪讀、還不得不在城裏租房,負擔非但沒減輕,反而進一步加重了。面對中考“分流”的壓力,富裕的城市中產階級家庭,可以通過哄搶學區房、給孩子報培訓班、補習班,壟斷優質的教育資源,將經濟優勢傳承給下一代。而農村學生,身負的種種劣勢,卻不斷被中考分流制度固定、強化。
2012年,中國職業技術教育學會發布的報告揭示,被分流進中職學校的學生,絕大多數,都來自農村和城市的經濟困難家庭。中職學校的在校學生中,82%都是農村户籍,近70%來自中西部,45.7%的學生家庭,年人均收入不足3000元。越是好的高中,城市户籍學生的比例就越多;越是差的中職,農村户籍學生的比例就越多。中考,與其説是“選拔人才”,不如説已經成了一個“淘汰”貧困家庭學生、維護某些羣體既得羣體的工具。
過去幾十年,中國城鄉教育水平的差距在不斷擴大,但最大的問題,不在於考大學的階段,而是在於初中升高中這一階段。一項研究發現,80年代初,城市的高中升學率是農村的1.9倍。到90年代初,這一數字增長到了2.5倍。到本世紀初,已經增長到了3.9倍。雖然近年來,大學還在不斷地擴招,但因此而受益的,卻主要都是城市富裕家庭的學生。高三的老師,常常會跟學生説:“高考決定命運”。但對於廣大農村學生而言,他們的命運,在中考時,就已經被決定了。每年都有大量農村學生,在初中升高中的階段中,就已經被淘汰、被剝奪了平等參加高考的權利。
每一年高考,都會引發全社會的熱烈討論。但我認為,比起高考,中考的公平,更需要我們關注。因中考在本質上,只是同一區縣內考生間相互競爭的“資格賽”。中考的題目,由各地自行編制。其結果,既不能衡量地區歷年教育質量的變化狀況,也不能比較不同地區的教育質量差異。如今中考的目標只剩下一個,那就是將一部分人強行“淘汰”。自從“中職招生比例不得低於50%”的硬性指標出台後,中考就已經成了一個事實上的社會淘汰機制,和考生的個人選擇無關。看上去“分數面前人人平等”,但實際上,買得起學區房、上得起課外班,你就可以比別人更“平等”。成績只是表象,背後卻是社會精英階層,對貧困家庭的系統性排斥,嚴重傷害了教育公平。
一方面,是充滿中產焦慮和精英焦慮的“雞娃家長”,和他們培養出的各種“學霸”;另一方面,是數以億計從薄弱的農村教育走出的,沒機會接受高等教育的“廉價勞動力青年”。中考,將他們的人生,分流進了兩條截然不同的軌跡。而與之相伴的,還有中職學生的“破罐子破摔”。在學生被分流,進入中職的那一刻起,就已經被社會打上了“失敗者”的標籤,從中職學校走出來的學生,在升學和就業上,處處都受到隱性的歧視,大量中職學生因此自暴自棄。有學者研究了來自四個省份的2.5萬名學生,結果顯示,中職學生的輟學率極高,達到了29%-32%,遠遠高於普通高中生的4.2%-7.4%。
而自暴自棄的,不止是學生。很多中職學校的管理和教學人員,自己都歧視自己教出來的學生。中職學校普遍喜歡一刀切,搞“軍事化管理”,嚴格規訓學生的行為,怕學生“搞事”。可管得這麼嚴,教學質量卻不見提升。反正也沒有“升學壓力”,教師們對教學也是敷衍了事,老師講得不知所云,學生聽得雲裏霧裏。而學生學不到技術,畢業後技能水平低下,又進一步強化了社會對中職的刻板印象,形成惡性循環。而學校安排的所謂“實習”,也不過是把學生打包“賣”給工廠,上流水線充當廉價勞動力。你學的明明是會計專業,結果學校實習,卻安排你去超市當收銀員;你學的明明是汽修,結果送你去的卻是電子廠。你敢不去,就不發你畢業證。實習有名而無實,犧牲了學生的職業成長,成了一些地方向企業輸送“廉價勞動力”的工具。
最後,我也想和大家探討一個問題:在當下的中國,我們究竟需要什麼樣的教育?教育的功能,不僅是為下一代傳授技能和知識,在很多時候,教育也承擔了階級再生產的使命。人類社會,自從有了國家和階級以來,就永遠在面臨着權力如何繼承的問題。封建社會里,王侯將相們的地位,可以通過“繼承”的方式,在封建家族內部實現階級的再生產,確保權力世代相傳,進入學校接受教育,是統治階級的特權。進入資本主義工業社會以後,工業生產的需求,推動了教育全民普及,但是,富人和特權階級,卻可以通過教育分層的方式,搶先佔據了優質的教育資源,將優勢地位傳遞給下一代。而貧困家庭的子女,難以接觸優質教育資源,無論付出多少努力,總會有一層隱形的天花板,阻擋他們上升;總會有一雙無形的手,將他們推向和父母相似的人生軌道。
不可否認,自古以來,不同社會階層的教育就是不平等的。但我認為,國家應該儘量去縮小這種不平等,促進階層流動,而不應該以制度的方式,去人為加大這種不平等。既然現在的中考制度和“五五分流”,已經嚴重阻礙了階層流動,那我們就應該繼續改革,取消中考、取消五五分流,將職業教育分流,延至高中以後,實現十二年義務教育,允許學生根據興趣,自由選擇報名職業學校還是普通學校,打破既得利益。通過行政手段,強制讓一半的孩子上不了高中,逼他們去讀中職,對中國經濟的發展、社會的公平,乃至職業教育的未來,都沒有任何好處。
當年,我們之所以建設“重點學校”,初心是為了讓其先行摸索經驗,帶動一般的學校一起進步,讓所有人享受高水平的教育。而如今,重點學校壟斷優質師資和生源,炒作出高價學區房,還嚴重打壓了普通學校的發展。“效率”是有了,但“公平”卻無從談起。
當年,我們之所以大力發展中等職業教育,是80年代發揮“比較優勢”,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客觀需求,也是為了解決當時“大學難上”的問題。而如今,中國的東部沿海和一線城市,都已經摒棄低端的“人頭經濟”,用機器換人,向高端製造業轉型。我國的“人口紅利”早已接近尾聲,靠盤剝廉價勞動力來發展經濟的模式,已經越來越難以為繼。本科院校擴招後,上大學也已經不再困難。
回顧初心,我們可以看到,當年建設重點學校、大力發展中職學校,這些安排的歷史合理性。但同樣不容忽視的是,隨着時代的發展和中國的進步,這種歷史合理性,正在逐步喪失殆盡。“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廣大的中職學校,已經完成了它們的歷史使命。我真心地希望,中國的職業教育可以搞好,但靠行政手段嚴格保護起來的中職教育,註定是病態的、缺乏生命力的。只打擊教培行業,不去動分流制度,那麼“減負”,就容易成為少數富人家庭,維護階層固化的工具。盲目追求“50%”的數字,為了“分流”而“分流”,讓貧困家庭的孩子上不了高中,剝奪他們平等考大學的資格,結果只會擴大貧富差距,加劇城鄉不平等,製造更嚴重的社會問題。
教育,不應該是優勝劣汰、適者生存,而應該是一項基本人權和公益事業。貧困家庭的孩子,同樣是中國的未來,同樣是中國的希望,有資格平等地享受高水平的教育。在建設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出現階層分化,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但在我們社會主義中國,越是經濟落後的地方,教育就應該越給人以希望。既然有的孩子,已經“輸在了起跑線上”,那我們要做的,應該是去拉他們一把,給他們安上“助跑器”,而不應該在制度上,給他們設置重重障礙,逼他們去跨更多的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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