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爾納和《科學的社會功能》_風聞

撰文 | 姬揚（中國科學院半導體研究所）

《科學的社會功能》

現在是科學昌明的時代，生活和工作中處處離不開科學。科學拓寬了我們的眼界，推動了社會的進步。科學研究的對象包括了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方方面面，那麼問題來了：科學本身是不是科學研究的對象呢？你還真問對了，科學確實有這麼一個分支，其研究對象就是科學本身，這個分支的名字叫作科學學，就是“科學的科學”（Science of Science）。著名科學家貝爾納（J. D. Bernal, 1901~1971）就是這門學科的創始人，他在1939 年出版的著作《科學的社會功能》奠定了這門學科的基礎。

科學學研究的不是科學的具體內容，而是科學的具體活動，包括開展科學活動的理由和條件，從事科學活動的個體和團體，科學活動的發展規律，科學活動對社會的影響，預測科學發展的趨勢，制定科學發展的總體戰略，乃至更加具體一些的科學決策——這些都是科學的社會功能。貝爾納曾經引用過我國古代著名哲學家老子的話，“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認為我們並不需要給科學和科學學下一個嚴格的定義，因為過於刻板的定義有可能損害精神實質。他採納的是普賴斯的説法，科學學就是“科學、技術、醫學等等的歷史、哲學、社會學、心理學、經濟學、運籌學及其他”。

科學是一種社會活動，科學不能脱離社會單獨存在。科學與社會是相互影響的。早在兩千多年前，莊子講過一個故事，討論了機械和人的相互影響。漢陰丈人抱着大罐子給菜園子澆水，又累又慢，子貢建議他用機械裝置從井裏打水，可以做得又快又好。漢陰丈人説，“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我當然知道機械能讓人省力，但這樣就學會了投機取巧，所以我不幹。莊子是唯心主義者，反對社會進步，所以子貢只能認輸。我們現在看來，漢陰丈人當然是在詭辯，如果他是認真的話，就應該連罐子都不用，坐等老天爺下雨才對呢。莊子對科學的看法當然不足為訓，貝爾納的工作才是第一次嚴肅地系統地把科學本身作為研究的對象。

貝爾納是著名的科學家，也是科學學的奠基人，他是20 世紀最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之一。貝爾納以X射線衍射為手段，在晶體學、液體結構和分子生物學方面都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他是傑出的社會活動家，擔任過世界和平理事會的主席，在克里姆林宮、白宮和唐寧街十號都出席過會議，他還兩次訪問過中國，見過毛主席和周總理。

貝爾納從小就表現出過人的科學天賦，年輕時就因為博學多才而被同伴們暱稱為“哲人”（sage）。他的傳記中譯本把sage 翻譯為“聖徒”，似乎不是很妥當。“聖”這個詞，在中國有着太多道德方面的含義，但貝爾納的品行根本不能算是具備中文意義上的“聖”，最多算個“情聖”，還是“濫情”的那種。

貝爾納是一個飽受爭議的人物。他是卓有建樹的科學家，完全應該得到諾貝爾獎。他開闢了“科學學”這個領域，對科學運行的方式、目的和意義有着獨特而深刻的看法。他與很多人有染，跟妻子保持着開放的婚姻，甚至他的長子都不一定是他的血脈。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參與了很多國防事務，把科學應用於戰爭防禦。他説，除非讓科學家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否則無法打贏戰爭。他是共產主義者，在20 世紀30 年代，他認為蘇聯是最接近理想的進步社會，而西歐的資本主義力量很快就會被粉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他的親蘇姿態使他成為備受爭議的人物。

貝爾納不僅對很多科學領域的具體研究內容感興趣，還深入思考了科學活動的本身。他不認同“為科學而科學”的態度，認為科學不能僅僅是為了發現新東西，還要關心如何利用這些新發現。他認識到當時的科學研究活動的效率很低、管理很差。這些思考最終都體現在《科學的社會功能》裏。商務印書館在1950 年出版了張子美的摘譯本《科學與社會主義》，在1982年出版了陳體芳的全譯本。

圖1 著名科學家貝爾納的傳記(左)和科學學的開山大作《科學的社會功能》(右)

這本書有一個完備的目錄，從序言到正文到附錄，從部分到章到節再到小標題，寫得非常詳細，只要讀一遍目錄，就能知道整本書的全貌。這本書的正文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科學現在所起的作用”，第二部分是“科學所能起的作用”，各自有八章的內容。

第一部分講述了科學的歷史和現狀。緒論介紹了科學麪臨的挑戰以及科學與社會的交互作用；科學的歷史概況從科學的原始形態講到現代科學的誕生，然後是科學與製造業的關係，科學與國家的關係；從大學、政府和工業、農業、醫學等多個方面分析了英國科研組織的現狀，特別還提到了科研經費的籌措和預算；科學教育不僅講了中學和大學的情況，還特別提到了培養科研工作者和進行科普工作面臨的困難；在討論科學研究的效率的時候，給出了科學的三個目的（心理目的、理性目的和社會目的），他反對純科學的理想，認為科研工作缺乏協調、效率低下，科學正處於危機之中；《科學的應用》和《科學和戰爭》這兩章強調了科學的功利性，科學能夠為人類造福，也能夠毀滅人類，社會要注意壟斷和專利對科學的扼殺，科學家也要正視戰爭問題，為和平而組織起來；第八章是《國際科學概況》，裏面還提到了中國的科學，即使對正處於歷史低谷的中國也仍然寄予了希望，“中國還會對科學發展作出即令不比西方更大，至少也和西方一樣大的貢獻”。

第二部分談論了科學的未來。為了培養合格的科學家，必須改變科學教學的方法，修訂各個學科的課程，改組科學工作的方式，敞開進入科學工作的大門；《改組科研工作》、《科學交流》和《經費籌措》這三章分別從硬件、軟件和資源三個方面討論了具體的改進措施；《發展科學的戰略》不僅回答了“科學工作可以規劃嗎？”這個問題，還呼籲對科學進行一次全面的調查，展望科學的前景；《科學為人類服務》和《科學與社會改造》從多個方面討論了科學如何為人類服務，如何才能更好地為人類服務，甚至改造社會；最後一章《科學的社會功能》是總結和展望，不僅回顧了科學在歷史大變革中曾經起到的重要作用，還闡述了科學在未來發展的趨勢，認為“科學實踐是人類一切共同活動的原型。……就其奮鬥的過程而言，科學就是共產主義。……只有在這種自願的合作中，每個人才能找到自己的目標。……我們無法隨心所欲地改變客觀事實，只有承認這種必然性，而不妄想對必然性置之不理，才能得到自由。”

《科學的社會功能》討論的範圍很廣，講述的很詳細。貝爾納認為科學研究應該加以規劃，但為了不扼殺科學活動必需的創新性和自發性，就必須滿足三個主要目標：善待科學家；重新理解外部世界；把這種理解運用於造福人類。貝爾納認為，科學方法只有使用起來，才能改進和發展。這就要求必須重視科普的作用，必須重視科學的實際應用。

在寫作這本書的時候，大科學還沒有出現，科學研究活動更多的還只是某些怪人的個人興趣。第二次世界大戰改變了這一切。雷達和原子彈的發明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戰爭的勝負，各國政府在戰後都高度重視科學研究活動，大科學的時代到來了。在《科學的社會功能》出版以後的八十多年裏，由政府主導的科研活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計算機革命、載人登月、互聯網時代，等等。但是到了今天，這種模式似乎進入了瓶頸，遇到了很多重大的困難：越來越跟不上時代的科學教育；越來越龐大的科研隊伍；越來越高企的科研經費；越來越脱離實際的科研活動，等等。所有這一切，都標誌着我們應當重新思考科學研究的體系、指導思想和整改措施，重新思考科學的社會功能。貝爾納的工作並沒有過時，仍然具有參考的價值，值得認真閲讀。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微信公眾號“現代物理知識雜誌”，選自《現代物理知識》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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