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發文，重發去年8月-9月的一篇關於新冠問題的長文《論“新冠疫情”》_風聞

自去年疫情爆發以來，全世界進入了一個新時代，但是許多人心心念唸的想要回到那個疫情前的時代，回到無拘無束，自由往來的時代。出於不同的述求，對待疫情的態度也逐漸分流，以至於爭鋒相對。

在此，我也旗幟鮮明的表明我的態度：我反對任何妄圖短期內以現行疫苗實現羣體免疫的激進的現行疫苗政策。

這些天關於這個問題對線了許多人，也看到了許多反對疫苗接種政策的意見，但近日某權威專家旗幟鮮明的發話，而各地的疫苗接種政策也逐漸收緊，甚至於變向的強制接種，頓時一種無力迴天的感覺。所以，權且將這篇文章當作是最後的反抗之聲。

新冠病毒作為一個非專業人士，我也想談談新冠病毒，談一些老百姓能理解的新冠病毒。

在談論新冠之前，我先談談兩種其它病毒，它們是狂犬病病毒與艾滋病病毒。

狂犬病病毒是一種非常兇險的病毒，而且潛伏於自然界，但是它卻並沒有阻礙人類的發展，與人類實現了較為和諧的共存，具體緣由何在？

狂犬病病毒有以下幾個特徵：1、傳染方式侷限；2、致病性快、強，病程短；3、潛伏期長且潛伏期內幾無傳染性；4、無法治癒；5、攻擊神經系統。

就第一點來説，狂犬病的傳播途徑相當侷限，只能通過將帶有病毒的液體植入受體的血液實現傳播與感染，這就決定了人際之間的正常交往是不具備傳播性的，也就意味着它並不影響人們的正常生活。狂犬病病人一旦發病，除了早期參與制止或被偷襲的人員之外，很難接觸到其他人員，一旦防疫管控人員到位，病毒的傳播就被切斷。

就第二點來説，致病性快、強的屬性決定了它可以被快速的識別，並被控制下來，只能點狀傳播，無法形成大面積的擴散性傳播。病程短決定了感染者會快速的從人類社會剝離，沒有長期的生命利益需要保護。

就第三點來説，長潛伏期以及潛伏期內無傳染性意味着哪怕感染了病毒，但卻不影響病人的正常生活，人們只需要針對防控發病期的感染者即可，並不需要消耗大量的社會資源防控。

就第四點來説，無法治癒決定了人類無法通過醫學途徑徹底控制、消除病毒，只能通過社會防控進行預防

艾滋病病毒也有幾個對應的特徵：1、傳染方式較侷限；2、致病速度慢、治病力中、病程中長；3、潛伏期內有傳播性；4、幾乎無法治癒；5、攻擊免疫系統。

先説第三點，潛伏期內有傳染性就意味着它的傳播週期相較於狂犬病極具拉長，是一個需要時時刻刻需要防禦的病毒，對人類的影響週期被拉長。

第四點特徵意味着艾滋病患者沒法通過個體的快速消失而完成對病毒的清除，所以它註定了一旦它進入人類生活就必然會與人類共存。

就第二特徵來説，致病速度慢、治病力中、病程中長決定了一個艾滋病患者並不會快速的退出人類社會生活，他仍然會長期停留在社會之中，並會無意中引發新的傳染，在與第三點結合，潛伏期內的正常生活傳播便成為艾滋病傳播的主要途徑，這也是艾滋病難以預防的原因。

就第一點來説，傳染方式較侷限，傳播方式比狂犬病寬泛，但是比呼吸道疾病還是侷限得多，所以傳染性是比較低的。但是，可以通過體液傳播就決定了人類生活中至關重要的性生活是艾滋病傳播的主要途徑，這是狂犬病病毒所無法實現的，與上面幾點一結合，也就導致艾滋病一旦進入人類社會並傳播開來，就幾乎無法阻斷，特別是當下相對性開放的時代。

分析了狂犬病與艾滋病，我們可以總結出以下結論：

1、狂犬病沒法與人類共存，因為它的傳播途徑非常侷限，且它的快速致病、致死意味着可以快速識別並控制、消除疫情，且安全的潛伏期決定了它的防控週期非常的短，基於上述特徵，狂犬病與人類實現了共存，但卻是有你無我的共存，人類社會生活容不下狂犬病病毒。

2、艾滋病病毒與人類實現了共存就在於它極強的隱蔽傳播能力，以及無法將感染者快速的從人類社會生活剝離出來，這意味着社會管控無法控制艾滋病病毒，而無法治癒就決定了醫學途徑也無法控制艾滋病病毒，且艾滋病患者具備基本生活、生存能力意味着我們無法將他排除在人類社會生活之外。所以艾滋病病毒與人類實現了共存，根本原因就在於人類無法用可行的手段控制艾滋病感染者以及他們的傳播能力。但人類的目標絕不是與艾滋病病毒共存，而是要徹底的將艾滋病病毒從人類社會生活中清楚出去。

通過這一年多的科普學習，大家大致也對新冠病毒有了一定程度的瞭解，比如它是冠狀病毒，它是RNA病毒，它是自限性病毒，它是呼吸道傳染性病毒等等。對比上面的兩種病毒來看，新冠病毒也有幾大特徵：1、傳播方式非常寬泛、傳播能力極強；2、致病速度快、治病力中、病程短；3、潛伏期內有傳播性，且有無症狀感染者；4、可以自愈；5、攻擊人體組織。

新冠的第一大特點決定了新冠遠非狂犬病與艾滋病能比，呼吸道傳染病並不需要過分親密、嚴苛的人體接觸，依靠飛沫以及沾染了病毒的其它外排液體，新冠病毒可以非常快速的在人際間廣泛傳播，這就決定了人類必須快速、及時的管控，否則病毒將會瀰漫至整個人類社會，恰如現在瀰漫世界的疫情。

新冠的第二大特點與第四大特點可謂相輔相成，其中可自愈的特點是新冠區別於狂犬病與艾滋病的根本特徵，可自愈就意味着新冠是可以從根本上清楚地。新冠病毒致病速度非常快，幾天之內就可以出現較為明顯的症狀，及時有效的醫療措施介入可以控制住症狀，為人體免疫系統贏得增援時間，實現新冠病毒的轉陰，實質意義上的將新冠病毒從人體中清除出去。另一方面，對於那些沒有及時控制症狀，繼而至重症、危重症，並死亡的患者來説，他們如狂犬病患者一樣，通過個體的快速剝離實現對病毒的清零。所以，無論是轉陰自愈，還是加重致死，新冠病毒都可以快速從人類生活中清除，就現在的實際情況來看，整個病程在一個月之內。

同時，普通症狀對人的影響有限，不會影響人的正常生活，與流感類似，但是一旦進展到重症以上，會比較明顯的影響人的正常生活，從而影響整個社會秩序。

第三個特點則進一步加劇了對病毒防控的難度，意味着一旦發現陽性樣本或者感染者，就必須將大量的密接、次密接人員納入到隔離管控範圍，從而影響社會秩序。

最後是攻擊部位，狂犬病快速攻擊人體的神經系統，並造成不可挽回的傷害，這是狂犬病致命性的根本原因，對人體是系統性攻擊；艾滋病是緩慢攻擊人體的免疫系統，削弱人體免疫系統抵禦外來病毒、細菌等有害外來物的能力，並逐漸進展至不可挽回的局面，艾滋病也是系統性攻擊；新冠病毒相對於前兩種病毒並不是系統性攻擊，而是着重攻擊人體的組織器官，通過對人體的關鍵組織快速攻擊，從而造成人體系統的失衡，並演進至多器官受損，最終致命。

從上面的歸納總結可以看出，新冠病毒相較於艾滋病的最大不同是它可以通過轉陰與致命實現病毒攜帶者的清零，這一點與狂犬病類似。基於這個事實，我們完全有可行的手段實現對新冠病毒的清零，而不用像艾滋病一樣無奈的共存，這是人類可以徹底戰勝新冠病毒的根本依據。

另一方面，新冠病毒極強的傳播能力，以及相當的殺傷能力致使人類不能忽略新冠病毒的影響，從現在的實際情況來看，新冠病毒最大的殺傷力在於對醫療系統的攻擊，通過對醫療的快速擊穿效應直接導致大量的後續感染者進展至重症以上病情狀態，從而實現對人類社會體系的攻擊，這是新冠病毒對最大的潛在殺傷力，是遠超於病毒變異性，以及病毒本身致病性的殺傷力。

綜上來看，新冠病毒的快速致病、病程短以及可自愈性，決定了人類有足夠的手段可以將新冠病毒從人類社會生活中徹底的清除。這是新冠病毒根本區別於狂犬病、艾滋病等其它與人類“共存”的病毒的根本原因。就這一點來説，任何所謂的醫生、專家、科學家所謂的不得不“與病毒（新冠）共存”絕不是純粹技術意義上人類社會與新冠病毒和諧共存，如果誰這麼説，那麼他就不是一種客觀、公正的立場。

新冠疫情顧名思義，新冠疫情就是新冠病毒所造成的疫情，也是當下所有國家，整體人類社會不得不嚴肅對待的大敵。

當前新冠疫情瀰漫全球所有國家，在木桶原理的作用下，哪怕再好的管控措施也不得不面臨巨大的外部疫情輸入壓力，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獨善其身。基於上面的事實，在國外一大羣國家羣體免疫、疫情躺平等不作為、亂作為等現實情況下，國內一大羣疲倦了疫情防控，亦或是別有用心的人大力鼓吹“與病毒共存”論，且言必稱國內外科學界的“共識”來為自己助威，妄圖增加自己主張的權威性，説服力。

顯然，從前面關於新冠病毒的論述中可以看出，這種主張是極其危險與錯誤的，人類完全有足夠的手段實現對新冠病毒的清除，實現對新冠疫情的清零，這是任何“專業人士”都不能否認的，所以，所謂的“科學界共識”並不是科學的共識，而是一種嚴重出圈的“共識”，是站不住腳的。

那些鼓吹“與病毒（新冠）共存”的人不妨跟着本文的思緒，回到2020年2月，那個全世界疫情的初期，我們完全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如果全世界其它國家像中國一樣，立刻全國動員起來，對疫情應檢盡檢、應收盡收，那麼人類完全可以實現對新冠疫情的全面防控與徹底根除，而且是最小的代價。儘管它是假設，但是卻是任何人都無法否認的真理。

就科學、專業的角度，人類有足夠的，可行的手段實現對新冠病毒的清除，實現對新冠疫情的清零。

那麼為什麼新冠疫情沒有控制住，並最終變成一場席捲人類的災難呢？

顯然，這並不是一個醫學傳染病專業問題，相反，新冠疫情從最開始就是一個超越傳染病防控的政治問題。

就中國來説，武漢疫情初期，由於前期認知的不及時，導致疫情沉默傳播了至少一個月，其時早已經出現了大量的感染者，他們或潛伏在武漢，或已擴散至全國各地。

當2020年1月23日，全國全面疫情防控開始，武漢已經成了一個疫情爆發中心，大量的感染者彌散在武漢各處，而且處於集中發病期，這直接導致了武漢疫情爆發初期，大量的患者擊穿了醫療系統，許多患病者得不到及時的救治，有些拖成了重症，有些久不得醫最終去世。正是由於嚴格的管控，以及全國支援武漢，武漢疫情這場攻堅戰才得以勝利結束。

但是勝利是慘痛的，是深刻的，是得來不易的，它是建立在數千同胞的生命之上的。如果中國沒有及時的採取正確的應對策略，那麼我們面臨的可能是數個武漢，數十個武漢，恰如印度等國的現狀。這樣的情形將直接導致大量的老百姓被殺傷；等量數量的家庭遭遇悲劇；十倍以上老百姓被疫情襲擊，並留下未知的後遺症；十倍以上的老百姓失去家人、親人、至交、同學、老師、同事等，這將直接動搖黨和政府的執政基礎與合法性。

所以，對我們中國來説，新冠疫情不是一個簡單的醫學專業的傳染病問題，而是一個關係國家執政基礎的政治問題。

如果其它國家也是以人為本、人民至上的政府，那麼他們完全可以在武漢這場遭遇戰中贏得的預警時間的基礎上構建起穩固有效的防控線。但事實是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建立了可靠的防控線，這難道是專業人士的缺位失能嗎？這是一個簡單的數學計算問題，但凡有點常識都可以預見到沒有管控住疫情的後果，對於各國高層的精英，這個不是什麼問題。

但結果讓人大跌眼鏡。

自詡為世界燈塔的美國、歐洲在各自疫情防控的關鍵期不但沒有提起勁來，科學防控，反而視而不見，並大肆嘲笑中國的悲劇，更將其比作“中國的切爾諾貝利”，這足可見他們的偏見與惡意。

他們並沒有人民至上的信仰，也不尊重人的生命權，所以人命在他們的理念中遠不及經濟利益，或者説對他們來説，因為經濟問題出現的人道主義危機遠遠甚於疫情所帶來的殺傷力。所以，他們選擇了羣體免疫，放任疫情肆虐。

有更多的國家，他們沒有歐美發達國家的先進醫療資源，他們是印度等其他廣大發展中國家，他們限於自己的政治基礎，沒法快速有效的管控疫情，更沒有能力長久的保持對疫情區的補給能力，最多降一降火勢，沒法完全撲滅火星。再加上歐美等國早早宣佈羣體免疫，致使他們無力支撐一場全面的防疫持久戰，不得不放任疫情全面、全球肆虐。

通過上面的論述，我們可以看出，新冠疫情肆虐全球的根本原因不在於專業人士的專業能力不足，而在於各國的政治現實不支持疫情的全面防控，只有極少的國家可以像中國一樣，以犧牲短時經濟利益為代價換取長久穩定收益，而是受迫於國內政治、經濟現狀，向統治階級的利益妥協。

疫苗羣體免疫受迫於各國國內政治現狀，政府當局沒有能力消減統治階級的利益，而換取更廣泛大眾利益，實現對疫情的前期防控。而木桶效應也決定了許多國家無法完成疫情防控的持久戰，最終不得不接受疫情肆虐全球的現狀，拿人命去硬扛病毒的殺傷力。

但是，人類不能放任疫情的肆虐，在疫情防控完全可行，卻因為各國政治現狀而不可行的客觀現實下，消滅疫情只能寄希望於疫苗的防減效果，並實現羣體免疫，最終實現對疫情管控。

從現在的客觀事實來看，各國都追尋着疫苗羣體免疫的防控路線，我們國家當然也是。從這一點來説，疫苗疫情免疫是一條更可行的防控路線，我也是支持的，但是對於實施的具體政策，我是完全不能認同。

某醫生自去年以來就寄希望於疫苗，持續性鼓吹疫苗，以期實現全世界對疫情的有效管控，讓人類社會重回疫情前的生活。某專家也於近日放話支持實現疫苗全體免疫，而且連日子都已經計算好了，就在今年底、明年初。也有某專家聲稱當清零的代價高於不清零的代價，那麼就會改變疫情清零的防控政策。

對於上面的專家以及其他未列名的專家的説法，我只能説無法完全贊同，對有些觀點甚至可以説是完全反對。

到現在為止，我們起碼可以明確幾個事實。

1、當前的疫苗的有效性無法實現安全羣體免疫。

翻看新冠疫苗的神話歷史，經歷了從最開始宣稱的“能夠防護”，到“能夠減低感染率”，再到“能夠減輕症狀”；從“打了就能減輕”，到“第二針能夠減輕”，到“能夠減少危重症”，現在危重症的神話也被打破。再對比於最近南京、揚州的疫情，出現了自去年武漢以來最大比例的重症、危重症疫情，而且其中大部分是疫苗接種者，那麼某專家所謂的100%重症預防率是怎麼得出的，在南京、揚州的主要數據都已經出來的情況下，所謂廣州100%防重症率又有什麼意義？

2、疫苗接種政策可探討性。

成熟的疫苗是需要5年以上的試驗才能用於接種，新冠疫苗完全是走了應急途徑，這樣的事實決定了，新冠疫苗必然不可能是一款成熟的疫苗，只能用於應急狀態下的應急人羣使用，比如機場、車站等交通站點的工作人員，出國工作人員等。當然，也可以在一定範圍之內進行人員接種試驗。

但是當下的疫苗接種政策卻違背了這個現實，雖然中央層面明令禁止強制接種，但是各地方政府卻似被某個目標驅使着，各種強制政策不斷出台，而宣傳層面也大肆宣傳所謂的接種量、接種率，感覺像獲得了重大勝利。

但是在疫苗有效性落後於病毒殺傷力的客觀現實基礎上，當前的疫苗註定是半成品，是沒法形成有效防控的。而對比於國外的接種情況，疫苗顯然沒法應付當前流行的新冠病毒變種，這個事實意味着疫苗沒法形成安全有效的全體免疫，那麼，倉促、盲目的擴大疫苗接種並不會換來多少實質性的防疫收效，反而會消耗大量的醫療資源，還讓全國人名充當了試驗品。特別是當下接種政策不斷向18歲以下的青少年延伸，無數祖國的花朵也被納入到這場試驗中來，這是盲目的、功利的、危險的。

人民至上人民至上是我們黨和國家的根基，違背這一原則，任何經濟利益都無法彌補。

如果純粹因為疫苗的不成熟，那麼推廣接種並不是不能接受，但是這樣的措施卻可能帶來很多的猜測，而且不成熟的疫苗全體免疫政策可能會導致災難性的後果。

某醫生曾經説過0.45%的可承受死亡率，一説是自然死亡率，顯然，這個説法不太明確。

首先，現在中國與西方國家的平均年齡是80歲左右，那麼就意味着每年有1/80的人出生，也有大致相同比例的人口去世，當然隨着年齡結構的問題，可能老人多一些，年輕人少一些，但是也很難超過1/100的區間，差不多1%的比例，也就是説每年的自然死亡率大約1%，顯然0.45%與客觀的自然死亡率相差較大。

所以，某醫生所謂的0.45%的可承受死亡率不可能是自然死亡率，那麼這個可承受死亡率是不是新冠的可承受死亡率呢？

討論新冠的可承受死亡率，就意味着一個前提，那就是接受用疫苗實現羣體免疫，並與病毒實現共存。所以接下來讓我們嘗試探討一下共存之後的結果。

如果開放與病毒共存，那就意味着新冠將篩選所有的中國老百姓並奪取一波無辜的生命，新冠的後續變種將可能一波接着一波的收割世界人民的生命，中國當然也是如此。

在計算之前，有幾個基本事實：1、疫苗不能完全預防感染，有一定的預防率；2、感染後，有一定的重症率與死亡率；3、感染後，有一定比例的後遺症。

第一種計算方法，我們以最樂觀的數據計算，疫苗的預防率為90%，重症率為2%，死亡率為0.2%，後遺症以重症率計算。

最後，我們可以得出以下一組數據：全國在全面接種的前提下，將會出現1.4億的感染者，280萬重症，28萬死亡。這只是第一波，以中國的人口流動性，這一切將會在3-6月之內發生，折中一下以5個月計算。

每個ICU50萬元，普通感染者5000元，最終結果將是1.4萬億+7千億=2.1萬億，這個成本相較於放開的經濟收益也算是巨大的消耗。

另一方面，考慮到第一個月主要以全面擴散為主，那麼後4個月可以進入到全面均衡擴散為主。所以，第一個月的相關數據會相對較少，第二個月開始，數據將會平均下來，所以就以後4個月為主計算數據。

平均下來，每月3500萬感染者，70萬重症，7萬死亡，且所有重症都需要上ICU，每月70萬ICU對中國來説是足以擊穿醫療系統的人道主義災難。

顯然這種計算方法有個疑問，畢竟美國每天感染十幾萬，死亡千餘人，如果按美國的15萬感染人數算，中國每個月的感染人數為15*4*30=1800萬人，與3500萬差了一倍；每月死亡病例按美國算為1000*4*30=12萬，顯然死亡人數低於美國的比例，感染比例高於美國的比例。其實這也很好解釋，美國等國家的數據並不是實際感染人數，而是檢測的感染人數，實際的感染人數肯定是高於檢測的感染人數的，那麼3500萬的數據就可以解釋了。

乍一看28萬的死亡數據並沒有多麼離譜，但是這背後是28萬個家庭，如果將家庭拓展為父母四人、夫妻兩人、兒女兩人、兄妹兩人，那麼就意味着252萬人將失去至親；280萬重症背後同樣是200多萬家庭，如果算上有部分家庭出現雙人以上的重症，差不多以240萬計算，差不多將會有2000萬人因為家人遭遇重症，而出現家庭情緒的較劇烈變動，並可能伴有後遺症。

所以，表面看只是28萬人死亡，背後卻是250萬人遭遇重大變故，是2000萬人成為新冠病毒的密切受害者，這背後是多麼大的民意基礎，這將是新中國自建立以來，除三年自然災害之外最嚴重的災難。

如果再考慮到每月70萬重症、7萬死亡這一非常可能擊穿醫療系統的最兇險危機，那麼最終的數據可能將是不可挽回的災難。

所以如果純粹的以經濟利益計算，還可能有來有回。但是如果算上28萬人背後的巨大政治成本，再大的經濟收益都可能無法彌補。

人民至上是黨和國家的根基，28萬人死亡、280萬重症背後失去的不只是28萬人的生命與280萬人的健康，很可能是2000萬的人心。相較來看，與14億也算不了什麼，但是這2000人背後還有朋友，還有旁親，還有同事、師生。而且，這2000萬人大概率是社會中層以下，他們親友中也大概率是中下層，開放共存的防疫政策下，他們不太可能成為獲益者，獲益者大概率仍然是那些中上階層，那些之前收入從100萬降到80萬的人，兩相比較下來，開放共存的政策所可能失去的可能遠超2000萬人的人心，而將是數以億計的廣大中底層對黨和政府的信任。

結論經過上面四個環節的論證，我們基本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1、新冠病毒世界性傳播的根源是世界各國無法調整國際、國內政策以長期全力應付新冠病毒的傳播，在木桶效應的作用下，最終彌散至全世界，持續性傳播、變異。

2、新冠病毒大概率與人類共存並非傳染病防控手段的無法控制，而是由於各國因為各國的內外部政治問題而無法全力有效防控疫情，而致使新冠疫情升級為全人類的病毒危機。

3、現行疫苗的防護性有限，無法在短期內形成安全有效的免疫屏障，遠沒到談論“開放”的時候；我國各地現行疫苗接種政策過於激進。

4、我國人民至上的政治基礎決定了我國無法走某專家所説的0.5%可接受死亡率下的開放政策，其風險性、殺傷力、可能性遠大於某專家所鼓吹的、出圈的“經濟危機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