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第一大省，站在“零增長”的門口_風聞
城市进化论-城市进化论官方账号-探寻城市路径，揭秘经济逻辑2022-03-14 22:27
當人口流出地“扭虧為盈”
各地去年人口數據陸續公佈。
廣東是全國人口第一大省，根據《2021年廣東省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21年末，全省常住人口12684.00萬人，比上年末增加60萬人。
這當中絕大部分來自於自然增長。2021年廣東出生率達9.35‰，出生人口規模破百萬，助推其人口自然增長維持在57.19萬人的水平。
排除掉自然增長的部分，廣東機械增長的人口僅為2.81萬人。換句話説，廣東純粹倚靠流動帶來的人口，已站在“零增長”的門口。
作為我國的人口流入大省，廣東怎麼了？也許可以從曾經的跨省流入人口來源地分析一二。
根據國家衞健委發佈的《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8》，2017年，廣東省外流入人口中有10.89%來自湖北，屬於廣東流動人口來源地第三大省。
而來自《湖北省2021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的最新數據，2021年末湖北全省常住人口5830萬人，增量近55萬人。從細分指標來看，去年湖北出生人口僅40.4萬人，自然增長量還減少了5.09萬人。
在此種情況下，湖北人口的增長局面全部依賴於60.1萬淨流入人口，這也是湖北自2000年以來人口機械增長最多的年份。
此消彼長之間，關於省際人口流動的變化逐一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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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廣東省統計局前黨委書記、局長楊新洪撰文指出，根據“七人普”數據，廣東人户分離人口明顯增加。
不僅全省人户分離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從2010年的35.28%暴增至2020年48.12%，且就具體城市來看，除東莞、深圳兩地出現了小幅度的回調外，全省城市人户分離人口占比出現了全方位上升。
這導致的一個結果是，除東莞、深圳外，中山也首次成為了本市户籍人口和省外流動人口“倒掛”的城市，以1.01倍的比例剛好跨過平衡線。
在楊新洪看來，省外流動人口規模的不斷擴大，有效地推動了廣東常住人口總量的上升。
“七人普”數據顯示，廣東全省常住人口中，外省流入人口（半年以上）達2962.21萬人，比2010年增加812.34萬人，年均增長3.26%。
然而，廣東依靠流動人口帶來的紅利似乎已經出現減弱的趨勢。
去年廣東常住人口增量維持在60萬人，增長勢頭仍存，但增量明顯下滑——這不僅是近40年來廣東人口增長最少的一年，且是多年穩居全國各省人口增量首位後，首次被浙江以增長72萬人反超。
具體來看，廣東的人口增量大部分來自於自然增長。2021年廣東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分別為9.35‰和4.52‰。
與之相比，同樣作為沿海經濟大省的浙江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僅為6.90‰和1.00‰，而江蘇自然增長率僅有-1.1‰。
通過機械增長這一指標進一步觀察——人口機械增長是指排除掉人口自然增長部分的人口增長，能夠直接反映淨流入人口的規模。
2021年，廣東機械增長的人口僅為2.81萬人。拉長時間線，廣東人口機械增長縮水並非“一日之寒”。
自2011年達到251.18萬的高點後，廣東機械增長人口就在波動中下降，到2019年，該數值已跌至48.62萬人，達到2006年以來的最低水平。
近年來，廣東人口自然增長和機械增增長兩條曲線不斷靠近，到2019年，廣東自2006年以來機械增長人數多年來首次低於自然增長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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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則出現了相反的情形。
去年，湖北人口的增加均來自人口流入。細分指標來看，去年湖北出生人口僅40.4萬人，自然增長率更是“破零”（-0.88‰），減少5.09萬人。在此種情況下，湖北人口的增長局面全部依賴於60.1萬淨流入人口。
值得注意的是，這也是湖北自2000年以來人口機械增長最多的年份。在20餘年來，湖北僅有5年處於人口淨流入的狀態，而在人口淨流出的規模上，2000年一年就淨流出314萬人，成為流出最多的年份；次之是2020年，淨流出規模達155.3萬人。
為何湖北去年能夠實現逆勢上升？
據湖北省統計局副局長、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葉青分析，這與2020年疫情影響有直接關係。2020年，湖北、特別是武漢曾遭遇嚴重的疫情影響，大量外出人員無法返鄂，隨後疫情蔓延至其他省份，進一步延長了這些人員的滯留，導致一年內湖北淨流出人口達到155.3萬人的規模。
“事實上，去年有專家建議延後‘七人普’時間，避免疫情影響造成數據不準確，一個例子是，2003年經濟普查就曾因非典影響而延後一年進行。”葉青説。
從某種意義上來説，去年湖北人口淨流入是一種“回正”。葉青指出，去年一年，湖北疫情防控工作比較有效，僅8月因南京機場關聯疫情有過“小高峯”，此後連續5個月沒有新增病例。
用電數據上，湖北也是僅有的4個沒有限電停產的省份之一。一方面由於對勞動力的需求回温，另一方面其他省份的限制措施，推動更多流動人口回到湖北。
總的來看，“後疫情”時期的發展，也可能成為湖北吸引人口流入的關鍵。
數據顯示，去年，湖北經濟總量首次超過5萬億元，排名重回全國第七。全省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比上年增長14.8%，其中規模以上高新技術產業增加值首次突破萬億元，新增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數量以1697家創近五年最高。
一系列政策意在打造除武漢外的更多人口“增長極”。去年11月，湖北經濟第二大市宜昌曾提出“力爭5年內實現城區新引進大學生等各類人才20萬以上，新增人才總量40萬，全市人才資源總量達100萬人”的目標。
幾天前，湖北賦予仙桃市、潛江市以外的5個縣市與省直管市同等的經濟社會管理權限。葉青認為，這7座湖北的百強縣經濟不錯，進一步放權目的在於加大發展速度、增加引進項目，勞動力自然就會聞風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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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肖金成等人曾對近年來全國人口流動趨勢進行研究，若參照物理學中中心的計算方法，將不同省份流入人口數量的差異均衡到一個地理座標上，那麼，自2000年開始，省際流入人口重心曾出現過從向東到向西回頭的趨勢。
其中，自2010年開始，“由於東部地區的產業轉移以及中部地區的崛起，吸引了部分省際遷移人口向中西部地區迴流”。從分省數據來看，北京、上海、浙江、福建、廣東等沿海省市的人口流入佔比出現下降趨勢，而包括湖北在內的不少中西部省市人口流入佔比則有所上升。
省際流動人口重心變化 圖片來源：肖金成、洪晗，《我國省際人口流動格局演變趨勢及其城鎮化效應》
外界看來，兩省人口的變化與省際流入人口重心的遷移關係緊密。
在廣東省體制改革研究會執行會長彭澎看來，外來務工人員的回遷可能是廣東流入人口減少的主要原因之一，並且根據眼下情況推斷，廣東大概率還將持續面對流入人口縮水，並且是在反覆中流失。
這一方面源於廣東在人才吸引力上的“比較優勢”趨於弱化。據彭澎分析，對於部分外來務工人員而言，廣東不斷推高的生活成本愈加難以負荷，而在距離家鄉更近的二、三線城市則出現了可以與廣東匹敵的工作機會。即便兩地的就業市場仍存在差異，面對更低的生活成本下，他們在選擇工作機會時，可能更傾向於退而求其次。
更深層原因，則是近年來從沿海到內陸的產業梯度轉移，正在逐步帶動起更大範圍、更廣層次的變化。
葉青提到電商行業的格局變化。“過去電商比較集中在沿海城市，但由於人力、土地等各項成本都在上升，湖北逐漸成為電商發展重要省份。”
他提及2019年落地湖北仙桃的小米產業園落地，如今已吸引超過20家小米生態鏈企業落地，“因為湖北運輸半徑最低，到東西南北都是1000公里。”
來自阿里研究院的數據顯示，2021年，中部省份淘寶村數量均實現了較高幅度的增長，並進一步強化“由東部沿海向西部內陸依次遞減的空間梯度格局”。其中，緊鄰東部地區的中部四省（河南、安徽、湖北、江西）組成了承接東西的第二梯隊。
2021年分地域各省淘寶村數量和增速 圖片來源：阿里研究院
而對於廣東來説，流動人口減少的趨勢或許難以扭轉，這既是挑戰，也未嘗不是機遇。
彭澎認為，作為過去產業發展的排頭兵，廣東應繼續發揮好帶動作用，特別是在新一輪產業調整過後，倒逼其推動轉型升級，加速“機器換人”、開展科技創新，同樣是為其他地區產業轉型升級探索新路。特別是在全國人口增量減少的大趨勢下，這是每一個省份都將面臨的課題。
封面圖來源：攝圖網_502351331
文字 | 楊棄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