宮縮還接單，網約車有多卷_風聞

2021年11月，俄羅斯外賣小哥身穿電視劇《魷魚遊戲》裏的服裝送餐

零工經濟，或者叫共享經濟、平台經濟、數字勞動，在過去的十年飛速發展。從叫車、送貨、家政到設計、編程、轉錄、數據處理等多樣服務，全都可以“一鍵下單”，點對點服務。

國際勞工組織的數據顯示，2010年全球約有140個數字勞動平台，到2020年，活躍平台超過700個。增長最快的行業是外賣，2010年不到50個平台，到2020年數量接近200個。

平台經濟，理論上擴大了許多人獲得體面工作的機會，並允許新工人（尤其是經常擔任家庭照顧者的女性）進入勞動力市場；另一方面，高風險、低工資和無保障的就業環境，使“零工”幾乎陷入了19世紀式的勞資困境。

韓國首爾，送餐的外賣員騎車經過首爾江南站附近的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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艱難的謀生

美國拼車應用Lyft公司的博客，曾描述一個非常“科幻”的故事。“7月21日晚上，Lyft的長期司機瑪麗，在接載一名乘客時已懷孕9個月，”該帖子一開始寫道，“離預產期還有一週左右，瑪麗決定今天再拉一陣子客人。” 

在芝加哥開車的瑪麗接了幾單，忽然宮縮發生了。“由於距離預產期還有一週，她認為宮縮只是虛驚一場，繼續開車。” “因為不相信自己要分娩了，”Lyft上的帖子繼續説，“她一直處於司機模式，想着如果沒有客人下單就去醫院，果然——提示音響起——她在去醫院的路上收到了乘車請求。”

“幸運的是”，正如帖子所説，這位乘客的路途不長。完成訂單後，瑪麗去了醫院，醫生告訴她，她正處於分娩階段。隨後，她生下一個女孩。

帖子曬出了嬰兒的照片，她身着一件“Lyft小姐”的連體寶寶衣。帖子最後呼籲大家貢獻類似的經歷：“你有令人興奮的Lyft故事嗎？你想分享嗎？@lyft_CHI把你的故事推給我們！”

新聞報道截圖：“Lyft 認為司機在分娩時工作‘令人興奮’”

如何看待瑪麗的故事，見仁見智。在Lyft的公關機器看來，瑪麗堪稱努力工作和無私奉獻的勞動模範，畢竟這是一家拒絕將司機納為員工的公司，找到這樣將自己生死置之度外的“零工”不容易。也有人認為，瑪麗具有企業家精神，在分娩時也能接單幹活兒，正説明基於線上應用程序的“零工經濟”是多麼無縫和靈活——就算寶寶馬上要出世，也可以隨時通過Lyft快速賺錢。

Lyft不為“加盟”司機提供帶薪產假或健康保險。它的辦法是讓司機聯繫保險經紀人，同時告訴司機“平價醫療法案提供了許多選擇來確保你被覆蓋”。有些司機會用一個名為SherpaShare的第三方平台，來跟蹤和記錄自己的收入。Lyft剛興起的時候，芝加哥的司機每次出行淨賺約11美元。或許對瑪麗來説，一次多賺11美元比向公司尋求壓根不提供的緊急醫療服務重要多了。

可是，一單淨賺11美元的神話並不能持續很久。零工經濟的一個顯著特點是，最初的薪酬相當可觀，隨着競爭加劇、市場份額縮小、大環境變化，零工收到的報酬會很快下降，工作條件變得更艱苦，此時又已無“回頭路”可走。

Lyft官網對司機保險的解釋：司機需要有符合州最低保險要求的個人汽車保險單，或者聯繫Lyft的保險合作伙伴。

維諾德來自印度南部卡納塔克邦的一個小鎮，為了尋找工作而移民到班加羅爾市。過去擔任推銷員時，他瞭解到一款名為Swiggy的送餐應用程序，該應用程序承諾為司機提供高達5萬盧比（約合660美元）月收入的機會，是他當推銷員工資的四倍。

Swiggy是印度最大的美食外賣服務平台

誘惑不可謂不大。維諾德馬上貸款買了一輛摩托車，開始為Swiggy工作。廣告承諾的收入不是假的，不過真的想要每個月賺取4萬到5萬盧比，必須每天“朝七晚十”地工作。2020年3月，印度因疫情進入封鎖狀態，維諾德的好運戛然而止：因大多數餐館關閉，食品配送業陷入低迷。

與在封鎖期間從僱主那裏獲得50%工資的正式就業工人相反，維諾德和他的同事作為“零工”，在沒有外賣訂單的時候拿不到任何報酬。為減少生活成本，維諾德和家人先回到了家鄉。封鎖結束後，他回到班加羅爾的Swiggy時，送貨司機的數量大大增加，個人能接到的訂單明顯減少，汽油價格和車輛維修成本還在不斷上升——現在，他不得不騎着摩托車去城市的偏遠地區送貨，謀生艱難。

Swiggy騎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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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侈的對沖

凱特琳·康納斯，幾年前從科羅拉多州來到紐約，“想了解互聯網”。她在市場營銷部門工作了一段時間，創辦了自己的公司“狐狸理論”（Fox Theory），為企業家、藝術家、作家和魔術師營銷。剛來紐約時，她經歷了好幾次搬家，很快發現了寄宿應用程序Airbnb的妙處。

康納斯租了“時髦街區”貝德福德大道地鐵站旁的三居室複式公寓，和室友們同住，同時也把房子拿來做Airbnb客棧：這裏有功能強大的最新電器和漂亮的院子；通過牀和沙發的巧妙配置，最多可以讓12個人就寢。

Airbnb共享房源

財務上的好處是可觀的。通過每月在Airbnb出租公寓一週，康納斯和室友可以清償4000美元的房租還有剩餘。有時，一個黃金假期，Airbnb能帶來五位數的收入。“這比大多數人累死累活拿到的工資要多。”康納斯説。

靠着出租自己紐約公寓的高房租，康納斯可以隨時出門旅行，一會兒墨西哥，一會兒約旦，一會兒古巴。在古巴，她發現了“狐狸理論”的商機：古巴蔚藍的海岸線和大量擁有古銅色皮膚的赤膊男人，都需要個人品牌營銷。“我想幫助古巴人學會從他們的藝術中賺錢。”

一天晚上，她和朋友普雷斯科特·皮爾茲·福克斯在路上偶遇。“我現在是平面設計師和品牌戰略家，還經營播客和播客聚會。你應該來參加我們的聚會。”他遞給她一張卡片，卡片正面寫着“紐約播客聚會”，背面寫着“忙碌的創作者播客——關於創意專業人士的工作流程以及創意生產力、文化和習俗”。

除了主持自己的播客，皮爾茲·福克斯還擔任其他9個播客的嘉賓，包括“自由職業轉型”和“森林生活：獨立創意者的希望”等——出售知識也是“零工經濟”的一種模式。成功人士往往將“零工”作為“斜槓生活”的一部分，即正式職業之外的避險措施。

康納斯的公寓越來越受歡迎，她管不過來了。房間清潔必須在兩次入住之間迅速完成，客人一個接一個拋出來的問題需要及時回覆。當房子的出租開始接近“全職”時，她聘請了一家名為“快樂房東”（Happy Host）的管理公司來處理預訂、清潔和相關雜務。“快樂房東”通常收取出租收入的25%，康納斯認為這筆費用是值得的。

“快樂房東”（Happy Host）官網

“快樂房東”的創始人布雷克·欣克利，曾在波士頓諮詢集團工作，為大公司做效率評估。一年出差300天左右，他還在波士頓租了一套公寓，發現如果把房子放在Airbnb上，可以賺幾萬美元，但不是每個房東或者二房東都有精力打理一切。於是，“快樂房東”應運而生。

“快樂房東”會安排專業攝影，全方位展示房源，他們還會為房源寫描述文字、篩選預訂請求、協調登記入住、迎接客人、回覆電子郵件，外加提供肥皂、毛巾和酒。欣克利的團隊在緊急情況下隨時待命——曾經有一位客户，按照紐約人節省空間的習慣，用烤箱下方的抽屜存放文件和郵件，一名巴伐利亞租客烘焙時，差點沒把廚房燒光。

欣克利説，富有的專業人士是“快樂房東”的典型客户。“初創公司的創始人、顧問、私募股權投資人，都非常喜歡我們的服務，因為他們太忙了，沒有時間在一小時內回覆客人的詢問，也沒有時間早睡早起給租客開門。”他表示，“此外，我們的定價很受歡迎。”如果一個房源經常被預訂，那麼現有價格就太低了；如果空房的時間太長，持有就不划算；長租的話，房價會適當降低。“快樂房東”有一套專業的算法給房東算費率。

客户對“快樂房東”（Happy Host）的服務評價極高

公開宣傳中，Airbnb將自己稱為“中產階級的經濟生命線”。在之前的一份數據統計中，包括紐約在內的七個城市，少數族裔社區的Airbnb房源數字超過了酒店房間。老年人平均每年從Airbnb房源中賺取近6000美元。“最終，我們正在做的是將財富推向人民。”Airbnb策略師克里斯·勒翰這樣説。

人們可沒有這樣想。紐約Airbnb房東所賺取的近一半收入，都來自曼哈頓的三個街區：Village-SoHo、下東區和切爾西。毫無疑問，在皇后區的小巷子裏用Airbnb出租房子，每年賺5500美元當然是件好事；但是，你搞金融的表弟從他時髦的西村公寓能賺十倍的錢，或者他聘請了“快樂房東”，讓利潤豐厚的房產更加錦上添花、有利可圖。

曼哈頓街區

再想象一下，擁有曼哈頓那三個街區大量房產的房東，決定把Airbnb收入的一部分再投資給新傢俱、新家電和物業服務，推高房租價格來維持平衡，或者保持低價來個薄利多銷。

現在，作為一個偏遠“老破小”的二房東，你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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贏家與輸家

1970年代，法學教授查爾斯·A·瑞克出版了《綠化美國》（The Greening of America），該書是對1960年代反文化運動的讚歌。縱觀現代歷史，他追溯了一種世界觀的轉變——從“意識一代”到“意識三代”的轉變：

最初，青年就是為了當農民、工人和小商人；到了“意識二代”階段，穿着灰色法蘭絨西裝的人們受僱於系統、科層制和公司；而“意識三代”，是新興一代的前景，意味着直接行動、社區自治和自我定義。

“對於大多數美國人來説，工作是無意識的、令人筋疲力盡的、無聊的、奴役性質的和可恨的，”瑞克寫道，“‘意識三代’的人根本不會想象沿着舊的垂直線發展的職業。”他的説法引起了轟動。《紐約客》發表了該書長達70頁的摘錄，《泰晤士報》暢銷書排行榜上，該書佔據了數月之久。

《綠化美國》（The Greening of America）

零工經濟剛興起時，作家們一直在引述50多年前瑞克的觀點：避開每週40小時的繁瑣工作，尋求更自由的工作方式。這種反抗精神，正由千禧一代的“意識三代”實踐。

許多有夢想的年輕人，比如凱特琳·康納斯，已經敏鋭地看到社會中的機會。和她一樣，程序員也可以是擅長企業諮詢的雕塑家；Instagram上的時尚達人，也是一名飛行員。他們也許為了錢，也許為了愛，也許二者兼有。

通常，每一種發明都有贏家和輸家。比如優步和Lyft的打車、拼車服務讓乘客受益，但犧牲了現有結構下司機的福利和收入。Airbnb讓那些對體面昂貴酒店望而卻步的人，更能負擔得起一場説走就走的旅行，但這也意味着，報酬不會直接流向通常的全職員工大軍：門童、服務員、廚師。

2021年4月20日，德國漢堡，共享出租車司機正準備輪班

“消費者主權”的倡導者都有比較浪漫的期待。比如，不用在希爾頓擦馬桶和浴室，清潔工可以直接以自己想要的方式和時間接活兒。不過，這樣的想法建立在一個假定上，即打工者與他們要服務的人處於同一階層。這當然不成立。

波士頓學院的社會學教授朱麗葉·B·肖爾採訪了43人，他們從Airbnb、Turo（相當於汽車租賃界的Airbnb）和TaskRabbit（日常工作分包應用程序）賺錢。她發現，他們絕大部分都是白領和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第二項擴展研究表明，那些依靠零工謀生的人，遠不如依靠零工賺“零花錢”玩玩的人滿意。也就是説，這些平台並沒有幫助最需要這份工作的人。

美國點對點汽車共享公司Turo官網，該公司提供了一個車主可以租用汽車的平台。

零工經濟裏沒什麼新技術，因為沒有新的生產力誕生，它只是一種新的生產關係、經濟模式——將傳統的服務人員收入，轉移到更有特權的人的口袋裏——造成了肖爾所説的“排擠”——那就是瑪麗和維諾德的故事。

零工經濟、數字勞動是個新事物，但勞動者的權益缺乏保障是個舊東西。誠然，移動互聯網平台的興起，為許多國家的工人創造了新的收入機會，但這種經濟模式非常不穩定，其特點是高度不安全、低工資、缺失任何必要的保障。而且，這種不穩定的勞動條件，是由平台公司通過商業戰略“主動推動”的。

歐盟的相關政策和舉措相對積極。目前，歐盟有超過2800萬人通過數字勞動平台工作。到2025年，這個數字預計將達到4300萬。近年來，圍繞零工經濟的勞資糾紛不斷增多，歐盟委員會於2021年12月9日發佈了擬議的立法，如果該立法獲得通過，將標誌着在歐盟運營的數字勞動平台實現其勞動法合規性的方式發生根本變化。

歐盟委員會建議改善通過數字勞工平台工作的人們的工作條件

儘管這些變化引起了媒體的廣泛關注，但當下它們的直接實際影響微乎其微。即使法案生效，相關改變也不一定意味着零工經濟的終結：平台仍然可以反駁新規則試圖強加的就業假設。

但是，至少互聯網平台將被要求向工人提供有關“所使用的監控和決策系統，以及這些系統對工人工作條件的影響”的具體信息，例如工人獲得工作任務的機會、收入、工作時間、職業安全和健康等等。從歷史進程來看，勞動者爭取的東西，一直以來都是逐漸透明化、逐漸進步的。

作者 | 榮智慧

責任編輯 | 何任遠 [email protected]

美編 | 古淑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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