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謝超：印人黨政府玩轉右翼民粹動員，但其短板也不小！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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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主要從功能主義角度審視民粹主義的動員作用，**認為民粹動員主要是通過民眾分化和道德審判以實現對民眾政治代表性的道德壟斷，促進民眾在顯性政治議題上選邊站隊，製造民眾二元對立的局面，從而服務於自己獲取和保持執政權利的目標。**在印度國民志願服務團及其最高領導人的持續影響治下，印度人民黨主要從右翼的印度教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出發，在宗教文化議題上開展民眾分化和道德批判等民粹動員步驟，致力於實現基於大眾的、本土文化的印度國族再造。在瓦傑帕伊和阿德瓦尼時期，印度人民黨曾經依靠右翼民粹動員策略上台執政，但在執政期間降低了民粹動員力度。**與瓦傑帕伊不同，莫迪上任以來印度人民黨的右翼民粹動員不僅停留在選舉造勢階段，而是將民粹動員常態化，其任內整個印度社會都不斷處於動員狀態。這一策略取得明顯效果。**2019年大選前印度人民黨依靠右翼民粹動員提振了因經濟改革乏力導致的低迷選情，莫迪成功實現了連任；右翼民粹動員策略還幫助莫迪政府擺脱了新冠疫情防控失敗等方面的責任。莫迪政府呈現出明顯的動員能力強、治理能力弱的特點。

【關鍵詞】印度教民族主義 印度人民黨右翼民粹 莫迪政府 民眾動員

當前學界對於歐美右翼民粹現象的研究非常豐富，但歐美以外國家的右翼民粹研究仍相對較少，例如對印度的右翼政黨印度人民黨（印人黨）的研究。通過將自身的印度教民族主義議程與民粹動員策略結合，印度人民黨不斷在宗教文化議題上製造爭議事件，藉此開展大規模民眾動員，以推動所謂基於大眾的、本土文化的印度國族再造的右翼政治議程。印度人民黨主導了2014年印度大選，包括國大黨在內的其他印度政黨選情持續低迷。在2019年大選中，印度人民黨再度以較大優勢勝選並繼續執政。印度是否將出現一個印度人民黨主導的一黨獨大體系這一問題也引起學界的討論。按照這個判斷，印度政治將出現自國大黨一黨獨大體系結束之後的最顯著變化。這一判斷還得到印度民意變化的支持。有學者認為當前印度人民黨追求印度教特性(Hindutva)的路徑已經發展成熟，印度社會已經發生不可逆的變化，此前中立保守的民意已經轉而支持多數主義(即親印度教特性)。

印度人民黨作為一個典型的右翼民粹政黨，其動員策略的演變過程和選擇民粹策略之後的動員效果等，都是值得學界深入研究的課題，可以為學界理解當前各國政治中的民粹現象提供有益參考。**本文力圖從民粹主義的功能主義路徑出發，去審視印度人民黨的民粹動員策略是如何發揮作用的。**本文第一部分將着重釐清民粹主義的功能主義定義，並提出一個基於民眾分化和道德批判手段的分析路徑。第二部分將集中論述印度人民黨的右翼意識形態的歷史沿革和動員實踐，特別是使用民粹動員策略之後的發展軌跡。在此基礎上，本文第三部分將重點論述印度現任總理莫迪的極右翼觀點和主張，以及社交媒體的加入是如何便利了魅力型領導人的民粹動員效用的；第四部分是結合民眾和道德批判兩個手段，系統地論述莫迪與印度人民黨是如何在選舉動員中採取策略分化民眾的，以及如何對印度穆斯林羣體和代表建制階層的國大黨開展道德批判的，本部分的分析還表明莫迪時期的右翼民粹動員策略有效幫助其擺脱治理失敗責任和維持政治權力；第五部分是總結，同時結合莫迪政府在第二任期推進右翼議程的最新舉措和民眾反應，展望印度政治的發展趨勢。

一、民粹主義的功能主義路徑和基本動員手段

學界給予民粹主義多種定義。李普塞特開創了把民粹主義理解為一種觀念或思想的先河，他強調現代生活對民眾的衝擊，民眾響應民粹主義是在表達自身的焦慮和氣憤。穆德提出了民粹主義的經典定義之一，認為民粹主義是一種“弱中心”（thin-centered ideology）意識形態。但是民粹主 義本身並不提供關於現實主觀信念和價值觀，而民粹主義本身又帶有“主義”這個表示意識形態特徵的後綴，這給外界理解這個詞語增添了難度。本文注意到只有承認民粹主義的意識形態特徵更多地來自與之結合的政治思想，才能明確民粹主義與政治思想結合和互動的方式，從而充分認識民粹主義的作用機制。

**（一）**民粹主義的功能主義定義和分類

本文主要從功能主義路徑出發，關注民粹主義的策略屬性以及由此具備的強大政治動員功能。傑夫羅特定義的民粹主義是一種政治領導力(leadership) ，即領導人繞過居間的制度機構，直接動員和號召民眾擁護特定文化特質（particular cultural registers），從而獲取和維持政治權力。隨着學界研究的日益深入，將民粹主義理解為一種政治策略成為重要研究 分支之一。民粹主義是在特定政治文化語境下利用平民大眾(plebeian) 語言的政治行為，在民粹動員話語體系中，民粹主義者宣稱自己代表“真正的人民”，進一步突出民粹主義強調掌控人民的定義權，即穆勒所稱的對人民政治代表性的道德壟斷 (a moral monopoly of representation) 。而對於民眾來説，民粹策略試圖營造的是一種新的領導人與民眾之間的關係，即“人民可以通過命令式的語言告訴政治家們在當選後應該做些什麼。”

按照以上定義帶來的啓發，本文將民粹主義定義為政黨及其領導人為實現對人民政治代表性的道德壟斷而採取的一種民眾動員策略。**民粹策略通過民眾分化和道德批判等步驟，迫使民眾在顯性政治議題上選邊站隊，從而製造民眾二元對立的局面。**很多情況下，民眾分化和道德批判是兩個同時推進的步驟。民眾分化和道德批判兩種手段之間是相互促進的關係，訴諸民眾對“他者”進行道德批判，可以加強民眾對民粹政黨及其領導人的支持，擴大“人民”的範圍和數量；對“他者”進行道德批判，則有利於鞏固民眾對政黨綱領的認同和支持，兩者結合起來有利於製造民意的二元對立，在民眾選邊站的情況下，民粹政黨可以在選舉競爭中形成穩固的支持羣體。相對建制政黨，民粹政黨及其領導人在特定議題上分化民意，推動民眾選邊戰隊，將有利於分化建制派的基本盤，擴大自身的基本盤，最終服務於自己獲取和保持執政權力的目標。

按照結合的政治意識形態不同，民粹動員策略也鮮明地體現了左翼和右翼政治的特點。從功能主義角度看，持特定意識形態立場的政治力量，有動力在社會、政治或經濟危機之後藉助民粹策略動員民眾、反對建制派、反對主流精英和價值觀，創造贏得選舉上台執政的條件。作為相互競爭的意識形態方案，左翼和右翼政治團體都可能選擇民粹動員策略，建立和擴大自身相對於競爭對手的基本盤，以贏得選舉優勢。左翼政治會把民眾動員起來反對經濟危機，要求革新社會再分配方案，右翼政治會把民眾動員起來反對文化危機，要求保護本民族、本文化的地位和生存。

從世界近代史來看，此前出現了四次民粹主義浪潮，前三次總體上跟左翼政治結合比較緊密。右翼民粹主義與本土主義密切相關，強調國家應該由本土人民所有，非本土的人和思想是對民主國家的威脅。當“他者”指向代表異質文化的“外來者”時，會出現吉爾瑪尼所説的“國族民粹主義”(national populism) 。**右翼民粹主義勢力渲染的是包括主流政治的精英階層在內的“他者”帶來的威脅，他們站在“人民”的對立面，正在剝奪“人民”的權利，摧毀國家和民族的價值觀。**本文重點關注的印度人民黨開展的右翼民粹動員現象，也是其中的典型案例之一。

**（二）**建立和壟斷民眾代表性的步驟

建立民眾代表性，這意味着政黨及其領導人應有機會接觸儘可能多的民眾。在解決接觸民眾的問題之後,  政黨及其領導人才有機會對接觸到的民眾進行話語動員和建立情感聯繫，為最終獲得民眾政治代表性奠定基礎。但是民粹動員區別於其他策略的特點還在於尋求對民眾政治代表性的道德壟斷，這使得民粹動員策略依賴道德批判手段。**在民粹動員策略的影響之下，社會被分為純粹的人民和腐化的精英之間的二元對立。**二元對立意味着民眾被分化為兩個對立的陣營，被列入“他者”或認定為支持“他者”陣營，那麼其必然處於道德劣勢地位。只要加入或被列入“人民”陣營，其純潔性和正義性就是毋庸質疑的，此時民粹政黨及其領導人則被塑造為人民道德合法性的唯一代表。

一般情況下，選舉競爭中的政黨都會爭奪“人民”的定義權，但採納民粹策略的政黨還強調如下幾個方面：**第一，**民粹政黨強調自身與“人民”之間的直接聯繫，民粹主義熱衷於宣佈自己是人民的直接代表乃至是人民的一員，象徵着其做出的決策代表的是民眾真正的意願。**第二，**民粹政黨強調“人民”的道德屬性, “人民”是純潔高尚的，具有天然正義性,“他者”是墮落腐敗的。**第三，**民粹政黨會進一步主張“他者”的定義權，將民眾二元化為“人民”與“他者”，從而將二元認知的觀點代入民眾的認知。**這幾個步驟的目的是將此前民眾之間的內部意見分歧，塑造為“人民”與“他者”的地位矛盾，這種情況下 “人民”是精英政治的受害者，以受害者的姿態要求公平正義具有天然正義性。**由於“人民”與“他者”的二元劃分過程本身就涉及價值判斷，此時對敵人(“他者”) 進行道德批判就是自然和必然的步驟。

**道德批判中，佔據道德高地的是人民，但是區分人民和“他者”的過程中往往是帶有道德批判性的，也就是人民的純潔高尚與精英的邪惡腐敗。**道德批判的作用是加強民眾對於社會問題的外歸因，此時所有的問題被塑造成道德問題，而“他”就是這場道德危機的罪魁禍首，正在剝奪人民的權利、價值觀和認同。這個 “他者”可以是與人民相對的精英，也可以是本土文化面臨的外來者，當然也包括站在人民“對立面”去支持“他者”的人。道德批判意味着動員話語並不必然要求以事實為基礎，民粹動員取得效果也並不是因為提供了多少事實，更多的是強調迎合特定對象的情緒。在動員對象響應民粹動員的情況下，實際也代表了他們對事實的漠視，響應動員其實也是在與民粹政黨及其領導人合作共同主張自己的權力。

那麼該如何衡量民粹動員策略的效果呢？本文認為民粹政黨及其領導人國家層面的選舉表現可以作為一個比較直觀的衡量方式。例如在使用民粹動員策略的情況下，領導人民調支持率的變化；對於政黨來説，如果能夠藉助民粹動員策略在國家議會選舉中獲得有效席位，進而成為主要反對黨或執政聯盟的成員 (非主導政黨) ，乃至贏得相對多數或絕對多數席位，都可以展現民粹策略的動員效果，如果能持續地保持多數地位 (贏得連任選舉) ，可以認為民粹動員策略完全生效。當然**本文發現選舉制度的內在缺陷幫助民粹政黨降低了通過製造民意對立贏取政權的難度。**例如單議席單票制可能放大得票率與席位數之間的不平衡狀況，在多黨制環境下尤其如此，依靠少數得票控制多數席位的現象時有發生。2014年印度大選，印度人民黨以31.9%的得票率贏得印度人民院全部543個席位中的282個席位(席位數佔比為51.9％)，是印度獨立以來贏得印度人民院多數席位的政黨中得票率最低的。作為右翼民粹政黨，印度人民黨得以主導印度政治，並繼續依靠民粹策略在2019年連續執政，此次大選印度人民黨的得票率為37.9%，這已經是印度人民黨有史以來得票率最高的情況，幫助印度人民黨贏得了303個人民院席位。可以發現，雖然民粹主義動員策略促使民眾二元對立，但從絕對人數來看這種對立並不是嚴格的二元對立 (即50％對50％) ，票倉政治帶來的穩定基本盤有利於贏得選舉，極大地削減了少數羣體選民對於選舉結果的影響。

二、印度人民黨的右翼思想和動員實踐

作為右翼意識形態政黨，印度人民黨在推動印度教民族主義議程的時候，依賴於其意識形態母體國民志願服務團（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簡稱RSS）的支持。印度的右翼思想與本土主義密切相關，強調國家應該由本土人民所有，非本土的人和思想是對國家的威脅。**在右翼民粹動員話語中，印度的“人民” 特指印度教教徒，強調印度教教徒才是純粹的人民，**他們的敵人也不再是社會經濟意義上的建制人士，而是那些文化意義上的建制派，即那些説英語的有着深刻西方背景且極力維護世俗主義的人，他們的行為危及這個國家純正的印度教身份認同。民粹動員語境下，那些世代生活在印度的穆斯林，僅僅因為信奉了伊斯蘭教就不是“本土”的，而那些外來的雅利安人的後裔是“本土” 的，儘管在他們之前就有非雅利安人在印度定居，可以説右翼民粹力量壟斷的“人民” 定義權日益具備宗教文化特徵。

**（一）**印度人民黨的右翼思想淵源

印度教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深受薩瓦卡爾(V.D. Savarkar) 的印度教特性思想的影響。1923年,薩瓦卡爾系統提出印度教特性( Hindutva)思想。薩瓦卡爾在其著述中區別了印度教與印度教特性。**他認為印度教特性是物質和世俗意義上的，關乎印度人的日常生活，旨在把印度建設成為同一個文化、同一個歷史、同一種語言、同一個國家和同一個宗教聯繫在一起的民族國。**薩瓦卡爾還系統論述了印度教教徒與穆斯林、基督徒在印度教特性上的區別，認為後者大部分是印度教教徒皈依(很多時候是被強迫皈依)，“他們屬於，或感覺自己屬於一個與印度教不同的文化”。**早在1937年，薩瓦卡爾就認定印度不再是單一的同種羣國家，而是由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兩個對立國族組成的國家，這種兩個國族論的判斷比真納的兩國論還早了三年。**薩瓦卡爾呈現了強烈的多數主義意識，“我們與英國人鬥爭的目的不是換一個主人，而是印度人要做自己土地的主人”，對於穆斯林來説，“如果你們加入，我們與您並肩；如果你們不加入，我們分道揚鑣；如果你們反對，我們仍將前行”。薩瓦卡爾的印度教特性思想對印度的社會政治產生了重要影響，其中就包括推動國民志願服務團的建立。

在參與印度教大齋會(the Hindu Mahasabha) 活動的過程中，薩瓦卡爾在那格浦爾結識了年輕的海格瓦爾(K.B. Hedgewar)。正是在薩瓦卡爾的幫助下，海格瓦爾於1925年正式創立國民志願服務團，目標就是加強印度社會的印度教文化特質。海格瓦爾深受薩瓦卡爾印度教特性思想的影響，但這無法掩蓋國民志願服務團與薩瓦卡爾在政治理念上的差異。薩瓦卡爾努力向公眾解釋印度教特性與印度教(Hinduism)的區別，強調前者的目標是建立印度民族國家認同，但是這種民族、種族和文化三位一體的方式，實際上仍是將印度教特性與印度教捆綁在一起，並未能阻止人們逐漸把印度與印度教教徒羣體等同看待。國民志願服務團則以社會文化組織自稱，更看重印度教特性思想關於宗教文化的部分，其歷任最高領導人也在此基礎上不斷發展對於印度教特性思想的認識。

戈瓦爾卡(Madhav Sadashiv Golwarkar，1940～1972年在任)是國民志願服務團第二任最高領導人，先後在職時間超過三十年，他提煉並加強了印度教特性思想的種族特徵。戈瓦爾卡的《定義我們或我們的國家》(We, or Our Nationhood Defined)是一本頗具爭議的著作，他在書中提出應該強調民族國家的種族團結特徵,  “種族指的是擁有共同習俗、共同語言以及光輝和苦難的共同記憶， 換言之種族是同源的擁有同一文化的民眾集合。”可以説，戈瓦爾卡時期右翼思想已經與薩瓦卡爾強調文明和歷史的觀點非常不同，戈瓦爾卡不僅主張赤裸裸的多數決(the majoritarian polity)統治，而且沒有為此留下任何模糊妥協的空間，這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印度兩大族羣之間的衝突關係。著名歷史學家古哈 (Ramachandra Guha) 也因此稱戈瓦爾卡為“仇恨大師 (guru of hate)”。戈瓦爾卡強調種族的觀點也讓人們聯想到其納粹和法西斯主義觀點，這也是人們始終質疑國民志願服務團關於印度未來願景的主要原因之一。

為了規避政治風險，國民志願服務團堅持對外宣稱自己是一個社會文化組織，選擇為自己認可的政黨提供外圍政治支持，例如在印度人民黨成立之前的人民同盟  (Bharatiya Jana Sangh,  BJS)。但在國大黨一黨獨大體系下，當時的人民同盟只是反對黨之一，在人民院的力量微小，其反映的極端印度教民族主義思想在印度社會處於邊緣化狀態。20世紀80年代，國大黨在族羣問題上的機會主義策略給了印度教民族主義者口實，其倡導的宗教包容政策被詆譭為宗教綏靖政策，印度主體族羣與少數族羣之間的關係變得日益緊張。人民聯盟執政的失敗和自身屢遭主導政黨打壓的經歷，促使國民志願服務團第三任最高領導人德奧拉斯(Madhukar Datatraya Deoras，1973～1994年在任) 支持組建了政治分支印度人民黨。印度人民黨吸取了賈雅普拉卡什納拉揚 (Jayapra kash Narayan)在緊急狀態期間的右翼民粹動員經驗，開始積極藉助宗教問題進行民粹動員。印度人民黨還得到國民志願服務團及其倡導成立的同盟家族(Sangh Parivar)的大力支持。國民志願服務團及其倡導的同盟家族包括很多右翼宗教團體，主要負責意識形態，印度人民黨則專注政黨競爭，這使得它們可以利用大規模宗教活動作為民眾動員的重要舞台，從而藉助宗教議題迅速擴大影響力。

**（二）**莫迪執政之前印度人民黨的動員實踐

可以通過前文確定的民粹動員策略效果衡量方式審視印度人民黨的民粹動員實踐。20世紀80年代開始，阿德瓦尼(L.K. Advani) 成為印度人民黨民粹動員的主要推動者。20世紀80年代以來，印度社會面臨的族羣矛盾日益尖鋭。1990年9月至10月，阿德瓦尼領導了一場“戰車遊行” (the rathyatra)，鼓動民眾支持新建羅摩廟。在同盟家族各成員組織的相互呼應之下，“戰車遊行”在印度國內造成巨大影響，兩年後巴布裏清真寺被推倒，極大地鼓動和激化了印度教教徒與穆斯林之間的對立情緒。當時適逢印度開啓經濟自由化改革，改革過程中導致民眾疾苦與精英自肥現象進一步增加，印度人民黨在宗教議題上開始大規模民粹動員，迎合了民眾的不滿情緒和文化焦慮，幫助印度人民黨增加了在地方和聯邦選舉中的席位數。1991年，印度人民黨贏得北方邦地方選舉。北方邦是印度人口最多的邦之一，在印度政治版圖中具有指標意義；印度人民黨在人民院的席位數也在增加，到20世紀末已經成為與國大黨角逐執政權的主要反對黨之一。

但是國民志願服務團第四任最高領導人辛格(Rajendra Singh，1994～2000年在任) ，也被人稱作“拉朱兄弟 (Raju Bhaiyya)”,  最終選擇了意識形態立場更加温和的瓦傑帕伊代表印度人民黨參加大選，希望藉此爭取更多中間選民的支持。瓦傑帕伊領導印度人民黨主導組建了全國民主聯盟(NDA) ，最終於1998年成功組建聯盟政府並完成五年完整任期。在瓦傑帕伊的任期內，印度人民黨的民粹動員力度明顯降低，在推動印度教特性議程方面的舉措相對審慎，例如推翻賦予穆斯林人口佔多數的查謨和克什米爾地區特殊自治地位的憲法第370條，以及推動印度執行統一民法典(the Uniform Civil Code)，這些原本是印度人民黨的核心目標，但按照執政聯盟達成的最低共同綱領 (the Common Minimum Programme) ，印度人民黨在聯合執政期間並沒有強行推動有關議題。因此在一段時間裏，印度人民黨被認為與國民志願服務團不同，其意識形態更加温和。

隨後的第五任國民志願服務團最高領導人蘇達爾山 (Kuppali Sitaramaya Sudarshan，2000～2009年在任) 並不認同瓦傑帕伊的温和立場，相反認為這種做法犧牲了國民志願服務團的意識形態立場。因此在蘇達爾山任期內，國民志願服務團和同盟家族其他組織與印度人民黨之間的關係並不融洽。2003年開始，國民志願服務團開始新一輪推動重建羅摩神廟的民眾動員運動，但是瓦傑帕伊領導的印度人民黨並沒有積極參與。對此世界印度教大會(VHP)總書記基肖爾(Giriraj Kishore)公開稱瓦傑帕伊為“偽印度教教徒”(pseudo Hindu) ，後者在重建羅摩神廟問題上沒有提供任何幫助；世界印度教大會最高領導人辛哈爾(Ashok Singhal) 也提出如果瓦傑帕伊無法促成重建羅摩神廟立法的話，那就應該主動請辭。右翼組織關於動員策略的內部分歧，最終也影響了印度人民黨的選舉勢頭。2004年大選，瓦傑帕伊提出了“輝煌印度”(Shining India) 的競選口號，希望藉此吸引民眾支持，但是最後的投票結果表明這種主打治理成績的動員策略並沒有贏得更多民眾響應，印度人民黨未能贏得2004年的選舉從而未能連任。

雖然歷史無法假設瓦傑帕伊重拾民粹動員能否贏得連任，但他主打治理成績的動員策略未產生更優結果卻是事實。此時作為印度人民黨資深領導人之一，阿德瓦尼有機會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但是蘇達爾山和國民志願服務團已經不再信任當時的印度人民黨高層，兩者之間的嫌隙仍在。2005年，阿德瓦尼在出訪巴基斯坦時稱讚巴基斯坦國父真納為世俗主義者，這引起印度國內右翼組織的強烈不滿。阿德瓦尼被迫辭去印度人民黨主席職務。蘇達爾山公開批評瓦傑帕伊任總理時印度人民黨的執政表現，甚至建議阿德瓦尼與瓦傑帕伊一樣主動退休，讓印度人民黨下一代領導人提前上崗，這引發印度教“同盟家族”內部震動。

2009年，蘇達爾山本人由於健康原因提前退休，巴格瓦特(MohanBhagwat) 接任成為第六任國民志願服務團最高領導人。隨着印度人民黨再度敗選，國民志願服務團的發展也進入瓶頸，一個判斷指標就是沙卡(Shakhas，國民志願服務團的基層組織的數量連年呈現萎縮趨勢，從2004年的33758個地點的48329個沙卡下降到2007年的30981處地點的44417個，到2009年進一步縮減到30005處地點的43950個。巴格瓦特開始將目光投向年輕一代領導人，同時為了加強印度人民黨與國民志願服務團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協調合作，巴格瓦特決定向印度人民黨派出大批年輕幹部，阿德瓦尼等老一輩領導人逐漸退出印度人民黨日常事務管理。拉吉納特·辛格 (Rajnath Singh)就任印度人民黨主席後，主導修改了印度人民黨章程，允許國民志願服務團派出更多的幹部加入印度人民黨的管理層，這些舉措全面加強了印度人民黨與其母體組織的聯繫，右翼組織開始進入穩定發展期，直到莫迪的崛起。

三、莫迪當選與印度人民黨的民粹動員實踐

莫迪早年就加入國民志願服務團，20世紀80年代末，莫迪開始負責國民志願服務團在德里地區的事務，隨後參加了1992～1993年的拆除巴布裏清真寺運動，還曾經作為總部代表訪問美國，20世紀90年代末成為印度人民黨總書記。2001年，莫迪就任古吉拉特邦邦長，是第一個成為地方邦行政首腦的國民志願服務團專職幹事。2002年古吉拉特發生族羣騷亂，儘管騷亂的主要受害者是穆斯林民眾，但莫迪仍把自己塑造成了印度教教徒在族羣暴力衝突中的保護者。在隨後的地方選舉中，莫迪發起了一場宗教色彩濃厚的 “驕傲遊行” (Gaurav Yatra)，成功地將自己的個人特質與印度教民族運動相結合。這樣的一份履歷讓莫迪在印度人民黨年輕一代領導 人中脱穎而出。在莫迪成為主要領導人之後，印度人民黨的民粹動員策略執行得更加徹底堅決，最終贏得了2014年大選。

**（一）**社交媒體幫助建立與民眾的直接聯繫

**選舉競爭首先是關於民眾注意力的競爭，無論政黨及其領導人最終選擇哪種動員策略，首要任務是有接觸到儘可能多民眾的途徑，然後才可能通過動員話語影響民眾的政治行為。**對於非建制政黨來説，社交媒體的興起幫助提供了一種低成本、高效率的接觸民眾的方式。在社交媒體興盛之前的選舉中，政黨及其候選人必須參加儘可能多的造勢活動，但終歸受限於體力和時間。2008年的美國總統大選，奧巴馬向人們展示了社交媒體在動員基層選民方面的作用。在奧巴馬成功經驗的啓發下，莫迪自2009年以後開始轉向社交媒體來塑造自己的政治形象。在2012年的地方選舉中，莫迪開設了一個新的電視頻道NaMo，還專門應用3D投影技術同時將自己的影像投入到多個會場，以便在同一時間內向更多的人發表演講。**在當年的選舉中, 有132次羣眾集會展示了他的個人全息投影，幫助他獲得更多與民眾接觸的機會。**莫迪開始真正認識到新媒體技術在民眾動員方面的作用。

由於古吉拉特族羣騷亂事件的影響，莫迪在傳統媒體中的政治形象非常負面，社交媒體的興起成為莫迪政治崛起的有力推手。民粹主義者青睞社交媒體的同時，社交媒體也因此被染上道德色彩，例如傳統媒體往往會被扣上刊登“有償新聞或假新聞” 的帽子。莫迪反感傳統媒體，認為它們敵視自己和自己代表的主張，往往會曲解自己的意思，另外的原因還包括傳統媒體邊際作用日益遞減，社交媒體已經提供了足夠的資源，可以在選舉中和選舉後持續直接接觸最大範圍的民眾。這為民粹主義者建立與民眾的情感聯繫提供了基本條件。

在擔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長期間，莫迪僱用了一家美國公關公司（Apco Worldwide)打理自己的選舉宣傳並制定媒體策略。隨着社交媒體在印度民眾中的普及，印度民眾日益習慣於通過社交媒體表達意見並參與公共生活。印度人民黨的社交媒體策略幫助提高了其議程抵達民眾的效率，莫迪也被認為是在社交媒體上影響力最大的印度領導人。在印度這樣一個年輕人佔多數的國家，莫迪的社交媒體策略敏鋭地抓住了首投族的注意力，通過發佈各種自拍等全方位的社交媒體宣傳和展示，在年輕人羣體中塑造了自己社交達人的親民領導人形象。在明確了2014年角逐印度總理的計劃後，莫迪就開始系統地制定社交媒體策略，在社交媒體中積極發聲，批評團結進步聯盟政府的政策、譴責團結進步聯盟政府背棄人民、治理能力低下，極力打造自己充滿個人魅力的、全國性領導人的形象。

**值得特別指出的是 ,  媒體與民粹策略的關係很特別,  媒體既可能是民粹策略鬥爭的對象，也可能是被爭取的對象。****首先，**民粹策略反對傳統媒體，認為後者“扮演了掮客的角色，並歪曲了民意表達。”**媒體立場的多元性與民粹策略強調的二元對立之間存在天然的衝突。**民粹策略始終懷疑那些與政治和經濟權力結合緊密的傳統媒體，認為人民的利益和福祉被忽視和剝削，傳統媒體需要承擔連帶責任。**其次，**民粹策略不是反對所有的媒體，它更青睞那些可以讓領導人與人民直接溝通的新媒體。社交媒體使得民粹行為體可以自由地闡述和傳播意識形態觀點，而在社交媒體之前的時代，這些言論的傳播範圍和速度都受到極大的制約。從言論的受眾一端來看，社交媒體便利了民眾的結社和聚會願望，對全球化和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感到厭倦和失望的人們得以快速聚集在一起。這個意義上看，社交媒體的出現對於傳播者及其受眾來説都是便利的工具。

**（二）**莫迪的右翼政治意識形態與道德批判話語

作為右翼民粹的標誌符號之一，莫迪具備明確的右翼意識形態主張。在公開講話中，他經常主動呼應和喚起印度民眾的宗教文化自豪感。例如他曾公開表示，“《摩訶婆羅多》裏提到迦爾納(Karna)不是從他母親肚子裏生出來的，這就是説明那時(印度)就已經有遺傳，這也是為何迦爾納可以在母體之外出生的原因”；莫迪還認為古印度時期醫學發達，那時就有世界最早的頭移植手術，“我們都崇拜象頭神伽內什 (Ganesha) ,  因此印度那時肯定已經掌握外科整形技術，才能把象頭移植到人身上。”該報道還指出，莫迪在擔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長時給當地新編的教科書作序，強調羅摩是世界上第一個駕駛飛機的，當時他帶着悉多(Sita)駕駛飛機從斯里蘭卡飛到阿約提亞，而且印度人古時候就已經掌握幹細胞技術。顯然，對於那些響應右翼民粹動員的印度民眾來説，對歷史認知是否符合事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莫迪代表他們説出自己的心聲，這也是莫迪作為魅力型領導人在與民眾溝通時具備的獨特優勢。

莫迪的演講具備典型的民粹風格，最典型的就是充滿道德批判式的動員話語，而大眾化的用語讓他的演講更具傳播價值，成為媒體報道的焦點。莫迪強調印度經濟發展受到腐敗精英的拖累，宣稱“一個人越腐敗，就越能在國大黨獲得升遷”。類似語言再加上莫迪本人在社交媒體的影響力，在民眾之間有着廣泛的傳播度。2014年大選期間（2014年1月12日至5月16日），莫迪總共發佈了1442條推文，其中29.6%的內容是詆譭攻擊競爭對手。莫迪在社交媒體上發佈的內容製造了大量的媒體曝光機會，贏得了大量的轉發和評論，這種道德批判手段加強了“人民”相對於“他者”的內部凝聚力，意識形態相近的人們聚集在一起相互呼應，形成了巨大的政治影響力。

在所有的批判式話語中，莫迪都毫無例外地以人民代表自居。2014年2月2日，莫迪發推特攻擊社會主義黨(Samajwadi Party, SP) ，“SP已經成為一個反社會的政黨(Samaj Virodhi Party)！北方邦的電力和治安情況非常糟糕，女性時刻受到威脅 。”莫迪對國大黨及其主導的團結進步聯盟的攻擊最多也最得心應手，例如他稱國大黨領導人拉胡爾·甘地為“小王子”(shahzada)，並集中攻擊尼赫魯家族“小王子應該給我們講講RSVP模式，這個模式剝削了整個印度”。這段推特取意來自英語“請回復”(RSVP)，R代表拉胡爾(Rahul)，S代表索尼婭(Sonia) ，V代表瓦得拉(Vadra) ，P代表普麗揚卡 (Priyanka)，後三個字母分別涉及拉胡爾的母親、妹夫和妹妹。與此同時，Shahzada指的是穆斯林語境裏的小王子，語帶雙關地攻擊國大黨的穆斯林政策過於軟弱。莫迪這種攻擊既指責了建制政黨的裙帶關係，也區分了人民與“他者”，獲得大量粉絲的贊同和轉發。

莫迪支持者在社交媒體上稱自己為“虔誠信徒” (Bhaktas)，指責國大黨自尼赫魯時期以來就背棄了印度利益，無論是1962年敗給中國，還是遲遲未能解決克什米爾問題，他們認為尼赫魯和國大黨高層策劃鮑斯(S.C. Bose)被暗殺事件，在新政府成立後排擠包括帕特爾(Sardar Patel)等其他獨立運動先驅，這些都是印度人民黨塑造民族主義和後殖民時代新話語體系的嘗試。**當然這些指責是不需要事實證據支持的，重要的是類似話語公開表達之後就能找到受眾並不斷傳播。**這些“虔誠者” 佔領道德高地，不斷給莫迪的競爭對手貼上各種標籤，例如“自由主義笨蛋”（liberal retard）、“平民黨笨蛋”（AAPtard）、“病態世俗主義”（sickular）、“豬基斯坦人”（porkistani）等，使得莫迪的支持者與反對者之間出現尖鋭的對立情緒，有效地幫助構建自己所代表的 “人民” 與“他者” 所代表的敵人之間的二元對立。

**（三）**領導人因素與莫迪的個人形象塑造

本文認可魅力型領導人在動員民眾方面的獨特優勢。雖然民粹主義領導人並不必然是魅力型，但是魅力領導人在動員民眾時具有獨特優勢，包括能夠更快建立與民眾的直接聯繫，以及其道德批判話語更容易被受眾所接受等，這些特點都有利於提高民粹動員的效果。莫迪致力於塑造其個人魅力，印度人民黨的選舉機器也對此進行了背書。2014年，印度人民黨放棄了以往強調政黨形象的競選策略，開始突出莫迪的個人形象。這與莫迪當初在古吉拉特邦任首席部長時的策略相同，即在競選時只突出莫迪個人。在當年民眾尋求改變的情緒之下，這種結合莫迪個人因素的民粹動員策略帶來良好效果。

民粹主義者強調民主失靈從而把自己塑造為 “真正代表純粹的人民的民主派”,  但是這樣的一個“人民” 羣體是通過政黨及其領導人的動員話語構建的，並不是實際存在的。因此如何提高演講水平和打造公眾喜聞樂觀的媒體形象，成為一門專門的課題。為了打造自身形象，莫迪格外重視自己的衣着。庫爾塔(kurta)是一種印度傳統的長衫，莫迪把庫爾塔的袖子剪短，穿上以後顯得更加幹練，開創了自己的庫爾塔款式。幾經改進之後，莫迪款庫爾塔開始風靡印度，服裝品牌公司(Jade Blue)在徵得同意之後開始以莫迪的名字開始大規模銷售該款庫爾塔。莫迪自己也認為，“ (莫迪庫爾塔)體現了我追求簡約的風格，如今已經成為外界的一種潮流。”從廣義上講，這種政治溝通帶來的意義在於古吉拉特人不僅在看到畫像或大街上穿着莫迪庫爾塔的人時都可以想起他們的首席部長，更重要的是他們也可以穿上莫迪庫爾塔，像他們的首席部長一樣。這些民眾穿上莫迪款庫爾塔，再戴上統一的莫迪面具，聚會現場看起來就像是成千上萬個莫迪同時在現場一樣，這一方法極大地加深了民眾與莫迪的情感聯繫。

到了2014年大選的時候，莫迪又對庫爾塔進行不同的調整，以貼近和迎合印度不同地區的文化。民眾穿上莫迪款式的衣服並戴上莫迪頭像，每個這樣穿着的民眾都成為行走的宣傳者，擴大和加深了民眾與莫迪共享身份認同的認知，極大地提升了莫迪的人氣。2014年5月16日莫迪發出的一條確認印度人民黨勝選的推特，宣佈“印度贏了！好日子就要來了！”他以人民代表的姿態慶祝自己獲得人民授權，同時祝賀印度人民，這也成為當時印度轉發次數最多的推特之一。在2014年大選期間，莫迪聽從沙阿的建議，選擇印度教聖城瓦拉納西(Varanasi) 為自己的選區，併成功當選。大選勝利之後，莫迪又回到瓦拉納西，以印度教的傳統方式進行慶祝。

**莫迪個人的魅力在競選中的優勢也得到民調數據的支持。**2014年大選後的民調中，20％的受訪者表示如果印度人民黨選擇了另外一位總理候選人的話，他們不會投票給印度人民黨；如果是莫迪個人與印度人民黨競爭，那麼他的支持率（36%）比印度人民黨（28%）高8個百分點；與此同時，印度人民黨在主要議題上比國大黨的支持率一般要高10-12個百分點，而政黨領導人對比的話，莫迪在主要議題上相對於拉胡爾的支持率一般則要高15-17個百分點。2019年大選，莫迪的個人魅力對印度人民黨選舉結果的加成進一步擴大，有32％的印度人民黨支持者表示如果莫迪不是總理候選人，那麼他們就不會投票給印度人民黨。可以説，莫迪的個人魅力有力地推動了印度人民黨的民粹動員策略。

四、莫迪任期內的右翼民粹動員策略及效果

**為了實現對民眾代表性的道德壟斷，莫迪和印度人民黨積極推進基於印度教民族主義議程的民眾分化動員，加強對穆斯林族羣和國大黨代表的建制精英階層的道德批判力度。**與瓦傑帕伊時期不同，莫迪上任以來，印度人民黨的右翼民粹策略不僅停留在選舉造勢階段，而是已經常態化。莫迪任內整個印度社會不斷處於動員狀態並取得顯著效果，不僅幫助維持了莫迪政府執政期間的支持率，還在其治理成績不佳的情況下幫助莫迪和印度人民黨贏得了連任選舉。莫迪政府糟糕的執政表現和高調的動員話語形成了鮮明對比，如果順利的話，莫迪將超越其前任瓦傑帕伊，成為該黨歷史上首位完成兩個總理任期的領導人。

**（一）**莫迪任期內加強與印度右翼組織的協調

**與瓦傑帕伊時期印度人民黨與國民志願服務團之間的矛盾關係不同，莫迪就任印度總理後主動向國民志願服務團讓渡了部分權力，保持了兩者之間關係的微妙平衡。**莫迪認識到國民志願服務團會對特定部門的人員安排有要求，但不會插手所有的人事安排，而巴格瓦特作為國民志願服務團最高領導人，很樂意看到莫迪主動保持了意識形態的一致性，在很多重要崗位上委任了國民志願服務團積極分子。莫迪與巴格瓦特達成兩點共識，一是莫迪只與巴格瓦特本人聯繫，不需要任何其他中間人，而瓦傑帕伊時期則是通過RSS聯合秘書德維(Madan Das Devi)聯繫，二是印度人民黨需要在有利於發展和經濟增長的氣氛中執政。因此莫迪在很大程度上向國民志願服務團讓渡了文化和教育領域的權力，作為回報，他將主導經濟和外交，雙方在權力分配上達成默契。

雙方還建立了定期協商制度和各種層級的協調委員會。國民志願服務團內部各組織之間每兩年舉行的年會轉型為國民志願服務團—印度人民黨協商會，以便服務團協調各右翼組織立場和評估莫迪政府執政表現。雙年會的主要用途是讓同盟家族各右翼團體向執政的印度人民黨反饋建議及幫助國民志願服務團從宏觀上把握和校準印度人民黨的執政方向。印度人民黨還與國民志願服務團建立了各種層次的聯合委員會，從而在在具體的治理層次就讓各右翼組織涉入國家治理進程，分享國家治理權力。

**在莫迪第一任期的大部分時間裏，這種分工模式保持了雙方之間的權力平衡，國民志願服務團得以在教育和文化上實現自己的諸多目標。**例如服務團推動莫迪政府第二任期伊始就在宗教和文化議題上採取激進措施，先是廢除憲法第370條，取消查謨和克什米爾邦的“特殊地位”，將穆斯林佔主體的印控克什米爾地區分割為兩個中央直轄領地，後來又強行通過涉嫌歧視印度穆斯林族羣的《公民身份修正法案》（CAA）。這些舉動激發了印度教教徒與穆斯林羣體之間的尖鋭對立，但充分滿足了國民志願服務團等右翼力量的訴求，服務團得以在較短時間內完成所謂國族再造的核心綱領印度社會整體進入右傾狀態。

**（二）**莫迪任期內繼續堅持民粹動員策略

在莫迪任期開始之後，印度人民黨在協調好右翼組織之間關係的同時，繼續將民粹動員策略應用到日常治理過程。印度人民黨強調國大黨提倡的世俗主義方案已經破產，自己提供的社會改造方案是來自於大眾的、本土文化的方案，更加強調本土意識，而且是由印度教教徒主導的本土。為了實現對民眾代表性的政治壟斷，印度人民黨積極動員民眾反對國內第二大少數族羣和國大黨代表的建制精英階層。對於國內的穆斯林羣體，印度右翼試圖營造他們在選舉政治中的同質羣體形象，即穆斯林作為一個整體陣營是對印度教教徒和印度教文化的威脅。在右翼民粹主義的話語體系中，穆斯林民眾的愛國情懷是可疑的，在他們的想象中，穆斯林就是巴基斯坦的引路人，是印度的國家敵人，等等。

印度右翼團體對印度穆斯林羣體的批判充滿對事實的歪曲乃至謊言，目的是在印度教教徒中散佈恐懼和仇恨情緒。例如他們炒作所謂穆斯林人口過剩是對印度社會的長期威脅，但是有關指控引用的數據並不準確。按照這些右翼話語，50年後印度將成為一個穆斯林占主導地位的國家。來自印度人民黨的北方邦首席部長宣稱由於國大黨政府對穆斯林的長期綏靖政策，印度的穆斯林人口自獨立以來增加了七到八倍。在這樣的輿論宣傳之下，印度民眾認為國內穆斯林人口增長速度已經遠高於實際情況。益普索(Lpsos)開展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印度民眾認為截至2018年印度穆斯林人口比例的平均值為32%，而當時穆斯林人口只佔印度總人口的約14%。但是沒有人會去關心實際情況，穆斯林人口的恐怖增長成為很多印度教民眾的認知。這加劇了印度民眾對國內族羣關係的刻板認知，幫助加強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之間的族羣對立情緒，而這種尖鋭的族羣對立矛盾使得印度的右翼力量隨時可以在宗教議題上製造顯性政治話題，從而服務於特定的政治目標。

印度右翼力量痛恨國大黨的世俗主義綱領，認為其是偽世俗(pseudo-secular）政策，實際是對穆斯林的宗教綏靖政策。在印度人民黨的道德批判策略之下，世俗主義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被污名化。競爭對手也快速模仿印度人民黨成功的競選策略，紛紛向印度教特性路徑靠攏，這其中甚至包括國大黨。在巨大的印度教民族主義議程壓力下，拉胡爾領導下的國大黨的族羣政策也日益右傾，外界甚至評價拉胡爾開始執行“軟性印度教特性”策略，如今國大黨很多宗教信仰方面的主張其實都是此前印度人民黨所獨有的。在2017年古吉拉特邦和 2018年中央邦和拉賈斯坦邦地方選舉中，拉胡爾頻繁造訪當地的印度教寺廟，他稱自己是“濕婆神的信徒”，在公開場合穿上婆羅門傳統服裝並鼓勵身邊人談論他的婆羅門出身和出生地，以回應印度人民黨借拉胡爾的意大利血統而質疑他的印度性。這也是前文提到的印度社會在“多數決”意識方面發生的有利於主導族羣的社會變化，這其中尤以民粹動員發揮了重要作用，主要競爭對手被迫迎合自己的核心議程，這説明了印度人民黨通過民粹動員在政黨競爭中取得主動權優勢。這種強大的民粹動員效果，還突出地反映在幫助莫迪和印度人民黨擺脱治理失敗責任和贏得連任選舉方面。

**（三）**幫助贏得連任和擺脱治理失敗責任

莫迪第一任期的治理成績乏善可陳，實行的廢鈔和GST税制改革效果未達預期，這極大地影響了他的民調支持率。《今日印度》的民調現實，2017年1月時莫迪的支持率達到了65%，隨後他在2017年2月宣佈了頗具爭議性的廢鈔政策。此後莫迪的民調支持率不斷走低，2019年1月莫迪的民調支持率為達到歷史新低的46%。在2019年大選競選週期到來之前，莫迪和印度人民黨承受着很大壓力，右翼民粹動員迫切需要新的大事件加強民粹動員力度，在陷入治理危機時，民粹動員策略可以幫助和促使民眾將苦難和危機外歸因，從而幫助民粹領導人及其政黨擺脱治理失敗的責任。

2019年2月14日，印度普爾瓦馬空軍基地遭遇恐怖襲擊，這成為右翼民粹動員所需要的大事件，莫迪政府抓住機會對巴基斯坦展開了新一輪批判，以聚攏和加強民眾忠誠度。莫迪政府宣稱印軍對巴基斯坦境內目標進行了報復性空襲，引發國內輿論的高度讚揚。但隨後的衞星圖片等證據表明印軍只是襲擊了幾座空無人煙的山頭，包括國大黨等在內的反對黨於是要求政府提供空襲證據，莫迪順勢對國大黨及其領導人拉胡爾甘地展開批判， “在印度有一些人在為敵軍喝彩，他們喝彩的畫面被巴基斯坦人在電視上反覆播放……我們已經見識了國大黨及其盟友是如何應對安全問題的，但如今是‘全新的印度斯坦’(Naya Hindustan)，每次受到襲擊我們都會報復。”**正是通過對普爾瓦馬襲擊議題的反覆操作，莫迪政府通過訴諸普通民眾的安全焦慮和強調敵人的異質文化特性，將民眾分化為人民和他者兩個羣體，同時充分發揮道德批判話語的動員作用，助推自己的民調支持率快速回升並創下新高。**道德審判式話語的用處在於讓右翼民粹力量始終佔據道德高地，強調自己的行為是不證自明的，同時質疑對手的動機，最終莫迪政府依靠嫺熟的民粹動員話語得以擺脱前期不利局面，並如願以償地贏得連任。

2020年年初在全球爆發的新冠肺炎疫情更是對民粹政府的治理能力帶來巨大挑戰。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續發展給各國政府都帶來巨大壓力，莫迪政府也不例外。莫迪政府未能有效控制疫情在印度的蔓延,  但是右翼力量很快就趁機開展民粹動員，轉移治理失敗責任，最明顯的策略就是藉機打壓印度國內的穆斯林羣體。3月13～15日在德里尼扎姆丁(Nizamuddin)的穆斯林聚會在印度引起軒然大波，印度右翼把此次聚會以及穆斯林羣體作為印度疫情暴發的主要原因，但是被忽略的事實卻是印度政府在3月11日仍表示“新冠疫情不是公共衞生緊急事件”，在此之前和與此同時，印度仍有各種聚會都在照常舉行，直到3月24日印度政府才宣佈全國封鎖措施。印度教教徒舉辦的類似集會則被人們有意忽略。有報道顯示，3月9日開始的印度教活動豐收節 (Atukal Pongala)更是吸引了數十萬人蔘加，而活動所在的喀拉拉邦當天已經有43例確診病例，是當時印度疫情最嚴重的邦之一，更不用説此次活動持續了十天，比前續的穆斯林聚會更晚結束。大約同時旁遮普邦的錫克教聚會造成4萬人密切接觸。3月24日莫迪宣佈全國範圍封鎖措施之後，印度人民黨主政的北方邦仍然在阿約迪亞舉行大型宗教聚會慶祝拉瑪節（Ram Navami）。但是媒體的焦點全部集中在穆斯林身上，這種民眾分化手段成為莫迪政府防疫抗疫期間的慣用策略。

如今這種民粹動員效果明顯。民調數據顯示，在印度的疫情防控進展緩慢之際，莫迪的民調支持率從2020年1月的76%上升到4月底的83%。即使後來印度疫情失控，莫迪的民調支持率仍居高不下，11月疫情嚴重的比哈爾邦地方選舉中印度人民黨也再次獲勝。印度人民黨一直通過宗教議題模糊印度社會揮之不去的種姓和階級論爭，力圖在印度建立一個無可爭議的基於印度教的族羣身份認同。右翼民粹動員正在幫助他們實現這一目標，這突出地反映在印度人民黨在選舉中開始得到大量低種姓印度教教徒選票方面。2014年以前，印度人民黨得到的達利特選票不過佔整個羣體的約12%，2014年大選中印度人民黨在達利特羣體內的得票率已經上升到24%，第一次超過了國大黨的達利特得票率；到2019年大選時，印度人民黨的達利特得票率已經上升到約33%。這也充分體現了右翼民粹動員當前在印度取得的效果。有學者認為，達利特政治正從與高種姓對立轉向融入“多數決政體”，達利特羣體已經感受到主流政治的變化，開始聚攏在印度人民黨周圍尋求政治分肥和政治保護。以國民志願服務團及其政治分支印度人民黨為核心的印度右翼力量，力圖在印度建立一個無可爭議的基於印度教的族羣身份認同，右翼政治議程成為印度主流政治，正在幫助人民黨及其組建的全國民主聯盟確立在印度政壇的主導地位，也表明印度右翼力量堅持的民粹動員策略正在充分發揮效用。

五、結論

本文主要是從民粹動員的角度去審視右翼政黨印度人民黨的崛起道路，尤其關注莫迪政府的右翼民粹動員實踐。**在民粹動員語境下，民眾響應民粹動員是希望民粹政黨及其領導人幫助響應自己的情緒和主張自己的權力，但是印度右翼民粹動員的實踐還表明，隨着民眾在民粹動員之下選邊站隊，民粹動員會被用來幫助民粹政府擺脱治理失敗的責任。**2018年，時任印度人民黨黨主席、現印度內政部長沙阿(Amit Shah) 曾經在公開場合就宣稱印度人民黨有能力向印度民眾動員和宣傳任何消息(message) ，假新聞(fake news) 也不例外。印度的右翼民族主義運動正日益走上更加專業的方向。印度右翼團體還加強了動員技能的內部培訓，專門成立印度民主領導力研究院（IDL, Indian Institute of Democratic Leadership），創始人是國民志願服務團(RSS) 幹事穆赫魯吉(Rambhau Mhalgi)。2019年大選前後，印度民主領導力研究院成為印度人民黨培訓本黨和聯盟成員黨候選人的主要基地之一，教他們如何發表演講和進行辯論等，以更好地動員民眾。這種強大的民粹動員效果讓莫迪及其領導下的印度人民黨得以保持強勢執政地位。從這一點看，民粹動員的邏輯其實就是精英主義暗藏的邏輯，兩者之間不存在道德上的高低優劣。基本的權力邏輯在此仍然通用，即他們並不是非要反對代議制，而是要讓自己成為代表；他們也不是非要反精英，而是要讓自己成為領導人民的精英。

民粹勢力或政黨能夠贏得選舉上台執政，可以説已經證明了自己的動員能力，但執政後終究要面臨治理能力的考驗，一味依靠民粹動員來推脱治理不力的責任並不是長久之計，顯然與加強動員能力培訓相比，莫迪領導下的印度人民黨政府更需要提高自身治理能力。現代政治是政治信仰與懷疑相互作用下的產物，代表了民主具備的救贖和實用兩個特點，救贖和實用兩個特點的存在，使得民粹主義動員總能找到用武之地。民主強調民眾是權力合法權威的來源，這是民主救贖性的一面，實踐中的自由民主社會強調通過法治來和平解決民眾分歧，體現了民主實用性的一面。在救贖民主的框架下，民眾有強烈的反建制情緒，這也反映了直接民主帶來的浪漫主義設想，例如要求政府即時回應訴求和應對危機等。**歸根結底 ,  民粹政黨的權力來自民眾的不滿，只有認真回應這些不滿，提供可行的社會改造方案才是持續維持執政地位的最大保障。**如果政黨及其領導人通過民粹策略上台之後無法在國家治理方面取得進展，則只會加深社會危機。政黨贏得競爭最終是要依靠推進深刻社會改革，在響應民眾的不滿的同時能夠提供更加切實可行的政策方案。

**民粹策略強調領導人的個人魅力，這一策略本身也有很大的侷限性。**領導人的個人魅力可以幫助民粹政黨快速贏得民眾的關注和支持，但是如果沒有治理成績的支持，這樣的民眾支持可能來得很快，去得也快。莫迪政府第一任期後期的民調支持率下降與其治理能力低下不無關係，2019年連任以來，在推進右翼政治議程上的步驟更急切和激進，先是廢除憲法第370條，取消查謨和克什米爾邦“特殊地位”, 後來又強行通過涉嫌歧視印度穆斯林族羣的《公民身份修正法案》(CAA)，引發民眾激烈抗議。印度仍深陷新冠肺炎疫情的情況下, 莫迪政府在未能與社會充分溝通的情況下強行通過爭議性的農業改革法案，引發全國範圍的農民抗議活動。**可以説，進入第二個五年任期的莫迪政府，治理能力並未得到有效提高，反而在治理問題上呈現建制化特徵，決策過程表現出多數決的傲慢和對民眾不同利益訴求的忽視，引發和加劇諸多社會問題。**顯然，在所謂國族再造工作完成之後，印度民眾此前在種姓和階級等方面的不同訴求將具備再度成為顯性政治議題的可能，必然對執政者的治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但是莫迪在推進深層次國家改革方面的能力並不如其動員能力那麼強。印度社會的發展仍任重道遠。

本文轉載自《南亞研究》2021年第4期

標題為《論印度人民黨的右翼民粹主義動員策略及效果》

作者謝超，為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副研究員

本期編輯：葉維傑 穆禕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