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輝耀對話格雷厄姆·艾利森：今天我們依然無法在後視鏡裏看到中國_風聞

王輝耀：

科技和現代化將每個人、每個國家都相互聯繫起來，中美存在競爭但也具有廣闊的合作潛能。大國應該肩負起推動世界向着共同繁榮和發展方向前進的責任。

格雷厄姆·艾利森：

“新冷戰”並不能準確地描述當下中美的競爭關係，中國已成為全球經濟的支柱和大多數國家最重要的貿易伙伴，包括中美在內的全球經濟高度相互依存，無法割裂。

2022年是尼克松訪華的50週年。在過去的50年中，中美關係經歷了一系列根本性的變化。中美兩國之間的較量與平衡不僅深刻地影響着中美關係的變化與發展，還關乎到整個世界的發展方向。在這一背景下，全球化智庫（CCG）全球名家對話系列邀請到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創始院長、“修昔底德陷阱”提出者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與全球化智庫理事長王輝耀教授就中美未來的發展方向進行了深度對話。

**主持人 劉仁修：**歡迎大家收看本期全球名家對話，本次對話也是哈佛中國論壇的一部分。我是劉仁修，是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公共管理碩士的候選人。今天，我們很高興邀請兩位來自太平洋兩岸的中美關係專家，他們將對中美關係的現狀和未來進行一次深度地討論。在本次對話活動中您也可以在評論區分享您的問題和見解。首先讓我來正式介紹一下今天的對話嘉賓。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是哈佛大學道格拉斯·狄倫（Douglas Dillon）教授，也是哈佛肯尼迪學院的創始院長及貝爾弗科學與國際事務中心的主任，該中心被評為世界排名第一的大學智庫。此外，艾利森教授還曾在美國政府擔任重要職務，他曾擔任美國前總統里根的國防特別顧問，並於美國前總統克林頓任內擔任助理國防部長。艾利森教授在國際關係領域的知名暢銷書包括《註定一戰：美國和中國能否逃脱修昔底德陷阱》，本書中着重探討的中美關係也是我們今天對話的主題。艾利森教授，感謝您的加入！

**格雷厄姆·艾利森：**感謝邀請！

**主持人 劉仁修：**另一位對話嘉賓是王輝耀教授，王教授是全球化智庫（CCG）的創始人和理事長，CCG是國際領先的中國社會智庫,位列全球頂級智庫百強榜單第六十四位。同時，王教授也是中國西南財經大學的教授，發展研究院院長,王教授關注的領域非常廣闊，包括中國與全球化、全球治理、全球貿易與投資、全球人才流動、中美關係等主題。他曾擔任哈佛大學肯尼迪高級研究員和布魯金斯學會訪問研究員等，撰寫和主編中英文著作一百餘部。王輝耀教授，非常感謝您的加入。

**王輝耀：**謝謝你的介紹！

再看尼克松訪華，上海《聯合公報》需要進一步升級和鞏固

主持人 劉仁修：讓我們開始今天的對話。今年是尼克松訪華的50週年，50年前尼克松訪華是一個重要的歷史時刻，標誌着歷經了20多年相互敵對狀態的中美關係開始進入正常化。在過去的50年裏，冷戰結束了，世界經濟實現了迅猛增長。中國加入了WTO，從一個經濟落後的國家發展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並實現了8億人的脱貧。在這一重要歷史時刻，我想問問艾利森教授和王教授，如今再看尼克松訪華，我們該怎樣理解其中的重要意義？

**格雷厄姆·艾利森：**我很高興今天能和輝耀進行這場對話，我們是很多年的同事和朋友。今年是尼克松訪華的50週年紀念，這件事中不能不提的是基辛格，實際上是他在50年前策劃了尼克松訪華。當時我還是個學生，**尼克松訪華這件事的確震驚了世界，在此之後我還常與他談起這件事。他曾提到拿破崙説過“讓中國沉睡吧，當中國醒來時，她會震動世界”。拿破崙是正確的，中國已經覺醒並且動搖了世界，世界現在仍在顫動，在未來甚至會更劇烈。**但在尼克松人生的最後一年他有了新的想法，他開始擔憂美國是不是喚醒了一個“弗蘭肯斯坦式”怪物般的中國，美國可能創造了一個胸懷敵意的對手。所以再次回顧50年前的事時，我們不能割裂這件事發生的背景，在當時尼克松訪華是一件於中、美兩國乃至世界都正確的選擇。但同時我也得説，當時有當時的情況，而現在是現在。

主持人 劉仁修：王教授，您認為呢？

**王輝耀：**謝謝你。格雷厄姆，很高興再次見到你。在當代中美關係和地緣政治的研究中，你一直是位傑出的戰略學者引領者。我贊同你的觀點，尼克松訪華這一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歷史事件值得我們反覆深思，而到現在已經有足足50年了。我認為尼克松訪華帶來的影響至今猶存，我們已經歷經了大半個世紀的常態化發展和繁榮，中美也保持了相對穩定的關係。我們應該對半個世紀前尼克松總統和基辛格所展現出的智慧進行重新審視。現在的烏克蘭危機是所有國家面對的新挑戰，我希望人們能夠看到中國在很大程度上為全球的穩定和繁榮做出了貢獻。中國已經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世界第一大貿易國。在中美關係面對如此多複雜的挑戰和困難時，我認為中美可以延續上海《聯合公報》的很多原則。

主持人 劉仁修：是的，我跟進一下王教授的觀點。我想很多人會説上海《聯合公報》是尼克松訪華最持久的遺產之一，它為美中關係的關鍵領域制定了一系列基本原則，在涉及到台灣、越南、印度、日本和朝鮮半島等問題上同樣適用。你認為這些原則在今天仍然有用嗎？王教授，請您先講。

**王輝耀：**這些原則在今天仍然是值得高度關注的，例如上海《聯合公報》表明中美應該共同尋求太平洋地區的和平與安全。美國承認“一箇中國”原則，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不應該干預和擾亂這一區域的和平穩定。因此上海《聯合公報》在今天仍然發揮着重要作用，它為過去半個世紀的和平與安全奠定了基礎。我認為中美必須要繼續這些基本原則，繼續完善他們，可以基於過去交流的基礎上再進行更多交流，中美需要互相尊重對方。

格雷厄姆·艾利森：我非常同意你的觀點，上海《聯合公報》確定了中美關係的一系列基礎性原則，是中國繼《聯合國憲章》基本概念之後進行的延伸和反映，強調尊重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以及不干涉他國內政等原則。這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中美關係，最終實現了中美關係的正常化。但當前的問題在於美國、中國還有全世界的情況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美上海《聯合公報》需要進行實質性的升級和修改，這對中國政府和美國政府來説將是一項重要的工作。我認為，僅僅重申上海《聯合公報》的內容還不夠，還需要重新考慮新的現實情況。

中美的競爭關係不應用“冷戰思維”去理解

主持人 劉仁修：謝謝。很多學者都描述了中美關係的現狀，正如艾利森教授提到的那樣整個世界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目前中美有種向着“新冷戰”發展的趨勢。雖然中國媒體普遍避免這樣的敍述，政府也拒絕這種所謂的冷戰思維。你認為這種“新冷戰”的描述確切嗎？請艾利森教授先講。

**格雷厄姆·艾利森：**某種程度上我想説，“對”也“不對”。但如果我只選擇一個答案，我會説“不對”。讓我簡單解釋一下中美的競爭關係。這讓我再次想起了修昔底德如何論述大國間的競爭，**對中美關係更恰當的表述是他們在權利的“蹺蹺板”上，是一種動態變化的狀態。所以，中美對彼此的態度取決於蹺蹺板停留在何處（即對方如何移動蹺蹺板），蹺蹺板的突然移動也會影響到兩者的權衡決策。我在書中描述過中美這種動態平衡與競爭的狀態，而這也是現實。美國和中國生活在共同的星球上，都是擁有核武器的超級大國，也將温室氣體排放到同一個受限的生物圈中，他們中任何一個都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毀滅對方、毀滅世界。所以如果需要一個比喻來幫助理解的的話，我認為中美就像一對無法割裂的“雙胞胎”。無論相互競爭的兩者之間多麼地憎惡對方、充滿敵意，但扼殺對方就等於殺死自己。**所以結論就是，當其中一個國家想要實現自身的國家利益就迫不得已想和對方尋求一個共存的辦法。這就是中美面對的現狀，這也決定了中美間的競爭關係不同於冷戰。冷戰更像是一道經濟的“鐵幕”，美國及其盟友站在一邊，而中國站在另一邊。但這樣來解讀中美的現狀沒有任何意義，因為中國幾乎是所有國家最大的貿易伙伴，中國已經成為了全球經濟的重要支柱。因此，當下的中美關係中或許與“冷戰”有一些相似性，但在競爭關係中，尤其從經濟層面考慮，它和冷戰的差異同樣是巨大的。

主持人 劉仁修：謝謝，王博士您怎麼看？

**王輝耀：**我贊同格雷厄姆的觀點，我們不能將其簡單歸類為冷戰。我記得在去年的這個時候，我就和格雷厄姆進行了對話。他當時提出的不可分割的“連體雙胞胎”的理論引起了很多人的關注，也確實反映了很多現實問題。冷戰期間東西方國家相互對抗，經濟、文化、人交流動都非常有限。那時候幾乎沒有中國學生在美國學習，而現在有近50萬中國留學生在美國學習。這個世界現在完全是相互依存的狀態，即便是中美僅在一些科技領域進行了“脱鈎”的嘗試也給世界經濟帶來消極影響。我真誠地希望全球治理能夠加強，中國、美國、歐盟能找到一種可行的合作方式，真正地相互接受彼此，共同讓這個擁有79億人口的世界變得更好。

主持人 劉仁修：謝謝王博士。在將中美關係描述為“連體雙胞胎”的同時，也不得不承認中美開始在某些層面上“脱鈎”了，比如一些美國公司近年來退出了中國。那麼在您看來，這些國家在多大程度上是可分離的？在哪些方面是無法分開的？讓我們先從艾利森教授開始。

**格雷厄姆·艾利森：**當特朗普最初談論“脱鈎”這個詞的時候，它被媒體上放大了。但現實是，現在中美之間的貿易聯繫比我們開始談論“脱鈎”的時候更加緊密了。因此，儘管有貿易戰，但我們還是保持在貿易戰前的貿易水平。部分原因在於美國人是消費者，而中國是世界上最大製造業國家。蘋果手機在哪裏組裝？中國；電動汽車的電池從何而來？中國；各類零部件來自哪裏？還是中國。因此中美間的貿易聯繫其實在很大程度還在繼續增進。但同時，美國也在一些特定的行業領域對中國進行打壓，比如半導體。這的確很嚴重地影響了中國某些產業的發展，但與此同時中國也在大力發展自己生產半導體的能力，哪怕不是最先進的半導體，但也是門類齊全。所以中美可能會在某些行業上“脱鈎”，或者説在一些與軍事和安全領域相關的項目上設置門檻，但這些項目的數量很少。現在的確有很多貿易保護主義的聲音存在，因為美國製造和中國同樣的商品需要付出更大的成本。因此，找出一種方法讓美國在某些商品的生產和服務上面獲得比較優勢是很重要的。然後用來填補沃爾瑪、塔吉特和家得寶的產品空缺，然後找到一種方法來處理不可避免的不足。這是一個具有挑戰性的項目，在兩國的政治中很有挑戰性，尤其對美國而言。但我認為，中美應該向前看，在安全領域中美肯定是“連體雙胞胎”，若發生核戰爭必然會互相毀滅。在氣候領域，除非中美能有效找到限制温室氣體排放的方法，否則就會破壞整個地球的生態圈。在經濟領域也存在類似的狀況，但我們還沒有找到明確的解決方法。

**王輝耀：**是的，我認為格雷厄姆是對的。在很多領域中美是難以真正“脱鈎”的，即便有一些所謂的“脱鈎”，大概也是受了地緣政治的驅動。但實際上中美完全可以一起合作，建立雙贏關係。例如，美國蘋果公司90%的手機是在中國製造生產的，但設計和品牌都是由蘋果支持。特斯拉是另外一個美國大公司，他們在上海擁有最大的清潔能源汽車製造廠，這些都是中國公司與美國公司合作的很好案例。但現在情況變得愈發困難，因為美國將差不多700家中國公司列入實體和觀察名單。大約一週前，CCG剛發佈了一本關於商界領袖如何看待這一狀況的書，他們覺得這都是不利的。就這個話題而言我覺得商會或許可以很好地幫助我們進行理解。最近，我參加了經濟學人智庫（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舉辦的一個活動，經濟學人發佈了一個報告，採訪了500國際公司高管，他們大部的公司都還持續在亞太地區進行投資，他們繼續看好中國市場，中國的進出口投資去年也再創歷史新高。所以，不能否認這裏有一股“脱鈎”的力量，但也有更多積極的力量。在這場政治危機中，我們必須小心謹慎，我們要敦促全球進行穩定的發展與合作。

主持人 劉仁修：謝謝王教授，您的觀點非常精彩。兩位都提到了中美之間的競爭和合作，所以我想技術競爭已經成為中美關係的核心話題。但正如王教授剛才提到的，政府採取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最終都將由消費者買單。中美兩國又如何在不損害兩國消費者利益的前提下進行關税競賽呢？我們先請艾利森教授發言。

**格雷厄姆·艾利森：**這的確不容易。哈佛大學剛剛發佈了新的報告《偉大的技術競爭：中國與美國》，旨在追蹤21世紀中美各類競爭的數據資料。技術競爭是這些報告的核心話題，中國在21年前是一個美國在後視鏡中都無法瞥見的國家。今天我們依然無法在後視鏡裏看到中國，但這是因為中國已經與美國並駕齊驅，**甚至還略微領先了。**在報告中我們可以從宏觀視角俯瞰整個技術領域的狀況，其中主要深入探究了六項前沿技術，比如5G，AI，量子科技，合成生物學……這份報告發布在貝爾弗(Belfer)科學與國際事務中心的網站上，感興趣可以去讀一下。報告表明，中國在幾乎每個技術領域都已突飛猛進，儼然成為了美國一個強有力的競爭對手。因此，關於5G的確是一個很難以回答的話題，此前我和谷歌公司前首席執行官埃裏克·施密特在《華爾街日報》上發表了一篇關於5G的文章。簡單地説，3G是由歐洲主導的；4G由美國推出，智能手機、社交媒體、谷歌地圖、優步（Uber）創造了大量人們在3G時代人們無法想象的可能。美國宣稱如果沒有5G信號的覆蓋，觀看足球賽根本不可能，但這不過是供應商的一個騙局。如果和中國做一個比較的話，在中國用5G手機觀看奧運會你能感受到5倍於4G的網速，但在美國4G和5G的速度基本沒有區別，甚至更慢。因此在這種情況下，**當然不能因為中國取得了成就而譴責中國，中國做得很好，倒是要問問美國為什麼沒能想辦法確保速度。這就是競爭，競爭其實也是一件好事，至少在經濟學領域來看是如此。在奧運比賽中競爭也是一件好事，與他人賽跑會比獨自跑的速度更快。**那麼，如何在強調“共贏”的建設性競爭中坦然接受最終的勝利者會在諸如5G等經濟與安全領域取得優勢這一事實？所以矛盾就出現了，一方面，競爭可以是有建設性、有積極意義的。但從另一方面來説，但在地緣政治競爭中，美國當然希望美國能夠主導互聯網技術的規則，而中國希望中國人來主導。我想我們必須足夠理智，在全然知曉這兩種矛盾的狀況下也能實現良性競爭。

主持人 劉仁修：謝謝艾利森教授的發言。王教授您怎樣認為？

**王輝耀：**我很贊同格雷厄姆剛才所説的話。這種具有奧林匹克精神的國家競爭是良性的。確實如此，當和別人賽跑的時候自己也會跑得更快。我們也需要規避不健康的競爭，如格雷厄姆提到的5G建設領域。現在中國已經建設了460萬個4G基站，還有142.5萬個5G基站，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中國的生產力和整個社會的運行效率。此外，基礎設施建設也是非常重要的話題，我注意到格雷厄姆在剛才提到的報告中也提到了基礎設施。目前中國的高鐵長度佔全球的三分之二，這個無疑是非常巨大的體量。

**格雷厄姆·艾利森：**美國的數字是0，我們一公里也沒有。

**王輝耀：**因此拜登總統簽署了1.2萬億美元的基礎設施建設法案“重建更美好未來”。歐盟的“全球門户計劃”也提出在基礎設施方面斥資3000億歐元，中國早在八年前就積極推動“一帶一路”倡議。未來，中、美、歐應在促進全球繁榮的基礎上推動這一領域的合作，避免更多衝突。大約一個月前，我和美國籤財長勞倫斯·薩默斯（Larry Summers）進行了對話，他認為世界銀行應該重振全球經濟，亞洲開發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還有其他的國際開發銀行應該切實地開展合作。世界基礎設施建設正在面臨重大轉型，這是十分緊迫的，各國或許可以在此找到共同合作的發力點。

**格雷厄姆·艾利森：**開兩句玩笑，在2017年我的TED演講中，我比較了美國翻新哈佛橋（在肯尼迪學院和商學院之間的橋）和中國修建北京三元橋所需要花費的時間，中國的通車流量還是美國的兩倍，中國的速度是令人震驚的。再開個玩笑，中國的傳統是當領導人出國訪問的時候會帶上禮物，比如去非洲國家時就會援建一個足球場之類的，這表示一種尊重。特朗普總統非常熱衷於“建牆”，想把來自墨西哥的非法移民擋在外面。所以在習主席訪問美國的時候我的建議是，他可以對特朗普説，中國人在“建牆”方面歷史悠久，長城就是一座特別令人驕傲的“牆”。如果特朗普願意的話，中國也可以為美國在其與墨西哥的交界處建一座牆。如果中國這樣做，特朗普大概會心滿意足。

主持人 劉仁修：這是個很有趣的故事，正好我也想引出我的下一個問題：基礎設施意味着什麼？美國和中國都在追求基礎設施建設，對拜登政府而言是推進“重建美好世界”計劃，對中國來説是繼續發展國內基礎設施並且通過“一帶一路”倡議將基礎設施出口到世界各地。您認為美國和中國有機會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進行合作嗎？讓我們先從王教授開始。

**王輝耀：**艾利森教授提到的故事很精確地描述了一些事實。我知道美國德州內陸地區缺乏基礎設施會導致能源出口的成本增高，缺乏基礎設施從而內陸運輸比海運還高，因此發展內陸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是非常重要的。艾利森教授提到美國目前尚未修建高鐵，我想這一點上中美就是可以合作的，或許可以在舊金山或者拉斯維加斯修建高鐵、修建機場等。發展基礎設施建設有着廣泛的前景，美國更熟悉本國的宗教、文化、語言和法律等，而中國公司在大型工程修建方面積累了豐富的技術經驗。共同增強國際治理，亞洲開發銀行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也可以成為重要的合作平台途徑。

主持人 劉仁修：謝謝王教授。艾利森教授您認為如何？

**格雷厄姆·艾利森：**我認為美國基礎設施項目推進地如此緩慢和不那麼成功主要有七個原因，但其中某些原因很複雜，並不意味着與中國合作就能解決問題。美國有一個高鐵項目是從洛杉磯到薩克拉門託。加利福尼亞州的州長開始打算在五年內完工，結果現在工期延長到了15年到17年，也不確切知道何時會完工，預算也再次飆升。我們花了很長時間來分析到底哪裏出了問題，受到王教授剛才的話的啓發，我似乎能看到一些解決問題的希望。埃隆·馬斯克認為他幾乎可以做任何事情，他有一個瘋狂的想法，就是在挖地下隧道，讓汽車在其中穿行。暫不談其中的意義，我認為馬斯克的公司兼備中國和美國的特點，或許商人比政府更加務實。對政府來説不行的事就是不行。但無論如何，這其中的困難還是很明顯的，而且目前美國的現狀也是乏善可陳。

烏克蘭危機中，中國能夠很好地扮演“調停者”的角色

主持人 劉仁修：謝謝你，艾利森教授。我想稍微轉換一下話題，把視線投向當前的烏克蘭危機。過去一週全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烏克蘭身上，隨着俄羅斯的入侵，美國以及大多數歐洲國家都紛紛譴責普京的戰爭行徑，但中國卻在這個問題上總體持中立態度。那麼，您認為俄烏衝突可能對美國、中國以及中俄關系產生怎樣的影響？艾利森教授請您先講講。

**格雷厄姆·艾利森：過去兩週我寫了兩篇文章討論這個問題，這兩篇文章都是基於國家利益的討論。其中我提出的一個問題是中國會在俄羅斯的軍事入侵中支持普京嗎？我預測的答案是肯定的。在幾周前發表的一篇文章裏，我提到美國説普京的入侵迫在眉睫，明天就會開始，拜登告訴歐洲領導人週三俄羅斯就會侵略烏克蘭。但我説，在2月20日前俄羅斯絕不會入侵烏克蘭。我下了四比一的賭注，或許我該在華盛頓收集一下我的賭注。我説在奧運會閉幕式前俄羅斯不會入侵烏克蘭，主要原因是習近平已經與普京已經建立了一種深厚可靠的關係。不過這種關係在地緣政治層面也有嚴重的問題，如果你是一個單純的軍事分析家，你會覺得中國和俄羅斯更可能成為敵人而不是盟友。俄羅斯現在的領土有不少曾是屬於中國，比如有個港口城市俄羅斯人稱之為符拉迪沃斯託克，但在中國地圖上依然用中文名稱標註為海參崴。廣袤的西伯利亞荒無人煙，但藴藏着極為豐富的資源。邊界另一邊的土地上有數億人繁衍生息，卻沒有多少石油天然氣等資源。解決這種問題的方法可以説是顯而易見了。仔細分析一下很多人會好奇，中俄這個更有理由成為仇敵的國家為什麼會成為盟友？我能指出兩點原因：首先是習近平主席和中國出色的外交藝術，尤其是習近平主席找到了一種能夠讓普京感到愉悦的溝通方式，儘管他從未這樣説起過。習近平當選國家主席時第一個人訪問的人是誰？他和誰一起度過了生日？誰是他兩年來第一個親自會見的外國領導人？是誰參加了北京冬奧會的開幕式？答案都是普京。習近平主席在這方面做得很好。另一個原因是美國將中國和俄羅斯都視為對手，並試圖孤立兩國，別忘了“敵人的敵人是朋友”這句話，這也是從地緣政治的層面來考慮問題。中國與俄羅斯之間一直在走得更近。觀察當下正在發生的事情時，我們會發現中國是很緊張的，因為俄羅斯的所作所為公然違背了中國在國際關係中堅持的基本原則。我想中國政府不僅是在言語上支持，而且也真的踐行《聯合國憲章》的基礎原則，包括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無可否認的是，俄羅斯在奪取克里米亞後再次入侵烏克蘭，這打破了尊重領土完整的原則，也使得中國外交部的工作舉步維艱，你可以看到他們一直在嘗試另闢蹊徑。但與此同時，這一過程中中國也有自己的利益以及它必須做出艱難選擇的地方。我非常感興趣的一點是昨天中國外交部長王毅與烏克蘭外交部長進行了會談，在會談總結中，王毅説中國希望發揮調停作用推動實現雙方停火，從而解決問題，使烏克蘭保持一箇中立地位。因此，我認為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在努力扮演和平締造者的角色。**這樣也會表明一個事實，即中國在保護普京，比如在聯合國大會緊急會議的投票中，中國選擇了棄權，而非譴責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主持人 劉仁修：謝謝您的發言。王輝耀教授，您的看法是？

王輝耀：我認為艾利森教授確實給出了一種解釋。中俄之間曾面臨過許多困難時刻，比如歷史上的中俄領土爭端問題。即使再近一點，在20世紀60年代末期，中國與前蘇聯幾乎快要爆發戰爭。所以中俄之間的關係是非常起伏不定的。但近年來，中俄之間的關係是非常好的，這或許也反映了格雷厄姆剛才所説的觀點。中俄之間的關係實際上是被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所推近的。**中俄關系變得更加緊密，是因為它們對彼此受到西方國家制裁等經歷深有同感。但是我認為中國是不同於俄羅斯的。**還記得去年11月習近平主席曾與拜登總統進行視頻會晤嗎？當時拜登曾説了一段非常鼓舞人心的話，他説美國並不尋求改變中國，美國也不希望建立反對中國的聯盟。但在他回到華盛頓之後表示要抵制中國舉辦奧運會，中國政府和人民都感到震驚。但是接着普京站了出來表示自己支持北京，他也確實來到了北京並且與習近平主席發表了重要的聯合聲明。但是我認為很多人誤解了這個聯合聲明，它不應該被解讀為某種形式的軍事聯盟，中國不尋求與其他任何國家結盟，而只是勇敢地表達了一些對世界、對如何能合作進行全球治理等方面的看法，我認為很多人過度解讀了這份聯合聲明。

正如艾利森教授所説，外交部長王毅剛剛結束了與烏克蘭外交部長的通話，中方的立場非常明確，那就是烏克蘭的主權和領土完整應當得到尊重，這也再次呼應了王毅外長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所發表的觀點。我認為中國的確可以發揮一些作用，因為你很難找到第二個像中國一樣具有世界影響力又同時與俄羅斯和烏克蘭都保持着良好關係的國家。中國可以運用這種中立身份，因為中國與歐洲國家也有着重要的利益關係。烏克蘭是“一帶一路”雙邊議定書的簽署國，中國也積極推動着與中東歐國家的“16+1合作”，歐洲大陸的高速鐵路建設使得中歐之間貨運量這兩年增加了50%，因此中國同樣非常重視歐洲的安全與繁榮。此外，中國還是歐洲最大的貿易伙伴。我想説，如果中國能被邀請到談判桌上，然後利用其善意確保這場衝突不會升級，並將其降級，那將是一件好事。中國當然可以在談判中發揮很大作用。

主持人 劉仁修：非常感謝你，王輝耀博士。我認為烏克蘭危機無疑向我們表明，在全球化的世界中，中美無法真正迴避彼此。還有許多其他全球性問題，如氣候變化、新冠疫情和核不擴散等都需要兩國合作。艾利森教授，你認為兩國能否在存在重大分歧的情況下找到合作的方式？ 

格雷厄姆·艾利森：**我想説“生存”是一個非常巨大、堅定和迫切的任務。因此，我認為中國和美國的領導人都還是有一些共識。當他們一起看着世界然後説“如果我們兩國之間發生核戰爭，將會發生什麼？”他們很快就會得出正確的結論：“這是一個很糟糕的想法”。**如果從長遠的角度來看氣候挑戰，他們可以看到僅憑“一己之力”排放的温室氣體就足以為全球生態圈帶來危害。新冠疫情也是如此，在全國各地建立防止病毒傳播的防守牆的希望落空了。事實證明，中國試圖在病例發生時就限制其傳播的策略比美國的策略更成功，但這個數字仍然無法清零。總之，各國都需要在共同利益的基礎上尋找到解決辦法。在核擴散問題上，我們可以看到不同國家在伊朗問題上都有各自的考量。那麼各個國家能做什麼呢？我認為有許多類似的領域，不同國家能在競爭中找到一個合理的合作方式是非常重要的。

主持人 劉仁修：謝謝你，艾利森教授。王輝耀教授，你怎麼看？

王輝耀：我同意格雷厄姆的觀點。中美兩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相互間的影響力也在不斷增強。大國在應對全球挑戰中發揮着關鍵的領導力，並且全球多邊主義也開始蓬勃發展。現在，美國參與了許多全球治理方面的活動，而中國可以提供更多切實的支持和幫助。我認為氣候變化、網絡安全、基礎設施建設、扶貧、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等等都是中美可以進行合作的關鍵領域**。**為實現這些目標不僅需要各國之間共同的努力，也需要大國的領導力，所以我認為中國和美國在道義上有責任去共同做這件事。讓我們從地緣政治的泥淖中脱離出來，更加強調共同繁榮，共同造福世界。我認為我們應該朝着這個方向努力，今天的對話也讓我深受鼓舞。

主持人 劉仁修：非常感謝王輝耀教授。我們今天的對話已經快接近尾聲了，我還有最後一個問題。以這次的對話為契機我們也想紀念中美關係在過去50年中的發展，那麼你們對中美關係未來50年的期望是什麼？請先從艾利森教授開始。

格雷厄姆·艾利森：我認為沒有人會在50年前想象到中國今天的樣子。如果我們告訴基辛格和尼克松，中國會在他們的有生之年成為美國全方位的競爭對手，他們會説“你瘋了，這不可能”。中國在短短兩代人的時間裏取得的成就是相當驚人的。我想未來50年之於中國、美國甚至世界都還有更加令人期待的發展。所以説，我認為中美兩國的主要任務是找到擺脱**“修昔底德陷阱”的方法。**我們應該仔細研究歷史並認識到，儘管從19世紀80年代到1914年，德國和英國都從對方那裏受益匪淺，它們是彼此最重要的貿易伙伴、對彼此進行了大量投資、相互之間有大量的人才交流，甚至當時這兩個國家的領導人還有血緣關係，但當一個崛起的大國嚴重威脅並要取代一個大國時，你就會發現一種在雅典和斯巴達之間發生的歷史故事開始重演，大多數情況下這種結果都是災難性的。

所以我擔心歷史將會在中美間重演。如果沒有重演，那也不應該認作是理所當然的，這只是兩國在努力避免這種危機的發生，是因為政治家們一如既往地在進行自我超越。因此，他們必須提出一些更好的想法。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會有今天這樣的對話，我們更加關注年輕人，你們更有可能不受種種束縛，從而提出更好的想法。

主持人 劉仁修：謝謝你，艾利森教授。王輝耀教授，你怎麼看？

王輝耀：我同意格雷厄姆的觀點。我們必須要避免“修昔底德陷阱”，阻止災難性結果的發生。我認為，從現在到未來50年，人類的智慧正處於考驗之中。在現代科技的發展下，世界成為了“地球村”。所有國家都在同一條船上，正如我和馬凱碩對話時所説的“世界是一片海洋，所有國家就像在同一條船上的193個船艙裏，而不是分別在193艘船上”。那麼怎樣才能使這艘船安然度過風暴？只有在現代技術的發展下，我們相互合作，彼此承認，這也是我們在未來幾十年要努力的方向。

中美都在發展民主，但我們如何才能看到民主的效果？該怎樣衡量民主和人權？我認為這將是某種價值觀的轉換。我想未來50年中中美或許可以規避衝突。同樣，在去年我和約瑟夫·奈的對話中，他表示中美2035年也許會達到一個新的平衡。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所説的“歷史的終結”可能還沒有結束，我們可以找到一種能夠平靜地生活在一起、相互理解的方式。現代科技把每個人聯繫在一起。我們需要創造一種被廣泛認可的全球文化，追求共同繁榮、現代化或許可以改變人之本性，從而避戰爭，幫助我們在未來的半個世紀裏和平共處。非常感謝！

主持人 劉仁修：謝謝你，輝耀。在您很有洞見的發言下，我們結束了今天的對話。我們非常感謝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和王輝耀教授參加今天的對話。感謝來自全世界的觀眾朋友們收看本次節目，再見。

（本文根據CCG全球對話系列之“王輝耀對話對話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創始院長、‘修昔底德陷阱’提出者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的發言錄音翻譯整理，未經本人審閲，轉載請註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