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潔勉：當代國際體系的漸變和嬗變——基於兩個三十年的比較與思考_風聞

**楊潔勉，**全球化智庫（CCG）學術委員會專家、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任

摘要

當前國際體系正處於新舊交替和質變飛躍的過渡期，籌劃和推動新的國際體系建設是事關國際政治經濟發展的重大問題。冷戰結束以來三十年的國際體系延續和發展了二戰後國際體系的主體框架，處於突變後的漸變過程，世界在“後冷戰體系”和“前多極體系”之間探索和徘徊。越來越多的非西方國家在批判過時的國際關係理論，國際社會作為一個整體也在扶正祛邪中不斷促進國際體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前進。未來三十年世界將開啓東西方力量相對平衡和世界多極化基本穩定的新時期，這一進程大體上與中國的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同步推進，國際體系將從後冷戰轉型期朝着構建新型國際關係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方向演進，並最終成熟定型。中國在逐步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歷史進程中，應注重加強國際體系理論建設，準確把握國際社會的主要矛盾。解決各自的發展問題和國際社會的共同挑戰，對公平正義的普遍需求和供給的相對不足將越來越成為國際社會發展的主要矛盾。中國要着力解答當前和未來的時代命題，勾勒國際體系改革基本架構，進而促進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時代潮流不斷向前，推動實現公正、共同富裕的新時代目標。

正 文

當前，百年變局和世紀疫情相疊加，世界處於動盪變革期，國際體系處於新舊交替和質變飛躍的過渡期。在此關鍵時期，國際社會對“國際體系”“國際秩序”“全球治理體系”等有關概念的定義雖然各不相同，但是在現實使用中這些概念的界限並不明晰。例如，習近平主席指出，“世界只有一個體系，就是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只有一個秩序，就是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只有一套規則，就是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基礎的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又如，基辛格認為，“世界秩序反映了一個地區或一種文明對它認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公正安排和實力分佈的本質所持的理念。國際秩序是指在世界上很大一部分地區——大到足以影響全球均勢——應用這些理念。”俄羅斯總統普京提出，冷戰後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已經失敗，全球平衡正在恢復，新的國際秩序必須以遵守國際法為基礎。“建立單極世界的嘗試顯然已經失敗了，我們已經生活在不同的時代，必須尊重別人的利益，同時也要捍衞自己的利益”。

在冷戰結束的三十年裏，國際體系終結了美蘇主導的雅爾塔體系，但又在相當程度上延續和發展了二戰後國際體系的一些主要框架，處於突變後的長期漸變過程中。未來三十年，國際體系將可能從後冷戰轉型時期進入新體系最終定型時期。這一進程大體上與中國的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同步推進，屆時國際體系將完全結束自近代以來以歐美為中心和由其主導的局面，世界將開啓東西方力量相對平衡和世界多極化基本穩定的新時期，國際社會建設新體系的歷史進程將朝新型國際關係和人類命運共同體邁出更堅實的步伐。

一

冷戰結束後三十年國際體系轉型的啓示

在過去數百年的國際體系演變中，冷戰結束後的國際體系變化是唯一沒有通過大規模戰爭和重要國際和會而實現的，而且如果國際社會應對得當，這一體系還可能開啓未來國際體系的和平過渡進程。

（一）國際社會的不同認識和曲折經歷

冷戰結束宣告了美蘇主導的兩極體系的解體，目前世界仍在“後冷戰體系”和“前多極體系”之間探索和徘徊，以期經過過渡階段，進入基本明確和相對穩定的新體系。

**第一，美國從主導者的得意到當前的失落。**從二戰後到冷戰結束初期，美國始終是國際體系的主導者，而且其仍希望領導世界一百年。但是，美國在二戰後七十多年始終奉行霸權主義且窮兵黷武，在政治上站在廣大中小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對立面，在戰爭中消耗了大量本來可以用於國計民生的資源，最終站在了由其主導的國際體系的對立面。美國為了維持其主導地位，先後祭起單邊主義、排他性多邊主義的旗幟，推行由少數國家制定的規則。歐洲對外關係委員會主任馬克•倫納德（Mark Leonard）指出，“為了領先一步，一些西方國家政府已經開始反思基於規則的秩序的形式。……拜登政府從支持全球體制轉向謀劃一種由民主國家構成的基於規則的新秩序。美國2021年主辦的‘世界民主峯會’可被視為此種新秩序得以運作的典型。”美國以“民主對專制”為由炮製的“四國集團”和“五眼聯盟”等組織機制也是重要體現。需要指出的是，美國的相關國家戰略和政策舉措不僅不能使其與時俱進，而且還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新的國際體系的形成和發展。

**第二，俄羅斯從最初的一再退讓到當前的以攻為守。**冷戰結束後，俄羅斯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經歷了斷崖式下降。2000年普京入主克里姆林宮後力圖重振大國雄風並提高俄羅斯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一方面，俄羅斯認為當前國際體系具有多極或多中心特徵；另一方面，俄羅斯認為國際體系仍由大國主導，即少數能夠真正按自身意志行事的國家，如美國、中國和俄羅斯，以及在特定領域具有顯著影響力的國家，如德國、法國、印度、巴西等。

**第三，歐洲國家從最初的倚靠美國轉向部分戰略自主。**冷戰結束後，歐盟和北約推進東擴，提升了歐洲國家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但其獨立性因在安全和戰略上倚靠美國而受到制約。進入21世紀後，隨着美國霸權的相對衰落，歐盟的自主意識增強。自2016年起醖釀、推出且不斷強調“歐洲戰略自主”概念，希望以此提升歐洲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的獨立性與影響力。歐盟在《2021年戰略展望報告：歐盟行動的能力與自由》中再次強調了其“作為多極世界中相互聯繫的全球一極，……在通往2050年的道路上邁向開放戰略自主目標的長期願景”。

**第四，許多非西方國家從最初的隨波逐流到當前的自主選擇。**在冷戰結束後的十多年中，一些獨聯體國家和中亞地區發生了“顏色革命”，一些非洲國家轉向多黨政體，一些中東國家爆發了“阿拉伯之春”。最初，這些國家在國際體系中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馬首是瞻，但是越來越多的國家在經過一二十年的轉型後逐漸醒悟，開始謀求團結或聯合自強，正在實現從大國外交的工具轉變為具有一定話語權的國際體系參與者，並通過多邊主義和多邊組織等推進體系變革。

**第五，中國從最初的中流砥柱到當前的引領潮流。**冷戰結束初期，美國老布什政府意欲以“世界新秩序”一統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的天下。然而，中國在社會主義陷入低谷時“亂雲飛渡仍從容”。鄧小平同志堅信，“只要中國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堅持社會主義。我們對社會主義的前途充滿信心。”而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不斷發展，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二）國際社會的共同努力和時代進步

在國際體系轉型之際，國際社會作為一個整體也在扶正祛邪中不斷促進國際體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

**第一，積極推動主要國際力量對比的相對平衡，維護國際格局的基本穩定。**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最大特徵就是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羣體性崛起，這從根本上改變了國際力量對比，並正在改變西方世界自工業革命以來在國際政治經濟格局中長期佔據主導地位的局面。真正實現國際力量對比的相對平衡和基本穩定，雖然還需要國際社會的長期不懈努力，但其已經邁出了堅實的步伐。

**第二，努力應對全球性挑戰和世界性難題。**在過去的三十年中，國際社會保持了總體安全，既共同應對了2001年的恐怖主義威脅，也以應對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為契機促進了全球經濟和金融治理。在發展方面，三十年的世界經濟增長保障了人類社會的基本物質需求，從而使其全面發展成為可能。國際社會共同推進了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氣候變化《巴黎協定》。此外，科技進步迅速，在政治經濟發展基礎上促進科技創新和應用，世界正在互聯網基礎上走進數字化和人工智能時代。

**第三，倡導新的國際政治文化和理念。**越來越多的非西方國家在批判過時的國際關係理論。多種社會思潮疊加既衝擊了國際社會，又賦予了多邊主義和生態綠色發展新的時代意義。2014年5月，中國在亞信上海峯會上提出了新安全觀。2016年9月，中國在二十國集團（G20）杭州峯會上“運用議題和議程設置主動權……引導峯會形成一系列具有開創性、引領性、機制性的成果，實現了為世界經濟指明方向、為全球增長提供動力、為國際合作築牢根基的總體目標”。一些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提出了新的中長期發展願景，如非盟的《2063年議程》、2019年的東盟輪值主席國泰國提出的“推進可持續發展的夥伴關係”主題。一些西方國家也開始接受中國和非西方國家崛起的現實。例如，新當選的德國總理朔爾茨於2021年12月15日在聯邦議院發佈上任後首份政府報告，呼籲對中國採取務實態度，強調中國是德國重要的經濟夥伴，德國的對華政策必須建立在瞭解真實的中國基礎上。又如，歐盟的《2021年戰略展望報告：歐盟行動的能力與自由》指出，“未來數十年，國際權力結構重塑將日益加速，地緣經濟中心繼續‘東移’”。

（三）國際社會面臨的共同挑戰和共同議程

在冷戰結束三十年以來的國際體系轉型中，國際社會作為一個整體正面臨諸多挑戰，需要國際社會共同努力才能有效應對。

**第一，國際社會在和平過渡進程中步履維艱。**冷戰結束以來，國際體系的演變經歷了“單超獨霸”“一超多強”以及“兩強四方”（中、美和中、俄、美、歐）三個階段。美國在“單超獨霸”時期（老布什政府和克林頓政府第一任期），發動了海灣戰爭；在“一超多強”時期（克林頓政府第二任期和小布什政府時期），繞開聯合國發動了科索沃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在“兩強四方”時期（奧巴馬政府時期），進行了利比亞戰爭等。而且，各個階段都伴隨着世界主要力量對比的變化和國際局勢的動盪，特別是作為多邊體系的主體聯合國受到了相當程度的衝擊。因此，反對霸權主義的戰爭行徑、維護世界和平穩定、保障國際體系的有效性成為轉型期三個階段的共同特點。

**第二，國際體系面臨着新議題、新機制和新行為體等變化帶來的嚴峻挑戰。**冷戰結束以來，現有國際體系在面臨層出不窮和日趨嚴峻的時代性、全球性挑戰時，日益暴露出滯後性等各種不足。在議題領域方面，國際體系不僅難以應對外交、政治和安全等傳統安全挑戰，而且也難以應對諸如恐怖主義、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氣候變化、金融危機等非傳統安全挑戰。另外，與議題領域挑戰的緊迫性相比，機制建設的滯後性更加突出。現有體系的機制既不能解決長期困擾國際社會的衝突和戰亂等傳統議題，也不能在應對非傳統議題中形成權威、穩定的機制，作用遞減的二十國集團和受到特朗普政府“退羣”影響的《巴黎協定》就是例證。此外，日益多元化的行為體也對現有國際體系提出更多訴求。大國關係更加複雜、矛盾加劇，美國將中國和俄羅斯視為主要威脅則加重了大國的對抗，並降低了協調的可能。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羣體性崛起和大量非國家行為體的參與使國際體系增加了決策過程的時間和難度。

**第三，國際體系在凝聚國際共識方面面臨的挑戰。**國際社會在百年鉅變和新冠疫情交織疊加的背景下，在需要什麼樣的全球治理體系以及如何建設全球治理體系上存在認識差異，有些差異還是原則性和戰略性的。

**其一，關於形成價值觀共識的挑戰。**國際社會在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等方面的爭議實質上是維護還是改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的政治霸權的問題。就國際體系的價值觀而言，西方國家自二戰以來始終佔據國際體系的主導地位，但其在非西方力量的不斷衝擊下日趨式微。七十多年來，非西方對西方主動發起過三次大的衝擊。一是二戰結束初期，社會主義的價值觀藉助當時的民族解放思潮在國際社會獨樹一幟；二是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第三世界價值觀在國際經濟新秩序問題上體現了針對西方的道義拷問和機制改革；三是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發展中國家在要求改革國際體系時，憑藉其經濟實力和世界公平正義的價值觀推動了西方在物質和意識形態上的衰落。縱觀歷史，國際社會歷經兩次世界大戰的巨大犧牲和苦難才在二戰後國際體系的主要價值觀上形成基本共識。因此，當代國際社會仍需要在長期磨合的進程中才能逐步在全球治理體系的價值觀上達成基本共識。在此基礎上，中國從2015年開始倡導世界共同價值觀，習近平主席多次在重大場合上強調“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

**其二，關於形成多邊主義共識的挑戰。**冷戰結束以來，國際體系多次面臨來自美國的單邊主義干擾和破壞。20世紀90年代是美國單邊主義的試探期，克林頓政府雖然聲稱堅持多邊主義，但在實際行動中（如科索沃問題）則甩開聯合國而自行其是。21世紀第一個十年是美國單邊主義的生長期，小布什政府自恃其唯一超級大國地位，或退出重要多邊機制或單方面發動對外戰爭。2017年美國開始大肆推行單邊主義政策，先是特朗普執政時期推行“美國優先”政策，在國際多邊機制中屢屢“退羣”；後是拜登政府推行排他性的多邊主義，名義上是要加強基於規則的國際體系，實則是要維護美國霸權的小團體主義。美國政府的政策和行動極大地增加了國際社會在多邊主義上達成共識的難度。

**其三，關於體系建設途徑的挑戰。**新的國際體系建設的不同路徑實質上體現了當代國際社會不同的世界觀和體系觀，因此需要相當長時期的談判與磨合，有時甚至還需要激烈的鬥爭和對抗。

國際社會在改革和建設國際體系方面的分歧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在如何看待現有體系上，多數發展中國家和歐洲國家堅持以聯合國為核心，它們雖然在聯合國安理會改革等問題上存在不同意見，但在維護聯合國核心地位等關鍵問題上的基本立場是一致的。非盟在2017年10月31日發表的《關於新興全球秩序、多邊主義和非洲的恩賈梅納宣言》中“重申了聯合國在應對國際社會面臨的多重挑戰時作為合法、有效、包容性多邊主義全球論壇的首要地位。……強調了非盟和聯合國之間建立強有力戰略伙伴關係的重要性，以推動雙方合作，促進非洲大陸的和平、安全和穩定”。2020年1月30日，東盟秘書長林玉輝撰文指出，“東盟將以實際行動詮釋對《聯合國憲章》的承諾，踐行多邊主義，共同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東盟認為，聯合國仍然是尋求國際合作與對話、應對世界上最緊迫挑戰的最重要平台。”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約瑟·博雷利（Josep Borrell）也公開撰文指出，“當前的國際形勢是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多邊體系正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戰，而此刻正是我們最需要它的時候。”美國的立場則與此大相徑庭，其堅持以美國為中心和領導的國際體系，對於現有體系的主要機制和規範經常採取利己主義、實用主義和單邊主義的態度，合則用、不合則棄。2021年3月3日，拜登政府在關於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指導性文件《臨時國家安全戰略方針》中宣稱，“美國不可能簡單地恢復過去的秩序。這也提供了一個機會，美國需要採取大膽舉措，以新的方式將志同道合的國家和有影響力的非國家行為體聚集在一起。……美國在強有力的民主聯盟、夥伴關係、多邊機構和規則的基礎之上，領導和維護穩定和開放的國際體系。”另一方面，在如何改革和建設體系方面，廣大發展中國家強調應當考慮歷史因素和現實需要，提高其規則制定權和話語權，從而有利於建設更加公正合理的新體系。但是，美國及其主要盟國則強調以西方意識形態為主導，以其確定的規則界定國際秩序，以其利益決定體系的發展方向。

二

未來三十年國際體系的發展方向

國際社會對東西方綜合實力在未來三十年朝着相對平衡方向發展的大趨勢有基本共識，但對於如何反應、解讀和應對則有較大的差異。在世界主要大國中，只有美國拒絕公開承認這一歷史趨勢，但其實際上也有所擔憂。例如，2021年3月，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發布《全球趨勢報告2040：一個競爭更為激烈的世界》指出，“未來二十年，國際體系中的權力來源將進一步演變。……沒有一個國家能在所有地區或領域佔據主導地位，各類行為體將依據自身利益，競相塑造國際體系”。

（一）國際社會的主要願景

鑑於當前新的國際體系尚處於量變積累和思想醖釀階段，關於它的願景和設想往往通過批評現行國際體系而得到體現，但隨着時間的推移和任務的明確，新的國際體系輪廓將會逐步顯現和不斷細化。國際社會對於新的國際體系的願景反映了大多數國家和人民對於公平、正義和美好生活的嚮往，雖然只是一種願景，但對於新的體系建設具有非常重要的啓迪意義。

**第一，能夠務實、有效應對全球性挑戰。**急事先辦是國際關係和全球事務的關注重點，也是各國政府和國際組織的首要任務。國際社會在謀劃新的國際體系時，大多希望其能有效應對和解決當前最為迫切的實際問題。

**第二，能夠在指導原則上形成共識。**國際社會多數成員認為，新的國際體系應當延續和發展《聯合國憲章》的基本原則，如主權平等、和平解決爭端、不干涉內政。此外，還要根據形勢發展的需要確立新的原則，如在生態文明、公共衞生、科技倫理和法規等方面達成新的共識。

**第三，能夠建立並推進新的機制建設。**新的國際體系既要發揮和加強現有機制的作用，又要在此基礎上加強應對氣候變化、科技發展和社會進步等新挑戰的機制建設。

**第四，進一步提高生活質量和創造美好生活。**國際社會的多數成員均希望新的體系能夠促進全球發展議程的各項目標的實現、縮小發展鴻溝和數字鴻溝、共同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等公共衞生危機，併為全面提高世界人民生活水平而作出積極貢獻。

（二）體系建設的實際行動綱領

建設公正、合理、有效的國際體系的願景與現實之間畢竟存在差距，而縮小這一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國際社會的共識和努力，在當前階段重點在於形成體系建設的實際規劃和行動綱領。

**第一，全球層面的原則和機制。**在總體原則方面，《聯合國憲章》的原則需要與時俱進。一方面，要防止西方提出的“人權高於主權”等成為主導原則；另一方面，則要提升非西方倡導的新安全觀和新發展觀的地位。在國際機制方面，需要補齊短板和改進不足，如加強國際安全機制和數字經濟領域的相關治理規則等。在議題方面，重點應放在國際社會大多數成員關心的問題及代表未來發展方向的問題。

**第二，區域層面的內向聚合和外向融合。**區域性合作機制在當代國際體系中的作用和地位不斷上升。在全球化進程相對順利時，區域性機制是其必然的延伸；而在全球化面臨困難和挫折時，區域性機制又是全球性機制的“偵察兵”和“預備隊”。此外，區域性機制也是拓展國家間合作關係的重要平台，但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區域性機制的發展反映了兩種不同的取向。例如，由東盟國家發起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以及一些發展中地區的合作順應了歷史發展的潮流。又如，美國推進的印太“四國集團”則顯然是逆勢而動。

**第三，非國家行為體的新作用和新要求。**當代國際體系的行為體具有多元化、多樣化和分散化的特點。除了傳統的國家行為體外，增加了許多非國家行為體，如歐盟、東盟等超國家行為體，也包括各種社會團體、特定領域的非政府組織、秘密組織等非國家行為體。未來三十年，隨着數字技術的發展，很可能將出現虛擬行為體，如何應對新問題是國際體系面臨的新挑戰。

（三）在需要和可能之間綜合平衡

新的國際體系建設是一項宏偉和長期的系統工程，在現有條件下很可能是邊設計、邊建設，並在變化中調整規劃，在需要和可能之間實現動態平衡。

**一方面，要加強歷史縱深觀並拓展全球視野。**拉長曆史和戰略時段往往能夠深化認識和開拓思路。一些具有悠久歷史的國家的體系觀往往強調時間的跨度，一些地域廣袤的國家則強調地區和世界的視野。為此，我們應鼓勵學者的多視角研究和不同觀點，以期達到博採眾長的效果。例如，英國的巴里·布贊（Barry Buzan）和理查德·利特爾（Richard Little）教授從超越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歷史視角和更廣的地理範圍上研究國際關係。

中國學者趙汀陽則提出新天下體系，即讓世界成為政治主體的世界體系，是以世界為整體政治單位的共在秩序。從天下去理解世界，就是以整個世界作為思考單位去分析問題，從而超越現代民族國家的思維。

**另一方面，現階段要加強多邊主義的理論建設和實踐。**當前，中國和大多數國家倡導的多邊主義日益深入人心，而美國推行的單邊主義或團伙式的多邊主義則難以為繼。因此，從發展趨勢來看，基於多邊主義的國際體系建設更符合時代潮流。國際社會的多數成員堅持和發展了多邊主義，把國際關係中的一個方法提升為國際關係的重要原則，使之在國際體系建設中顯示出新的實踐成效和理論生命力。例如，2021年1月25日，習近平主席在北京以視頻方式出席世界經濟論壇“達沃斯議程”對話會並發表特別緻辭。次日，時任德國總理默克爾在該論壇發表講話時表示，在全球化時代，“我們必須選擇多邊主義的道路，孤立主義無法解決問題。”在隨後的問答環節中，默克爾強調她支持中國倡導的多邊主義。她談到，“中國領導人昨天發表了講話，我和他在支持多邊主義方面的想法是一致的”。

三

中國國際體系的理論建設和戰略運籌

二戰結束以來，中國經歷了從當時兩極體系的組成部分到反對力量的轉變，並逐步過渡到現行體系的獲益者、維護者和改革者。中國在2008年開啓了國際體系建設的新進程，黨的十八大以後加強了這方面的實踐探索並不斷進行理念創新和理論體系構建。

（一）中國基於實際和實踐的理論建設

未來三十年，中國在逐步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歷史進程中將對世界作出更大貢獻，在此基礎上，中國也將對新國際體系的理論建設作出更大貢獻。

**第一，國際主要矛盾的界定和應對。**中國國內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那麼，當前國際社會的主要矛盾又是什麼呢？這是一個更加複雜的問題。而且在許多情況下，中國還不具備解決相關問題的能力，因而需要確定階段性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國際社會在面臨百年鉅變和重大轉折的歷史時期，需要科學界定未來三十年國際社會的主要矛盾，充分認識其主要特點並有效應對。首先，科學界定國際社會共同面臨的主要矛盾。儘管國際社會不同國家的發展階段及其任務不盡相同，但大都面臨在政治獨立和經濟發展之後的歷史性任務，即解決各自的發展問題和國際社會的共同挑戰，對公平正義的普遍需求和供給的相對不足將越來越成為國際社會發展的主要矛盾。其次，國際社會需要逐步認識這一主要矛盾的特點。公平正義的需求和供給不足之間的矛盾正在不斷顯現，國際社會對此需要深化認識，並不斷總結其特點。從目前來看，全球性、普遍性、溢出性和緊迫性是其主要特點。再次，應對國際社會主要矛盾的重點在於抓住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即增加公平正義的有效供給。這方面的供給越來越多地來自以新興國家為代表的非西方國家羣體，即發展中國家。從整個人類社會向着更加進步和更高階段發展來看，公平正義的目標和方向意義將更加突出。

**第二，回答當前和未來的時代命題。**認識國際社會的主要矛盾和主要方面是回答未來三十年時代命題的基礎。習近平主席指出，“我們堅信，和平與發展是當今時代的主題，也是時代的命題，需要國際社會以團結、智慧、勇氣，扛起歷史責任，解答時代命題，展現時代擔當。……面對時代命題，中國將積極參與全球治理，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中國始終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支持擴大發展中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的代表性和發言權，支持補強全球治理體系中的南方短板，支持匯聚南南合作的力量，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數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意願和利益。”中國在解決時代命題的實踐中積累經驗、提升理性認識水平，並不斷充實時代主題的內涵，如持續和平與高質量發展。

**第三，國際體系理論的與時俱進。**中國在規劃和建設未來國際體系時懷有強烈的使命感。首先，要強調符合時代發展的理論意識。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國際社會普遍認為，全球治理體制變革正處在歷史轉折點。國際力量對比發生深刻變化，新興市場國家和一大批發展中國家快速發展，國際影響力不斷增強，是近代以來國際力量對比中最具革命性的變化。”其次，要推動全球治理理念創新發展。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提出踐行正確義利觀，推動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打造遍佈全球的夥伴關係網絡，倡導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等等。近年來，習近平主席在國際上大力倡導人類共同價值觀和共同發展思想。此外，中國關於國際體系的理念還藴含着人類一切優秀文化的元素，如贊同伊斯蘭教核心價值觀中的注重協調與崇尚和平、平等、中正。

（二）國際體系改革的基本架構設想

面向未來，中國不僅提出了改革國際體系的指導原則，而且還力圖勾勒其基本架構，以便在未來的實踐中推動和改進。

**第一，全球性組織機制。**在綜合性組織機制方面，最根本的任務是在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的同時，進行與時俱進的拓展、升級和改革，如增設社會進步機構、提升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執行能力和推進安理會改革等。在領域性組織機制方面，不僅要繼續鞏固和發展全球經濟治理領域的改革成果，發揮二十國集團、亞投行、新開發銀行等的預期作用，而且要加大在公共衞生和科技等領域的組織機制創新，來更加有效地應對未來的新挑戰和新問題。

**第二，區域性組織機制。**在國際體系的組織機制中，區域和跨區域的作用將會有更大的提升。在未來三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內，中國很可能作出三方面的努力。一是經略和發展中國倡導的區域和跨區域組織機制，重點應是“一帶一路”合作機制。二是鞏固和加強中國參與的主要區域性組織機制，如亞太經合組織、上合組織以及中國和發展中地區的合作機制（如中非合作和中拉合作機制）等。三是不斷探索和倡導新的區域性和跨區域組織機制，在填補空白或補齊短板方面，高新科技合作和安全合作機制很可能在議事日程中具有優先性。

**第三，規範、規則和法律。**中國在推動新的國際體系建設方面需強調協調各類行為體的規範、規則和法律等。在規範方面，進一步確立明文規定或約定俗成的道德、議事和行為標準等，特別是討論和確立國際關係和全球事務在新領域和新問題上的道德和倫理標準，例如，有關脱貧、共同富裕和生活質量等方面的高標準。在規則方面，各類行為體特別是國際行為體需要共同協商、確定和遵守各種條例和章程，並以此保障國際體系的有序和有效運行。在國際法方面，各主權國家及其他實體需要共同制定和執行具有權威性和約束性的法律法規，特別是在未來三十年內建立和完善有關新公域、氣候變化、公共衞生和高新科技等方面的國際法及其執行機制。

（三）中國的長期考慮和階段任務

無論是從傳統文化還是從現行制度來看，中國都強調長期考慮、頂層設計、戰略部署和階段性任務。對於未來三十年甚至更長時間內的全球治理體系發展這一問題，更要集聚全黨、全軍、全民的力量和智慧，進行創新探索和不懈努力。

**第一，要做好未來三十年國家層面和國際層面的對接工作。**黨的十九大把國內未來三十年發展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2020—2035年）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再奮鬥十五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第二階段（2035年—本世紀中葉）要在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基礎上，再奮鬥十五年，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國際關係和全球事務發展的變量和變數要遠遠超過中國一國，但我們還要努力在科學、客觀展望形勢發展的基礎上，努力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對於中國國際關係學界的專家學者來説，設想和討論未來三十年甚至更長時間的國際體系更是我們的使命所在。

第一階段的十五年，中國需要繼續發展經濟和增強科技創新能力，以持續增長的綜合國力努力營造更加有利的國際環境，實現大國關係的相對平衡和基本穩定，發展各類合作或戰略伙伴關係，有重點地推進全球和地區多邊合作機制，高質量地實現“一帶一路”的戰略目標，大力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在此基礎上，降低美國等西方國家對華政策的負面影響，更有效地維護國家核心利益，推動祖國實現完全統一的偉大事業。在國際體系建設方面，中國要在指導原則、理念理論、組織機制和實際運作等方面提出具體方案，並與國際社會共同商討及努力爭取“早期收穫”。加大國際組織的複合型人才培養，做好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頂尖人才的培養和銜接工作。為此，中國國際關係學界要加強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加強有關學科建設。

第二階段的十五年，中國基本營造起全面友好型國際環境，增強在國際關係和全球事務中的指導和引導作用，實現大國關係順應歷史潮流的動態平衡，壯大發展中大國和發展中國家兩大羣體力量，繼續推進世界的公正、共同富裕進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祖國的完全統一。在全球治理體系建設方面，中國取得與自身大國地位相稱的思想理論、原則規範的引領性地位和相應的規制權和話語權，主導應對和解決主要全球性挑戰，引領人類社會和平、公正、發展、共同富裕的新潮流，使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取得實質性進展。

**第二，中國國際關係學界需要在豐富的實踐經驗、紮實的理論研究和不斷創新的專業知識基礎上加大對新的國際體系的研究力度。****其一，需要進行面向未來的歷史研究和比較研究。**習近平主席強調，“歷史研究是一切社會科學的基礎”，研究工作者要“總結歷史經驗，揭示歷史規律，把握歷史趨勢”。要對古今中外的國際體系進行歷史研究，通過比較不同歷史時期的國際體系特點進而深刻認識其發展規律和歷史趨勢，吸取經驗教訓，增強自信，努力使新的國際體系順應歷史潮流並不斷向前推進。

**其二，基於實踐的哲學思考和運用。**關於新的國際體系的認識必然來自實踐並接受實踐的檢驗，中國國際關係學界要提高實踐的自覺性並投身於當代國際體系的建設，同時要提高理論自覺，努力從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高度認識體系問題，以博大和包容的哲學思想為指導與國際社會不同成員進行交流，推動形成思想共識，通過不斷求同存異和化異為同而逐步深化共同建構國際體系的哲學基礎。

**其三，以前瞻、敏感和創新思維設計新體系的路線圖。**學界在展望和設計新體系時應能夠提出基本方向和總體思路，即在未來三十年多極化和多極格局的大趨勢下提出新體系的框架輪廓。而且，學界要大膽思考和積極設計，不僅要有宏大的設想，更要有精細的具體設計，尤其是在經濟、金融治理和高新科技治理領域。與此同時，學界還要在比較各種方案的基礎上，提出務實管用、可供選擇的方案。此外，體系設計和體系建設需要廣泛和深入的國際交流，中國學界要在交流中發揮引領作用，使新的體系設計反映和順應歷史潮流，為世界的和平、發展、公正、共同富裕作出劃時代的貢獻。

結語

未來三十年國際形勢和國際體系的發展，既有基本軌跡可尋，又充滿不確定、不穩定因素，因此我們需要在林林總總的表象下抓住問題的本質，堅決反對霸權主義，構建總體穩定、均衡發展的大國關係框架，促進世界的和平、發展、合作、共贏，彰顯新的時代主題。

通過未來三十年的努力，國際社會將在多極格局基礎上基本建成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體系。

**第一，新體系將是對冷戰時期兩極霸權體系的否定，也將促使冷戰後體系的演變實現質的飛躍，更是對逆勢而動的“新冷戰”的全面否定。**在未來三十年中，發展中國家的羣體性崛起使世界主要力量實現相對平衡從理想變為現實，南北雙方在實現基本平等基礎上朝着更高水平發展，國際社會在應對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疊加交織的挑戰中維護並推進世界和平與發展。當然，歷史總是在曲折中前進，其間必然會有逆流與迴流。因此，國際社會特別是對國際體系建設具有重要影響的行為體需要在長期漸變中把握方向，在短期嬗變中堅持戰略定力，真正做到“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朝着既定目標推進。

**第二，國際社會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時要用好存量和擴大增量。**二戰結束以來，世界各國人民在七十多年的努力中積聚了許多積極和建設性的力量，最主要的存量是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未來三十年，世界將在高新科技革命、經濟社會發展、治理能力和共同價值觀等方面取得革命性進步，這將成為推動歷史進步的積極因素，也是國際社會新的增量。國際社會的任務就是要承擔當前的使命並推動歷史的進步。

**第三，應對新挑戰和新議題是建設新體系的重要途徑。**新體系建設需要走出歷史上的“世界大戰決定論”，要通過非戰爭的戰略博弈、外交謀略、條約談判、多元合作等方式來確立。在此期間，有效應對時代挑戰和新議題則是極其重要的途徑。例如，世界各國通過多邊談判逐漸形成世界經濟新格局；又如，國際社會通過共同應對氣候變化建立了綠色發展新機制。同理，未來三十年的新體系必須積累無數次的“跬步”而“至千里”。

**第四，建設新體系需要提高前瞻性意識並提前謀劃。**在未來三十年，世界的變化無論在廣度、深度、烈度等方面將會加速進行，其對新體系建設的目標、內涵、方式等將會提出更多、更高的要求。而且，體系建設相對於世界的變化存在相當的滯後性。為此，國際社會特別是代表時代前進方向的進步力量需要儘可能提高其預見性，提前設計相關的原則、規範、規則和體制機制等，從而儘可能減少體系發展存在的滯後性問題，增加其在經濟金融、生態環境、高新科技、社會發展、軍事安全等方面的主動性，提升國際社會在國際關係和全球事務中的主導權。

**第五，未來三十年的歷史觀、大局觀、角色觀及其落地實施。**七十多年來，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際體系方面經歷了從反對者到參與者、維護者、改革者的歷史進程，並將在未來三十年承擔設計者、建設者和引領者的歷史重任。為此，中國要在歷史觀和大局觀的指導下，深刻認識和全面落實角色觀，為新的國際體系建設發揮與中國國際地位相稱的作用，真正為人類發展作出更大貢獻。還需要指出的是，中國提出的歷史觀、大局觀、角色觀的發展、深化和實踐不僅在國內，而且在國外，在不斷克服艱難險阻和應對多重挑戰中加強實踐和理論自覺，使兼具“天下”和“天外”的新世界迎來更加光明的前景。

文章選自微信公眾號“國政學人”，2022年3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