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親美的尹錫悦總統會把韓國“烏克蘭化”?_風聞
废除黑奴-2022-03-14 14:35
轉自微博@公共政策研究院。
美國領導的“北約”東擴最終造成了今天的烏克蘭戰爭,美國同樣也在建立亞洲版北約對付中國
3月9日,2022年韓國總統大選正式結束,61歲的尹錫悦將入主青瓦台,一時成了國內輿論的焦點。尹錫悦在競選言論中表現出明確的親美立場,這將對未來的中韓關係產生怎樣的影響?為此,鄭永年教授接受《大灣區評論》的專訪,並對此次尹錫悦當選總統作出深度探討。
本文內容整理自該專訪。
★ 本文作者****鄭永年,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席、廣州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理事長、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
問題:
尹錫悦在競選言論中表現出了明確的親美立場,檢察官出身的他其實是一位僅從政八個月的政治“素人”,這不僅讓人聯想到最近成為全球焦點的另一位政治“素人”——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這位政治素人就是因為一邊倒的親美政策,最終惡化了俄烏關係,導致了今日的戰亂。目前有樂觀派觀點認為,在韓國的出口中四分之一是流向中國,韓國的經濟跟中國的關係非常緊密。因此,一旦尹錫悦當上總統,必然出於現實的考慮,妥善處理中韓關係。您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鄭永年:
親美的尹錫悦當選引發了人們對朝韓關係或者中韓關係是否會俄烏化的關切。這種關切不僅在中國很普遍,在亞洲社會也很普遍。**這不僅是因為尹錫悦的當選,也因為東北亞在多年裏已經進入安全困境。**尹錫悦在選舉中強調,“只有韓美關係鞏固了,中國等其他國家才會尊重韓國”。以前親美的韓國總統雖然沒有這樣説,但心裏也是這麼想的。然而,這種説法是很有問題的。
韓國認為在其領土內可以做任何事情,例如引入美國的薩德系統,因為這是針對朝鮮的威脅的,但這樣做很顯然對中國的安全構成了直接的威脅。這次選舉中,尹錫悦也一再提及加入美國的印太安全機制、部署更多的薩德系統的事情,這自然導致了其鄰國的不安。
此外,美國甚至日本方面的舉動也很重要,甚至更為重要。**美國領導的“北約”東擴最終造成了今天的烏克蘭戰爭,這些年來,美國同樣也在建立亞洲版的“北約”來針對中國(表面上説是針對朝鮮)。**在東北亞,美國一直試圖把美日、美韓雙邊聯盟多邊化,即形成美日韓同盟。未來如果這個同盟形成,並且和美國的印太結合起來,將對中國構成實質性的、直接的威脅。
除了安全,經濟上的原因也極其重要,甚至更為關鍵。尹錫悦對中強硬的態度自然有競選時表演的成分,但也有着很強的局勢背景,因此不能因為中韓在經濟上有足夠的關聯度,就低估他親美的傾向。
事實上,尹錫悦在外交道路上極強的親美傾向有一部分原因正是中韓當下的經濟局勢導致。韓國的經濟屬於財閥經濟,以三星、現代等集團為首的財閥正是靠在芯片領域、汽車領域的優勢得以讓韓國經濟在全球有一席之地。中美貿易戰後,中國在以芯片為代表的核心科技產業的薄弱成為了中國崛起道路上不得不應對的問題。目前國內在關鍵科技領域解決卡脖子問題已經成為了官方和民間的共識,雖然這條解決卡脖子的道路還在起步階段,但已經讓處在我國科技產業發展路徑上的韓國財閥們感到了巨大且全面的壓力。從經濟的角度看,對所有的核心科技形成全面而且極端的自主極為困難,也沒有必要。
在全球技術與經濟高度分工化的今天,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做到在芯片這樣的大型產業生態上,任何一環都不依賴其它國家,還能做得很好。
即便是美國,其芯片產業也是靠整合全球其它國家的技術。中國解決卡脖子問題的理想狀態應該是:通過一段時間的努力,在芯片這類領域所有難以被替代的技術環節獲得了一定的全面進步;在某些被突破且可能取得優勢的關鍵環節,進一步全力發展,趕上西方;也有能力對西方形成一定的技術限制威懾。
一方面,這樣在對方進行貿易制裁時,我們的全面進步可以保證產業不至於大幅度退步,同時也可以利用技術優勢在反超的領域威懾和限制對手。這樣的結構在經濟上既可行,戰略上又有效。
另一方面,偏執地追求全面取代不僅不現實,事實上也會造成對全球其它產業鏈國家形成經濟上雙輸的過度競爭和貿易脱鈎,並不符合我國的根本利益。因此,現階段的中國正處於在核心科技領域發起全面追趕的初期,我們並不知道究竟在哪些領域能夠最終突破並形成優勢,所以在韓國財閥看來,我國如火如荼的硬科技產業發展對它的核心優勢造成的是全方位的威脅。韓國財閥既不會低估中國產業突破的決心,也不會樂見自己的核心產業被中國這樣體量和國力的對手超越。因此,尹錫悦背後的財閥們有站隊美國、遏制中國全面崛起的實際動機。

朝鮮半島及附近地圖 (圖源:網絡)
**從韓國輿情來看,俄烏危機顯然喚醒了韓國老一代男性對冷戰時期的陰暗記憶。**俄烏衝突是冷戰後世界範圍內第一次爆發如此大規模的軍事衝突,是世界局勢的拐點,而不是一段穩定歷史時期中間的插曲。從當下的互聯網輿情來看,世界各國的很多年輕人都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但是年齡處於60歲到69歲之間的老一代男性則不同。
很多人只注意到了尹錫悦在年輕男性羣體裏支持率很高,因為他反對韓國被認為是走上歧途的女權主義運動。很多民調都顯示,尹錫悦在60歲以上的高齡男性羣體裏的支持率很高,**其根本原因就是這個年齡段的人有着清晰的冷戰記憶,他們感受過冷戰時期以蘇聯為首的國際勢力長期對韓國的壓迫。**因此,當俄烏衝突爆發後,這批人顯然習慣性地希望尋求上一次的救世主保護,這種理性且帶有持續性的民意不應該被簡單地忽略掉。
作為一個國家,烏克蘭和韓國都有悲劇的色彩,自誕生的第一天起,就從來沒有獲得過獨立對抗周邊強鄰的能力。每當周邊大國處於激烈博弈的時候,這些處於對抗前沿的小國要想保持中立,對於一流的政治家都是天大的難題。韓國的安全體系至今沿襲了冷戰後的體制,當東西方大國再次處於激烈博弈的時期,很難説其是否能平衡好大國關係。
此外,在“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下,一位弱勢總統如果玩不動國內政治,就去玩國際政治,而這又經常引發外交危機。
最典型的就是特朗普,他的“初心”就是要通過內部變革“使美國更偉大”,但他沒有能力作出內部變革,於是把重心轉到外交。美國外交在特朗普時期一塌糊塗,中美關係也是其犧牲品。尹錫悦無疑也是一個弱勢總統,他只是以微弱的、可以忽略不計的優勢贏得總統寶座。在這一點上,尹錫悦和烏克蘭的澤連斯基有很大的相似性。
尹錫悦也是一個政治素人,在韓國現有的國情下,他很難在國內政治議題上獲得突破。
韓國國內的經濟被財閥壟斷,烏克蘭國內的政治經濟也被寡頭掌控,作為局外人的尹錫悦與澤連斯基很大程度上都靠着民眾對國家現狀的不滿,走到了前台。尹錫悦高舉清算現政府積弊的旗號凝聚人心,澤連斯基靠着對烏克蘭腐敗的傑出藝術批判獲得民眾的信任。“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幫助不了他們解決問題,卻賦予他們法理上外交的絕對權力。
**事實上,即便澤連斯基再親近美國,烏克蘭的國內勢力從經濟到社會依然分裂成親俄派和親西方派。**理論上説,如果北約同意接納,澤連斯基的一紙文書就可以讓烏克蘭整個國家變成北約的合法成員,從而掃清美國在烏克蘭部署威懾俄羅斯安全武器的法律障礙。當澤連斯基上任後發現其無法兑現他治理國內腐敗的承諾時,便在外交上通過實現烏克蘭擁抱西方的夢想,獲得底層親西方民眾的支持。
儘管這樣做對國家的安全來説是一種極為不負責任的行為,但對政客來説卻是極度理性的選擇。這是簡單的“一人一票”民主在不合時宜的國情下導致的必然悲劇。
那麼,尹錫悦會不會重蹈覆轍?
我們只能希望尹錫悦在國內改革遇挫時不會轉而在外交上尋求政治資本,從而對中韓關係帶來負面影響。或者説,根據以往的經驗,韓國的政治經濟結構決定了尹錫悦沒有可能兑現其在內政方面的選舉承諾;但如果尹錫悦真的要兑現其選舉的外交承諾,那麼朝鮮半島很有可能俄烏化。

尹錫悦為選舉拉票 (圖源:網絡)
問題:
尹錫悦作為一個政治素人,極為符合韓國的特殊政治傳統“青瓦台魔咒”,他在從政之初就一直把清算現任政府積弊當作口號。韓國總統是眾所周知的高危職位,歷屆總統很少可以善終,從2003年金大中總統卸任後,更是已經連續三屆總統均不得善終。看目前的趨勢,文在寅也很難樂觀。“青瓦台魔咒”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其背後的邏輯是什麼?
鄭永年:
“青瓦台魔咒”當然不是電影或者小説裏面所説的“魔咒”,而是可以找到制度根源的。這要回到決定韓國社會結構的兩個重要體制,即1987年“六月抗爭”實現民主化後形成的“87”政治體制與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後,金大中總統在經濟上全面推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所形成的“97”經濟體制。
**1987年的政治體制安排決定了韓國特殊的總統制度。**當時的韓國處於冷戰的前沿,朝韓長期存在爆發軍事衝突的危險,國際局勢決定了韓國必須有一個權力高度集中、能夠迅速果斷處理危機和急迫問題的全能總統。因此,韓國總統權力極大,長期被戲稱為“帝王總統”。
同時,在外交上,美國不容許韓國出現一個強有力的政治家,來挑戰美國對韓國的長期控制,因此韓國總統的任期只有一屆,不能連任。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中,金大中總統開出的藥方是,全面實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出售國有資產,全面放開金融,促進勞動力市場化的改革。
**1997經濟體制導致的跟“青瓦台魔咒”相關的後果是,韓國政府和政客在金融和產業上都缺乏治理的“抓手”。**一方面,為了獲得亞洲金融危機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援助,韓國開放的金融使得政府對貨幣政策的控制力相對較弱。另一方面,國有資產過於徹底的私有化導致政府和政客在經濟和產業的調度能力上沒有可以直接使用的“工具”。
我們國內一些人喜歡標榜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但是他們忽略了即便是號稱實行新自由主義經濟的美國,在進行公共經濟政策調節時,也會啓用“國企”或類似“準國企”這種在效率上雖然飽受詬病,但是在效果上不可或缺的工具。這種現狀直接導致韓國各級政府官員在經濟治理上長期依賴財閥的支持,而財閥們顯然是有他們自己的利益考量的,沒有相應的政治回報他們不僅不會傾囊相助,反倒是會故意在背後拆台。“腐敗”作為政客對財閥利益聯盟的投名狀,在韓國有着很強的制度土壤,因而不能簡單地用“貪婪”一詞來指責政客了。

三星集團實際控制人李在鎔 (圖源:網絡)
**韓國的外部環境和歷史積澱形成了國家內部長期的二元對立,保守主義和進步主義的政客各自代表一部分選民。**韓國國內財閥和外部勢力為了遏制強大政黨的出現,往往採取鐘擺模式,即每屆都換一派政黨執政,刻意保持兩股政治勢力的均衡,以便兩黨互相制衡,因為這種制衡實際上消除了政治干預經濟的可能性。
“青瓦台魔咒”在金大中之後變得尤為嚴重。97金融危機過後,財閥主導的經濟領域很難直接進行改革,政客們藉助民眾對政府的不滿,用對前任的反腐來凝聚民心不僅僅是對前一屆政府打壓自己政黨的清算,更是除外交以外又一個獲得政治資本的可行辦法。因此,“青瓦台魔咒”這種新一屆政府對上一屆總統清算的模式,就成了一種難以逃避的惡性循環。
**這裏需要補充的是,“青瓦台魔咒”也會間接影響中韓關係。**因為文在寅政府是主張理性處理中朝關係的,目前韓國政壇中對中國持友好、理性態度的官員大多屬於文在寅派系。今天韓國尖鋭的社會矛盾導致民間尤其年輕人對文在寅政府極為不滿,如果尹錫悦在輿情的刺激下過度清算,很可能導致韓國政府中有利於中韓關係健康發展的官員大幅衰減。
問題:
這次韓國大選中,年輕的選民表現出對政客的厭惡遠超過喜歡,而且這次大選的議題也明顯年輕化、碎片化。像女權問題,居然都成為了對大選民意有重大影響的話題。那麼這種政治議題的特點,對未來的韓國政治有什麼影響?
鄭永年:
我們首先要了解韓國的現狀,尤其是韓國年輕人的現狀。**從經濟角度看,大部分韓國的年輕人並沒有一個發達經濟體下年輕人應當有的幸福感。**據韓國官方數據,當下接近20%的韓國年輕人處於失業狀態,疊加疫情因素,2020至2021年期間,有87萬名個體從業者失業,相關行業營業額減少20%至25%、營業利潤減少43%。韓國年輕人的第一個重要現狀是,大部分年輕人經濟狀況惡劣,有些甚至有生存困難。
**第二,大量底層的韓國年輕人明顯看不到希望,他們清晰地認識到自己處於經濟和教育的雙重“劣勢繼承”。所謂經濟的劣勢繼承,是指韓國大城市房價高、租金貴,一個普通家庭的孩子幾乎買不起房。**據韓聯社等媒體報道,文在寅政府期間,首爾公寓樓價格幾乎翻番。首都圈樓市去年房價更是猛漲近18%,時隔15年首次出現兩位數增長。據韓國國民銀行估計,一個韓國普通家庭必須將全部收入存滿18.5年才能在首爾買得起公寓。
雖然中國的大城市房價也讓很多年輕人感到遙不可及,但是中國存在一個龐大的城市梯度網,很多年輕人在大城市工作後可以退回到相對可以接受的省會城市或者二線城市買房安居。韓國的問題顯然更為嚴重,因為韓國近一半人口集中在首爾經濟區,韓國的國家體量導致其沒有一個梯度的城市網絡給年輕人階梯式的回退。年輕人一旦要生活在大城市,就只能忍受其房價,這也是韓國式城市化的弊端。我們也有很多城市提出“叫板”首爾,可一旦首爾化了,“首爾病”同樣會在中國發生。甚至在中國的一線城市已經發生了。
**同時,韓國的教育制度導致家長要大量投入資金給孩子進行補習,這對整個社會來説無疑會大範圍阻斷窮人孩子通過自身努力學習改變境遇的路徑。這就是教育的劣勢繼承。**我們都知道韓國的娛樂業畸形繁榮,韓國總人口只有5200萬左右,但是偶像練習生據估算已經超過了100萬。這些偶像練習生的訓練極為艱苦,可以説是非人的嚴酷,最終只有1%左右能夠出道。為什麼還有那麼多韓國年輕人趨之若鶩?這背後折射出的就是大量的年輕人對社會晉升的絕望,認為這些富家子弟不願吃苦的領域已經是他們最好的機會了。
**從社會輿情的角度看,如同大多數現代社會,韓國年輕人是互聯網信息化的一代,他們接收的信息大部分來自網絡媒體。**這樣的年輕人普遍存在一個特性:對碎片化的信息敏感,對能引起共鳴的現象敏感,但缺乏深度閲讀能力,對宏大的抽象歷史敍事缺乏感知,只會被具體的故事影響其認知。這就是為什麼尹錫悦在大選中要直接攻擊與女權相關的具體部門和女權的現象,而不是抽象地和年輕人講人權原則。

韓國街頭(圖源:鳳凰網)
問題: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需要怎樣去做,才能避免東北亞陷入俄烏陷阱?
鄭永年:
想要避免東北亞出現“俄烏陷阱”,我們不僅要關切韓國國內的發展大趨勢,要關切朝鮮的動向,更要關切美國(日本)的動向,在充分了解這些角色的意圖和可能的行為之後,作出理性的判斷並踐行理性的外交。
這是一個複雜的過程,但結合之前提到的財閥對中國的認知,我想提兩點網上鮮有人提到的或許可以將中韓關係往健康道路上引導的建議。
**第一,我們的外交宣傳主要是針對政府和韓國的財閥精英,但這樣的敍事習慣很難滲透到韓國民間底層社會。**因此,韓國年輕人的輿情很難偏向中國。我們需要有迎合韓國年輕民眾的廣義溝通方式,通過互聯網社交媒體滲透至其羣體中,力圖改變中韓關係在年輕人中的輿情形象。
**第二,如果説韓國和烏克蘭有什麼不同的話,有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烏克蘭的寡頭本身是分裂的,一部分寡頭親西方,一部分寡頭親俄。**但韓國的財閥並沒有明顯的對立分派,他們是韓國社會最穩定的權力主體羣體,中國可以系統性地分析如何在經濟上與韓國財閥保持一種建設性的、互利性的關係,至少應該有一種不至於被誤解為會全面對抗的關係。
**因為複雜的國際環境,東北亞的安全環境很難有實質性的變化,但中韓和中日的經貿關係一直是東北亞國際關係穩定的壓艙石。**美國一直在努力促成韓日經濟在和中國“脱鈎”的同時更依賴美國經濟。這表明,我們更需要推進東北亞經濟的融合。經濟的融合儘管避免不了國家安全方面的衝突,但的確可以緩解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