駐塞浦路斯使館有個“神醫”_風聞

作者：王之棟 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曼徹斯特總領事。

中國駐塞浦路斯使館有一位負責文化工作的一等秘書，名叫黃偉龍。黃秘書除本職工作搞得不錯，還會一手醫術，有時應邀給內部人員看病。那醫術是祖傳的，有幾分獨到之處，有人説近乎神奇。因此，傳來傳去，黃先生有點像傳説中的“神醫”了。

然而，這“神醫”從來不誤文化秘書的本職工作。而且由於人員編制少，裏裏外外就他“一把手”，儘管早起晚睡，也忙得不亦樂乎，成了穆桂英——陣陣得（děi）到。因為工作需要，對塞浦路斯的各個方面，他都要了解、掌握，又加上他這人熱情好客，過往人員都願找他聊聊。他談起來十分仔細，面面俱到。

地中海東部的亞洲島國——塞浦路斯，9000多平方公里領土，人口不足百萬。居民主要為希臘人，80%，操希臘語；土耳其人佔18%，講土耳其語。前者信東正教，後者信伊斯蘭教。

希、土兩族之間的矛盾由來已久，甚至發生流血衝突。聯合國為解決雙方矛盾做了多年努力，直至現在還於希、土之間，部署着聯合國維持和平部隊，控制局勢。各國外交官憑護照可以出入希、土兩家地盤，使館人員常過線參加土族朋友舉行的活動。

總的感覺是，土耳其那面發展較慢，這與人口少、工商業基礎弱有關係。首都尼科西亞在塞浦路斯人生活的地區，它的機場卻被土耳其人控制。因此，三十年來國際航班和塞浦路斯航空公司的飛機，只得在塞浦路斯人控制的拉納卡臨時機場起降。機場因為“臨時”了多年，各項設施已日臻完善。出入境及海關手續等比較簡便。

▧ 塞浦路斯首都尼科西亞

塞浦路斯十六世紀70年代後的300年，遭受奧斯曼帝國統治。1878年英國佔領塞浦路斯，以後成了英國殖民地。1960年8月16日塞浦路斯宣佈獨立。但是，英國至今不退出，圍山圈地，保持駐軍。它在阿諾蒂裏的皇家空軍基地，不僅拒不交給塞浦路斯政府，還秘密擴建，作為英國核武器的一個儲藏地點，以便必要時向有關國家進行核打擊。

1975年起英國核武器撤回本土，但至今在塞浦路斯的基地不予拆除。據説，基地能起降“V”重型轟炸機和“堪培拉”輕型轟炸機，還可以儲存32件“紅鬍子”核武器。英國市長及皇族系統人士常常到塞浦路斯英國基地勞軍，以炫耀英國的勢力。

近年，美英聯手侵略、製造緊張局勢，多有英國戰機從塞浦路斯基地起飛執行任務。但塞浦路斯鬧中有靜，仍一片和平景象，很像“世外桃源”。那裏陽光充足，海水碧藍，各色水果香甜可口，一年四季吸引遊客。越來越多的人把塞浦路斯作為旅遊度假的好去處。

關於黃偉龍的身世，人説，他本人很少談，但使館的人知道一些。

他原是馬來西亞的一位華人，青年時來中國上大學，學成以後曾幾次想回馬來西亞，為他出生的地方服務，但是沒有如願，而且一直被拒之國門之外，不允許他入境。後來才知道被拒絕接受的原因：當局懷疑他“被共產黨洗了腦”，回去鬧事。無奈，黃偉龍只好留在了中國，後來成長為一名中國文化部的幹部。

也怪，他回不了馬來西亞，卻迷上了從那裏帶來的祖傳醫術。可是，有關方面以其無科學根據為由，不准他掛牌行醫。然而多年來，他一邊當幹部，一邊不忘祖傳。社會上也有登門請他看病的人，他甚至有時為高級領導人“出診”。但無論如何，他公開對外行醫的路是堵死的。黃偉龍無奈，只好埋頭當幹部。後來，有機會被派到中國駐塞浦路斯使館搞文化工作。

我聽了這些以後，深思很久。心想，外事工作不僅需要國內各行各業取得的成就支持，外事幹部的隊伍也來源於各行各業，海外華人的學子也在其中，在好多部門都能看到這樣的同志。

▧ 中國駐塞浦路斯大使館辦公樓

我1986年去塞浦路斯，是與陳永康同志一起出差那裏。我們與黃偉龍屬首次見面，請他看病感到有些不好意思。但是，最終不願錯過機會，還是向他説明了來意。黃秘書見我們人過中年，微笑着應允了。於是，我親歷了黃偉龍這位“神醫”行醫的全過程。

黃偉龍的辦公室兼招待室裏，我和陳永康坐在臨時準備的椅子上，靠近黃秘書的辦公桌。這位瘦高個子、腰板筆直、五十歲出頭的人，顴骨稍高，面色紅潤，眼睛大而炯炯有神，令人見了頓有幾分敬慕。

“久聞大名，今來要打擾一回了。”我説。

“哪裏，哪裏，我想二位無非想知道一下自己的身體狀況。”

“對，對。”我和陳永康同志齊聲説。

“我要説的話只供二位參考，有病還得看醫生。”

“您是提供免費醫務諮詢。”我笑着説。

“對，可以這麼講。這個提法我同意。那就先給你來吧。”

於是我把自己的座椅移近黃先生。老黃則把一張16開白紙鋪在桌面，用鉛筆整齊地在紙上畫了8個大小一樣的圓圈，其擺法就像麻將牌的“八筒”。之後，他讓我把手伸給他，手背向下，手臂放在桌面。

他仔細看我的每一個手指，一邊看一邊不時地用鉛筆在那幾個圓圈裏做記號，或寫上很小的字。我看了兩眼不知是什麼意思。他看完我的左手又看右手，大概用了半小時。屋裏一直很靜，三人都沒有説話。

“你沒有大毛病。”黃先生開口了，“我説的‘大毛病’是指癌，不是常見的多發病症。我主要看有無癌變。不過，我要指出，你後背右上方有一顆黃豆粒大小、紫紅色的痣。”

聽到他最後這句話，我暗暗吃了一驚。他説得對，太準確了，我的後背那個位置是有個痣。可是隔着衣服，我們倆以前不相識，他怎麼知道這個呢？我感到有點緊張，忙問：“那東西有問題？”

“目前還無問題。但是，我建議你回國後去醫院把它挖掉，並且請醫生手術時挖的範圍大些，免得多少年以後生事。那麼，第二位同志來吧。”

我聽後與陳永康同志換了座位。輪到我旁觀了。只見黃先生取了另一張白紙，同樣畫上“八筒”似的圖形，接着看陳永康的手指。他看了沒有多久便對我説：“陳先生後背也有痣，比你的痣數目多。但他的痣沒有問題，用不着動手術。”

我當時坐在陳永康身後。聽了黃先生的話，馬上用手撩起陳永康的襯衫和背心。一看，他後背果然有一堆大大小小的黑痣。我情不自禁了：“嗯，是有不少！”

“你也沒有大毛病。”黃先生對陳永康説。這次，他用不着解釋“大毛病”的含義了。“不過你的腸胃不健康，是不是少年時代的生活不太好啊？我指的是家庭生活條件，因為造成腸胃病的原因很多。我以為你的腸胃不好屬於這個原因。”

“我小時候家裏窮，經常吃不飽飯………”陳永康説。

“哦，怨不得呢！不過沒有關係，注意飲食營養吧。”黃先生安慰説。

這時，我好奇地問：“老黃，您是怎麼看出來的？”

“二位的手告訴我的。當然也憑個人經驗。我主要診斷癌變。通過我的反覆觀察，如今可以做到‘三定’：即定性、定位、定度。具體講就是，首先確定該病變是良性還是惡性；接着確定病變在身體的具體部位；第三是確定病情已經到了何種程度。

那年葉劍英元帥病重，醫院拿不準能否做手術，因為他年事已高。最後把我叫到醫院。醫療小組先搬來一堆病歷讓我看。我説這不行，我看的病歷在病人手上，必須親自看。於是他們答應了我的要求。我經過仔細觀察，提出參考意見：不是惡性，是良性；病變位置不宜手術，尤其對老年人或危重病人更不能手術。根據病情程度，以藥物治療為宜，慢慢調養。醫療小組採納了我的意見，後來的實際情況證明我的意見正確。”

“您的這個醫術，配上令人信服的理論説明就好了。那樣，能與算命先生看手相截然分開。”我帶着遺憾的口氣説。

“是呀，我現在是光憑祖上的遺訓和自己的經驗，目前作不了理論説明。所以，我不主動給人看病。不過，我想理論説明應該產生在無數實踐經驗之後。看重經驗和積累經驗，以後會有理論的……”

我想，這事也只能談到這裏了。我們至少得尊重事實。臨了，我問黃先生國內有什麼事需要幫助辦，但説無妨。黃先生沉思良久，好不容易才説出口：“在馬來西亞，我有九十高齡的老母，很想同她老人家見一面……哪怕就是在機場見一面也行……不知有無辦法？”

看得出，黃偉龍同志這時在強忍着淚水。我無法回答他，只好説，我記下這件事了。

這年8月8日我回到北京以後，給中國駐馬來西亞使館的一位朋友寫了封信，請他就黃偉龍同志的事，想想辦法，黃同志這個要求不高。後來，由於多方面努力的結果，黃偉龍同志終於實現了幾十年的宿願：在回國休假返回塞浦路斯時，繞道吉隆坡，同老母親團圓了一個星期（繞道費用自理）。這可能是他與老母共同最珍惜的一段時光。

後來，由於心裏嘀咕“痣”的事，我終於到北京醫院做了個門診小手術，切除了後背右上方的痣，心裏踏實了。多年過後，那刀口部位除陰天下雨有些癢的感覺，未發現其他異常。

-End-

文字 | 《我這個外交官》 

作者 | 王之棟

圖片 | 源自網絡

編輯 | 外交官説事兒 小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