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的世界終將走向“脱鈎”_風聞

文 | 新華門的卡夫卡

作為一個股民，近期市場可謂被錘的死去活來，筆者的賬户也不太好看。這也就讓筆者有動力對經濟數據和研究進行了更深入的閲讀。沿着之前一篇關於《誰讓美國的制裁失去了威力？》對國際秩序的分析，筆者今天試圖分析一下一個更一般的國際宏觀和均衡視角（僅供參考，若有不贊同請當做止增一笑）。

經濟衰退嗎？不，是滯脹真的來了

近期，許多消息此起彼伏而層出不窮，許多的事件也是多年來一直期待、但最終發生的。在經濟金融方面，筆者認為值得注意的事件有三，其一是對俄國的全面、徹底制裁；其二是美國SEC（證交會）依據《外國公司問責法》對5家中概股公司進行摘牌準備的公告；其三則是歐美髮生的多年不遇、甚至可以説是40年來最嚴重的通脹。

插一句，所謂滯脹，就是停滯性通貨膨脹，學科上一般認為是在經濟增長几乎為零的狀態下，由於種種因素，物價體系仍在上漲而導致通貨膨脹。但在更多的時候，只要經濟增長較慢而通脹速度比較明顯的超過了經濟自然增長，就可以認為是滯脹。

有一些研究者所出具的研究和分析，筆者讀完後認為，是嚴重缺乏基本的經濟常識和分析能力，人云亦云套框架所生產的。對這幾件事的認識，其實抽絲剝繭，從國際經濟史百年運動的歷程來看，是可以看到清晰的脈絡的。譬如説，對本輪能源和大宗所帶來的CPI上漲（主要在歐洲和美國），絕不僅僅是某些分析者那樣是暫時的，或者説是“普京害的”。正相反，這是自1970s的美元危機和石油危機以來最深刻的國際經濟、金融和貿易結構性變革，而這一變革的先聲，則是國際性滯脹。

這一滯脹將是，與牙買加貨幣體系（美元信用霸權）和南北（國家）分工、互聯網革命等多年來所製造的不平衡，產生的深刻的不平等，所相對立的反作用。

對未來發展認識，就先要認識當前的國際經濟存在的結構性不平衡。

國際經濟的結構性不平衡

筆者在上一篇《誰讓美國的制裁失去了威力？》已經比較淺顯的闡述了當前的國際經貿體系大概是怎麼回事，而這個體系既然是以美元和美國的金融資本主義為中心搭建的，那麼自然中心就是極大的得益者。這就產生了當下的國際經濟的結構性不平衡，不平等，主要表現在：

1.金融國家和實業國家的主權間嚴重失衡；

2.科技互聯網行業和其他部門行業之間的嚴重失衡；

3.同一行業內部的成果分配嚴重失衡，社會貧富差距分化。

首先來説第一個矛盾，金融國家和實業國家的失衡。金融國家主要是指國際金融產業主體——美國（也可以包括英國，但英國體量太小，而歐盟內部則是另一個維度的問題，先天不足），而實業國家則是指德國、日本和中國等以銷售工業製成品為主的國家，其他的國家，包括各種專利國家、原材料國家和貿易國家，可以當做從屬於這兩方的背景板。

這一矛盾應該從特里芬兩難説起。學習過國際金融的人都知道**“特里芬兩難(Triffin Dilemma)”**的存在：作為國際貨幣的美元，為了滿足各國對美元儲備的需要，美國必須對外提供美元，即國際收支持續逆差，而長期的國際收支逆差將導致實際意義上的美元貶值，無法維繫美元自身幣值穩定，美元霸權瓦解；如果要保證美元幣值穩定，美國就必須保持國際收支順差，這又將導致美元供應不足、國際清償手段匱乏、各國將不得不尋求美元之外的金融清算工具，美元霸權瓦解。

所以説川普政府在進行“貿易戰”之時主張中美貿易不平衡，試圖通過貿易戰來進行“平衡”，但實際上，**從特里芬兩難來看，貿易失衡的問題是美國長期赤字的結果，而其赤字問題是美元體系的結果，**而美元體系這個根本因素因又是無法被撼動的。因此，相比於貿易協定，經由匯率變動引發的美國赤字再分配的策略背後，是根深蒂固的全球產業鏈，和脆弱的國際離岸美元金融鏈條。美元匯率的變化最終經由國際資本賬户流動後經新興市場的負面反饋回溢到美國本土。

第二個矛盾，則是高科技行業（互聯網）和其他行業之間的矛盾。近些年，其他行業都是“要死不活的”，而互聯網行業則取得了其他行業利潤的總和還要多的利潤，如果從表面上來考量這一問題，或許這僅僅是簡單的社會再分配問題。川普就是這樣想的，希望能通過税收法案在科技企業的離岸儲蓄裏抽税，企業把税收交上似乎一切OK，達到了再分配的目的。

問題顯然沒有這麼簡單，實際上這種行業部門間的失衡問題是由金融國家的金融霸權所衍生的。對硅谷高科技企業而言，全球化使得他們擁有在全球的合意國家部署其生產資本的自由度。這種跨境靈活性倚仗的是金融國家所建設的靈活金融市場。但國家提供這種靈活性卻蒙受了損失——比如我們開立一家科技企業，註冊在開曼羣島，在法蘭克福進行歐元融資然後兑換美元（歐元零利率），在中國部署自己的生產線，隨後再在全球出售自己的商品，最終把利潤存留在國際避税天堂。

無論是實業國家還是金融國家，亦或者是消費購買的國家，忙活一整天收不到企業所得税，白玩，相當於政府花費税金維持市場、提供公共品的行為是負收益，降低了宏觀上國家的ROE（資本回報率），加重了政府負債。

這還沒完，企業的資本配置也會改變行業之間的關係。當下美股科技企業的回購浪潮就是綁定了美國的金融部門，科技企業通過大量的回購推升自己的股價，再通過融資負債來擴張自己的商業版圖，增發股票。美國許多科技企業出現了資管出身的CEO，就是這麼回事。

總結來看，這是美元霸權廕庇下，其金融資本集團藉助於其具有比較優勢的高科技企業，通過金融鐮刀收割包括本國國民在內的全世界。這也就引到了第三個層次的不平衡。

第三個矛盾，全世界範圍內的貧富差距巨大的分化。上面我們説到了高科技企業，一旦創業成功、公司上市，似乎人人有期權、爭做硅谷人上人。但是實際上，高科技公司是少數，而參與創業並且成功、拿到期權的更是少數，多數人是依賴工資的勞工。他們可就沒有這麼幸運了。他們忍受着較低的薪資增速，但即便這樣還受到外國勞工的競爭擠壓，硅谷為了利潤增長都將許多業務外包給印度程序員，更不要説其他業務和傳統行業了，必然都潤到了外國。

那麼勞工羣體就不得不尋求政府的幫助和再分配政策，希望國家來替自己承擔一部分開銷。而政府為了政治合法性，又不得不妥協，這必然伴隨更加高昂的赤字，和更加微妙的國家間經濟關係。

我們可以看到，自川普當選以來，頻頻在不斷產生“X國的川普”這種弔詭的事情，實際上就是這第三個矛盾折磨下的選民的一種自發行為。

國際失衡結構的中國視角

當下的國際經貿體系，可以從一定意義上來説是“中美”體系，是美國印錢、而印錢形成了購買力，這些購買力兑現所對應的生產力來源於中國。那麼為什麼會在這段時期形成國際經濟的“中美”體系，因為至少從我國經濟結構來看，目前同樣是高度不均衡的，必須要輸入外需才能平衡國民經濟體系。

從頭講起。眾所周知，當然無論是什麼國家的經濟體系，都是依靠資本主義的生產循環和再生產的擴大來實現經濟增長的，這就是投資。單純的消費是拉動不來經濟增長的，是消費轉化為利潤，利潤進行再投資。但投資是需要資本的。我國的工業化起步艱難，就是因為除了蘇聯在1950s期間對我國進行了無私援助外，我國的工業化進程的投資高度依賴於自身利潤的積累。

而同樣眾所周知，工業化前我國是一個資本匱乏的國家。因此，長期以投資為導向的歷史慣性形成的制度路徑依賴，就是從分配上講，我國的經濟體系在分配邏輯上資本佔優，勞動排在後面。（國有經濟體系下是分配給了國家，但國有資本也是資本）

**這一制度慣性其後形成了更加深刻的路徑依賴，即期望無論是國有資本還是私有資本，都能更大力度的投資，進一步擴大生產體系的規模，創造更多的經濟產值，迎來更快的經濟增長。**這一政治經濟學邏輯在“兩頭在外”（原材料和零部件在外，市場在外）的出口導向型經濟體系確立後，發揮到了極致。

筆者在去年關於雙控和拉閘限電的兩篇文章中曾提到，從整體政策的邏輯來看，國家已經不再支持“出口創匯”這種經濟循環模式了。而目前在這個已經愈發失衡下的國際經濟體系中保持出口，是為了維持國民經濟的平穩運行。國民經濟由三部門組成，分別是消費、出口和投資。隨着我國經濟的長期快速平穩發展，本身投資回報率在自然下降，這是經濟發展的自然規律。

中國經濟增速變慢，不是因為什麼人口紅利，而是因為本身投資的邊際收益在下降。但國民經濟的分配機制並沒有迎來根本性變革，實際上勞動羣體所分配到的成果雖然一直在穩步提高，**但還不足以視作結構性變化。**這就是國務院試圖讓消費拉動經濟增長但一直失敗的本質原因。

當下的我國經濟內循環結構，是西北西南中部地區生產原材料，東北華北生產初級品（譬如粗鋼），中西部地區的大城市進行中級加工，東南沿海地區進行深加工和包裝出口或國內銷售，而一線城市（京滬穗深）提供高級品（金融、技術等）。實際上在筆者看來，這是國際失衡結構的國內投射。

這種不均衡的情形，隨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整個國民經濟循環中的價值鏈發生上移收束，由銷售端轉向生產端，特別是原材料端。早前，利潤多數在終端企業之處，而目前已經前移到了前段的原材料企業處。因此核心國企的ROE大幅增加，但這些國企由於滯後的治理模式，利潤花不出去。和財政預算單位有“零餘額預算管理制度”不同，國有企業是沒有辦法實際利潤清零，因此各級政府和財政能徵繳的國企利潤規模是有限的，而限薪令和八項規定也讓國企自己花不掉這部分利潤，這就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後國資愛投資的原因。雖然可能財務報表上利潤不多，但那是給國資委看的，實際藏在表內的利潤相當驚人。

**但國民經濟循環的過程中，如果利潤總是變成沉沒情形，那麼國民經濟實際上是內部失衡的。**如果是一個封閉體系，會自發的趨向生產萎縮。這時，外需的作用就體現出來了。然而，我國現在在保持持續出口的情況下，也同樣在擴大進口的規模，這是因為充當單向度的世界工廠沒有意義、甚至可以説是吃虧的，只是沒辦法快速改革，只能逐步調整。

脱鈎：滯脹與中概股的死亡

正如上文所描述的那樣，資本主義體系誕生到今天，500年的歷史創造了巨大的生產力。而自冷戰後期到今天以來的資本主義全球化運動，對人類文明體系來説，這一時期新增的社會生產力或許超過了人類歷史之前的總和。那麼這樣巨大的變化所伴生的不平衡和不平等，就是人類歷史空前的貧富分化，這也必然需要幅度巨大的糾偏調整。而脱鈎以及滯脹，則是將是歷史的必然。

筆者所謂的“脱鈎”，實際上已經不是川普在中美貿易戰時所主張的概念，**而是一個經濟體系經過沖擊後動態演化後的平衡穩態。更接近於全球化倒退的一個情況。****在調整後，將形成歐洲、東亞和北美三大全球供應鏈，**作為人類社會中工業體系的核心。相比較而言，眼下雖然這三大供應鏈初具雛形，但國際社會的主體仍然是“美國治下的和平”，無論是德國or歐盟還是中國or東亞，並不具有在區域內提供治理公共產品和金融體系的能力。這也就導致美國依然在這些區域內進行勉力維持的全球治理（秩序維護），在進行實際統治，在通過金融體系抽水吸血。那麼同時，所謂的北美供應鏈，也就壓根建不起來。

產業鏈的形成是長期作用的結果，一旦形成，試圖拆除或者調整也同樣是一個極為漫長的過程，無論是中國試圖終結兩頭在外型經濟體系，還是美國試圖打斷對中國供應鏈的深度依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這****一調整的進度，筆者自身對經濟學的學習認為，長期來看基本上接近高技術條件下的自然增長率，也就是5%左右。**不過，這一調整實際上從川普的貿易戰時期就開始了。到目前為止，已經走了一半。

這幾天SEC對中概股的突襲，實際上就是“脱鈎”的階段性成果。上文我們提到了，美股高科技企業是在美元霸權加持下，少數金融資本攫取全世界利潤的一個進程。生產在中國，金融在美國，但是利潤藏在避税天堂裏，中美兩國（也包括沒有高科技企業的歐盟）都是受害者。如果代入筆者所抽象的模型：美國上市、中國生產、所有權和利潤藏在避税天堂，這樣來看，中概股和經典意義上的納斯達克成分股沒什麼區別。

回過頭來，大部分納斯達克成分股，是美帝（金融集團）自己人，而中概股居然試圖搭順風車搶錢，這在之前還有業績增長的時期，美國監管層可以大門敞開歡迎，畢竟美國股市也會從業績增長中獲取利益。但當國際經濟面臨結構性調整，**就意味着筆者上述的三個矛盾需要解決時，中概股就首當其衝了。**因為，第一個矛盾是動美元霸權的根子，第三個矛盾的貧富差距是動資本主義分配的根子，都不能動作太大，只能循序漸進微調，那就只好拿科技企業藏利潤動手下快刀子了。而中概股恰好不是自己人，可不就首當其衝了。

而從中國的視角來説，國民經濟體系內的失衡也需要調整，實現結構性的分配改革。首先要終結互聯網企業拿到了超過其他行業利潤加起來還要多的奇觀，要終結沿海出口集羣的奇觀，把利潤相對公平的分配到國民經濟循環的各個環節。其次是通過國企上市和混合所有制改革，國資管理將從管企業轉向管資本，這時，通過共同持股和有效資本市場，可以實現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以分紅形式將國民經濟循環的利潤回吐到國民經濟體系中。這也是決策層面國資委從管企業轉向管資本的一個原因。

在這個時候，我們就不再從根本上需要外需來平衡我們的國民經濟了，國民經濟失衡就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決。這也標誌着東亞供應鏈體系徹底形成（當然，前提是美國的軍事和政治存在徹底退出東亞地區，這裏只討論經濟層面），而超大規模國內市場成為中國經濟循環中最有力的支撐。在此時，如果中國研發體系可以解決卡脖子的技術障礙，則人民幣匯率將回歸真實匯率。這就是內循環的真意。先前筆者唯一比較疑惑的地方是，不搞外匯佔款也不搞PSL （抵押補充貸款，2014年4月中國人民銀行創設）棚改了，那麼後地產時代，除了MLF（中期借貸便利，指中央銀行提供中期基礎貨幣的貨幣政策工具。於2014年9月由中國人民銀行創設）之外，拿什麼作為投放貨幣的錨？去年年底央行宣佈，設立綠色金融工具，這將形成基礎貨幣投放。（這裏先不展開，這兩天後續其他作者文章中會討論這個事情）

從這裏繼續推導，可以看到國際通貨膨脹的必然性。近幾十年的資本主義全球化一直是一個工業部門主導輸出通貨緊縮的過程。國際清算銀行(BIS)首席經濟學家Borio通過分解發達國家的經濟數據，得到一個結論，近30年的發達國家，是疊加了工業品的通貨緊縮和服務業的通貨膨脹的狀態。

也就是説，在以往，隨着全球化的不斷推進，將愈來愈多的勞動力納入生產的組織中去，生產不斷地向成本更低的地方遷移（路徑是日本/歐洲—四小龍—中國—東南亞），工業品價格在持續下降；而與此同時的是，發達國家本地就業的服務業，價格持續上漲。

當中國不再充當廉價的工廠，而全球化推進到了中場調整、需要解耦（即從以美國為中心轉化為中美歐三大供應鏈）時，工業品還會持續低廉嗎？而從原材料開始的上漲邏輯，將形成原材料—製成品和工資——價格的兩重螺旋，持續不斷的推高物價體系。但在這一波物價體系的上漲過程中，生產規模和全要素生產率本身可能變化很小，也就是説從國際視角來看的經濟停滯。經濟停滯疊加了物價調整的通脹，這就是1970s的滯脹再現。

而從美國的政策學術來看，耶倫奶奶在供給—需求的平衡和再平衡過程中，準備使用供給側改革，也就是加大供給，通過形成大規模產能產生製造業，製造業內卷降低製造業成本，進而縮緊通脹。但大規模的財政政策，首先會拉昇通脹，在產能落地後才會緊縮物價。**而先前無論是FedReserve（美聯儲）還是ECB（歐洲央行），都已經向市場注入了太多的水。**未來如何？可能只有動盪，與更加動盪。

時代的變革不會跟你打招呼，只會從你身上碾過去。

參考資料：

1. 徐高《宏觀經濟學二十五講》《金融經濟學二十五講》

2. 朱塵《世界經濟的裂隙》智堡研究 https://wisburg.com/articles/221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