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那一縷曙光——讀《第四產業》有感_風聞

作者：曹裕

經濟學界經常討論一個問題：為什麼中國古代有“四大發明”和其他很多創新，但工業革命卻發生在歐洲而不是中國？

這就是所謂的李約瑟難題。

其實，如果我們換個角度思考，也許能找到其他方面的註解。

1215年6月，英國金雀花王朝國王約翰王在大封建領主、教士、騎士和城市市民的聯合壓力下被迫簽署了《大憲章》。

其中的一個重要條款是“不經貴族會議同意，國王不能增加税收”。

自此以後，國王或者朝廷想幹什麼事情，不能隨便徵税，國王行使權力被設置了一道無形的枷鎖。

這和中國大有不同。

在中國，皇帝要修長城，不需要發國債，一個指令下去，直接徵用人力物力就行。在中國做大事情基本都是依靠政治力量推動，相對簡單粗暴，但切實可行。

王室不傻，通過長期的實踐，也許是受1609年成立的阿姆斯特丹銀行啓發，王室變通了，覺得辦大事、成大事只能通過金融市場解決資金問題。

1694年，英國王室特許蘇格蘭人威廉·彼得森等創辦英格蘭銀行，也是世界上第二古老的央行。

其建立的初衷既不是為了制定貨幣政策，也不是為了維持金融穩定，而是為了籌集足夠的資金應對戰爭開銷。

英格蘭銀行超越了它唯一的前輩阿姆斯特丹銀行，是金融與權力的完美聯姻，成為銀行發展史上的里程碑。

一方面，它擁有一個實力強大、永遠不會倒閉的新客户——英國的王室加政府。“光榮革命”之後，英格蘭在西方國家中率先實現了政治上的穩定，再沒有發生過內戰，可以集中精力對付外部挑戰，爭奪世界霸權。

另一方面，這個客户有海量需求。十七世紀後，英國在世界不同的地方與他國開戰。與法國的“九年戰爭”“七年戰爭”打完，又與荷蘭打、西班牙打，在東方與印度莫卧爾王朝打，1775年和爭取獨立的美國人打。

18世紀末葉，又和法國的拿破崙打得不可開交。政府越戰越要依靠金融支持。史學家們認為，為何英國最終戰勝法國，成就世界霸權，現代金融的支撐被視為重要基石之一。

所以，從某種意義來看，《大憲章》直接推動了英國金融發展，為後來的日不落帝國打下了堅實基礎。

特別是隨着蒸汽機的技術成熟，金融革命提供了大量、廉價的資金，間接催生工業革命，推動先進技術轉化成產業。這可以部分解釋了李約瑟難題。

讓我們把時光指針撥到21世紀，可以看到世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曾經差點開除“球籍”的中國在經濟、外交、軍事等領域的發展都有了明顯的增長和提高。

隨着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也越來越高，中國成功引起了頭號霸主美國的關注。

敏感又霸道的美國擔心強勢崛起的中國搶奪其世界第一強國的地位，開始了對中國在政治、軍事、經濟、科技的全方位打壓，妄圖藉此遏制中國的發展，保住美國的霸主地位。

雖然美國費盡心思想盡一切辦法打壓中國，但現實卻讓美國很失望，中國不但沒有因為打壓被遏制，反而發展態勢一片向好。中國在改革開放四十年後，創造了舉世矚目的奇蹟。2021年，中國GDP突破110萬億元人民幣，穩居世界第二。

其中值得關注的是，中國在數字經濟領域的發展，也走在了世界的前列，“發展數字經濟意義重大，是把握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新機遇的戰略選擇”。

這些年來，中國深入實施網絡強國戰略和國家大數據戰略，建設數字中國、智慧社會，數據業發展取得顯著成效。具體來看，數據規模全球領先、數字技術賦能實體經濟提質增效、數據業拓展經濟增長新空間、數據助力公共服務水平不斷提升，同時在抗擊疫情數字社會治理、第三方支付數字金融方面也遙遙領先。

這個優勢地位來之不易，中國是彎道超車，抓住了一個新行業發展的歷史機遇？

還是説中國只是暫時領先，全球數據業發展即將迎頭趕上？

抑或數據要素本身只是一個偽命題，這其中還有很大的不確定性？

以上這些，都在《第四產業》一書中詳細展示和論述。

該書敏鋭地捕捉到，21世紀以來，隨着互聯網的普及，特別是過去10年移動互聯網的普及，我們所處的經濟環境、社會環境、創新環境，發生着遠超於人類歷史上一切時代的裂變，唯有“變化”才是“永恆”、唯有“不確定性”方為“確定”。

農耕時代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工業時代的黑色金屬、機器鐵軌等傳統記號，在這個時代都可能並逐步演變為數據業“0”和“1”的代碼而存在。

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新一代信息技術與製造業深度融合，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進程加快，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不斷湧現，為中國農業、製造業發展帶來重要機遇，也為數據業作為一、二、三產後的第四產業獨立存在提供了強大支撐。這也讓我們重新審視新時代的李約瑟難題，數據業為什麼能夠在中國蓬勃發展，並擁有光明未來？

答案很明顯，龐大的用户基數、全體系工業的覆蓋、信息產業的飛速發展、基礎設施建設的巨大優勢、新型舉國體制的強大動員……都讓中國可能會彎道超車，以及與全球列強坐在數據業談判桌上平靜交流。但是，這其中的一個基本判斷是，數據要素作為一種新型生產要素，絕對不是偽命題。

從認識論視角，數據本身藴含很多信息、知識、規律甚至價值；從方法論視角，數據要素具有獲得的非競爭性、使用的非排他性和源頭的非稀缺性等獨有特徵，對其他生產要素進行數據化，併為其他生產要素在數字空間進行“孿生”實現賦值、賦能。該書認真對數據本質進行探析，也對數據引致深刻變化的底層邏輯進行深入思考。

《第四產業》書中富含跨領域、跨學科、跨行業的頭腦風暴，體現了諸多不落俗套的創意和化凡為奇的良機。閲讀中，可以不斷實現在傳統產業思維框架下的衝突、顛覆、解構和重塑。處在這樣的多元複合結構下，讀者很容易做到“見字如面”“認知則喜”，也會產生很多“原來如此”的感概。

當然，《第四產業》也不是一味的捧場和諂媚數據業作為第四產業的光明未來。書中清醒的提出，數據業發展為現行國際治理體系帶來了巨大挑戰，以及底層硬件“摩爾定律”失效危機、數據處理需求和能力之間的矛盾、數據安全隱私保護等等問題，都不容忽視、不容迴避，還需採取積極措施應對。

這些問題處理不好，數據業發展仍存隱憂。當然，在具體措施和應對方案方面，該書只是提出了方向指南，如何做得更好還需要從政府、企業到每個數據業從業者認真開展理論探析和實踐探索。

在看似產業發展停滯的邊界處，我們肯定不能踟躕不前、扼腕嘆息，而是邁開腳步、突破邊界，張開雙臂去迎接前方的“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機遇。

這方面，《第四產業》描繪出了新圖景。